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一帶一路」必須處理好十大關係

目前,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還存在種種不同的爭論,如中國在搞新殖民主義,中國威脅論,新馬歇爾計劃等等。

「一帶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目前,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還存在種種不同的爭論,如中國在搞新殖民主義,中國威脅論,新馬歇爾計劃等等。加上一帶一路實施涉及很多國家和地區,引起很多國家的重視和關注。因此系統的分析和探討中國實施一帶一路中的十對關係,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筆者認為實施一帶一路需要處理好中國和周邊國家、大國的政治關係,處理好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關係,處理好政府投資、SOE和民間投資的關係,處理好盲目樂觀和過分謹慎的關係,處理好歷史和現實的關係,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處理好中國宣傳中國話語和換位思考的關係,處理好風險和收益、投資和回報的關係,處理好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關係,處理好國內經濟發展和海外投資的關係。

01

處理好中國和周邊國家、大國的政治關係

根據官方的報道,一帶一路倡議涉及五條線路。

主要有:1、北線A: 北美洲(美國,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韓國——日本海——扎魯比諾港(海參崴,斯拉夫揚卡等)——琿春——延吉——吉林——長春——蒙古國——俄羅斯——歐洲(北歐,中歐,東歐,西歐,南歐)。

2、北線B:北京——俄羅斯——德國——北歐。

3、中線:北京——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匈牙利——巴黎。

4、南線:泉州——福州——廣州——海口——北海——河內——吉隆坡——雅加達——科倫坡——加爾各答——內羅畢——雅典——威尼斯。

5、中心線:連雲港——鄭州——西安——蘭州——新疆——中亞——歐洲。

可見一帶一路倡議在亞太地區涉及東南亞,中亞很多國家。在對待一帶一路問題上,印度和日本態度曖昧。在亞洲中國必須高度重視和日本這一經濟大國,印度這一亞洲第一人口大國的關係。重視和利用各種國際論壇,宣傳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基本主張,轉變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敵對思維,變對抗為合作。在大國關係上,中國又需要處理好中俄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德關係等。

2017年是一個大選年,國內將召開中共十九大,涉及重大的人事安排和未來五年的發展規劃。國際上法國,德國,英國,美國,韓國等一些國家先後出現領導人換屆或者選舉。他們執政或者換屆之後,新領導人是否會延續對中國的主張和立場?其中中美關係在特朗普執政之後出現一些新變化。

特朗普執政之後,強調美國利益至上,撤出TPP,呼籲美國企業回本國投資,在韓國部署薩德,在朝鮮核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提出批評。退出巴黎的氣候協定。但是中美關係至關重要,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資本主義強國,兩國關係好壞影響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

中俄關係目前看,總體形勢良好。但是中俄兩國應該抓住機遇,深化合作。在東南亞,東亞,中國因為朝鮮核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與一些國家還存在爭端和矛盾,需要妥善應對。

02

處理好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關係

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中有一句名言,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永恆不變的是國家利益。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必須吸取歷史上的教訓,不能簡單的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需要重視和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不能一味強調經濟上的對外援助,而是需要量力而行。

歷史上的朝鮮和越南,曾經接受中國大量的援助,但後來交惡。90年代以來,中國始終奉行鄧小平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當頭,不稱霸不結盟,這是一件好事。但是當前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中必須把中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歷史上的蘇聯曾經援助一些國家,搞革命輸出,結果蘇聯解體後欠債幾千億,其中絕大多數是軍事援助和無息低息貸款,直到2001年前後普京執政才還清外債。

03

處理好政府投資、SOE和民間投資的關係

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中,涉及很多發展中國家,在大型的基建,如鐵路,橋樑,道路方面,投資工程巨大,周期長,耗資大量經費。目前政府和國有企業(SOE)佔主體。但是另一方面則需要充分發揮民間資本、民間組織和民間企業的作用。包括,如在前期的考察工作,兩國或者周邊國家的學術交流、文化交流,語言培訓,風俗習慣的考察等等。

04

處理好盲目樂觀和過分謹慎的關係

目前,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宣傳中,很多報道不切實際,報喜不報憂,樂觀盲目,忽視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巨大風險,包括政治、經濟風險。在看到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有利條件的同時,真正能夠以客觀謹慎的態度研究的成果不多。在一帶一路的中國海外企業投資中,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失敗和造成重大損失的也不少。只有採取客觀的謹慎態度才能更好的推動一帶一路的研究。

