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與清華大學哲學系

〈一〉

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創辦人是金岳霖。

金先生字龍蓀（1895—1984），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和教育家。湖南長沙人。1911年，考取清華學堂高等科。1914年，畢業並考取官費留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學商業。1917年，畢業獲學士學位，並考取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改學政治學。1918年，獲碩士學位。1920年，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0—1921年，在喬治城大學任教。1921年5月，回國奔母喪。同年底起遊學了英、德、法和意等國。

金先生1925年底回國，先在中國大學任教。1926年7月，回母校清華任教，並創立了哲學系。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併入北大哲學係為止，歷時26年。系主任由金先生與馮友蘭先生交替出任。

中斷了48年之後，清華哲學繫於2000年重建。

清華的邏輯學課，原有國學院導師趙元任先生任教，趙先生在哈佛大學念完邏輯學，他教起來綽綽有餘。但1926年，他調到了中央研究院，校方遂聘請金先生回母校教邏輯學。

此前，金先生非但沒有教過，而且也沒有專門學過。他是邊教邊學。他初生之犢不畏虎，挺有勇氣，敢於創新。

他那時更大的勇氣和創新精神是，以一人之力，白手起家，開創了哲學系，立下了篳路藍縷之功。清華哲學系第一屆學生沈有鼎說：「老師金岳霖、同學陶燠民和我三人有共同創立清華哲學系的榮譽。從後來的發展和成就看來，這樣的榮譽我和陶燠民實在擔當不起。這完全是金先生一個人的動勞。」金先生是清華哲學系的奠基人，其豐功偉績，必將彪炳千古！

那末，金先生的過人膽識來自哪裡呢？

〈二〉

金先生之所以既敢又能教邏輯學，自有其本身的內在原因：

其一，金先生自幼就有高於一般人的邏輯天分。例如：「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這句諺語，人們總以為它富有人生哲理。於是，人云亦云，廣為流傳。但是，他十幾歲時，卻發現了其中的問題：如果把這兩句話當做前提，按照直言三段論的方法，所推出的結論就只能是「朋友如糞土」。這樣，前後就矛盾了。所以，馮先生盛讚他從小就「有一種天賦的邏輯感」。

其二，1922年上半年，金先生在英國訪學時，深受羅素和休謨的影響，「從此以後我注重分析」。「民國十一年在倫敦念書，有兩本書對於我的影響特別的大：一部是羅素底《PrinciplesofMathematics》，一部是休謨底《Treatise》。羅素底那本書我那時雖然不見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題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學。從此以後我注重分析。」他的這一重要的學習心得和體會，成了他畢生從事教學、研究和辦系的主要精神和基本理念。

其三，1924年的一天，金先生和老同學張奚若以及美國好友秦麗蓮同游巴黎，道旁有一些人爭論很激烈，「他們都說彼此不通，他們好像都提到邏輯，我也參加了爭論。但是，我可不知道邏輯是什麼。他們好像也不清楚。」這件偶發事件，更增加了他對邏輯的興趣。

其四，1931年，金先生按規定可休假1年。但是，他抓緊時間補課，跑到哈佛大學，虛心向著名的邏輯學家謝非教授學習。並坦率地告訴他：「我教過邏輯，可是沒有學過。他大笑了一陣。」同時，他又向懷特海教授學習，「這時懷特海也在哈佛大學教書。」他感到收穫很大：「這樣，我這個本來同牛津思想關係多一些的人變成與劍橋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懷特海本人不是劍橋大學的，可是羅素和穆爾都是）。無論如何，我走上了比較著重在分析的哲學了。」

金先生從1927年起，為清華哲學系本科，1930年起又為清華哲學研究所，開設邏輯和符號邏輯的課以及洛克、休謨、布萊德雷等專題研究的西方哲學課。1932年，還到北大兼教符號邏輯課。

金先生的邏輯課講得很好，學生們很喜歡聽。1930年歷史系學生胡喬木說：「我是金老的學生，受金老一年形式邏輯的教育。」又高度評價說：「金岳霖先生對中國邏輯學和哲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馮契說：「我1935年考進清華哲學系，大一時聽了金先生的邏輯課，便對他嚴密的邏輯分析方法十分欽佩。」作家汪曾祺說：「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的滿滿的……金先生還開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編寫的《邏輯》講義，1936年列入「大學叢書」，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當時，國內很少有人懂得邏輯學，會寫邏輯學書的人則更少。所以，他的這本著作開風氣之先，受到廣泛好評。賀麟說：「金先生著有《邏輯》一冊，為國內唯一具新水準之邏輯教本。」周禮全說：「金岳霖同志是我國最早介紹西方現代邏輯的人之一。他的《邏輯》一書，是一本很有影響的書。他極力提倡與長期講授邏輯，在我國發展邏輯這門科學方面起了不可比擬的作用。我國有不少的邏輯學家，是出自他的門下。」

