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邦定：西南聯大是怎樣辦大學的

　　我是1942年秋季考進聯大歷史系的，到1946年聯大結束，歷時4年。其中1945年休學一年到中學教書，在聯大實際呆了3年。這段時間，正是聯大的中期和後期。幾十年之後，也看了不少中外人士記敘、評述聯大的文章、專著，把感性和理性的認識糅合起來，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因此想試著做些分析，以就教於諸同學和專家、學者。　　一、聯大師生的素質　　一個大學的教學水平、科研業績和人才培養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學校師生的素質。當然還有一些別的因素的作用，比如領導思想、政治環境等等。就聯大來說，首先看教師的素質。組成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遴選師資都非常嚴格，教師隊伍也十分整齊，名師眾多，學術水平很高。我想用一組數字來說明這一情況：從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算起，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科學院（包括哲學社會科學部，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其中聯大師生當選為院士的，有193名，加上4名外籍院士，共有197名之多，是其他任何大學所沒有的。再舉一例，1942年教我大一國文的老師是一位教員（這是聯大特有的職稱，比助教高，比講師低，可以獨立講課），他叫張盛祥。到了次年，他就應四川白沙女子師範學院之聘當副教授，即連升兩級，而在聯大至少要五六年才能達到。聯大共有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學院，僅舉文學院一些教授的名字，就可見聯大在當時學術界的分量。中文方面的有：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羅庸、羅常培、楊振聲、魏建功、王力、唐蘭、陳夢家等名家：外文方面有葉公超、柳無忌、吳宓、錢鍾書、卞之琳、吳達元、溫德（RobertWintel）、白英（RobertPayne）、聞家駟、馮至諸公。無論中文外文，皆一時俊彥，全國知名，而且多為學貫中西、博通今古的大家。歷史學的教授同樣名聲顯赫，如陳寅恪，這是世界級的大師，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其他大師還有雷海宗、錢穆、鄭天挺、向達、吳晗、邵循正、張蔭麟、劉崇?隆⒁Υ游嶂釹壬?，皆海內外知名學者。至於哲學心理系則有湯用彤、馮友蘭、馮文潛、賀麟、金岳霖、鄭昕、陳康、沈有鼎、周先庚、孫國華、任繼愈（當年還是研究助教）等。用聯大校史的話說：「這個系人才濟濟，可謂極一時之盛。」這是一點沒有誇張的。上面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文學院諸大師璀璨奪目的盛況。其實理學院、法商學院、工學院和師範學院教師的情況，也和文學院一樣，都是國內的一流學者，許多人更是學科帶頭人或奠基人，如算學系的江澤涵、楊武之、陳省身，物理系的饒毓泰、吳有訓、葉企孫，化學系的楊石先、黃子卿、曾昭倫。　　學生的素質，總的說也是很好的。雲南僻處西南邊陲，交通十分不便。大後方的重慶、成都、貴陽都不乏名牌大學，但莘莘學子還是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到昆明聯大來求學。這是什麼原因呢？一是仰慕聯大名師眾多，二是嚮往聯大自由民主傳統。聯大有不少精英學生，就是慕名從別的學校轉來的，如李政道，他是從貴陽的一個名牌國立大學來的。這是由於聯大教授不乏伯樂，既善於發現人才，又熱心愛護培植人才。當李本科還沒畢業，就被教授推薦去美國留學了。　　在聯大教師的悉心教育下，出的人才確實很多。中文方面有國學大師、儒藏編撰中心主任湯一介，還有被沈從文先生譽為「文章比幾位大師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的大作家汪曾祺。外文方面有獲得國際譯聯授予2014「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的許淵沖教授。我學了80多年中文，如果要我把《詩經》《楚辭》翻成合轍押韻的白話詩，我一定難以勝任。而老許學長卻能把它翻譯成流利的英文、法文詩篇，真使我感佩之至。在法學方面有著名法學家，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曾任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端木正。在理科方面，首先是物理學的著名四傑：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我國爆炸力學奠基人之一，2013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鄭哲敏；還有對人工胰島素做出傑出貢獻的鄒承魯，等等。