頤和園經濟計量學講習班：中國計量經濟學家的掃盲班

相比計量經濟學在國外的發展，經濟計量學引入我國才不過30多年，其標誌性事件「頤和園講習班」。1980年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克萊因教授受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許滌新教授之邀率領７位美國教授來中國舉辦經濟計量學習班，地點在北京頤和園，故稱「頤和園經濟計量學講習班」。這個講習班上，克萊因教授主講了經濟計量學導論、美國經濟模型；普林斯頓大學鄒至庄教授主講了經濟計量、控制理論、汽車需求函數；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主講了需求分析、生產理論和中國經濟計量模型研究；紐約市立大學粟慶雄教授主講了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南加州大學蕭政教授主講了經濟計量方法；斯坦福大學安德森教授主講了概率論和數理統計分析方法；賓夕法尼亞大學安藤教授主講了應用經濟計量學。100多位中青年學者接受了此次培訓，這是數量經濟學在中國的拓荒性事件，標誌著計量經濟學引入中國。

1980年夏，是個酷暑，頤和園的蓬萊島也不清涼。100號人在這裡參加為期7周的計量經濟學講習班。講課的是7位美國經濟學教授：克萊因、鄒至庄、劉遵義、蕭政、粟慶雄、安德森、安藤。學員中資格最老的是北大的胡代光、杜度，華中工學院的林少宮等。而對於絕大多數學員，這是一個掃盲班、速成班。1990年和2000年，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為「頤和園講習班」舉行了十周年、二十周年紀念。將如此的熱情和榮耀給予一個講習班，在經濟學界史上絕無僅有。全是因為，這個有「黃埔一期」稱號的「頤和園講習班」，永遠和激情、開創、突破聯繫在一起，化作一塊數量經濟學發展道路上的奠基石。

而這一切，主要歸功於克萊因教授。在這位計量經濟模型創建人、諾貝爾獎得主的視野里，早就有了中國，大概不只是想把中國納入LINK模型，也和他在1940年代參加美國共產黨的經歷有關。在麥卡錫主義高漲時期，克萊因曾一度被迫離開美國去英國牛津。1979年中美一建交，他便率領美國經濟學家代表團來中國投石問路。作為見面禮，他們給中方提交了論文，但沒有得到反響。中國經濟學早已脫離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軌道，這座橋怎麼搭呢？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所所長許滌新和克萊因協商，來年，由克萊因牽頭，來中國舉辦計量經濟學講習班。

任務交給了經濟所。副所長徐繩武主抓，張守一具體操辦。1957年在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時，張守一就開始接觸經濟數學方法，回國後被孫冶方分配在經濟所的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組。克萊因來華，張守一和烏家培去民族飯店拜訪。

第一件事是選址。中國人講面子，要向外國人展示我們的好。中國最美是杭州，所以首選杭州，可惜交通不便，還得打北京的主意。北京最美的自然是頤和園了，但是在皇家園林辦講習班，簡直是異想天開。不過，當張守一去頤和園向負責人講明意圖時，對方說：「雖然沒幹過這種事，但現在改革開放了，你們來，我們很歡迎。昆明湖南邊有個蓬萊島，島上有座龍王廟，有幾棟房子，我們有開闢成賓館的打算。」「既然如此，先讓我們辦班吧！」一言為定。

經濟所在月壇北小街2號院2號樓，對面的3號樓里有一家單位叫計量局。聽說要辦計量經濟學講習班，他們抗議了：「這是我們的事兒，怎麼你們跑來弄？」張守一解釋，此計量非彼計量。對方怎麼都不信，不得已說：「這樣吧，我們退一步，讓你們辦。但是，有一個要求，我們的人要佔一大半。」張守一明確告訴他：「你們的人，我一個也不要。」講到這段時，張守一大笑，我也大笑。「中國人從來沒聽說過計量經濟學，還以為是稱重量的稱呢。」

1980年6月24日，計量經濟學講習班在政協禮堂舉行開學典禮。完後，大家被送進頤和園。鄒至庄回憶錄中寫到：「平均年齡頗高，多在40至50歲左右，甚至有高達60多歲者，30多歲就算年輕的了。」順著張守一的指引，我拿到了一份30年前的花名冊，100名學員中，50歲以上的佔30%；40-50歲的近40%。有兩種人，學經濟的，數學為零；學數學的，經濟學為零。即使學經濟的，也少有現代經濟學基礎。美國教授哪裡知道我們的底。他們一人講一周：克萊因講經濟計量學導論，包括美國經濟模型；安德森講概率論和數理統計分析；劉遵義講需求分析、生產理論和中國經濟計量模型研究；鄒志庄講經濟計量學、控制理論、汽車需求函數；蕭政講經濟計量方法；安藤講應用經濟計量學；栗慶雄講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大家其實都聽不大懂。張守一想了個法子，請華中工學院的李楚霖講數學；請北大的胡岱光、厲以寧講經濟學。於是，白天外國人講，晚上中國人講。「厲以寧的課講得極好，非常生動，很受歡迎。」而最讓張守一感動的是58歲的林少宮教授。這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講授統計學、經濟學原理和美國經濟史，為了報效國家，1954年回國。他辛勤地為大家當翻譯。張守一組織了50個學員整理錄音，每天早上送到經濟所打字室，下午將講義取回。這樣一來，學習效果好多了。