馮先生說：「金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懂得近代邏輯學的人……金先生又是中國第一個懂得並且引進現代邏輯學的人。說到這裡，金先生在《中國哲學》（系拙譯，載《哲學研究》，1985年，笫9期—引者注）中說的那一句話倒是對了。他說：『邏輯、認識論的意識仍然不發達，幾乎一直到現在。』金先生可以說是打破這種情況的第一個人。他是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在現在中國發達起來的第一個人。」可見，馮先生一口氣以「四個第一」高度評價了金先生。張申府（原名崧年)也以「第一」加以稱讚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岳霖先生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他倆所說並非溢美過譽，是很公允的。

於是，金先生在邏輯學界聲譽鵲起，尊稱他為「中國的G.E.Moore」；「金邏輯」的雅號，也不脛而走。

〈三〉

但是，金先生的興趣更在於哲學，他要創造哲學體系和創建哲學系。

張岱年說：「金先生完成大著《邏輯》之後，轉而研究元學。元學，舊譯形而上學，即關於本體論的研究。」任華說：「金先生不是完全停留在那裡搞分析，後來他去搞他的哲學體系。譬如他的《知識論》、《論道》，建立了他自己的體系。」王憲鈞說：「1938年我由德返國後，看到金師已出版了《論道》，而且正在寫《知識論》，這才使我理解到，邏輯規律的性質，或者說邏輯和數學命題的性質，它們為什麼是必然的，正是知識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知識不外formalscience（形式科學）和empiricalscience（經驗科學），而empiricalscience的有效性正是歸納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從此我得到的結論是，金師研究邏輯，固然是有他本身的興趣，但主要的還是為他的哲學服務的，是他建立哲學系統的依據。」

金先生創造出自己的哲學體系，在《論道》里，構造了本體論；在《知識論》里，構造了認識論。其方法，都是採用了嚴密的邏輯分析法。馮先生說：《論道》「這部書的結構很奇特……是用邏輯學的形式寫的。書是一條一條寫的，每條都用一個邏輯命題表示，下面再加說明。沒有長篇大論，而各條合起來，自成篇章」。《論道》通過「道」、「式」、「能」三個主要概念，說明宇宙從可能經過哪些階段和環節發展到現實的整個歷程的根本問題。

但是，這本書，很難讀。張岱年很感慨地說：「《論道》中提出了許多精湛而正確的命題，如：『無無能的式，無無式的能』。『式與能無所謂孰先孰後』。『個體的變動，理有固然，勢無必至』。這類深刻的見解很多。書中對於所謂『邏輯的先後』的分析亦發人深省。惜乎此書文字比較難懂，解者蓋寡，這是非常遺憾的。」馮契也說：「曲高和寡，人家讀不懂。但經過時間的考驗，這本書的價值是會顯示出來的。」

周禮全用我們熟悉的話語，作了簡明的解讀，認為《論道》主要肯定了三點：「肯定了有獨立於人和任何認識者的現實世界。現實世界不是人和任何認識者的感覺和思想的產物，而人和任何認識者卻是現實世界發展歷程中的產物。他也肯定了事物的不斷變動生滅，肯定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事物的規律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

《論道》，是金先生自己感到「比較滿意的書。當然也是形而上學最突出的書」。同行專家對《論道》精湛的學術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賀麟說：《論道》「是一本最有獨創性的玄學著作」。張岱年說：《論道》「這是以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學體系的重要著作」。馮先生又以「道超青牛」一句話稱頌金先生：「青牛是老子，他論道比老子論道深得多了。」所以，《論道》出版後不久，就獲得了教育部的二等獎的殊榮。

《知識論》，是金先生「花時間最長，災難最多的」一本書。因為這本從1938年寫起的長達六七十萬字的書稿，由於躲日寇飛機轟炸而不幸全部丟失！只好從頭重新寫起，寫到1948年才完稿，無疑是異常艱辛的。

