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學者：不能把「人治」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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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16：52分，一條名為《》的微博開始在網上流傳：

「中國社科院學者房寧認為，不應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關係，好比汽車大還是司機大。人治就是一個好經驗的治理，法治就是一個規範化的治理。法治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線，而是一個可能性的空間，那麼在這個空間中就是人治」。（來源：12月7日環球時報）

非社科院學者而以社科視角的理解是：時值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公布僅僅一個多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正在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關鍵時刻，不管該學者掌握的得出此論的個案有多少，僅在這樣的時刻拋出這樣的理論，姑且不論筆鋒所向，僅就文思所向而言，至少是不合時宜的。

十八屆四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法治建設的總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並不排斥在憲法法律範圍內發揮人——特別是卓有成效的領導者的主觀能動作用，而是強調擔負領導職務的「人」領導實施的決策和改革等等，都不能逾越憲法法律的普遍性規範。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其中包括以領導行為為轉移的改革發展穩定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才作出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憲法法律規範領導行為和執法行為，應該說是四中全會決定最重要的法治成果，並不是在神化「法治」，也不是妖魔化「人治」，而是要以「法治」規範「人治」——隨心所欲逾越憲法法律規範的所謂「人治」。

從該學者使用的措辭可以看出，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特彆強調的「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的理論概括，或者說由兩個「前所未有」囊括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或者說十八大前成為網路輿論爭論焦點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等等，都已經從他的眼皮底下悄悄溜走了，在他的腦子裡什麼也沒有留下，以致長出這樣的「無本之木」。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但在因有思想而從動物界區別開來的人看來，在人與人、人與物、人與法、人與具有普遍性的國家目標之間，法律僅僅是一種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目的。人開汽車，或者是為了實現從甲地到乙地的遠距離跨越，或者是為了運載人和物，人永遠是主體，汽車無非是人駕駛的交通工具而已。

以人與汽車的關係比喻人與法，當然人是主體，但恰好反證被作者忽略了的一個重要問題：一個好的駕駛員不僅能開好車，而且既能保全自己又能造福國家和人民；一個目無章法的人開車，其結局就可想而知。假如目無章法的人駕駛承載眾多旅客的列車和輪船，社會一旦知曉，除了這位科學院的學者願意乘坐那樣的車船之外，其他人大概是不願拿自己的人身安全當兒戲的，這就是國家規定駕駛車船的人必須要有駕駛證和遵守操作規程的原因。

「人治就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理」，這話明顯不合邏輯。這裡討論的「人治」，是以領導者為載體的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治理，而不是經驗治理。農民種地講經驗、工人做工講經驗、商人經商講經驗，而對相應層面從事領導工作的「人」而言，就不是單憑經驗就能解決問題的了。經驗過的失敗的東西當然不能重演，沒有經驗過的由邏輯判斷和推理得出的需要著力避免的可能出現的問題，也不能發生，而領導水平和能力倚重的，就不是前者而是後者，否則還要領導幹什麼？談何「人治？」

「法治不是一個點，不是一個線，而是一個可能性的空間」。可能性與現實性，是辯證邏輯的一個哲學範疇，可能性揭示的是某種事物或人的某種動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變為現實的必然性，現實性則是現在存在的、或由過去的可能變為現實的實際存在的東西。法是治國之重器，具有強制性，凡是違法犯罪的都要受到制裁，就已經不是可能性而是鐵的現實性和必然性了。絕非可能性而是現實性和必然性的「法治」，則是由一個個的特殊個案——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個案中得出的普遍性結論。

「人治」與「法治」，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和對立的，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度，又是辯證統一的。當前強化「法治」，並不是妖魔化「人治」，而是要強化憲法法律規範的「人治」——確保人盡其才，更好地發揮領導幹部的主觀能動作用，避免「人治」可能出現的不計後果的逾越憲法法律的走極端，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治」與「法治」的辯證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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