05

處理好歷史和現實的關係

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有關。如張騫出使西域,鄭和七下西洋。與中亞、東南亞國家都有文化、經濟的往來。在研究中,必須重視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從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看,中國並沒有陷入西方的國強必稱霸的政治學邏輯。中國歷史上的外交實質上是一種朝貢體系,天下的思維,自認為天朝上國,四方都是蠻夷之邦。

在中國古代外交中,只要周邊國家做出承諾,接受名義上的封號,名義上服從天朝的統治,就會得到天朝的很多的賞賜。而萬邦來朝更被視為古代中國歷史上王朝的重要強盛標誌。從現實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結盟不稱霸,在對外宣傳上,實施一帶一路應該將歷史和現實結合,講出中國的話語,中國的故事,消除國外的各種錯誤和敵對思維。

06

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

21世紀爭奪最激烈的地區是亞太,而在亞太中國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外匯儲備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平外交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實際上成為一個客觀趨勢。

一帶一路作為一個重大戰略布局正在實施。一帶一路也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因此必須從宏觀戰略出發,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在大國關係上,周邊外交,領土爭端問題上,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爭取一切機會努力發展自己。

07

處理好中國話語宣傳和換位思考的關係

中國一些學者和媒體在宣傳的時候往往站在中國的立場,無疑這是正確的。但海外的媒體對一帶一路,有的是高度肯定,有的則是批評,甚至認為是中國威脅。實事求是的分析,有的媒體的報道論斷存在一種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的判斷。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有的則是中國自身宣傳話語的問題,從而給周邊一些小國家帶來壓力。

如在南海問題上,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涉及很多的東南亞國家。但是這些國家長期處於美國的軍事保護體系中,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特別是撤出耗時幾年才簽訂的TPP協定,給這些國家帶來不安全感。加上宣傳的中國話語,容易導致一種不信任、反感。

應該充分尊重平等的國家關係,在話語體系中,不要主動強調中國,而是強調促進和幫助地區的經濟發展,鼓勵這些國家搭上一帶一路的便車。這裡面話語權的轉換和換位思考很重要。

08

處理好風險和收益,投資和回報的關係

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很多國家,涉及道路橋樑,鐵路等很多的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因此必須重視一帶一路中的各種風險研究。如政治風險(包括所在國家的宗族矛盾,軍人政變,宗教矛盾,恐怖主義,國家政權的更迭等),經濟風險(運輸的成本,所在國家的工人工資成本,全球或者區域的金融危機等),生態風險(如環境污染,氣候,土壤,水源,地震,乾旱,洪澇等等)。社會風險(如工程建設是否得到當地政府和民眾的支持認可,有沒有可能導致群體性事件,中國的海外勞工的生命安全、合法的權益是否有效得到保障)等。

關於收益,中國的海外投資短期基本上是沒有回報的。但是收益則是長期的。因此必須充分的處理好風險和收益的關係研究,做好風險評估機制以及風險化解機制的研究(這一方面智庫大有可為)。可以努力嘗試和所在地區或者國家政府的溝通,交流,合作,互相建立信任,努力形成利益共同體,在軍隊保護,政治動員,工程施工等方面吸引和吸納政府和民眾的參與和合作,形成利益同盟,有效化解和分擔風險。

09

處理好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關係

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盤大棋局,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係到未來中國幾十年的發展和可能影響未來的世界格局。但是作為一盤大棋局,如果一著不慎則可能導致滿盤皆輸。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中,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政治合作為平台。應該堅持齊頭並進,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全面推進,政府、國有企業、NGO、民間交流、私營企業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的全方位的合作交流。

10

處理好國內經濟發展和海外投資的關係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中國要實施好一帶一路,必須處理好國內經濟建設和國外一帶一路投資的關係。國內必須保持穩定的政治環境,政局穩定,必須重視經濟新常態下的國內經濟產業結構升級和自主創新的關係,必須重視和解決好區域差距,社會的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問題,重視和解決好民生問題,如高房價,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

必須重視經濟發展和重視生態文明的關係。因此在對外投資和國內的公共財政支出方面,必須堅持國內改革和對外投資開放並進,努力提高公共財政的比例,建設服務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只有國內的經濟發展好,才能更好的促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反過來,藉助於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可以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出口,投資和貿易拉動和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以一帶一路帶動國內經濟的建設,如沿邊、沿海城市群的建設和開發,促進相關城市和區域的產業結構升級,基礎設施和交通的升級改造,應該努力營造形成一種國內經濟和國外投資的良性的互動。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實施必須重視和努力研究上述的十大關係,十大關係也就是十對矛盾,這十對矛盾是客觀存在的。這對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義重大而深遠。

本文作者陶林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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