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明代膠東移民考

【資料】明代膠東移民考（《琅琊王氏奇才_百度空間》2010年04月01日 星期四 21:31）

明代膠東移民考

（本文主要引用了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和《中國人口史》，以及部分網路上發表的研究成果）

引言

在膠東地區，民間關於祖先來自雲南或小雲南的說法非常普遍，而在山東西部及華北地區，民間則普遍認為祖先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

據福山區政協移民調查組統計，明代移民建村124個，除無法考證移民來歷的31村，其餘93村分別是從全國各地遷來建村的25個，從雲南遷來建村的5個，從被稱為「小雲南」的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或河南固始縣遷來建村的63個，佔有移民來歷記載建村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其中，福山區臧家村就是明初由洪洞縣大槐樹移民始建的村莊之一。如果對膠東半島各地明初移民進行全面調查統計，來自所謂「小雲南」的移民所佔比例不會比福山區少。

「小雲南」到底在哪裡？說法也很多，一說為河南固始縣，一說為江蘇贛榆，一說為雲南烏撒衛，一說則認為小雲南就是雲間府（今大同）之南，即「山西洪洞大槐樹」。

「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這首流傳極廣的民謠，似乎也說明膠東人的祖先也是山西移民。

關於小雲南的問題本節暫不討論。

實際上，明初官方大移民真實的情況與民間的說法、族譜記載，甚至膠東諸縣的方誌記載大為不同。

明初，中國北方人口比較密集的區域一個是山西的東南部（就是民間所說的「山西洪桐縣」）；另一個是山東以益都為中心，包括青州、萊州、登州東三府（現在濰坊、日照、青島、煙台等地區；在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的傳說是「山東棗林庄」），還有河北中部偏西的地區（現在石家莊，衡水一帶；山東北部的傳說為「河北棗強縣」），這三個地區曾在洪武、永樂年間大量輸出移民。

根據葛劍雄主編的《中國移民史》研究成果，其第一卷《大事年表》中列出膠東移民有關事件如下：

洪武四年，閏三月，遷北平、山東二省元漢軍46705人於北平諸衛。五月，明軍從山東登州渡海進入遼東。

洪武七年，一月，遷山東青州、萊州軍人11394人於遼東定遼都司。

洪武九年，二月，遷揚州軍人1000人于山東登州衛所。

洪武二十五年，遷山東登州、萊州兩府貧民無恆產者5635戶于山東東昌府。

洪武二十八年，遷山東青州、兗州、濟南、登州、萊州五府每戶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及小民無田者1051戶，4666口於東昌府。大約有18.5萬棗強移民移民遷入青州北部地區；1.8萬河北移民以及1萬來自其他地區遷入萊州府；大約有15.8萬山西移民及2.8萬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遷入登州府；自此時，東昌府接納由山西及山東東三府等地遷入的民籍移民約為14.5萬人。

洪武三十一年，在山東萊州、登州二府地設靈山、大嵩、威海、靖海、成山無衛及一個千戶所。至此，登萊地區衛所已基本設置完畢，達9衛5所。新設衛所軍人的家屬多於洪武以後遷入，估計該地軍籍移民約為10萬人口，其中相當一部分軍人是雲南四川等地調入的。永樂年間，遷入的軍人家屬大約有6萬人口。

永樂二年，十月，遷山西洪洞民戶于山東萊州府濰縣。

永樂五年，遷山西平陽、潞州，山東登州、萊州等府州民戶約5000戶於北京上林苑（南至武清，北至居庸關，東至白河，西至西山）。

永樂十年，遷山東青州、登州、萊州等府民戶丁多者於兗州、東昌等府。估計遷入東昌府的移民大約有2.5萬人，遷入兗州府西部地區的移民大約有6.5萬人。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遷長沙護衛官軍往遼東3000戶，往宣府2000戶，往山東不詳。

從這些材料可以明白地看出，明初農業移民主要是人口密集區的人口向人口稀疏區移動。只有在山東東部地區，才見到似乎是相反的例子（曹樹基著《中國移民史》第五卷第十二章對明代人口和明代歷史的新認識p456），即：膠東地區一方面大量遷出移民，另一方面也大量遷入移民。

