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諮詢智庫機構實力到底怎樣，大剖析

07-16

目前，中國各類智庫機構將近2500家，其中95%是官方智庫。官方智庫往往人員編製龐大，號稱世界最大規模的智囊機構的中國社科院就有38個研究院、180個研究中心，下轄全國性學術社團105個、研究人員4000多名。隨著形勢發展，智庫建設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在：智庫的重要地位沒有受到普遍重視，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缺乏，提供的高質量研究成果不夠多，參與決策諮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庫建設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配置不夠科學，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創新，領軍人物和傑出人才缺乏。中國的官辦智庫大而不強、高校智庫曲高和寡、民間智庫弱而無力。

同時與西方智庫相比，目前我國多數智庫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不善於利用大眾媒體將成果轉化為影響國際輿論的資源。西方知名智庫大多設立了專門的公關部，負責與全世界各大媒體的溝通和聯絡。有些智庫甚至設立了全天24小時開通的「媒體熱線」。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智庫開始從幕後走到台前，專家學者更加頻繁地接受媒體採訪，但更多地還是局限於國內媒體，接受國際知名媒體採訪或者在國際知名媒體上發表文章的還不多。而我國媒體的國際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即使有一些高質量的智庫成果，也難以轉化為影響國際輿論的資源。

二是智庫刊物、著作國際影響力有限。西方知名智庫一般都有一份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刊物，專業性較強，其作者、讀者多為決策者和各個領域的意見領袖。以美國為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外交》、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傳統基金會的《政策評論》、尼克松中心的《國家利益》等刊物，推出的不少核心觀點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有的還成為主導國際話語的「熱詞」。如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佐利克將中國定位為「利益攸關方」等最早都是在《外交》中提出來的。但是，受語言等各種因素制約，中國目前還缺少類似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刊物。在這些知名智庫刊物直接用英語發表文章的中國專家學者也很少。

此外，西方智庫出版的一些著作從選題到營銷，都有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出版後往往能夠成為相關領域的暢銷書，引領話題，影響輿論。比如，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心前主任李侃如（KennethLicbcrthal），長期廣泛地研究中國及亞洲事務，著述頗豐，他的著作不僅引發媒體關注，同時也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影響。此外，他與中國知名學者俞可平等合作的《中國的政治發展（中美學者的視角）》、與中國知名學者王緝思合作的《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均出了中文版，反響不小。相比之下，有些中國智庫的專家學者出版的著作在國內影響力還不錯，但國際影響力較為有限，能在歐美國家出英文版著作的少之又少。

三是國際性論壇參與不夠。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近些年國外研究諮詢智庫掀起了「中國研究熱」，經常會舉辦和中國相關的論壇，也希望中國的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參與研討，但現實卻是，這些論壇上中國面孔太少、中國聲音太小。而在全球性問題的論壇研討中，更是西方智庫壟斷話語。

此外，我國智庫在吸引國外智庫合作參與研究、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等方面均與西方智庫有較大差距。

中國智庫建設是中國智庫的格局問題，中國的國情決定我們的智庫有自己的體系特點，目前還是以官方智庫為主，在決策當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官方智庫。現在智庫的格局是不均衡的發展態勢，從智庫長期發展或者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講，民間智庫應該是大力發展，給出一些政策支持和一些可發展的環境支持，這就會牽扯到更深的一個思想方面的問題。理論方面，思想產品是不是一個競爭市場，現在來說官方智庫可能佔一個主導地位，如果思想市場形成，應該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全局發展的態勢。

深入了解中國的決策流程和背景便會清楚，大部分在國外榜上有名的中國智庫，其實還沒有成為決策者不可或缺的參謀助手。傳統研究院所轉化而來的智庫，很難拋開隸屬關係進行獨立研究。在很多上級機關眼裡，他們主要是詮釋政策，還不是提供決策備選方案的智囊。

新興的民間智庫大都缺少專職研究團隊，很大程度上依賴已成名的外部專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開展研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與傳統研究院所同質化現象突出。能納入決策者視野的民間智庫還是鳳毛麟角。相比之下，各級黨政機關的職能部門和機關內設的政策研究室，則有機會參與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具有較大的決策影響力。

關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定位的問題。它首先是研究戰略性長期性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眼前的熱點問題的研究，這是智庫的最基本的定位。所以從這方面來講，人才的儲備應該是一些關於戰略性人才的儲備。啟迪民智，是智庫的重要功能。中國智庫在引導社會公眾的輿論導向這方面做得還不夠，跟西方非常重視媒體網路的傳播相比，我們相對比較弱。

智庫應該是開放的研究共享的平台。現在我們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尤其地方以各省市的研究中心為主導，相對封閉，各自為政。在國家層面上，官方智庫沒有形成一個橫向和縱向的比較緊密的聯繫網路，更不要說民間智庫和官方智庫之間的網路和共享平台。在智庫的共享、交流、共通方面還是比較欠缺的。這也是中國智庫應該著力解決的問題。

另外很重要的，智庫要形成和社會、和中國企業界互動的文化。現在智庫好像和社會、和企業比較脫離，實際上我們也需要企業的非限制性捐助來扶持中國智庫的成長，如果沒有中國企業家起來，或者就像國外的基金會、企業家的捐助，智庫也走不了太遠，因為說到底智庫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費用很高的行業，需要社會的捐助和企業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帶限定性的支持。根據中為諮詢觀察，中國的智庫應該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目前決策特別需要更多智庫參與的情況下，智庫也是加強基層民主、科學民主決策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這是特別值得提倡的。

中國的智庫思想會走向全球，但是這需要一個寬鬆、開放的學術環境，這很重要，儘管我剛才講了，追求獨立也許不是目前中國智庫發展的重點，但是有一個學習的氛圍、有一個開放的氛圍、有一個多元的環境，這會幫助中國產生世界一流的學者。而目前中國對外交流的方式、中國智庫的聲譽還有待提升，這需要有一個很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