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日本視角下的戰爭認識

周俊，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國際關係學博士在讀，專攻中國政治史，中日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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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都可邏輯自洽

近期，中國教育部要求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取代以往八年抗戰的稱呼。這則消息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戰爭名稱的選定不僅為歷史敘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與範圍，更體現了歷史敘事背後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因此可謂意義重大。同時，這種變化的影響還可能延伸至對外關係層面，特別是在歷史問題上存在爭議的中日關係。

關於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的爭議在國內的學術界已存在多年。八年抗戰史觀將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定義為抗戰起點，十四年抗戰史觀將1931年9月18日的柳條湖事變（一般稱為九一八事變）定義為抗戰起點。抗戰到底起於何時？理解這個爭議的首先要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國在展開局部抗戰的同時，也通過外交手段實現了局部的和平，或者稱為局部的妥協。當時的國民政府稱之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在實質上進入了全面戰爭。但是，中日兩國各自基於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主要是考慮第三方國家的介入與軍事援助問題，雙方都沒有發布國際法意義上的宣戰布告，中方正式對日宣戰是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的1941年12月9日。這種複雜的局面自然就給後世的歷史學者留下了一定的討論空間。僅就學術意義上而言，八年抗戰史觀與十四年抗戰史觀都有足夠的史料作為支撐，在邏輯上也都可以自洽。換而言之，歷史事實是一成不變的，但對史實的認識、解釋、評價卻是處在變化之中的。同一史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解釋就會不同。同一史實，從不同的時代背景出發，解釋也會不同。

日本在史觀上複雜與多元

反觀日本對這場戰爭的稱呼與認識，則顯得異常地複雜與多元。一方面，這是思想市場與言論空間較為廣闊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條件），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的各種史觀處於一種相互說服的競爭狀態，也可稱做混亂狀態。日本在史觀上的複雜與多元狀態不僅會反映在日本的對外思想上，也會以歷史問題的形式直接影響日本的對外關係。因此，在討論中國抗戰史觀變化的同時，觀察日本視角下的戰爭認識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關於戰爭的稱呼問題，日本政府基本採用「之前的大戰」、「過去的戰爭」等說法，這在歷次內閣總理大臣的戰後周年談話中都有體現，包括2015年安倍晉三的戰後70周年談話。日本天皇則主要使用「之前的大戰」、「不幸的戰爭」等說法。也就是說，日本的官方主要採用一種模稜兩可的方式對戰爭進行定義，以獲取政治上的平衡。

在日本的輿論媒體界與學界，根據政治立場與歷史觀的不同，對戰爭名稱的認識差距非常顯著。按地域劃分主要有大東亞戰爭、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爭等。按時間段劃分主要有十五年戰爭、五十年戰爭、七十年戰爭、百年戰爭、昭和戰爭等。另外受歐美影響，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戰爭、日美英戰爭、遠東戰爭等稱呼。

各種戰爭名稱的內涵與問題

總體而言，日本的輿論媒體界與學界使用太平洋戰爭的頻率最高，歷史教科書也主要採用這一名稱。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的使用主要來自美國影響，起源於駐日盟軍司令部（GHQ）從1945年12月8日開始在日本各大新聞上連載的《太平洋戰爭史》。駐日盟軍司令部試圖通過太平洋戰爭史觀的歷史敘事，以獲得日本社會對處理戰犯問題以及民主改革問題上的支持，在當時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但是，這一稱呼在日本國內也受到了批評。主要問題有，一，戰場主要定義在太平洋，忽視了中國戰場與東南亞戰場的問題。二，戰爭對象主要定義為美國，忽視了中、蘇、英等其他交戰國的意義。也就是說，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幾乎就是美日戰爭的同義詞。這將導致中日戰爭與美日戰爭之間的因果關係被忽視，同時，中日戰爭中日本的加害者角色也會被美日戰爭中日本的受害者角色所取代，戰爭責任會因此而模糊。實際上，這正是日本在歷史問題上頻頻犯錯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派偏愛使用大東亞戰爭這一名稱，試圖對戰爭進行美化、正當化的處理。大東亞戰爭這一稱呼在1941年12月日本的大本營會議與閣議中首次確定，聲稱日本為了解放亞洲而驅逐歐美勢力，通過聖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1945年日本投降後，駐日盟軍司令部曾明令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但在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生效後，該命令失效，同時，日本政府至今也沒有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因此這個稱呼獲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間。近年，也有日本學者從學術意義上主張採用大東亞戰爭一詞，主要的強調歷史研究的同時代性，認為大東亞戰爭是歷史上日本政府正式使用的戰爭名稱，因此作為一個歷史名詞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於大東亞戰爭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美化戰爭的特質，容易被曲解與「添油加醋」，所以相對客觀中立的日本媒體與學者基本上會避免使用大東亞戰爭的說法。

