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偶像練習生》看「養成」究竟是什麼

愛奇藝推出和過往風格完全不一樣的《偶像練習生》，表現出目前互聯網時代下綜藝垂直化的特點——推崇圈子文化，注重女性群體。與「超女快男」時代的草根選秀相比，《偶像練習生》選用的養成型模式或許更契合當下的娛樂環境和消費環境。《偶像練習生》用一種拍攝「真人秀」的方式，記錄了一場練習生的選拔。競賽模式符合中國傳統考試規則，其中的「養成」是區別過往選秀和追星模式關鍵元素。這裡面，不僅涉及了互聯網環境對電視綜藝和傳統追星模式的衝擊，還囊括了這十幾年來女性在社會角色上的轉變。

《偶像練習生》中，每個等級成員所穿的衛衣顏色不同。造星模式的衍變2004年，《超級女聲》選秀開始。那句「酸酸甜甜就是我」，將甜美系女孩張含韻推到大眾面前，成為當時的超級偶像。而同一屆的冠軍安又琪，唱火的第一首歌《你好，周杰倫》，歌詞里呈現的，則是對周杰倫濃郁的粉絲心態。選秀節目初期，這些選秀明星保持著身上的「草根性」，前者是無害的鄰家女孩，後者則和大家一樣崇拜著另一個超級巨星。2005年是《超級女聲》最為瘋狂的一年。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都是出自這一屆。這一年的李宇春，將中性風帶入大眾視野，超高的人氣將她送上冠軍的寶座，很多人第一次認識到，女性可以以這種形象出現。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和草根向偶像進階道路的明晰同時發生。各種類型（初期的風格是自我決定的）的女生走到熒幕前向觀眾展示自己的聲音和舞台魅力，她們受到粉絲的瘋狂追捧，這種追捧意在將其身上的草根性去除，將其與普通人的距離拉開，從而成為真正的明星。13年之後，互聯網拉近了一切距離，包括偶像與粉絲。去草根化的追星模式逐步被「養成」這種造星模式所替代。粉絲的權力不僅僅是比賽期間自下向上的投票，而擁有了某種類似「主人」的權力。《偶像練習生》清晰地展現了目前這種「養成」的造星模式。「練習生」的概念在日韓已經深入人心，在中國對於大部分普通觀眾來說還是陌生的。簡單來說，「練習生」就是在成為偶像之前的狀態，除去偶像本身藝能需要的基本功訓練，還要學會如何與媒體、粉絲交流。

蔡徐坤《偶像練習生》中，有已經出道的人，也有成為練習生十天到兩個月這種新生。這種身份設定在節目播出的第一天就展現出來，標籤性越強的人，就越能被人記住。比如被「眾星捧月」的蔡徐坤，比如生澀軟萌的來自台灣的陳立農，比如在《中國有嘻哈》中已經被一些觀眾熟悉的rapper小鬼。對於這100位練習生中收穫鏡頭青睞的臉龐，他們的人設已經樹立。

陳立農「養成型偶像」與「真人秀」的交叉點，在於「去人設」的環節。養成型與傳統造星模式的區別在偶像與粉絲的權力關係。「養成」的概念里，粉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去「追星」，就像《偶像練習生》之中所提出的「全民製作人」的概念，粉絲成了造星初期的重要力量，與經紀公司、練習生形成相互捆綁的三股力量。從而粉絲所期待的偶像形象與經濟公司所打造的人設形成了某種對抗。「去人設」是開始養成的前提。而「真人秀」更好理解，其本身就是為了滿足觀眾對於公眾人物私人生活的一種窺私慾的滿足，「去人設」是開始窺私的前提。我們可以在《偶像練習生》中看到，舞台上的練習生們私下一張張青澀偶爾冒痘的臉，唱歌時的走音，練舞時的笨拙，失誤之後的懊惱，面對導師畢恭畢敬的態度，以及對於舞台的渴望，這些舞台之下、偶像之前的細節，是打造人設最好的基礎。

相較於台上的濃妝，練習生們私底下青澀的一面，更具親和力。與13年前《超級女聲》的選秀選手們相比，《偶像練習生》的練習生們總體上來看，無論是在作為偶像的基本素質和比賽範圍，都已經脫離了過去的「草根性」，「養成」模式和真人秀的拍攝模式成為彌補練習生與粉絲距離感的方法之一。最終，偶像的形成就在去人設和立人設之中誕生。如果說《偶像練習生》的節目形式把握住人設的微妙之處，那麼它的賽制可以說是這個社會機制運行原理的反射了。先是100位練習生自我評級。從A等級到F等級，每個人對自己做一個評價，然後再由五位導師進行再評級，通過階段性的測試再有等級上的流動，比如有評級為A的，掉到了D，也有F的，升到了B。它不僅分級，還將每個級別成員的衣服顏色區別開來。等級最高的A級成員穿粉紅色，B級穿藍色，到了F等級，就是灰色了。練習生的制度，是東方傳統的考試製度的縮影，它也存在於社會各個行業各個人群之中。練習生們選擇的這條路，是成為一個偶像，而不是他自己，這也就意味著最後呈現出來的要讓「全民製作人」滿意，要讓「市場」滿意。但僅僅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練習生》似乎和過去的選秀節目並無二致。但如果將傳統選秀節目與《偶像練習生》放在一條線上從粉絲的權力角色來看，可以發現以女性主體的粉絲掙脫了過去的一種「卑微感」。

