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倫：拈花微笑於漢英之間文學報2013年01月10日 星期四11版

曹明倫：拈花微笑於漢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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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藍　　我的「未走之路」　　蔣藍（以下簡稱蔣）：你的所有著作里，無論前言、後記，絕少提及你的人生以及治學經歷。可以談談嗎？　　曹明倫（以下簡稱曹）：其實一切有跡可循。我父親曹征於1943年11月2日在重慶參加抗日「青年軍」，同年3月開赴緬甸戰場。我由此知道了一些夾雜於英語、漢語描述之間的各種殘酷戰鬥，幼年對英語就有好感。我是自貢蜀光中學初70級的，即便在「複課鬧革命」階段，我的功課門門第一，算得上品學兼優。初中畢業後下鄉當知青前，我有個同學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介紹我到宜賓柏溪鎮修築到安邊的鐵路。超強的體力勞動沒有打垮我，我們扯起喉嚨唱山歌，震撼人心的勞動號子讓我感動。但接踵而至的寂寞里，最後發現「山是涼的，水是涼的，連姑娘的歌聲也是涼的」，我在寂寞中學會思考問題，尤其是思考人生。　　18歲我下鄉到眉山，勞動積極，一年可以掙3000多工分，我當上了生產組長，那時讀了很多文學書，我把中學的課本都帶到了農村，一直在溫習。1973年鄧小平復出，當年有過一次高考。我以全縣名列前茅的成績被一所醫學院錄取。想一想吧，魯迅、郭沫若都是棄醫從文的，也許在他們之後還會有一個曹明倫呢。可後來「白卷英雄」張鐵生改變了我的命運，經「群眾推薦」的一個人頂替了我，使得我的「文學接班夢」就此破滅。　　蔣：打擊有點大吧！我是說「白卷英雄」張鐵生……　　曹：我差點出大事。當年7月，遼寧考生張鐵生在考試試卷背後寫了一封為自己成績低劣辯護的信，引發一場風潮。針對他的觀點，我寫了一封萬言書《真知未必來自實踐》，認為人類文化是有傳承的，無須實踐，比如「一聲炮響就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信我投寄給四川省團委。後來才知道，兩位善良的團省委幹部壓下了此信，沒有上報或下轉，不然我的命運就將發生巨變。但他們記住了我的名字，還通知我參加文學改稿會。我那時在地方上已開始發表詩作，後來我的詩歌《霧》發表在《四川文藝》上。呵呵，當時是不得了的事！　　蔣：你參加1977年的高考，如願以償進入大學。當時學的是英語嗎？　　曹：我有文學夢啊。進入師專中文系17天後，我覺得太乏味了，就決定轉到英語系。8個月就提前畢業了，學校決定讓我留校任教，由此開始了文學翻譯。你得到的，取決於你的嚮往。那時，多少讀者為英美文學作品如痴如狂，我的確萌生了成為作家、成為翻譯家的雙料念頭。但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我的命運。　　蔣：這人是誰？　　曹：大詩人孫靜軒。1981年他到自貢來散心，與我巧遇。白天我上班，他在家讀我的詩作和翻譯作品；　晚上他與我抵足而談多日。那時我已經在《紅岩》《外國文學》《詩刊》上發表《沒有祖國的人》等譯作了。孫靜軒認為：「寫作下去，你會成為二流作家；但專心於翻譯，你會成為一流譯者。」這話對我震動很大，就像弗羅斯特的傑作《未走之路》所昭示的……我感謝孫靜軒的相知。　　蔣：你的譯本潔凈流暢接近口語，那是弗羅斯特在漢語中知名度最高的詩，就像葉芝的《當你老了》。後來你負笈北上求學，又曾赴美國訪學，均是在「一條人跡稀少」的路上行走。　　曹：弗羅斯特的《未走之路》迄今有十幾個漢譯本了，我翻譯於1985年。早期譯本收入我翻譯的《弗羅斯特詩選》，修訂稿收入拙譯《弗羅斯特集》，後被編入台灣「教育部」審定的國民中學《國文》教材第6冊，譯得如何，譯界自有公論。「我把第一條路留給將來！」「在某個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後：曾有兩條小路在樹林中分手，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結果後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我的人生選擇，其實蘊含在紙上與現實的《未走之路》之間。　　「吃螃蟹」與原創性翻譯　　蔣：早年讀過你翻譯的3部司各特佳作，均是「填補空白」的漢譯。你是怎麼考慮選材的？　　曹：北大一位教授見到我翻譯的《湖上夫人》後，來信致意，覺得自己的譯品無法超越，就放棄譯司各特了。作家李銳曾經講過：「文學史只尊重獨創者」，這句話對我有很大啟發。雖然文學翻譯史不僅僅尊重原創性翻譯，但原創性翻譯肯定始終都會受到尊重。　　1995年3月，三聯書店出版了由我翻譯的《愛倫·坡集：詩歌與故事》，原版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版本之一。原書共1408頁，收入了愛倫·坡一生創作的全部文學作品，計有詩歌63首及一部未寫完的詩劇、中短篇小說68篇、散文4篇、長篇小說2部，以及長達7萬字的哲理散文《我發現了》，此外還附有詳盡的作者年表和版本說明。我譯《愛倫·坡集》共1520頁，計107萬字，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愛倫·坡作品中譯本，其中62%的內容為國內首次譯介。由於該書是中美簽約項目，美方要求對原書內容不得有任何增減，甚至連譯者加註也受限制，加之該書從簽約到出書只有兩年半時間，我翻譯了498天！