《知識論》是以人類的知識以及任何種類的認識者的知識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知識的普遍規律的理論。周禮全又簡明地解讀為：《知識論》「肯定了獨立存在的現實世界是可以認識的，而且認識和知識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一切認識和知識都來源於外界事物的所與和經驗。但從所予中或經驗中所得來的意念、概念和知識，又要返回去規範所與、形成新的經驗和幫助認識者獲得新的知識。他批判地吸取了西方的經驗說、理性論和康德哲學中的許多合理的成分而避免了其中許多錯誤的東西」。

周禮全還總結說：「由此也可看出金岳霖同志的哲學體系是一個嚴密的和完整的體系……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並且還具有不少樸素的辯證法因素。當然，金岳霖同志的哲學體系中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沈有鼎以一幅對聯評價說：「樸素唯物，排眾議，獨嘉約翰森；太極本真，開講座，思超懷德海。」賀麟評說：金先生「關於知識論的思想對於新實在論的確有不少新的貢獻」。

張岱年說：「1948年我曾問金先生：『您的知識論寫完了？』金先生答：『已經寫完了。這本書寫出來，我可以死矣！』足見金先生對於此書的重視。這確實是一本『體大思精』的專著，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更是空前的，拿來與羅素、穆爾、桑塔雅那的認識論等相比，至少是毫無遜色。」

馮先生一方面很謙虛地說：金先生把《知識論》的「定稿送給我看，我看了兩個多月才看完。我覺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見」。又一方面高度評價說：「美國的哲學界認為有一種技術性高的專業哲學，一個大學的哲學系，必須有這樣的專家，才能算是像樣的哲學系。這種看法對不對，我們暫時不論。無論如何金先生的《知識論》，可以算是一部技術性高的哲學專業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認為，哲學研究所可以組織一個班子，把這部書翻譯成英文，在國外出版，使國外知道，中國也有技術性很高的專業哲學家。」

〈四〉

金先生學術思想的邏輯分析法的特點，深深地影響了清華哲學系，也就成了清華哲學系的特色。任華說：金先生「在英國時，受羅素、穆爾等劍橋那些人學風的影響，注重分析，即所謂的概念分析，他也把這種方法在清華進行實踐，就喜歡分析。那時，他在清華哲學系影響比較大，所以跟他學的學生也比較多些。馮友蘭先生當時是系主任。當時一些人認為清華是中國的劍橋大學，是中國的劍橋學派」。周輔成說：清華哲學系「這個精神中心，金先生是起主導作用的……當年在清華哲學系，不論是作教師或作學生，不論哲學觀點是否相同，都無一不佩服金先生的為人與學問」。張岱年說：「金岳霖、馮友蘭的哲學思想有一個共同點，即以邏輯分析為主要方法。這也是清華哲學系的特點。」馮先生對於邏輯，和金先生可謂志同道合。

其一，趣味相同：馮先生對邏輯的興趣也是很早就發生了，他於1912年17歲到上海中國公學上學，有一門課程就是邏輯，儘管既沒有老師會教，也沒有合適的中文教材，但「我當時對邏輯很有興趣，就自己學習。這本書的後面有很多練習題，我就自己做練習」。

其二，志向相同：馮先生做學問的路徑也是由邏輯而哲學，「我學邏輯，雖然僅僅只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引起了我學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後要學哲學。對於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別想學西方哲學。」

其三，問題相同：金先生認為中國哲學家存在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邏輯、認識論的意識仍然不發達，幾乎一直到現代」。馮先生說：「金先生的這些論斷，我一向是同意的。」

其四，使命相同：馮先生說：金先生「是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在現代中國發達起來的第一個人」。那我們就要說，和金先生結伴同行，共同奮鬥的人，正是馮先生本人。因為，他認為「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他很形象地說：「邏輯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學家的手指頭，中國人要的是手指頭。」他又說：「由於邏輯是西方哲學中引起中國人注意的第一個方面……用邏輯分析方法解釋和分析古代的觀念，形成了時代精神的特徵。」他還說：「新的現代化的中國哲學，只能是用近代邏輯學的成就，分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確起來。」