明代前期，主要是洪武時期和永樂時期，遷入膠東的移民主要有如下來源：一是山西移民；二是河北移民；三是來自雲南、四川的軍籍移民；其他也有來自揚州、長沙的部分軍籍移民。根據曹樹基先生的推算，洪武年間膠東地區遷入移民共計18.5萬，其中，來自山西的移民約佔64%，有人口11.8萬；來自四川、雲南的軍籍移民約佔35%，有人口約3.5萬。

土著依舊是膠東人口的主體

明代前期，膠東半島上的萊州和登州兩府情況頗為相似，號稱地狹人眾。然而，根據後世民間說，表面上看起來，土著卻並不很多，移民倒是不少，且以軍人為主。

看看登州府萊陽縣和招遠縣的情況，洪武年間建村31個，其中原籍本區10個，山西14個，四川7個。而永樂移民的比例更高，明初的村莊中至少58%建於永樂年間。通過系統標準化處理，得出這兩縣洪武年間的土著比例為56%。這期間，移民以山西人為主，所謂來自四川的移民，皆號稱來自建昌衛，即今四川西昌地。（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曹樹基著第五卷）

為什麼膠東半島上會有如此眾多的外來移民，且移民中的一個很大部分竟然來自遙遠的西南邊陲，或者說雲南，或者說四川。這兩個地區在洪武時期是典型的人口稀疏地，也是移民輸入區，何以會有如此眾多的人口外移呢？

民國《萊陽縣誌》中用了很長篇幅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居民傳說其先世率於明洪武二年遷自雲南。然按《氏族略》，其為唐宋故家、金元遺民僅廿余族。余各姓除從軍或流寓，歷年尚少，則凡傳二十餘世，歷五百餘歲者，大率相同。而能確定其原里居，亦無多。族十八九漫稱雲南，又謂戶有佔山買山，宋元舊家則為漏戶。及詰其所以遷徙及何以佔山買山？何以舊家若是至少？新遷如許之多？無論鄉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薦紳世家亦語焉不詳。

萊陽一帶關於祖先來自雲南的說法如此普遍，從上述記載中即可得知。然而，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祖先為什麼來到此地，遷入的年代據說是洪武二年，卻存在大大的問題。因為洪武二年，雲南根本不在明王朝版圖之內，所以，洪武二年從雲南遷民至膠東一事也就無從談起。

是否這裡的「小雲南」並不是今日的雲南，而是其他什麼地方呢？於是關於「小雲南」的地理方位也就有了假說。

民國《萊陽縣誌》中繼續說：或謂雲南為豫南之訛，或謂小雲南在安徽境，或謂小雲南為山西地，亦均之無稽。雖然，要自有說，意即洪武四年山後內徙之民也。蓋陰山之南，恆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惜即以雲稱。晉察綏之交，戰國趙曰云中，故城治今托克托；秦漢置雲中郡於此；北周置雲中縣治，今大同；隋改雲內縣，治今懷仁；唐置雲中郡，兼置之州，治今大同。宋於此置雲中府路；遼以古望川地置雲縣，金改為州，元因之，治今赤城縣望雲堡。則雲中、雲州之南或雲崗（大同西，為名勝地）、雲陽（谷名，在左雲縣）、雲泉（山名，在張家口西）之南，其土人必有以雲南稱者。

大有將雲南化為「雲中」之南之意味。這一轉化便使得膠東人民口碑中流傳的「小雲南」成為「雲中」之南了，也使得這一移民活動得到了歷史文獻的認可，從而成為信史了。然而，以「雲中」之南作為雲南的代稱卻不怎麼令人信服。民國《牟平縣誌》就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雖無據而近理，但本縣間有能舉其自雲南某縣某地來者，未必盡系傳聞之誤，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載，或人民自動遷徙亦未可知……」

《牟平縣誌》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今嶗山縣地名志中所列各種族譜的記載中，出現最多的是雲南烏撒（烏沙）衛這個地名。