工學院的成就也毫不遜色，最突出的有航空動力學家吳仲華和洲際火箭總設計師屠守鍔，還有衛星回收總設計師王希季。據說我國衛星回收安全率在世界上是十分先進的。凡此種種，說明聯大學生中確有不少傑出人才。總而言之，聯大教師、學生的素質很高。這是聯大8年多教學中成績卓著、人才輩出的基本條件。　　綜觀聯大師生的素質特徵，可以歸納出幾個基本共性，即：愛國、正義、刻苦好學。從政治態度來看，老師中的左派，即直接明確支持共產黨的政治觀點的，當時並不佔多數；站在國民黨一邊是極個別的，而愛國，追求民主自由，主持正義，不滿國民黨，一心專註於學術研究的則是大多數。學生一般比教師激進一些，對於國民黨貪污腐敗，十分不滿。時常通過壁報發表文章，進行筆伐。由於共產黨處於地下，究竟誰是共產黨，同學們並不知道，許多人只是通過左翼報刊，了解共產黨的主張而表示支持的。1946年複員北上時，分到北大、清華、南開的黨員，總數不過40多人，但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盟員卻有200多人，他們團結、聯繫的同學就更多了。他們大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即學習成績多在中上之列，而且作風正派，熱心公益。有些黨員忙社團或學生會的工作，又認真學習，在同學中威信較高。有些比較單純的新同學，就是因同情他們而主動要求幫他們做些事情，從而逐漸走向革命道路的。聯大一向被譽為學術重鎮、人才搖籃和民主堡壘，這從聯大師生的素質來看，是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脈絡來的。　　二、西南聯大的學風　　曾經有人說：「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為西南聯大……融合成一種既同於北大、清華、南開，而又不同於任何一校的新特點和風格。」對於三校的個性，有各種描述，比如說「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還有三位，包括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師範學院院長黃子堅和曾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則說：「南開堅定如山，北大深廣如海，清華智慧如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校各自的一些特點。但「同無妨異，異不害同」，聯大作為一個整體，還是有它綜合形成的一種風格的。我的理解是，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管北大時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不僅引領北大近100年，而且對清華、南開乃至近代大學教育都有深遠的影響，西南聯大更是直接繼承了蔡先生的思想。記得汪曾祺校友在一篇文章中講過一個小故事，聯大有一位教授到美國講學，有人問他：聯大存在了短短8年，而所培養的人才，比三校幾十年的成果還多，這是什麼道理？這位教授的回答只有兩個字：自由。這是他抓住了辦學思想的靈魂，也是聯大學風的總綱。聯大有3位常委，由於蔣夢麟、張伯苓兩位常委長期在重慶任職，梅貽琦常委是聯大實際上的校長。他具體貫徹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他認為辦大學應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培養人才。而這裡所說的人才，並不都是學術精英，而是各個方面、各種專業的有用之才。因為學術大師畢竟不可能是多數，而國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他提出通才教育的思想，學生在4年學習過程中，逐步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和潛能所在，從而努力成為適合自己特長的，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人才。為此，學生可以轉系，可以選外系的課程。聯大有許多博覽群書、博學多才的人，學校、教師支持學生的治學自由，有創意、有自己獨立見解的最受尊重。對教師也是如此，在聯大，拿一本外國人寫的書，照本宣科地教授，最不招人待見。陳寅恪先生教隋唐史，他說：「古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也不講。」那麼講什麼呢？講新發現、新見解、新成就……這才是最最震撼人心的啟示，也是聯大學風最傑出的反映。　　三、聯大的課餘活動――社團　　社團活動是聯大生活中的一個亮點。社團有兩種，一是綜合性的，如1938年年底成立的群社。二是由一些志趣、愛好相同的同學而組合起來的，姑名之曰專業性的社團吧，如文藝社、新詩社、劇藝社、高聲唱歌詠隊、陽光美術社、鐵馬體育會等。　　先說群社。1938年10月，聯大各個學院都集中到昆明上課（原來只理、工學院在昆明，文、法商學院在蒙自），但一切初創，困難不少。