中方不付講課費，作為補償，請教授在國內旅遊。「一般人選上海、廣州，只有劉遵義提出去敦煌，這可把我們難死了」，如今說起來，張守一還連聲嘖嘖。劉遵義最年輕，才35歲。他說再難，走路也要去。張守一隻好跟甘肅社科院打招呼請他們幫忙照顧。這一趟，劉遵義吃了不少苦，坐了火車、汽車、馬車，加上步行，倒也興緻盎然。

鄒至庄回憶說：「當時大陸物質環境差。他們通常安排我上完課，乘汽車回友誼賓館用午餐。我要求下課之後與學員共進午餐，主辦單位不同意。可能考慮我吃不慣他們的伙食，需要準備。只有一次，我終於得以和學員一同用午餐，食物與同桌的學員都經過特別安排。」在張守一口中，是另一個版本。他說的是：「鄒至庄對我們不了解，鬧了很多笑話。頤和園照顧我們，伙食不錯。鄒至庄以為我們『吃糠咽菜』呢，有一天，一下子就跑到食堂來了。『鄒教授來了，吃了嗎？』『沒有。』『跟我們一塊兒吃吧。』吃過後，我問怎麼樣？他說，『頂好！』《參考消息》是內部資料，不能讓外國人看。一到午休，我就讓大家把《參考消息》收起來。」鄒至莊上課時，常常講到台灣經驗。他自己很緊張，剛提起話頭，就「哎,不講了，不講了」。張守一向所里請示，是不是給他一次機會，讓他敞開了講。得到批准後，張守一 「挑選了一些鐵杆黨員，專門聽他談台灣經驗」。彼此想走近、想了解，又提防、又警惕的心理，真是活靈活現。

沒有空調，臨時買了幾個電扇架在教室里。安德森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年紀最大，講課極認真，用粉筆寫板書，再去擦臉上的汗，抹成了白臉。學員善意地笑他。當時規定，接待外賓，只能喝茶，不能喝飲料。安德森問張守一有沒有冰鎮飲料，張便通報給徐副所長。徐讓他跟頤和園商量，以便宜價格每天買一箱汽水。安德森對此非常感謝。可是，外事局怪罪下來了。張守一隻好寫檢討，「自作主張，給外賓安排飲料」。在1990年講習班十周年紀念時，蕭政教授致信說：「十年前，大家在炎熱的夏天，揮汗共同研究的苦樂是我一生永難忘懷的經歷，……十年間，中國數量經濟研究從無到有，而有今天的蓬勃發展，對於國內同志艱苦奮鬥的成就非常佩服。」

克萊因從IBM借了一台中型機，大約有1噸重，運到北京。好多學員協助將它運到頤和園。講習班所在的這幢房子有兩層，上面可以乘涼，下面上課。他們從牆外面用繩子費了好大勁把計算機拉到二樓上，卻發現電壓不匹配。於是，克萊因又請朋友幫忙，運來一個將近1噸重的變壓器，又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運到頤和園。有個小夥子第一次見計算機，興奮得很，擅自開機，把內存燒壞了。兩台機器無功而返，又被運回了美國。

鐵道研究院的茅於軾看到講習班消息時，已經開學了。他找上門去，還是被接納了。這年他51歲。「大家的學習熱情很高，白天聽課，晚上交流，有時還安排報告。我就做過『擇優分配』的報告」。他講了個笑話，那時的人沒喝過礦泉水，有一位學員把教授上課剩下來的礦泉水拿起來喝了一口，對大家說：「一樣，一樣！」茅於軾覺得克萊因超越了政治上的障礙，把西方的東西引進來，最大的意義在於突破。

緊張之餘，也有趣味。昆明湖上划船的遊客為了逃避超時罰款，有時就把船丟在龍王廟。調皮的年輕學員，找塊大石頭把船弄沉，到了晚上，再把石頭搬起來，湖上蕩舟。張守一津津有味地回憶：「我就玩過。那真是詩情畫意啊！天上月亮，清風，小船，跟白天大不一樣，美不可言。」

到了8月，講習班即將結束，社科院給的10萬塊錢還沒花完。張守一們想造造聲勢，邀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機構的20多位記者，來頤和園開會採訪三日，介紹數量經濟學。8月中，《人民日報》右上角「文革」期間放毛主席語錄的那個方塊，變成了關於數量經濟學的內容。「這個位置太重要了！」張守一自豪地說。《光明日報》也發表了《開展數量經濟學的研究和應用工作》，指出：「過去一些重大決策失誤，同領導部門忽視數量研究和分析，劃圈點頭時胸中無數分不開」，還刊登了馬洪講話 《數量經濟學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很有用的一門科學》。呼呼拉拉地，一個事業就這樣興起了。林少宮、李楚霖在華中工學院開始計量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教學、科研；數量經濟學研究機構陸續成立，出書出刊。

2000年9月，「中國數量經濟學及其應用：20年回顧」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當年頤和園講習班的7位美國教授來了，部分學員也來了。今非昔比的事業，在他們年華老去的人生中越來越發達了。會議論文集成《數量經濟學前沿》出版。

「明年，2010年，再來個三十年慶吧!」我對已經退休的張守一說。他後來擔任過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長，是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要看克萊因能不能來」，他說。是啊，不老的克萊因明年都已經90歲了。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網，作者：柳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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