烏撒衛是洪武年間貴州都司所轄的一個軍衛，治所在今貴州省威寧。由於洪武年間貴州布政司尚未設立，貴州地分屬四川和雲南轄，烏撒府恰好處於四川、雲南和貴州交界的位置上，終明代，一直是四川的轄境，而作為軍衛的烏撒衛所屬，很可能駐守於雲南境內，如烏撒後所的駐紮地就在雲南的沾益州境內。膠東半島上眾多族譜中出現雲南烏撒衛一詞，似乎證明這裡的雲南應該就是今日的雲南省，而不是什麼「雲中」之南。他們之所以能遷入膠東地區，最大的可能就是軍衛的調動。所以，在論述洪武移民時，我注意到萊西、招遠、昌邑一帶除了雲南的移民村外，還有來自四川的移民村。顯然，如果也是烏撒衛移民的話，四川作為他們的原籍是最準確不過了。雲南與四川這兩個地理概念在這個時代是相當含混的（《中國移民史》第五卷）。

再談談烏撒府。明代洪武年間的烏撒府是一個土府，今天仍是彝族、回族和苗族聚居的地方，故設自治縣以轄之。作為一個設於土府境內的軍衛，可能有士兵的介入，但士兵絕不可能占軍衛人口的多數。如果膠東地區的若干風俗帶有彝族或苗族的某種風情的話【趙振績《山東半島人（蓬萊趙）氏的由來》國學文獻館，台北。1984】，也只能推測長期駐紮於彝族、苗族聚居處的漢族軍人，已經在生活習俗上融合了異族的某些成份，並將其帶到膠東。

民國《牟平縣誌》的記載中，也出現了若干有關洪武年間從雲南移入之氏族。由於記載的簡略，我們無法對其可信度進行檢驗。總之，一般說來，從雲南移入山東不大可能是民籍移民，而應是軍籍移民。

的確，萊州府和登州府是一個以軍衛人口為主的移民區。洪武時期，萊州府先有萊州衛和雄崖、浮山二所，洪武而十一年，增設了鰲山衛，洪武三十一年又增設了靈山衛。弘治年間，又增設二所。登州府洪武年間有登州衛和寧海衛，洪武三十一年，增設了大嵩、威海、靖海和成山四衛和寧津所，成化年間，又設四個千戶所，差不多已是一個衛的兵力。以至於當地人稱「軍多於民」。這裡雖說的是正統年間的事，但寧海一地，有兩衛軍人就已經「軍多於民」，說明民籍人口的稀少。

這些新增衛所的將士極有可能從雲南或四川的衛所中調入。由於新設的衛大部分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設立的，家屬調入時間可能會晚一些，即可能在永樂年間遷入。因此在地名或氏族資料中，既有洪武年間遷入者，也有永樂年間遷入者。

萊州和登州兩府合計，洪武末年，共有9衛3所，約53 760名將士。合計軍籍人口約16萬。在人口密集之區，衛所戰士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當地人口充任的，所以屬於軍籍移民的肯定不足此數。設當地壯丁占軍籍人口的20%，軍籍移民的數量約為13萬左右。又由於部分衛所軍人及家屬遲至永樂年間才調入，故洪武軍籍移民人口的數量只有8.5萬左右。統計數字顯示，洪武二十五年，兩府共有軍籍、民籍人口162萬，衛所的軍籍移民相當於總人口的5%。

再來談談萊登兩府的土著。從《明實錄》中的有關記載看，兩府在洪武時期皆是地狹人眾之地。從戶口數上分析，這兩府每縣人口眾多，與青州府不相上下，因此才有大量移民外遷。然而，在民國及今天的氏族和自然村統計中，土著的比例卻非常低，僅佔總人口的60%左右，讓人迷惑不解。

民國《萊陽縣誌》指出：以氏族言，隋唐前無論矣，宋慶曆間趣果寺提名碑所載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豈盡轉徙流離，或喪亂滅絕，或譜牒損佚，皆弗明矣，又況碑所弗載者乎？而縣中望族於趙氏外，有蓋系元明新遷，是其與社會所關不甚鉅歟。