一些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認為應把一些積極分子組織起來，為學生解決實際困難。他們決定成立一個團體，以便有組織地開展工作。於是以10多個黨員為核心、以民先隊員為骨幹，聯絡了20多個進步同學作為發起人，在1938年年底成立了群社。他們首先急同學之所急，把協助辦好食堂作為首要任務，同時做各種社會服務，如敵機轟炸後，動員同學搶救受傷群眾等。他們還出版《群聲》壁報，組織歌詠隊唱抗日歌曲，演劇隊則上街演出短小的活報劇，如《放下你的鞭子》。群社社員團結進步同學和中間偏左同學結成左派陣營。在與國民黨、三青團及其追隨者爭奪學生自治會領導權的鬥爭中，取得了很大的優勢。但1941年皖南事變後，群社中比較暴露的黨員和進步同學，不得不轉移到昆明以外的州縣，以當教員為掩護而隱蔽起來。群社在聯大的公開活動由此結束，整個校園裡的政治空氣也轉入低潮。　　其他按志趣組織起來的社團，也頗有可圈可點之處，試分別簡略言之。　　文藝社他們最初在1943年10月1日出了一份以《文藝》為名的壁報，與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的壁報論戰，而提出為人生而藝術的主旨。參加寫稿的人日益增多。他們每月1日、15日各出版一期，影響逐步擴大。到了1944年五四運動紀念日，又以壁報名義舉辦文藝晚會，請朱自清、李廣田先生講五四運動以來的散文，聞一多、馮至、卞之琳先生講五四運動以來的詩歌，楊振聲、沈從文先生講五四運動以來的小說，還請羅常培先生講五四運動的總貌，聞家駟先生講五四運動以來的翻譯，孫毓棠先生講五四運動以來的戲劇。到了1945年年初，以《文藝》壁報發起人和寫稿人為基礎，成立了文藝社。他們討論作家和作品，交流、討論自己寫的習作，舉行追悼羅曼?羅蘭和阿?托爾斯泰的會議，出版宣揚進步文藝思想的《文藝新作》，等等。　　新詩社聯大規定，成立社團，必須請一位教授為導師。新詩社的導師是聞一多。聞先生欣然同意，新詩社也就成立了。聞先生說：中國傳統的「詩教」講究「溫柔敦厚」，這要不得。他說學詩先學做人，要走到群眾中去，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時代的「鼓手」。這些都成為新詩社的指導思想。他們訂了4條綱領：一、把詩當作生命，不是玩物；當作工作，不是享受；當作獻禮，不是商品。二、反對一切頹廢的晦澀的自私的詩，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體的詩。三、認為生活的道路就是創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詩歌的前途。四、互相坦白、直率、團結、友愛。他們的活動方式，就是帶著自己的詩來，互相傳閱，自己朗誦，請大家批評，這是很好的一種學習方式。此後在聯大爭民主、反獨裁的鬥爭中，新詩社一直發揮了戰鼓的作用。　　劇藝社聯大文藝性社團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即密切聯繫人民大眾的生活實際，反映現實，鞭撻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種種黑暗，發揚愛國主義和民主自由精神。我印象最深，實際上也是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王松聲同學寫的《凱旋》，這齣戲的影響之大，可與抗戰初期的廣場劇《放下你的鞭子》相比美。其他自編的《審判前夕》（郭良夫編）、《告地狀》（王松聲編）、《潘琰傳》（郭良夫編）都同樣現實性極強，感人至深。劇藝社從1945年1月至1946年5月一共演出了13個戲，其中7個是自編自演的。1946年聯大結束後，劇藝社的骨幹大部分到了清華，又繼續把這種精神傳到清華。　　高聲唱歌詠隊皖南事變以後，校內政治空氣處於低潮，一切社團活動都停止了，男女同學之間也互不往來。1944年，熱心音樂活動並有較高音樂修養的黎章民，找了8個愛唱歌的男同學組成一個合唱小組。因為都是男生，便被戲稱為「僧音社」。有時練四部合唱歌曲，就把8個人按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分開。1944年五四晚會以後，學校政治空氣開始活躍，各種活動紛紛啟動，喜歡唱歌的人陸續聚攏起來。到了下半年，就成立了高聲唱歌詠隊。在「一二?一」運動中，高聲唱歌詠隊發揮了積極的宣傳作用，嚴寶瑜和黎章民分別譜寫的《告士兵》《告同胞》兩首歌，通過向中學生教唱，然後廣為宣傳，影響十分顯著。直到四烈士出殯和公葬，高聲唱歌詠隊通過《安眠吧，勇士》《烈士輓歌》《送葬歌》的廣泛傳唱，使昆明的廣大市民，永遠深深地銘記著屠殺四烈士的劊子手們的滔天罪行！　　陽光美術社活動內容很明確，一是學習，即組織社員進行繪畫技巧方面基本功的練習。二是戰鬥，即出版漫畫壁報，用犀利的畫筆，向反動勢力舉起投槍！由於漫畫這種形式辛辣、尖銳，往往能擊中敵人的要害或軟肋，因此激怒了三青團的爪牙。有一次，他們竟然用綁架的辦法，想對一幅漫畫的作者進行體罰。幸虧被進步學生髮現，立刻叫來大批主持正義的同學，把被綁架的同學搶回來，並使那些狗急跳牆的小丑倉皇逃竄。陽光美術社還舉辦了一次陽光畫展，展出好幾幅很有水平的油畫、木雕、水粉、水彩等畫作，使參觀者大吃一驚。