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進步」只能來自理性個體

與哲學教授翟振明談完一席話，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討論談及了一個具體的人（雖然他已經被符號化為「范跑跑」），而他暫時不在場，這讓我覺得不安——儘管自動成為公眾人物的新聞當事人是不能豁免於被議論的。於是立即想到了，也許我們應當試圖找到他，讓他得到發言的機會，保持這個平台和話題的開放性。

當然，這裡需要釐清的一點是，並不是對每一位新聞當事人都有必要機械地遵循這一原則。如果那樣的話，媒體恐怕早就門庭若市，水泄不通了。對於那些惡意炒作的，那些在公共輿論當中以人身攻擊取代說理的人，媒體恐怕有責任建立「防火牆」，避免他們欺騙和傷害公眾。

在此意義上，也許把「道德進步」的坐標放置在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時間軸上是更有價值的。今天，我們追問地震親歷者范美忠相較於五年前有何新的道德認知，我們檢討自己當年稱呼他為「范跑跑」是否帶著一種娛樂至死的狂歡？

顯然，被稱為「范跑跑」的范美忠不屬此列。據當年媒體報道，「范跑跑」在日常生活中還是一位有些理想主義和道德追求的人。儘管范美忠為自己辯護講的是「歪理」，其觀點仍相當有代表性。不少活躍於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也常常割裂或混淆「政治道德」與「日常道德」，在他們那裡，政治講不講道德成為了唯一的道德要求，甚至是日常道德是否存在的先決條件。

而主張價值理性的道德哲學家可能不會同意給予政治道德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他們那裡，如果有人提出一種政治綱領，宣稱在這個綱領下，所有不兼容的價值都能同時得到滿足，那麼他們就會用理性分析的方法揭示其虛幻性。在主張價值理性的哲學家看來，一個允諾所有人嚮往的貌似整全卻隱藏內在衝突的綱領，也許能喚起民眾一時的熱情，但由此帶來的失望，也是最具毀滅性的。

既然分歧如此根深蒂固，還不如如實呈現，留待網民讀者自行評判辨析。因此，讓「范跑跑」說話是符合公共理性精神的。然而，當我在微博上發出本專題即將採訪「范跑跑」范美忠的預告時，一種不允許人說話的聲音出現了，他們質問：「媒體何必一定要給他們提供平台。這樣的討論能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甚至不乏人身攻擊的話語，攻擊你這個「一向公正」的媒體人怎麼「墮落」了。

這樣說話的人，預設了一個前提，媒體所提供給公眾的，就一定是「道德正確」的，而「分歧」當中的「道德不正確」是不該被公眾看見的。也就是說，部分受眾期待媒體充當這個道德評價的裁判、守門人，他們負責提供道德的「最高級」的東西。如是一審視，不知道親愛的讀者朋友們是否驚出了一身冷汗？你居然把道德評判的權利交給了媒體，居然指望媒體給你提供天然道德正確的價值觀？如果是這樣，網民讀者是不是太看低自己了呢？在這樣被強行賦予的「權力」面前，多數新聞工作者、評論員恐怕會惶恐不安到難以繼續言說：這是上帝的角色，誰能擔綱？

人們總是期待一種來自他人的啟明之光，卻不太願意運用自己的理性作出判斷。我們把自己的理性交付給了別人，我們不敢相信自己能夠對分歧有評價和判斷的能力。

在危機與無常面前，人的脆弱性總是特別容易顯現，而這個時候，依賴外力成為了一種近乎本能的選擇。人們期待媒體提供確定的信息和價值判斷，人們指望政府保障給予萬無一失的救援，人們希望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都結成一個「命運的共同體」。甚至於，人們假定「命運共同體」同時就是他們的「價值共同體」，這裡萬世太平，沒有歧見與紛爭，沒有怯懦與猶疑，只有「高尚的」人們手拉手，災難中的人類都是善良的天使。

然而現實並不如此，紛爭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記者們的職業表現被爭議著，紅十字會面臨著空前的信任危機，官員們的報告和手錶也時時被檢視著……一本書名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的著作倒在樂觀地告訴你，由於暴力前所未有地降低，人類迎來了「道德進步」的歷史時期。

在危機與無常面前，同樣有一種聲音認為，災難喚起了人性的道德覺醒，敬畏生命的價值在生離死別的苦難中得以重申和救贖。但這些無不把「道德進步」建立在一個泛集體的維度上，它總是離不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唯獨預設了個體層面的觀照。

在此意義上，也許把「道德進步」的坐標放置在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時間軸上是更有價值的。今天，我們追問地震親歷者范美忠相較於五年前有何新的道德認知，我們檢討自己當年稱呼他為「范跑跑」是否帶著一種娛樂至死的狂歡？儘管我們可以自辯：因為別人都如此稱呼，我不如此稱呼，別人就不知我所指的是什麼事件了。

無論如何，處理道德歧見需要我們具備了解基本的道德情境和運用理性判斷的能力。當人們不允許一個自詡有著道德優越感的人說話時，不去與他辨析政治道德與日常道德的關係時，我們在面對分歧時已經選擇了逃避，就像人們把無數個「滾」字送給了紅十字會那樣選擇了懶惰。而懶惰，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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