其五，能力相同：馮先生高度評價說：「金先生的分析能力很高，所以他能把簡單的問題分析得很複雜。比如知識與認識，在一般人看來覺得沒分別，不能講一大片。而金先生則分析了一大片，這就是把簡單的問題說得很複雜。」他又以「論高白馬」一句話稱頌金先生：「公孫龍的白馬論就是講邏輯的。當然金先生要分析白馬，就比公孫龍高的多了。」他還很謙虛地說：金先生「對於我的影響在於邏輯方面」。其實，馮先生的分析能力也很高，他說：「我在《新理學》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陳榮捷說：「馮友蘭最大的創新無疑是把新儒學的理念變成邏輯的概念，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新儒學。新儒學是一種內向的哲學，現在已被一種超越的哲學代替了。」

其六，成就相同：金先生以《邏輯》一書，成為邏輯學家；以《論道》和《知識論》兩書，創立了姑名之曰「新道學」的哲學體系，成為哲學家。馮先生以《中國哲學史》（兩卷本），成為哲學史家；以《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的「貞元六書」，創立了「新理學」的哲學體系，成為哲學家。

一言以蔽之，邏輯分析法是金、馮兩位先生的共識與特點。正如馮先生所說：「我跟金先生相同的地方就是能進行分析，屬於分析派。」

〈五〉

在金、馮兩位先生的引領下，清華哲學系被賦了分析哲學的特色。本人為慶祝清華大學成立90周年，特撰寫了一篇短文：《清華大學哲學系與邏輯分析法》，發表於《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18日。

清華哲學系成了分析哲學的教授與大家薈萃的地方。張申府於1915年在北大念書時就「發現羅素，此後一生對其痴迷」。1931—1936年在清華哲學系任教，同時在北大、北師大等校兼課，講授羅素哲學與邏輯。他主張把長於「辨而通」的邏輯解析法與長於「活而通」的唯物辯證法結合起來，形成「解析的辨證唯物主義」。又承認孔子「仁」的理想原則。於是，他進一步提出「列寧、羅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觀點。列寧指唯物辯證法；羅素指邏輯分析法；孔子指以「仁」為中心觀念的人生理想。他要以其「三流合一」的理念，來構建現代中國的新文化。

張蔭麟於1933年從美國回到清華，同時在哲學系和歷史系開課，也教邏輯，王浩回憶說：1939年，我考上西南聯大數學系，「因為到校較遲，不能選到金先生教的『普通邏輯』甲組，被分入張蔭麟先生教的乙組。」

張岱年於1933年從北師大教育系畢業到清華哲系任教。他於1936年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綜合》一文里，提出「今後哲學之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解析、理想綜合於一」的主張。「唯物」，指馬克思主義新唯物論；「解析」，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理想」，指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人生理想的優秀傳統。他以其名著《中國哲學大綱》和《天人五論》兩本書，構建成我稱之為「綜三合一的新唯物論」的哲學體系。

洪謙於1926—1927年，求學於清華國學院，師從梁啟超。1937年從德、奧兩國留學回到清華哲學系任教。他堅持維也納學派注重運用分析法，反對建立形而上學的原則。因而，他不同意馮、金兩位先生所創建的形而上學的體系。他遂於1945年赴英國牛津大學擔任教學和研究工作。

清華哲學系成了培養邏輯學人才的搖籃。先後師從金先生，終成邏輯學家或哲學家的有沈有鼎、王憲鈞、周輔成、孫道昇、任華、張遂五、殷福生（殷海光）、馮契、王浩、周禮全、唐稚松、蘇天輔、王雨田等。

北大哲學系始建於1912年。清華哲學系成立於1926年，晚了12年。但後來「被認為是國內最強的」兩個系。因為，「它們各有自己的傳統和重點。北大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歷史研究，其哲學傾向是觀念論，用西方哲學的名詞說是康德派、黑格爾派，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陸王。相反，清華哲學系的傳統和重點是用邏輯分析方法研究哲學問題，其哲學傾向是實在論，用西方哲學名詞說是柏拉圖派（因為新實在論哲學是柏拉圖式的），用中國哲學的名詞說是程朱。」

所以，1952年清華哲學系和全國其他各大學的哲學系都併到北大哲學系時，「清華的哲學教師到北大之後成為北大哲學系的中堅力量。」金先生成了新北大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2000年，清華哲學系復建伊始，在創辦人和系主任萬俊人教授領導下，全系師生團結奮進，在短短的10來年中，之所以開局順利，基礎已定，成績喜人，前途宏大，和他們在繼往開來的征途中，切實做到大力弘揚金、馮時代的優秀傳統密切不可分。

總而言之，金先生成就了清華哲學系；清華哲學系也成就了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