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 概述（三）

世界銀行發布時間:2009-07-31巨大的技術差異是否意味著既往的經驗不能為今天提供任何借鑒？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規模是否過大？放慢這些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情況是否會有改觀？較之於當時處於同等發展水平而今已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當今發展中國家是否應當對於生產和收入地區不平等問題更感憂慮？當今發展中國家是否比較容易融入世界市場，並彌補政治版圖分裂造成的劣勢？答案是否定的，本報告將對此予以解釋。市場塑造經濟走勢人類居住區的日益密集化、工人移民和企業的集中縮短了市場距離，減少了國家間因貨幣和風俗差異而導致的分割，從而對經濟的成功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種沿著密度、距離和分割三個特徵進行的空間轉變在日本、北美和西歐表現的最為突出。對北美、西歐和東北亞而言，人口和生產的快速頻繁流動有助於他們以不及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創造四分之三的全球總產值。同樣，集聚、移民和專業化等市場力量以差可比擬的規模和速度改變了當今世界最成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走勢。在以往的兩個世紀中，蓬勃推進的城市、迅速流動的人口和生氣勃勃的貿易促進了當今發達國家的發展。今天，這些市場力量正在為發展中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區注入發展的新鮮血液。集聚經濟沿321國道從四川省成都到廣東省深圳的旅程，是一段經濟發展的旅程。長途旅行的流動工人離開了家鄉。但是他們幫助家庭擺脫了貧困，推動中國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東移後，他們將收益菲薄的農田留給別人。而他們，則跨入了「集聚經濟」的王國，在那裡，他們生產出更高的收益。深圳對青年工人富於吸引力，深圳的800萬居民中，90%屬於工作人口。深圳專門生產電子產品，生產規模極大。2006年，深圳的出口額超過了印度，成為世界上第四大最繁忙的海港。自1979年深圳被劃為經濟特區以來，在集聚、移民和專業化等市場力量的驅動下，藉助於其毗鄰中國香港的地理優勢，深圳一躍而為中國增長最快的城市。在印度，這一傳奇再次上演。1990年，斯克里伯魯布德以拉吉夫·甘地總理的遇難地而聞名。2006年，甘地總理遺孀索尼亞·甘地在這裡目睹了諾基亞第2,000萬部手機的誕生。[6]而年初工廠才剛剛投入生產。儘管沒有深圳令人艷羨的行政地位優勢，也沒有深圳雄厚的基礎設施背景，斯克里伯魯布德仍在朝著國內、乃至地區電子產品中心的方向邁進。關鍵在於斯克里伯魯布德靠近欽奈，如同深圳靠近中國香港一樣，地理優勢是其增長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1965年突然獨立時，新加坡既不繁榮富庶，亦非太平盛世。恰恰相反，新加坡夾在兩個被殖民戰爭拖耗的滿目瘡痍的國家，即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貧民區的經濟公寓中。1980年，新加坡實現了工業化，集中生產電子產品，這和當前中國深圳頗為相似。到1986年，新加坡已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和東南亞的金融中心。在發展進程中，新加坡規範土地市場，建設高效的交通基礎設施，實施政策干預改善住房條件，從而清除了其貧民區。繁榮的經濟溢向鄰國馬來西亞，藉此東風，馬來西亞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經濟也繁榮起來了，反過來又為湧入馬來西亞從事建築業和服務業的200多萬印度尼西亞人提供了機會。新加坡商人在亞洲各地飛來飛去，促進了比深圳和斯克里伯魯布德更遠的地區的經濟增長。新加坡，這個被亞洲某鄰國總統揶揄為地圖上的「小紅點」的國家，[7]成功地轉變為一個與周邊國家融為一體、並且超越了前殖民國英國的國家。（參見地圖2）

新加坡、深圳和斯克里伯魯布德展示了在大小不同的城市和國家裡，生產的規模經濟、勞動和資本的流通及運輸成本的降低是如何協同作用實現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的。他們是經濟的發動機，在實現經濟繁榮和成功脫貧的活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也因此，在最富盛名的經濟學著作，即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他們當之無愧地成為前三章的主題。斯密強調的規模經濟可以分為三類：公司內部規模經濟、同行業同地區規模經濟和大範圍城市地區的規模經濟。?1999年，斯克里伯魯布德人口不足17,000，但足夠 Hyundai在此建設一個大型工廠。2006年，該鎮為Hyundai生產了第100萬部轎車。