它認為，這些土著混入了其他人口之中：而萊陽自金元以來，用夷變夏，屢經兵禍，民之死於鋒鏑或擄掠流徙者當不知凡幾，用是移民來此，其先至者領地開荒，謂之佔山。後至者，購熟地耕種，謂之買山。其土著遺民得脫於兵匪驅掠者，謂之漏戶。而遷者不望舊居，故傳稱雲南，又以似非雲南省，故別之為小雲南。亦猶吾東府人僑居關外，概呼登萊為海南耳。……惟當日遷自小雲南者，或不如傳聞之眾。即稱為漏戶者，亦當不如現時之少。是則歷時及清，迭遭殘殺，死亡流離，宗譜損毀，或畏避徭役，遷自他出，原無譜牒，歷年既久，傳聞失實，遂胥附於遷自雲南只說矣。

從上述統計結果看，這一說法是站不住的。因為，來自雲南或四川的移民雖然有一定的數量，但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卻是不大的。土著人口雖然比人口統計數中所反映的要少，但在當地仍是人口的主體。其實，土著人口數量的不足應與土著人的外遷有關。

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有6000餘戶東三府人遷入東昌府，根據茌平縣三府移民的比例，萊州和登州兩府有2000餘戶移民遷入東昌。遷往河北的山東移民也有相當數量，直至永樂年間依舊如此。登萊兩府的人口在遷往魯西及河北地區的同時，還有大量遷入遼東的可能性。理由如下：一、偌大一個遼東，僅有50萬人口居住，拋荒的土地不在少數；二、登州抵達遼東，泛舟極為便捷，一天一夜即可；明初，人口極為密集的萊登兩府近鄰，存在這樣一個人口極少的農墾區，而它們在行政上由同隸屬山東布政司，無疑會對萊登兩府人民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弘治年間，登萊地區的土地拋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登萊的外流人口主要是民籍，民籍居民的減少導致了整個人口中軍籍人口比例的增加。

另外，有人認為：元代，庫庫楚被封寧海王，其領地包括大部分膠東地區。庫庫楚征伐雲南過程中掠來大量的人口遷居膠東。有元一代，是漢人屈辱不堪的記憶，有好多事實被刻意淡化掩埋。這些居民的後人不願回憶遭受凌辱的歷史，也把遷移時間定在明初。從推理上，這種說法也是可信的。

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通過查閱原威海衛、榮成市、乳山市的《市志》，發現一個問題，明初軍籍移民中，凡是在衛所擔任一定官職的，其原籍記載通常比較明確，而一般軍戶則比較籠統。如：

《威海市志》記載：1403年（永樂元年）陶鉞任威海衛指揮僉事，陶系安徽鳳陽人； 1415年（永樂十三年），苗玉任威海衛指揮僉事，苗系江蘇淮安（山陽）人；1419年（永樂十七年），畢文敬任威海衛指揮同知，畢系安徽巢縣人；

上述三人的後裔均在威海衛落籍，居住於衛內或周圍8個村莊。

此後在威海衛任職的其後裔在當地落籍的還有：

直隸順天府通州人劉得（第一任指揮使）；

河北安次人李忠（指揮僉事）；

江蘇興化人戚林（千戶）；

江蘇常熟人周貴（指揮使）；

安徽泗縣人董旺（指揮僉事）；

河北昌黎縣人王信（指揮使）；

安徽靈壁人李玉（指揮僉事）。

此外，還有明初任指揮同知的江蘇淮安人阮成、任百尺所千戶的安徽宣城縣人謝氏等。

《榮成市志》記載：宋代以後，境內經歷兩次較大移民活動，第二次為明朝，境內設二衛二所，因功受封的軍官及士兵大批入籍定居。如：成山袁姓，洪武十三年封成山衛指揮僉事，由安徽定遠縣入籍；成山唐姓，始祖唐斌洪武十三年封成山衛指揮使，由寶應縣入籍。

《乳山市志》記載：蘆頭、水頭于姓系明永樂年間由雲南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永樂年間，王姓由小雲南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永樂年間，劉黨由小雲南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洪武年間，李姓由江蘇上元縣遷入牟平，後裔析居乳山；

明永樂年間，金鄉李姓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洪武年間，江蘇贛榆張霖從軍落籍寧海城，其後裔析居乳山；

明永樂年間，所後張家莊張姓由小雲南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永樂年間，黃村張姓從雲南遷入；

