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 《黨史博覽》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 閻長貴　《黨史博覽》 2004年第07期「高炬」不是江青 「高炬」是1966年5月8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文章的作者,是一個筆名,其意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意思。不過這只是一種說法,其實,也可理解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火炬」,高舉「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麼意思?這隻有選擇和決定用這個筆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然而,這個筆名究竟是誰的?同誰有關?多年來,在黨史界、文藝界,絕大多數人說是江青的筆名、化名,或者說和江青有關。茲舉幾例。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68頁上記述： 《解放軍報》8日以顯著地位發表江青秘密組織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上記述： 5月8日,《解放軍報》以顯著地位發表江青寫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江青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上記述： 5月9日(按:應為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略)。 《中國1966年—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頁,除了講到「高炬」(江青化名),還指出「高炬」的名字並非5月8日第一次出現,它寫道： 4月25日,《解放軍報》刊登高炬《影片〈兵臨城下〉是一株宣揚修正主義思想的毒草》,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寫作人員組成的高炬——高舉鬥爭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頁上寫道： 5月8日,江青在《解放軍報》發表由她組織寫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類似的說法還可以舉出不少。看來,「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筆名),或同江青有關,這是「鐵板上釘釘」,毫無疑問的了。然而,事實究竟怎樣?應該說,現在辨證清楚這個問題也不難,因為當事人或知情人很多都在,若再過幾十年,那就難了。 「高炬」(及其文章)和江青毫無關係,也不必執意這樣說。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的說法,就是1966年4月10日,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提出來的,亦即江青提出來的。然而,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及其署名「高炬」,又確確實實同江青無關。這是真正的知情人講過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說：「5月8日,《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統一部署、審定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何明),何明是關鋒的筆名……高炬的文章是《解放軍報》編輯部寫的,臨時用了這個筆名,乃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意思。有的書上說這是『江青的筆名』,或說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寫的』,都不正確,當時江青還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穆欣說法符合實際。只是有兩點不夠確切,一是所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而5月8日尚未經中央公布正式成立,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統一部署、審定」云云,似值得進一步斟酌,是否應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二是所謂「臨時用了」高炬這個筆名也不確切,如前所說,4月25日《解放軍報》就發表過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我問過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他1966年5月初住進釣魚台,應該說,他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寫作和發表過程,他也說「高炬跟江青沒有任何關係」。 總起來說,對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的高炬《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的文章,再不要「以訛傳訛」了,還它一個簡單明白的本來面目吧! 江青沒有參加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再說江青和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具有標誌性的會議,它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林彪發表了大講「政變」的「五一八」講話,等等。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在外地,沒出席會議。這次會議江青是不是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文化大革命」簡史》、《江青傳》、《史無前例的年代》(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等書,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負責人76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看來,江青參加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也是毫無疑問的了。然而事實並非這樣。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江青當時還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到北京。」那麼,為什麼這些有權威,或沒有什麼權威的書,都說江青參加了這次會議呢?是不是會議名單列有江青的名字,而她實際上沒有參加?當時江青身邊的好幾個工作人員(護士、廚師、服務員等)都可以提供證明。