基礎教育和健康服務、毗鄰港口和基礎設施，這就是實現工廠層次規模經濟所需要的全部條件。事實證明，造船業等重工業的內部規模經濟很高，而服裝業等輕工業的內部規模經濟不高。小鎮有足夠的工人滿足大型工廠的工人需求和工作要求。因此，斯克里伯魯布德這樣的小鎮完全能夠推進內部規模經濟的實現。?深圳經濟特區的面積僅為300平方公里，人口卻將近300萬。可以說，深圳是蒸蒸日上的電子產業之鄉。深圳熟練和半熟練青年工人的供應穩定，而且為保證城市能夠提供工業需要的人才和技術，特區加大了投資力度以提高教育水平和推進技術研究。它的海港輸入直接生產投入資料並輸出最終產品。這裡，人們共享一流的集裝箱港口和會議中心等昂貴的基礎設施；這裡，工人被分配到因業務擴張而創造了更多工作機會的公司里。深圳已是一個迅速擴張的金融中心，儘管如此，毗鄰中國香港的地理優勢仍為深圳提供了金融機會。多方生產投入資料供應者爭奪客戶的競爭降低了成本。在地方化經濟（經濟學術語）的形成上，深圳地區更勝一籌。?新加坡經歷了這些發展階段，現在已是世界頂級商業中心。通過穩定的經濟環境、暢通的運輸環節、適居性和高效的金融服務，新加坡為整個亞太地區提供服務。這些服務為從船運業到製造業、到教育、再到金融業、保險業和房地產業等廣大領域的工業所使用。不到500萬的人口擠塞在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2006年，其出口額為3000億美元，這與面積為1,600萬平方公里的俄羅斯聯邦不相上下。新加坡的多元化促進了共享、配備和學習，形成了經濟學家所說的城市化經濟。在許多國家，城市和鄉鎮共存共榮，相得益彰。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約有1,450萬居民。距離里約市不遠的沃爾特雷東達，起初只為滿足拉丁美洲最大的鋼鐵廠巴西鋼鐵集團的需求而提供商品和服務。距離里約市大約15公里的Duque de Caixas要滿足石化工業的生產需求。多元化的里約熱內盧大都市大約擁有600萬人口，為周邊地區提供金融服務。和聖保羅等其他大都市一道，里約將巴西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區乃至世界聯繫起來。這種模式如此普遍，簡直是城市經濟的法則。居住區的功能和繁榮密切聯繫，不可分割。工業化地區與其農業前驅迥然相異，這是因為工業化地區的生產更加集中，也更加專業化。最大的城市最適合開拓新企業，較小的城市更適合已經穩定的企業。農業的播種和收割必須同地進行，而工商業卻無此桎梏。交通運輸和通訊成本的降低允許公司播種和收割的地理空間分離。人們可能在大城市進行產品的設計和融資工作，而在小城鎮進行產品的生產。隨著公司調整自身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條件，地方不得不履行不同的功能，否則難以避免衰退的風險。土地，這一最不流動的生產投入，必須在不同的用途中靈活轉換。臨近海洋和河流可能是某地成為定居點的原因，而土地市場的靈活程度則是該地增長速度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政府可能並不善於甄別可能繁榮的地區，但政府行為的高效與否，如制定規章制度、建設基礎設施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干預，將決定整個鄰區繁榮的步伐。地區的大小因集聚經濟的類型而異。功能遠比規模重要，但一般情況下，遠離經濟密集區會降低生產率。在巴西，將距離拉長一倍，生產率將降低15%，利潤將降低6%。完善的基礎設施有助於拉近經濟距離。然而在發展中國家，工人和企業家拉近距離最自然的方式是集中。向毗鄰利益區移民集聚經濟吸引人口和金融。今天，為獲取獲利機會，資本常常遠距離迅速流動。人口也流動，但較之於資本，更多的是流入附近的集聚區。一旦有工廠和人口流向某個地方，其他工廠或人口就會接踵而至。?在迅速增長的經濟體中，地方將迅速走向密集化， 這主要表現在城鄉移民加快，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1970-1995年期間，隨著經濟的增長，韓國城市人口的比例翻了四番，增至82%。而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新增的人口中，一半以上來自移民。?工人流向國內經濟繁榮的地區，從而拉近了與市場的距離。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印度約有300萬人口從比哈爾和北方邦等落後州區流向先進地區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富庶的旁遮普省。較之於印度，越南面積很小，然而同期越南國內移民達到400萬人次。?國際上，區域移民是勞務流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鄰國之間的移民相當頻繁。對毗鄰區域而言，象牙海岸、印度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曾經是最理想的移民目標國。德國、義大利和英國仍然是名列世界前10位的移民輸出國。但是，區域間移民滯緩。世界的67億居民中，在出生國以外地區生活的人口不足2億。每年移民發達國家的貧窮國家人口僅有200萬，其中半數移居美國。儘管發展中國家人口移民盛行國家帶來的收益相當可觀，移民的數量卻鮮有可能繼續增長。