明永樂年間，孫家埠孫姓由小雲南遷入；

明永樂年間，小疃孫姓由小雲南遷入；

明永樂年間，台依村徐姓由江蘇崑山遷入；

明永樂年間，林姓由福建莆田遷入；

明永樂年間，馬林由安徽鳳陽府臨淮縣奉旨移民海陽所；

明永樂年間，趙姓從小雲南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朝末年，楊家屯、六村屯楊姓從雲南遷入；

明初，祖籍江蘇邛江縣胡海以軍功受封寧海衛指揮，入寧海籍，萬曆年間其後裔一支遷入乳山；

明永樂年間，單姓由安徽鳳陽府遷入；

明永樂年間，許姓由安徽臨淮縣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永樂年間，陳升由小雲南從軍海陽所落籍；

明洪武三年，曹姓由雲南昭通遷入；

明洪武年間，郭姓由雲南遷入；

元末明初，馮姓由雲南遷入；

元末明初，焉姓由河南鄢縣遷入海陽所。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發現，凡是有名有姓，特別是有官職的，其祖籍大都比較詳細，且多為安徽、江蘇。而不記名者則大多籠統地稱為從「雲南」、「小雲南」遷入。這是否說明一個問題，即家世顯赫者，其家譜或地方志一般記述詳細，故不把「雲南」、「小雲南」作為祖籍。而家世一般者，沒有文化，也不可能入地方志，只能口傳，故籠統地稱從「雲南」或「小雲南」來的。但總的來說，原來在雲南衛所從軍，後又調入膠東衛所，而且大都是永樂年間遷入，這應該不是巧合，只是因家世地位不同而記述或口傳不同罷了。

明中期後人口銳減

17世紀上半葉，北中國進入一個日趨乾旱的時期。1630—1640年，北方旱情進一步發展，終於釀成繼1580年以後又一次大旱災。華北乃至華中、江南等地，千里赤野。與此同時，華北乃至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生大範圍的蝗災，飛蝗所經，草葉不存。在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區，旱災、蝗災、鼠疫三位一體，沒有活路的「土寇」、「流民」紛紛揭竿，……農民軍、政府軍、以及清兵互相糾纏，將中國北部、長江上游及中下游部分地區變成了一個人口的屠宰場，中國人口大量死亡。

至嘉靖五年，登州府在籍人口減少了39%，萊州府在籍人口僅增加了16%。可以想像，嘉靖以前，萊州府的在籍人口也可能少於洪武年間。

從明代中期人的描述來看，當時登州、萊州人口的銳減確實是相當明顯的。弘治年間，登、萊地區的土地拋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嚴重地步。……按照王世貞的說法，……人口稀少到了對倭寇沒有吸引力的地步。在《中國移民史》第五卷《明時期》中，曹樹基先生推測登州、萊州二府人口的減少，主要是當地居民越海遷入遼東半島所致；實際原因可能更為複雜。

在洪武二十六年的山東布政司的人口分布中，東昌府的人口密度最低的一個地區。……東昌府的移民來自山西和本省的東三府。來自山西的移民大多在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即已遷入，來自山東的移民則多在洪武二十八年遷入。這也是膠東土著人口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

青州府雖是人口密集區，但其南部人口並不密集，尤其是莒州一帶，由於在元代末年受到一次大瘟疫的襲擊，人口死亡很多。洪武時期，來自京師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市）及其附近的移民和山西移民一共大約20萬人遷入這一地區。他們在總人口的比例大約為30%。最令人奇怪的是，屬於人口密集區的青州北部，在大量輸出移民的同時，也接受來自陝西及河北棗強一帶的移民，且數量高達20萬之眾，個中緣由，尚不清楚。在同屬人口密集區的萊州和登州兩府我們也可以見到類似情況，至少有8萬來自山西和河北棗強的移民遷入萊州，他們占萊州人口總數的11%。登州的山西移民和棗強移民數量更多，達到8萬人，佔全部人口的23%。