這說明陽光美術社社員不僅能戰鬥，而且在藝術上確有提高。　　四、聯大人的生活情況　　記得以幽默著稱的老作家林語堂參觀聯大以後說過：聯大的精神了不得，物質生活不得了。這個既詼諧又精湛的語言，確實反映了聯大生活的現實。　　說到物質生活，無非是衣食住行幾個方面。從衣來說，無論師生，都是後期比前期穿得更差。聞一多先生穿一件人家給的灰布長袍，朱自清先生穿一件趕馬人穿的披肩以禦寒。只有陳岱孫先生總是穿一身質量不差的西服，這恐怕是他一直單身，抗戰前收入又高，西服比較多的緣故。學生穿的更是五花八門，文學院穿長衫的稍多，法商學院穿的略微整齊一些，工學院穿美軍剩餘物資的多一些。總體來看，穿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昆明暖和，四季如春，冬天凍不著，夏天捂不著。說到吃，就麻煩得多，聞一多先生一家8口，要維持全家吃飽飯就不是容易事。因此他除了在聯大教書，還到昆華中學兼一個教師的課；這還不夠，要用為別人刻圖章來補貼家用。我曾親眼在早晨看見吳晗先生提個籃子在菜市場轉，找最便宜的再買。像金岳霖先生這樣的單身漢，日子比較好過。生活困難的根子在通貨膨脹。抗戰前的大學教授，每月平均工資為350元，與350銀圓等值，那是相當富裕的水平了。抗戰時期不同了，物價一日數漲，越是到後期越嚴重。到了1943年下半年，物價上漲了405元，教授們的平均工資為3697元法幣，只相當於1937年的8.3元了。然而當教育部要給國立大學主管人員及各院系負責人發給特別辦公費時，25位兼任院、系負責工作的名教授，都一致拒絕接受。因為要與全體教授同人保持同甘共苦。這是何等胸襟，何等風骨！至於住和行，比較而言，問題都不算大。但1943年以前，為逃避日本飛機空襲，有的教師搬到鄉下居住時，每次到學校上課有些困難。至於住，老師們無非住得緊一些。學生住新校舍的宿舍，一間住40人，20張雙人床。電燈暗淡，不能看書，晚上自習只能搶圖書館或泡茶館。我是1942年進聯大的，抗戰已經過了4年，對一些生活上的困難已經逐步適應了。因此總的說來，每天還是怡然如也。　　五、聯大為什麼出了這麼多人才　　西南聯大與抗日戰爭基本同步，正是國家多難之秋。1943年以前，還頻繁遭受敵機轟炸。師生生活既不安定，又十分清苦。然而就在這種艱苦條件下，卻出了許多傑出的人才，比生活富裕的和平時期多得多，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把它歸納為四點：　　一是愛國主義情懷的激勵多難興邦，古有明訓。日本鬼子侵佔了大半個中國，我們這些熱血青年，都成了痛失家園的流民。國讎家恨，無時或忘。記得明清史專家、聯大總務長鄭天挺先生在他寫的《我在聯大八年》一文中說：「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參加戰鬥，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嚴謹創業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於祖國。西南聯大師生，大部分是這樣的。」這段話很有代表性，師生的心思是一樣的。　　二是聯大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這個傳統促進了師生在學術上的創造力。如果什麼事情都由領導上先定個框框，思想都被捆綁起來，哪裡談得上創造力。西南聯大沒有任何框框，三民主義是官學，教育部規定為必修課。但聯大經濟系教授趙?羅以蚩?課講社會主義。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那一套，在聯大是行不通的。學生如果不同意教授的觀點，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照樣拿高分。這就是聯大辦學思想的可貴之處，也是繁榮學術、培養人才的不二法門。　　三是大師們的風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個群體的風範群體的榜樣可以起極大的教育作用。在聯大這個大師如雲的地方，取法乎上，往往就不是僅得乎中，而是必有許多得乎上者。這是事理之常，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濟濟人才之中，又有學術自由的條件，人才輩出就是不難理解的事了。因為學生受到學術環境的熏陶，可以向大師質疑問難，從中得到啟發。哪怕是一項小小的點撥，對學生的研究工作也可能起很積極的作用。這是聯大的最大亮點。當然，學生的總體素質比較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四是雲南的特殊政治環境由於省長龍雲與蔣介石政權的矛盾，昆明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而政治上的自由，無疑對學術研究也是有益的，至少不會干擾。我常想，如果聯大不是設在昆明，而是在成都、重慶或貴陽，就一定不會取得那麼輝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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