[8]國際移民一度非常盛行：移居美國、澳大利亞和南非等新大陸的歐洲移民高達歐洲人口比例的20%。今天，移民速度緩慢下來了。2005年，只有50萬中國人移民國外。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移民卻加速推進。儘管受到種種限制，中國國內的移民數量仍然超過了1.5億人（參見地圖 3）。在巴西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移民城市的農村人口將近4,000萬；即使今天，青年工人移民的數量依然不容小覷（參見地圖4）。活躍的內部移民並非新生事物。1820-2000年期間美國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美國人為自己贏得了最喜歡流浪民族的聲譽。20世紀60年代，當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位時，其國內移民的浪潮也臻至頂峰。

儘管東德採取了積極的地區發展政策，仍然有170萬人（女性居多）移居西德，這促進了收入的平等化。俄國自向市場經濟過渡以來，公司和居民選擇在更適合生產的地方發展。100多萬人口（約為居民總數的12%）離開西伯利亞、俄國北部和遠東地區，移民俄國西部地區。西非通過制度內合作維持勞動力的區域流動。但是整個非洲大陸區域一體化程度較低。非洲人，尤其是技術熟練工人，已經離開大陸，到北部尋求和爭取更高的回報。世界其他區域展示了如何處理這種高素質人才外流問題。受過教育的工人向熟練工人聚集區集中。這對兩地而言是個雙贏結果。但是，如果移民因某地安全無保障、基本服務不到位而移民，移民者受惠，而對國家並非總是幸事。吸引移民優於推進移民，但二者均難以停止或放緩。決策者逐漸意識到問題不在於如何阻止人口流動，而在於如何阻止不合理原因導致的流動。中國的發展歷程闡釋了移民的利益。除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短暫階段，中國妥善處理移民事務，授予移民權利，給予移民尊重。[9]中國國內移民政策曾經搖擺不定，但是目前，中國政策從限制移民轉向為移民們提供基本的生活服務。這些政策正在取得成效。隨著百萬計的中國移民湧入沿海地區，5,700萬海外華人中，許多人也將資金和技術帶到了這裡。國內移民和國際移民同步進行，這並非偶然。20世紀上半期，為逃避國內的戰爭和惡劣的環境，許多中國人離開中國到世界其他地方尋求發展機會，然後，在20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他們帶著資金和技術回到沿海地區，這就是中國東南部地區的「財富迴流」，從而為該地區經濟實現與美國東北部經濟的分庭抗禮帶來了希望。（參閱地理變遷：克服北美洲的距離困難）。沒有人口的流動，國家也就富裕不起來。事實上，人們的流動能力是衡量他們經濟潛力的良好標準，流動的意願似乎也是衡量他們進取意願的標準。政府應當推進勞動力流動。獨立後的幾十年中，印度將移民視為「被遺棄的印度人」。20世紀90年代這種態度發生了轉變，受此鼓勵，海外印度人對班加羅爾和海得拉巴等偏遠地區與世界市場拉近距離作出了貢獻，這類似於十多年前海外華人對上海和廣州的貢獻。交通運輸和通訊成本的降低對此大有助益。專業化程度和貿易隨成本下降而加強交通通訊成本在上世紀、尤其是上世紀下半期迅速下降。20世紀70年代以來，鐵路貨運成本降低了一半。儘管能源和工資成本增加了，公路運輸的成本仍然下降了40%。而世界航空貨運的價格則跌至1955年水平的6%。不定期船運服務的價格也跌至1960年水平的50%。1931年，紐約和倫敦之間的三分鐘電話費幾乎高達300美元，而今天，打同樣一個電話只需要幾分錢。隨著國內運輸成本的降低，國內經濟生產的分布似乎應該更加平衡；隨著國際交通通訊成本的降低，與偏遠地區國家的貿易似乎應該更加頻繁。事實恰恰相反。運輸成本的降低與國內經濟的集中並駕齊驅。過去三十年中，出口在世界總產量中的份額翻了四番，增至25%，國家與所有貿易夥伴的貿易更加頻繁，儘管如此，與毗鄰國家的貿易往來變得更為重要。為何如此？答案在於生產和運輸中規模經濟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參閱第6章）。生產成本的降低為更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提供了契機，從根本上改變了公司的地理位置和貿易的性質。運輸成本較高時，公司不得不設在距消費者較近的地區。運輸成本的降低有助於實現內部、地方和城市規模經濟，將產品運輸到消費者所在地。國際上亦是如此。由於運輸成本不菲，英國只以合理的成本進口那些自己不能種植或生產的產品：以英國的紡織品和瓷器交換印度的香料和阿根廷的牛肉。隨著運輸成本的降低，英國進口更多的香料和牛肉。而英國與法國、德國的貿易往來也更加頻繁，以蘇格蘭的威士忌交換法國的葡萄酒，以英國的艾爾啤酒交換德國的啤酒。滿足多樣化需求的貿易加入並迅速超越了滿足基本需要的貿易。[6]Mukherjee 2007.[7]Koh和Chang 2005.[8]de Blij 2005.[9]Khanna 2008.國研網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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