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內的共識是「莫言現在蠻苦的」

　　王安憶莫言在北京對談「小說的生活」

王安憶與莫言在北師大國際文學講壇共同探討「小說的生活」。騰訊書院 供圖

　　同為50後作家，王安憶與莫言相交已久。王安憶透露，莫言在剛認識她的時候，對她存有偏見，覺得她是「上海來的所謂女作家」，而她之所以能令莫言改變看法，在於食量：「他非常驚訝地問，『你怎麼吃這麼多？！』」

　　昨日，王安憶出現在由北師大、騰訊書院合辦的北師大國際文學講壇，與莫言共同探討「小說的生活」。

小說家與「地毯女工」

　　莫言回憶，1987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德國，其中有一個活動是去遊樂園，坐過山車時與王安憶一排，「我是個男的，還嚇得滿頭虛汗尖叫連連，王安憶心裡或許也緊張，但是一聲不出，表現非常鎮定，當時我就想，王安憶的定力真好啊！」

　　2001年，莫言、王安憶應譯者之邀去瑞典旅行，但登機之前，機票出現問題。莫言說當時自己在首都機場非常氣憤，一定要與航空公司理論，「但是王安憶非常冷靜，她說，『不要吵，關鍵是我們下面怎麼辦，你們能不能幫我們想辦法。』」

　　「我當場就覺悟了。」莫言說，「我現在也老是教育我女兒，不要說這說那，關鍵是要如何解決問題。」

　　而王安憶說，當時她之所以能有這場瑞典旅行，也是莫言促成的。翻譯家陳安娜夫婦打算邀請中國當代優秀男女作家各一名，最初只確定了莫言，而莫言向他們力薦了王安憶。

　　現場，兩位小說家還以自家的文學感覺品評對方。王安憶現場問莫言是否迷戀武俠小說，莫言承認確有一段時間廢寢忘食，熬夜讀完所有金庸小說。王安憶解釋，她覺得莫言小說中存在一種「過招」感，即你出一招，我出一招，最後還會有一個大隱隱於市的高人，使她懷疑他是武俠迷。

　　而莫言則向學生打趣。「如果你們有機會跟王老師握手，會發現她的手非常硬，像男人的。這讓我想到地毯女工，因為長期工作手變得粗糙，但她們織出一幅長卷，花紋細膩，圖案豐富，風格綿密，好的小說家就像好的地毯女工。」

要是我們一起得諾獎

　　在瑞典參觀時，莫言與王安憶去了高行健獲諾貝爾獎時住過的酒店，「當時大家就說希望有朝一日莫言能得諾貝爾獎，但莫言這個人特別忠厚，他怕只提他我會難過，就問，有沒有過兩個人一起得諾貝爾獎的先例。人家就說，有的有的。」王安憶回憶。

　　「要是2012年我們一起得諾貝爾獎，該有多好啊。」莫言笑著接了一句。

　　除了莫言，迫切希望王安憶得諾獎的還有復旦教授陳思和。莫言當時邀請陳思和夫婦一起去瑞典，回來之後他們跟王安憶提出：「我們燕尾服也做了，旗袍也做了，放著太浪費了，你就得一次獎讓我們再穿一次吧。」

　　莫言並不認為得獎就證明自己水平有多高，只是證明了「中國很多作家都具備獲獎的資格」。他認為1950年代出生的中國作家，持續創作至今，大家已各有擅長，誰也不比他差，反而很多人寫的東西他寫不出。「如果王老師得獎，她受到的爭議一定比我少。」

　　「那不一定。」王安憶辯解，「我得獎也一樣有人要罵的。」

　　「有人罵是肯定的，但對你的爭議肯定沒我那麼多。」莫言又強調了一遍，微笑著。

　　對於莫言獲獎，相比外界的喧嘩騷動，作家圈反而平靜。王安憶說，圈內共識是「莫言現在蠻苦的」，「前幾天閻連科還說，莫言真是過著非人的生活啊。」

　　「我覺得只有莫言能頂住這個獎，因為他身體好。在政協會議上被那樣圍追堵截，自己都不能出現在公開的地方，一出現就會被抓到，那麼多事情要應付要克服，這需要多少體力與心力啊。」王安憶感慨。

