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道德瑕給予的轉變

07-16

以「道德」為第一的古老中國，想要順利地完成自己的事業，被大眾認可，很不容易。這不僅僅體現在事業上的成功，還要在道德上做到完美無缺。但人無完人，再偉大的人物也會在道德上有一些小瑕疵。人們不禁要重新思考，偉人的光榮事迹重要，還是要用道德的小瑕疵埋沒他的偉大事業？

北京的八大胡同，被世人認可，同時被世人唾棄，也是許多文人創作文學作品的煙花之地。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陳獨秀，也因這塊是非之地，傳出不少的「緋聞」。

而他「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妓女下體泄憤」事件發生，更讓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不到3 年的陳獨秀被北大「放逐」，守舊派藉此大肆打擊陳獨秀，但這些並沒有影響他在以後事業上的發展。

此次事件16 年後，胡適與湯爾和在信中討論陳獨秀嫖娼事情，胡適認為：「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

百年之後，話題再被重新談起時，人們不禁要考慮中國的歷史是否因這一事件而改寫？

7 年無愛婚姻，想透生活本質

陳獨秀在當時的傳統社會中是一個討厭自己的家庭出身、厭棄世俗的叛逆之人。雖然討厭，但還是擺脫不了科舉考試和婚姻父母做主的習俗。本身對八股文厭煩的態度，不會讓陳獨秀考出好的成績，但是世事難料，縣試、府試勉強通過，院試中更讓他「蒙」了一個秀才。

光宗耀祖的陳獨秀，面臨了人生另一個大問題——婚姻。在陳獨秀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情況下，他聽從了母親和叔父的安排，與安慶府統領高登科的大女兒高大眾結婚。高大眾是一個「女子無才便是德」傳統觀念影響下的女子，這與陳獨秀的人生態度、性格興趣都相差十萬八千里，這也註定這段婚姻里沒有愛情。

陳獨秀的早期至友潘贊化在書中有對陳獨秀愛情的介紹，「她（陳獨秀的妻子）的思想『完全舊式的，與陳獨秀思想相隔距離不止一個上世紀』」。而陳獨秀是一個性情中人，思想距離導致感情不融洽。「平時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留洋，欲借其夫人十兩重金鐲作為遊資，堅決不肯，時常吵嘴。」

二人婚後的生活是聚少離多，妻子最普通的要求是希望他能夠多多照顧家裡，但這種希望對陳獨秀而言，太難以忍受。當時的陳獨秀已經眼觀中國，心懷世界，小小的家庭，已經不能把他困住，雙方都飽嘗了封建包辦婚姻之苦。經常奔波在外而不顧家庭，這也不被大眾所支持。

這種婚姻之苦，讓陳獨秀在愛情和婚姻中備受煎熬，曾以「三愛」為筆名，寫了三篇《婚姻》文章，對於封建的婚姻串通觀念和習俗，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揭露和批判。「但要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樣不合適，便終身難以和睦，生出多少參差，鬧出許多新鮮的笑話兒來……男女婚宴，乃終生大事，就是這樣糊塗辦法，天下做老子娘的，豈不坑害了多少好兒女嗎？……所以西洋人夫妻的愛情，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到。」

從1897 年稀里糊塗地接受舊式婚姻而結婚到1904 年，7 年的時間，他對男婚女嫁問題，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做了廣泛的調查和思考。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是想通想透了，因此在以後的人生中他再也無所顧忌，成為一個徹底的性解放者，做出了不少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來。

痛苦的婚姻，讓陳獨秀對浪漫愛情更嚮往，此時妻子高大眾的妹妹高曼君走入了陳的生活，高曼君是與姐姐完全相反的人，不但才貌出眾，而且讀過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思想開放，每次與陳的相談，都十分投契，兩人也漸漸墜入了情網。而姐夫與小姨子的愛情，也備受世俗壓力。

嫖娼「緋聞」，被北大「放逐」

1919 年3 月26 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討論，這位被蔡元培「三顧茅廬」的陳獨秀在北大文科學長之職被撤銷。事情的發生一是舊勢力對陳獨秀新文化的反攻，二是陳獨秀的生活作風問題。

陳獨秀從1915 年創辦《新青年》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雖然到1917 年以後形成一個以一刊一校為中心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總體上說，與舊思想舊勢力相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1916 年11 月26 日，正把《新青年》在上海辦得很紅的陳獨秀，與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等人離開上海，來到北京籌備「書店」股份。而此時的北洋政府正醞釀著讓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學。1916 年12 月26 日，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達。