這件事我沒有條件查閱會議檔案,不知會議名單上是否真的列有江青的名字。但是,江青確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我覺得,對這件事情,也不要再「以訛傳訛」了。 江青1966年7月20日回到北京,就和陳伯達、康生等人,接連不斷地到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廣播學院等校煽動「文化大革命」之風。8月初參加進一步全面發動和更進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8次接見紅衛兵,江青都參加了,從有關材料看,12月份,江青不是接見這個造反派,就是接見那個造反派,加上我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任她秘書的親身經歷,可以認定：從1966年7月20日到1968年1月,江青沒有離開過北京。其後,即1968年1月以後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僅就1967年來說,整整一年,江青沒離開北京一天,這是江青隨毛澤東1949年3月進北京後,很少見的,可能是絕無僅有的。［閱註：楊銀祿說：從文革開始，到九大，江青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北京。］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樣?據在她身邊工作十幾年的同志講,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個月。每年過了國慶節(有時國慶節前)就到廣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從北戴河回來,過了國慶節,又去南方,像候鳥一樣,幾乎年年如此。唯獨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裡也沒去。對此,周圍的人都看到了,其中原因,很費思索。但是,這一點我記得很清楚。我當江青秘書整整一年,沒和她乘過什麼專機,坐過什麼專列,也沒見到過她在外地的豪華住處。江青在1967年,除了到人民大會堂、工人體育館等處開會,會見什麼人,其住處就是釣魚台11樓和中南海豐澤園「兩點一線」。大概是1967年6月份,江青身體不大好,我們工作人員都勸她,工作不要太緊張,要注意勞逸結合,要注意休息。當我有一次這樣勸她時,她跟我說:「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時間,還說,不要以為離開你地球就不轉了。你看,這麼多事,我怎麼走啊!」說實在話,當時我真想江青到外地去一段,這樣我也可以跟著乘乘飛機,到什麼地方去看看;而我雖然參加工作五六年了,還沒怎麼離開過北京,更沒有資格和條件乘飛機了。可是,江青在1967年就是一步也不離開北京。 1967年,江青的主要活動 據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講,在1967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許多。在過去,她常要工作人員陪她打撲克。她打撲克只能贏不能輸,如果遇著強的對家,如不讓著點,江青就可能輸,但讓又不能露出破綻,露出破綻她也發脾氣。汪東興、張玉鳳、徐濤、吳旭君等任顧問,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的《毛澤東遺物事典》說:「江青打撲克的興趣甚濃,但缺乏應有的牌場風度,動不動就摔撲克,發脾氣,弄得與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澤東就此規勸過江青,無奈收效不大。」這可能是事實。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愛養猴子、養狗,說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實於主人」等等,往往在廣東買,帶到北京來玩,玩膩了,就送給動物園。這些事,在1967年,我都沒見過。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機要秘書》中記述:不知是刮的什麼風,這天下午,江青又眉開眼笑叫小閻:「你跟我到健身房裡,幫我做點事。」 這個健身房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大,明亮寬敞,設備豪華。……釣魚台有沒有這樣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以後,即我去給她當秘書以前和被她趕走以後,她是否到這樣的健身房活動過,我不知道,我也沒調查了解過。但說1967年江青帶著我到這樣的健身房活動過(包括說她和其他人活動過),純粹是瞎編。 江青在1967年「工作」和開會之外,還有些什麼業餘活動或娛樂活動呢?據我看到和親身經歷的,就是看戲、看電影。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個別時候也在天橋工人俱樂部),不斷地演出「樣板戲」,江青經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為她演的。不論在釣魚台住,還是在中南海豐澤園住,晚上只要不開會,她都要看電影,據說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衛員和護士有個任務,就是挑電影。每天午飯時,要寫幾個電影片名送給江青,由她選定一部,再告訴有關部門送片子和放映。在釣魚台,是在17樓放映廳看,有時請陳伯達來,有時請康生來,有時請戚本禹來,有時把他們(或更多幾個人)一起請來。如果沒有這些人來,就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她看。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國片子,還有香港的,外國片子並不多。就內容來講,實話實說,沒有什麼黃色的。 順便說一下,「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單位——從基層單位到高級單位的舞會,都作為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或者說,面對著紅衛兵造反派的行動也無法舉行了,唯獨在中南海為毛澤東舉行的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化裝者多為軍隊文工團的女青年),還有著名京劇演員如譚元壽、馬長禮等的清唱,等等。其名義是讓毛澤東休息休息。這些活動江青常參加,總理有時也參加。我不會跳舞,只能坐在那裡看。 1967年,江青反覆說她是「政治化了的人」,從她實際的行止和表現看,也確確實實像個「政治化了的人」。江青是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搶頭功,以便職務和地位進一步攀升,這也可以說是她的政治野心—須知當時她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總之,1967年是江青竭力往上爬的一年。從後來的情況看,江青這個目的是達到了。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製造出來後,康生、陳伯達等人,把揪出王力、關鋒、戚本禹,都說成江青的「功勞」。1969年4月在「九大」上,江青不僅擠進了中央委員會,而且擠進了政治局,從此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