　　「我現在希望中國趕緊再出現一個獲獎作家，這樣我就可以退休了。」莫言說。

不是為翻譯家寫作

　　莫言表示，在西方，對諾獎的熱情可能一兩個星期就過去了，一個大學裡可能有十幾個教授都得過，學校的獎勵最多是一個車位。而國內對此持續關注，他感到特別大的壓力。

　　王安憶認為，理解諾獎在中國被賦予的意義，需要從中國的現代化願望開始，「我們嚮往西方、希望被西方了解的願望，像強迫症一樣，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延續至今。」她認為在普遍對中國文學不甚有興趣的西方文學世界，莫言能夠得獎，「很為我們爭氣」。

　　王安憶表示，自己也有幾本書翻譯到國外，反應比較冷淡，她認為這是因為「強勢社會對你的關心確實沒那麼多」，而另一方面，漢語與其他語種的轉譯也存在很多困難。但相對「走不出去」的問題，她並不發愁，因為寫作對她來說，是有興趣、有熱愛，「我那麼苦心經營的漢語書寫，希望得到知己來了解，雖然我也很歡迎外國知己，但這很難。」

　　有許多中國作家，為了被海外接受，放棄了母語書寫。現場有讀者問到哈金的例子，王安憶表示，哈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得到了《紐約書評》的推薦。

　　「我一直在揣摩，那些放棄漢語書寫的作家，他們與另一種語言是不是真的那麼親近；用其他人的語言寫小說，會是一種什麼狀態。」王安憶說。

　　「越是有自己語言風格的作家，越難翻譯，但我們自己該怎麼寫就怎麼寫，中國作家不能為了讓自己的作品被翻譯出去而降低寫作難度，我是為讀者寫作，而不是為翻譯家寫作。」莫言說。

50後作家的文學教養

　　王安憶與莫言同屬於50後，相比前輩作家的寫作生涯會不斷被政治事件干擾、影響乃至中斷，他們這代有機會可以持續創作，雖然在受到的教育或者文學養料的獲得上可能不如下幾代，但是王安憶認為，這一代作家的才華是超群的。

　　莫言回憶，自己小時候獲得的文學滋養來自比他大五歲的二哥，每次二哥看書的時候，他就站在後面偷看，「我現在也不喜歡看書時有個人站在我背後，但當時二哥每次把我趕走，我過一會兒又回來了，而且常常喧賓奪主，他沒翻頁我就先翻了。我的童年閱讀就是在這樣的被飽以老拳里獲得的。」

　　而出身作家家庭的王安憶，所能獲得的資源較莫言為多。她11歲讀《紅樓夢》，母親茹志鵑非常警惕，用膠帶粘住一切她認為兒童不宜的部分，而這反而給王安憶提示——每貼必揭。「文革」時期，學校停課，她反而有一些很雜亂的閱讀，一些沒有封面乃至缺頁殘本的書在人們之間流傳，很多書一半靠讀，一半靠想像。很多年以後，她終於找到了當時影響她至深的書《約翰·克里斯多夫》，當時她只讀了第一冊，沒有封面，不知名目，「成為一個懸了很多年的案子」。

　　王安憶表示，在這一代作家的經歷當中，最重要的文學養料是翻譯小說，「好在當年我們有一批有大學問的翻譯家，文字漂亮，改造了我們的白話，我們的文學教養更趨近於那個傳統。」

　　至於現在的網路小說，王安憶表示理解，但她認為自己只能做「手工活」，無法達到網路寫手的工作量。「小說是世俗的工作，早期的西方小說，也是報刊連載的形式，迫使你寫下去，寫到一定的量。網路連載這樣持續下去，一定也會有高手出現，但如果是一個非常高強度的每天必須寫一萬字或兩萬字的量，這樣的質量不知道如何保證。」

東方早報記者 許荻曄 發自北京

錄入編輯：王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