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則笑話引發的思考（金台隨感）

　　徐　康

　　最近聽到兩則笑話，都與「作家」有關。

　　第一則講的是一位居住在農村的業餘作家，到大城市採訪「都市題材」。一日，在某機關參加座談會，時值盛夏，會議室安有空調，便覺涼爽如春。輪到作家發言了，照例得對接待單位「客氣」褒揚一番。此作家從未見過壁掛式空調，便指著壁上放言曰：「貴單位確實搞得不錯，身居鬧市而不忘發展多種經營，連會議室都掛著蜂箱養蜂……」引來會場上一片嘩笑；作家以為眾人捧場，連說了兩個「四季如春，四季如春！」———這就像俗話說的，想給人臉上抹粉，卻抹到後頸窩去了，自然成為笑柄。

　　另一則笑話，講的是進城打工的一位農民，因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未被需要較高學歷的用工單位錄用，只好回到農村種田，心裡很是不平。有一天他忽然聽到廣播里在斷斷續續地播送一則新聞，似乎是「陳奐生……進城了」了，「高小（曉）生（聲）……去世了……省、市領導出席了隆重的追悼會」……他於是找到一群半文盲夥伴振振有詞地說：「廣播裡頭講，有一個高小生死了，引起好多領導的重視，追悼會好大場面喲，省、市領導都親自去送花圈……還號召農村的陳奐生都進城去！該不是上頭和中央的政策變了，要重新起用我們這批『高小生』了……」

　　此「高小生」非彼「高曉聲」也。當然，嘲笑鄉下人不足為訓，啞然失笑之餘，我想到的卻是鄉村的閉塞與文學的悲哀。

　　鄉村的閉塞首先是文化的閉塞，其閉塞程度與文盲（或半文盲）的數量成正比。儘管有初級掃盲、「希望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心連心」藝術團下鄉演出等諸多措施，鄉村（尤其是邊遠山鄉）的文化閉塞依然是十分嚴峻的問題。我們的報紙、刊物、書籍，在鄉村發行的比例，按農村人口來計算，其平均數或許會是世界最低的；若如此，遑論「文化」？更遑論文學？這位信口雌黃的「陳奐生」不知作家「高曉聲」何許人也，雖然可以「原諒」和「理解」，但亦不啻是文學的悲哀。須知高曉聲是專為農民寫作的作家，他的「陳奐生」系列成功地塑造了「轉型期」農民的典型形象，在新時期文學「畫廊」里佔有其獨特的位置。可惜，尚有許多如前所述的農民並不真正知道和理解「陳奐生」，也並未跟著陳奐生「轉型」，依然固守著自己閉塞的「領地」。文學當然不能使艱巨繁難的建設「兩個文明」的社會改造工程「立竿見影」，更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然而，儘可能地「推廣」、「普及」文學，特別是「鄉土文學」則是文藝界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我們最廣大的服務對象數億農民仍在鄉村。書籍、刊物固然因農民識字不多而存在著「普及」的障礙，然而電視、電影呢？卻常常忽視農村題材，因「粥少僧多」而虧待了數億文化「饑民」。我們可以不惜耗費巨資地大拍特拍「清宮片」、「言情片」，而真正為農村觀眾喜聞樂見的（比如「陳奐生系列」）電視劇又有幾部呢？且為數甚少的「鄉土題材」電視片投放到廣袤的農村「市場」上，不就成了「滄海之一粟」么？如是觀之，前述的笑話雖然可笑，不也有著值得文化工作者反思其責的成份在內么？

　　兩則笑話合在一起來看，竊以為：一是作家要跟上時代要熟悉生活；二是真正跟得上時代又熟悉生活的作家（比如高曉聲）的作品，則應當以多種藝術形式使之回到「生活」中去，回到「生活」在作品典型環境的廣大讀者（或觀眾）中去，從而潛移默化地起到「推動生活」的作用，這才無愧於時代對文學藝術的要求和期望———若如此，由這兩則「笑話」引發的思索與議論，也才不至於成為無補於事的茶餘「清談」。

《人民日報》　(2000年02月12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