練習生以讀信的方式，與粉絲互動。「圈子文化」與「她經濟」《偶像練習生》並不具備「超女快男」時代的全民性，事實上，互聯網提供給全民觀賞和表達平台的同時，強調的是垂直與分流。與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傳統選秀節目相比，近幾年的選秀節目強調的更多的是「圈子文化」。而《偶像練習生》這種慢火細烹式的「養成式」男團，在大眾娛樂面前略顯單薄。只是在以互聯網為主要傳播載體的當下，「圈子文化」有著更強的穩定性。而「圈子文化」將受眾窄化之後，藉助微博、社區和直播等方式，粉絲與偶像的關係的聯繫更加緊密。這種圈子文化的小眾和緊密也推動著養成模式的成熟。

成員個人的直拍點擊量排名（截至2月9日），是粉絲競爭的項目之一。處在「圈子文化」中的女性粉絲體驗到一種全新的男女模式。她們所幻想完美且忠貞的男性出現在他們面前。在這個「圈子」里，她們不再處於傳統的「被利用」和「被欣賞」的位置，而成為了一個審視者，一個手握「粉絲權力」的人。如果說古老的婚姻制度是男性對於女性的佔有，那麼在這種「圈子文化」里，偶像與粉絲的親密關係，則是後者對於前者的集體佔有。2007年，「她經濟」作為漢語新詞被教育部公布。「她經濟」代表著女性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下，所拉動的對應消費領域的增長。女性的消費習慣也開始發生變化，從家庭消費轉向個人消費，越來越多的廣告也強調著女性要「愛自己」，「對自己好一點」。經濟獨立讓女性越來越關注自身，她們開始意識到過去的不平等，並極力想掙脫這種不平等。但遺憾的是，男女平等、男女平權的路依然漫長。女性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提高，但她們的「思想覺醒」與「現實不平等」的矛盾被消費主義利用起來，一如《超級女聲》覺醒的女性自我意識那樣，更大範圍的女性粉絲自我意識的覺醒和這種矛盾被來自父權社會規訓的網路社會和消費社會轉變為「養成」權力的主人。這些年輕甚至可以被稱為「小孩」的練習生，養成式中已經成功的TFboys組合，甚至近段時間風靡的養成遊戲《青蛙旅行》、《戀與製作人》——這些養成型的女性心態既從屬於女性的本能，又是前文中提到的「思想覺醒」與「現實不平等」的錯位。這些沒有攻擊性的偶像，這些青蛙，這些虛擬的男朋友們，絕對服從著女性作為「母親」、作為「妻子」的角色，但這種將「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的父權制的調轉，本質上是虛擬的，甚至是父權制所操控的幻覺。

當《偶像練習生》遇上《青蛙旅行》。圖源@愛奇藝偶像練習生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談到女性愛情時，提及了這其中的「利他主義」。「當危險迫在眉睫，母親會用自己的身體俯在孩子身上，當獵人出現，母鴨會把他們從窩邊引開。而這就是愛，這是崇高的、本能的、女性的。」這種屬於女性的愛從分娩那一刻開始就暗藏了一種「自我犧牲」，女孩可能在很小的時候就如法炮製起這種自我犧牲精神，受這種母親影響的女孩長大後，很有可能繼續這樣的自我犧牲。這種專屬於女性的自我犧牲與粉絲對偶像的情感重疊起來，成了我們所說的「養成」。在這場「養成」里，去人設和立人設同時進行。《偶像練習生》里，一位選手在於母親通電話時，他的母親覺得節目組把自己的孩子弄得有些陰柔，選手笑著說自己在這群人中已經是能排進前十的爺們兒了。

《偶像練習生》安排成員給家人打電話。從李宇春掀起的「中性風」浪潮到如今女明星們都願意嘗試「攻氣十足」的造型，但像SNH48這樣的少女組合里，強調的是甜美可愛和無害，這是男性習慣的女性氣質。這符合波伏娃關於女性氣質的說法——「有太多女性念念不忘女子氣質所帶來的種種優待，同時又有太多男性樂於見到女子氣質強加在女性身上的種種限制。」然而在針對女性粉絲的男團里，男性氣質反倒被最大程度地削弱，「糖果系男孩」，妖媚型花美男以及禮貌乖巧的大男孩成為男團的主力類型。他們大多集中在95年到千禧年之間，有著20歲左右男生天然的活力和稚氣，卻不見太多的叛逆。去男性氣質而保留男孩甚至偏女性氣質的原因，一部分是來自於女性的母性天性，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利他主義」的自我犧牲。讓偶像去除太過強烈的男性氣質而保留一種陰柔無害的狀態，能讓女性感受到安全的、捆綁式的、不會被辜負的自我犧牲。偶像不會談戀愛，偶像時刻會互動，青蛙兒子出去玩了會回家，還會帶手辦和明信片，這些沒有攻擊性、統治感的形象讓女性覺得安全。還有一部分原因，則是來自女性的母性天性下被規訓的父權意識。為偶像花錢的，對偶像有各種要求，這些行為似乎是將父權意識複製過來。當「養成」席捲整個網路、消費社會這些虛擬空間時，被合理化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比過去更高級、更現代、看似更平等的生活方式。女性看似在虛擬關係中處於一種統治地位，但其實質只是商業化包裝下的「位置消費」。所以，從13年前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女性，到13年後在偶像身上花了大筆金錢的女性，女性的地位真的提高了嗎？這究竟是女性對自身權力不滿的宣洩，還是一次將自己放置於虛擬空間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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