到北京的陳獨秀，在琉璃廠偶遇在北京大學的老朋友沈尹默，同時沈尹默告訴在北京醫專的湯爾和。於是，沈和湯分別向蔡元培推薦了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本身就相中了陳獨秀，對其早年編髮的《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更認為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據說，陳獨秀一開始是推辭的，但蔡元培連續幾天登門，並答應可將《新青年》移至北京，陳獨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並推薦胡適擔任北大教授。

陳、胡的到來，讓北大有了很大的變化。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後，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於激烈。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他所受的攻擊也最殘酷。守舊派和新文化派的爭吵不斷，新文化派代表陳獨秀與守舊派代表杜亞泉的爭論，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曾提出依靠強權鎮壓新文化派的要求，並製造謠言打壓陳。一是說陳獨秀等新文化派人員已經被北大開除，二是在陳獨秀狎妓等事情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報紙曾大肆報道了陳獨秀「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妓女下體泄憤」的新聞，想激起輿論對陳獨秀的討伐。

第二條謠言的殺傷力最大。當時社會雖然嫖妓是比較普遍的事情，但是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更何況蔡元培恰恰是一個注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並以152 票當選為評議員。按照規則，甲種會員必須遵循「不嫖、不賭、不娶妾」的要求。

於是，在1919 年3 月26 日夜（也稱為「3·26」會議），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其中，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張保護陳獨秀，「頗不願那時去獨秀」，但蔡元培畢竟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最後不得不同意湯爾和、沈尹默等人的要求。4 月8 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各教授會議，決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陳獨秀被改聘為教授，他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

失業逃亡，創建中國共產黨

被撤銷職位的陳獨秀，也因在五四運動中散發傳單被捕，被營救出獄後，被監視而自動脫離了北京大學。他在當時發表的《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中感嘆道：「中國人有『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劣根性。對待反對票，絕不拿出自己的真實本領來正正堂堂的爭辯，總喜歡用『倚靠權勢』、『暗地造謠』這兩種武器……此次迷頑可憐的國故黨，對於大學製造謠言，也就是這兩種惡劣根性的表現。」

然而此次撤職事件，對陳獨秀的打擊也很大。湯爾和的日記記錄：在這次會議的三天之後，在北大回公寓的途中與陳相見，見他「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

之後的幾個月，陳獨秀因在公開場合散發自撰並出資自印的反政府傳單而被捕。陳被捕後，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都竭力營救。此次，80 多天的獄中生活，讓陳的思想有所轉變，「從啟蒙轉向救亡」。《胡適手稿》中記載「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中，曾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著這種新宗教熱枕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宗教」。

在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其實並無明顯的左傾傾向：「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被捕、逃亡和失業，陳獨秀的思想和情感巨大的變化和影響，為他不久後的急劇左傾準備了條件。然而是什麼讓陳獨秀轉變思想？首先，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宣言，並傳入中國。當時陳獨秀在1920 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道：「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其次，「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1920 年，陳獨秀於上海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其中日本小組中的成員施存統等人，對陳接受列寧主義及其建黨的思想，有特殊的貢獻。該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就是把日本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等通俗的文章，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通過他發表在《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上，這也是陳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開始，也是他與無政府主義脫離關係的開始。

1920 年4 月, 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等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接上了頭，經李介紹，維經斯基等人在上海找到了陳獨秀，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並向陳獨秀建議和指導組建共產黨。陳欣然接受了此項建議，並立即著手進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新青年》第8 卷第1 號上，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徹底轉向列寧主義的文章《政治論》。

「道德」瑕疵上的爭辯

陳獨秀因嫖娼離開北大事件，百年之後再被談起。如果沒有陳獨秀個人生活出現瑕疵問題，後面也就沒有他的巨大改變；如果沒有陳獨秀的改變，後面就不會出現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就沒有它的發展和現今。離開北大是陳獨秀個人人生道路的大轉折，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轉折。「此夜只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陳獨秀的嫖娼事件16 年後，胡適讀了湯爾和五四前後的日記。在送還日記時，胡適致信湯爾和說：「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及後來中國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然有尹默、夷初在後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了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並質問湯爾和「嫖妓是獨秀與浮筠都乾的事，而『挖傷某妓下體』是誰見來？」「小報所傳，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

胡適對陳的處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義憤。胡適主張把「公德」和「私德」分開，「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謂『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

此次事件再被提起，我們無意於為「私德」有瑕疵的人辯護或妄加指責。而是應以「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的態度去看待偉人和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