相反，日本的進步派主要採用十五年戰爭這一名稱，這與中國新近確立的十四年抗戰的框架基本一致，雙方都將戰爭起點定義為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只是在時間計算上，日方採用了1931年至1945年經歷了15個年頭的演算法，因此稱作十五年戰爭。1956年，鶴見俊輔首次提出十五年戰爭的概念，之後不僅得到許多學者的支持，明仁天皇也在2015年的新年感想中明確表示戰爭始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也就是說，明仁天皇是十五年戰爭史觀的支持者。十五年戰爭史觀的中心論點在於強調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美日開戰之間的連續性，認為九一八事變帶來的滿洲國的問題是中日、美日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便退出國際聯盟，外交上陷入孤立），所以中國問題才是戰爭的核心問題。但是，十五年戰爭同樣受到了一定的質疑。主要是，一，將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盧溝橋事變、1941年日美開戰放在一個連續性的邏輯中進行理解，意味著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戰爭爆發不可逆轉的時間點，這可能導致過低評價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1933年塘沽停戰協定後的和平時期（1935年中日兩國還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提升為大使級），以及英日和談、美日和談等一系列外交和平工作。二，十五年戰爭沒有涵蓋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的行為，韓國及朝鮮方面無法接受這一稱呼。三，即使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計算，戰爭時間約為13年11個月，因此稱十四年戰爭更為恰當。

另外，使用較為廣泛的稱呼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亞洲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名稱來源於歐美，並不含有特殊的政治立場與歷史觀。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基本被定義為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這就無法涵括1939年之前以及爆發的中日戰爭，因此也受到質疑。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稱呼大約在1985年開始出現，主要是為了補充太平洋戰爭史觀中忽視東亞、東南亞戰場的缺陷，強調應該全面分析東亞、東南亞、太平洋各戰場的情況。但實際上亞洲太平洋戰爭史觀的內在邏輯也是十五年戰爭史觀的一種延長，因為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一提法，事實上將作為亞洲主戰場的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之間的關係解釋為一種具有連續性的關係。目前，亞洲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因為相對較為客觀，日本社會中出版的相關書籍開始逐漸採用這一說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非主流的稱呼也同時存在。例如主張以天皇年號命名的昭和戰爭、以西方中心視角而命名的遠東戰爭、以1895年甲午戰爭作為戰爭起點的五十年戰爭、以1874年台灣牡丹社事件作為戰爭起點的七十年戰爭、以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抵達日本作為戰爭起點的百年戰爭等說法。但都因為缺乏客觀性與史料支撐，在日本社會中屬於少數派。

史觀複雜與多元的背景——戰爭的多面性與長期性

如上所述，從戰爭名稱的複雜與多元狀態即可看出，日本人對於戰爭的認識並不存在一種普遍的共識。那麼，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何在？首先，現實政治的影響當然至關重要。戰後的冷戰格局之下，美國沿用了戰前日本的官僚階層對日本實施間接性管理，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日本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堅實盟友。在這種現實政治的利害關係之中，日本的戰爭責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算，更可以說失去了清算的歷史時機。這給各種不同的歷史觀，包括保守派右翼的歷史觀提供了事實上的生存空間，因此，日本人的戰爭認識至今「蓋棺而沒有定論」。

除了現實政治的影響之外，也應注意到日本視角下戰爭的多面性與長期性這一客觀存在的背景。就戰爭的多面性而言，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直接的交戰國只有日本一個國家，因此歷史敘事的邏輯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歸納。相反，日本直接的交戰對象除了包括中、美、蘇、英等主要交戰國之外，還包括西方國家的自治領地（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東南亞各國等。與複數國家同時進行交戰就導致戰場的分散，不同的戰場又可能衍生不同的戰爭認識。例如，在中國、東南亞戰場上，日軍的殘酷暴行令人髮指的同時，與美、蘇交戰的過程中，日本本土被美軍空襲並受到原子彈攻擊，數以萬計的日本人被蘇聯強制拘留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進行苦力勞動，因此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歷史認識在日本人身上就會重疊。另一方面，日本在東北亞戰場上吞併韓國、扶植滿洲國、分割華北，毫無置疑地展現出侵略者的面孔，但是，在東南亞戰場上，日本又和東南亞各國試圖抵抗歐美殖民帝國的民族主義團體聯手作戰，搖身一變為「解放者」（這也是東南亞反日情緒相對低於中韓的歷史背景）。日本到底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是侵略者還是解放者？戰爭的多面性給這一系列問題留下了爭論的空間。

另外，就戰爭的長期性而言，日本的對外擴張、侵略跨時較長，吞併琉球、台灣、韓國都發生在1910年代以前。因此，單純以時間概念定義日本的對外戰爭，難免要追溯到1910年代之前。但是，1910年代前被納入日本帝國體系的琉球（今日本沖繩縣）、台灣、韓國的民眾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下，間接或直接地作為日本人參與了後來爆發的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這使得歷史記憶變得錯綜複雜。

中日歷史共識的起點問題

日本社會中雖然存在多種歷史認識，但是從實證史學的角度而言，十五年戰爭史觀仍然具有足夠的生命力。因為九一八事變帶來的滿洲國的問題實際上是中日、美日交涉中最大的爭論點。事實上1941年美日開戰之前，雙方緊鑼密鼓地經過了不下50次的談判，美國的妥協底線之一就是要求日本從中國撤兵。換而言之，就是要求中日兩國退回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間的狀態。

中國新近提出的十四年抗戰史觀與日本的十五年戰爭史觀基本框架一致，以此作為討論的起點，或許在兩國間的歷史問題上可以尋得新一步的共識。實際上，從2010年出版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來看，雙方在這一問題已經達成了一定的共識。

但是，正如日方所指出的，十五年戰爭史觀或許會導致人們忽視歷史進程中尋求和平交涉的可能性，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歷史的情境與今天的現實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歷史的十字路口總是存在各種選擇，從歷史的選擇中獲取有意義的經驗與教訓，也是不可忽視的。面對中日兩國今日的衝突與矛盾，如何通過對話方式建立管控危機的機制，以更為理性的方式實現共贏，這對於今天的中日關係仍然具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