萬曆十三年的北方大旱對山東也有影響，濟南府及兗州府東部地區受害最重。萬曆四十三年（1616年），山東全省大旱，膠東地區旱情也很重。「三月至九月不雨，千里如焚，蝗蝻遍野，人食樹皮。次年春，大飢，人相食，餓殍載路，市賣子女」。（《福山區志》p6），次年，濟南府及兗州府東部地區繼續維持特大旱情。以後長期風調雨順，直到崇禎十一年，全省性特大旱災才再次發生，並持續到崇禎十四年。

崇禎大蝗災開始於崇禎九年。這一年，陝西、山西、河南三省已經經歷了連續幾年旱災的折磨。蝗災出現於陝西渭河口及附近陝州等地，山西中南部及開封府黃河兩岸地區，形成範圍廣泛的蝗災區。

崇禎十年蝗災向西進入關中平原，達鳳翔府一帶，向東則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山東、南直隸一帶，形成蝗災區的東西橫向擴展。

崇禎十一年，在連續而又大面積發生旱災的條件下，蝗蟲迅速增殖擴散，聯合成西起關中，東至徐州一帶長達1000公里的分布區。災區西端寬度限於關中平原，東端則在有利的地形條件下，寬度可達400—500公里，在北直隸大名府、廣平府和山東東昌府一帶形成重災區。南陽盆地也遭受蝗災，濱海蝗區繼續發展，膠東半島的登州府及濟南府利津一帶都形成新的蝗災區。

崇禎十二年，陝西的蝗災越過黃土高原向北發展，膚施、綏德、榆林等地也有蝗災發生。山西沿汾水河谷平原出現了一系列蝗災區。長江三角洲蝗害向西向南擴大影響範圍，江漢一帶沿江河的平原洲灘地也出現了廣泛的蝗蟲災害。

崇禎十三年，除了江漢平原一帶災害較輕外，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中下游及整個華北平原都是蝗災區。這一年，蝗災區的面積達到頂峰。

明代中國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今天的範圍大得多，其南緣已臨近山西、北直隸北部的長城一線。

萬曆年間山西鼠疫的爆發似乎是從北部的大同地區開始的。……萬曆九年，大同府疫情向西部擴散，朔州、威遠都有疫情。同年，疫情也擴散至遼州。

萬曆十年，鼠疫有繼續擴散的趨勢。直至萬曆十四年，疫情才傳至潞安府南鄰的澤州。萬曆十六年以後不再見有類似記載，但疫情的沉寂只維持了不長一段時間，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開始，大同府又爆發了新一輪的鼠疫流行。

崇禎十年以後，大同府也開始爆發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鼠疫從山西中部或北部流傳到南部地區。

總之，從萬曆八年到十六年的腺鼠疫大流行，波及幾乎山西全境。從萬曆三十八年開始至三十九年結束的肺鼠疫流行也是從背部開始向中部傳播的，是疫對山西北部和中部影響甚大，對南部影響甚微。崇禎六年開始的鼠疫大流行可能是從山西中部地區發源的，然後向北向南傳播。對於山西大部分地區而言，鼠疫流行期即是特大旱災的流行期。

在萬曆九年山西大同鼠疫爆發伊始，鼠疫就從毗鄰的宣府傳入北直隸境內，並通過北京傳入北直隸的中部和南部。在北直隸八府和宣府地區，僅其東端的永平府和南端的大名府未見是疫的記載。崇禎時期的北直隸地區的鼠疫流行從南部向北部擴散，又因李自成的流動從山西北部傳入北直隸北部，呈現南北兩頭向中間傳染的趨勢。

儘管萬曆十三年的大旱和大疫都波及到山東，但只涉及山東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區。而萬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山東連續發生全局性特大幹旱，人口減少是必然的。

在北方地區，崇禎災情要比萬曆災情嚴重得多。與萬曆年間相比，崇禎年間北方旱情延續時間長，覆蓋範圍大，與旱情同時發生的的還有波及北方及長江流域的蝗災。此外，崇禎年間的鼠疫流行範圍和為害程度也大大超過了萬曆年間，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戰亂，北方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過了萬曆年間。就崇禎年間的旱情看，山東東部明顯要高于山東其他地區，人口的死亡率較高也是必然。