這一期間，夫人很是委屈，因為我開口閉口都是愛倫·坡。當時我完全沉浸在愛倫·坡的世界和心境里。　　蔣：《愛倫·坡集》之後，你又翻譯《弗羅斯特集》、《威拉·凱瑟集》等巨著，均列入「美國文庫」，也是填補空白之作。　　曹：翻譯家馬海甸在香港　《文匯報》上稱，我翻譯的「《弗羅斯特集》的出版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值得寫上一筆」。弗羅斯特對詩譯家說過一句大不敬的話：詩歌翻譯就是譯詩過程中失去的東西。馬海甸認為，這句話起碼不適用於本書。「曹譯不但把弗氏的精神大致保持在譯詩之中……而且維持了與原作相近的詩歌形式。」　　重譯文學名著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愛倫·坡作品的重譯本中就不乏優秀譯本，有的為先前的譯本拾遺補闕，勘謬正誤，有的則張顯譯者個人的審美情趣和文學性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重譯本中也存在一些不規範、不和諧、不科學的現象，「更有甚者，有人打著翻譯的幌子，實則使出『剪刀加糨糊』的伎倆，大行剽竊之事；還有的書商請來幾個粗通外語甚至不懂外語的人，將別人的現成譯本交給他們，對行文稍作若干改動，買個書號就推出『新譯本』」。有「譯者」「翻譯」的《愛倫·坡短篇小說集》就是這樣的「新譯本」，連普通讀者都能看出「抄襲太嚴重了。抄襲曹譯版，非常明顯」。「感覺許多句子像在翻版曹明倫先生的翻譯……」，就連我的個別「錯譯」也照抄不誤。魯迅先生讚賞「第一次吃螃蟹的人」，為什麼這麼多人不但沒有原創性，甚至干起了抄襲的「流水線翻譯」呢？　　蔣：英語是我們身邊最為普及的外語，但真正從事英語文學翻譯的人極少，這是為什麼？　　曹：我曾在講座里說過，「賺錢」也可以作為翻譯目的，雖說不高尚但也無可厚非。大量外語系的畢業生總是希望避難就易，在口譯里謀到金飯碗，沒有幾個人願意去坐冷板凳搞筆譯，尤其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文學翻譯。翻譯家裘小龍是卞之琳的學生，他翻譯葉芝的《當你老了》膾炙人口，我還是此詩的「譯校」。卞先生給他布置的作業，就是每天必須寫出一首詩。這樣的訓練，如今有幾個博士可以做到呢？我給學生說，學好翻譯，你首先至少得寫出動人的情書嘛。　　「翻譯之道」更是傳播之道　　蔣：你提出翻譯的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的區別何在？　　曹：我反覆強調：為本民族讀者奉獻讀之有益的譯作，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資借鑒的文本。這是我翻譯的文化目的。而要實現這一文化目的，就想要實現剛才說的「賺錢」這種經濟目的一樣，首先要實現翻譯的「文本目的」即讓不懂原文的讀者通過譯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賞原文的思想內容及其文體風格。作為翻譯者就要儘可能使源語語言與目標語語言意義相近、功能相當、文體相仿、風格相稱。翻譯的「文本行為」是：把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所負載的信息用另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表達出來。當今學者們往往盯住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的制約，卻忽視了譯者擺脫制約所採取的策略。譯者要對翻譯之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有清晰的認識，以譯作「在目標語文化中立足」為限，以符合「目標語讀者的期待視野」為限。翻譯之文本目的乃譯者的根本目的。實現這一目的則是譯者的根本任務。　　蔣：你如何評價嚴復的翻譯標準？　　曹：我不認為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已過時。我同意葉君健「不失為比較切合實際，比較科學，比較容易掌握的翻譯標準」的觀點。我明確承認，嚴復的翻譯標準是名正言順、無可厚非的，也是翻譯工作者應尊崇的標準。　　蔣：在翻譯過程中，你心目中是否有一個文本範式？　　曹：文學翻譯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好作家。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語境，自然有不同的本文標準。我心目中，一直把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視為一個榜樣。　　蔣：今年是你的耳順之年，你還有什麼打算？　　曹：中國文人往往受「一本書主義」影響，我認為這種影響會制約個體生命的創造力。一本書遠遠無法覆蓋一個創造性的靈魂。我現在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教學和指導學生上了。我希望我的學生中至少有三人今後能超越我，我是說在翻譯方面。我還要工作幾年，退休後我打算繼續翻譯，至少要為中國讀者增加一個《莎士比亞全集》的漢譯本。這是我早年就有的想法，但願今生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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