局部移民：從衛所到腹地；從平原到山區

明中期，在大量人口外遷遼東半島的同時，衛所人口的比重顯得越來越大，這在地處海防淺顯的登州來說，尤為突出。

洪武二十四年，登州境內只設有登州衛和寧海衛，洪武三十一年，增設了大嵩、威海、靖海、成山四衛和寧津所。弘治年間，登州府境內增設4所，也就是一個標準衛的兵力。按標準配置，至洪武三十一年，登州府境內合計有衛所軍人及其家屬12.2萬，已佔當時登州府境民籍、軍籍人口總數的14%。

從洪武末年至弘治年間，登州府的土著人口大量流失，而地處抗倭前線的軍衛人口則應處於嚴格管理之下，不大可能外流或變動戶籍。如此，至嘉靖五年（1526年），登州府的民籍人口只剩44.7萬，而按照4‰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計算，軍籍人口則可達到20萬人，占登州府地區總人口的近30%。如將弘治年間新增設的一衛兵力考慮其中，軍籍人口占當地總數的30%應是沒有問題。

在有關移民史的研究中，曹樹基先生已經證明，洪武末年建立的軍衛其軍人大都來自雲南、四川。所以，在今天山東萊西、招遠兩縣《地名志》記載的自然村中，截止永樂年間，大約有12%的村莊來自四川、雲南。實際上，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登州府境內所設兩衛的軍人不可能來自外地，人口密集區的衛所軍人大都取自當地。譬如，今榮成谷牧（劉氏）家族祖先即是戍守寧津所的軍人，來自百餘里外文登某村，後於當地婚配，留住下來。其劉氏宗譜可查。因此，實際上外地軍人只應佔全體人口的20%左右。由於曹樹基先生所獲取的自然村資料來自原登州府最西部的萊西和招遠，實則，愈往東部，軍籍人口的比例應該愈高。正統年間，人稱登州府寧海州一帶是「軍多於民」；寧海一地駐有兩衛，……至正統年間，軍籍人口已大約有4萬了，這意味著寧海州的民籍人口已經少於4萬人口了，與洪武年間相比，人口減少至少超過了50%。

沿海地區耕地不足，衛所戰士由是到內地墾荒。如正統元年十二月丁丑，「命山東靖海、成山、威海、百尺、寧津、潯山六衛所軍余俱寄籍文登縣佃耕民田（《明英宗實錄》卷25）。」

又如正統五年三月乙巳，「……靖海衛……屯田皆在萊陽等縣，離衛二百餘里。」靖海衛的屯田竟然設在離衛200餘里遠的萊陽，不能不說登州府的民籍人口損耗已經十分嚴重了，也表明，衛所軍人從海防前線短距離遷移至膠東半島腹地成為可能。

史料表明，衛所軍人大都不願屯田，而更願意戍守。至少，衛所的軍官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大多數部下躬耕田畝，……儘管如此，從職業的角度講，衛所軍人中相當一部分不是軍人，而是農民。同理，衛所軍人家屬中的相當一部分也是農民，對於那些屯軍家屬來說，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由於有很大一部分軍人駐於城市，他們的余丁及家屬所從事的，主要應是工商業而非農業。軍人中還有專門從事鹽業生產的，此稱為「軍鹽戶」。軍匠戶是軍衛所轄匠戶。衛所軍人中還應包括其他多種專門人才，從事其他各種行業的工作。這些軍籍人員也必將在一定時間後化而為民。

通過對軍戶、匠戶、灶戶、漁戶、商人這五大非農職業的分析可以得知，明代人口的「職業」多與「戶役」緊密相連。……五大非農「職業」人口並非純粹的非農職業，而是互相交織，既有衛所農民、衛所工匠、軍鹽戶及衛所商人，也有匠戶商人，還有灶戶農民和灶戶商人，甚至漁戶也可能向農民及其他行業轉化。

這種情況之外，還要考慮短距離內民間的自由遷移，這是明代移民的另一模式。由於中國古代移民運動的主體是農業移民，他們的遷移，是一種趨食性的遷移。原居地人口的相對密集，土地資源的相對緊張，使人口外遷成為可能。而入居地人口的相對稀少，土地資源的相對充足，則使人口入遷有可能變成現實。

短距離的民間的自由遷移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