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我看中國歷史之十三：前漢篇四

從後人的角度來看，也許漢成帝劉驁算得上大漢王朝近200年來的第一個昏庸之主，西漢之所以會被王莽篡奪，成帝時代要算重要的轉折階段，這幾乎是公認的看法了。然而，這一王朝命運悲劇的發生，從客觀來說，劉驁絕不是生來就成為貪圖酒色享樂、葬送漢室前程的紈絝子弟，和前面那位自小無父無母的昌邑王劉賀絕不一樣，劉驁的人生軌跡本是朝著標準的「守成之君」前進的，可惜中途出了意外，結果事與願違。劉驁出生的時候，一代明君漢宣帝劉詢還在世，他對這位嫡子嫡孫非常喜愛，連名字都是宣帝起的，「驁」字寓意為駿馬，可見宣帝對這個孩子的期望。元帝劉奭繼位後的初元二年（前47年）四月，劉驁就被冊立為太子，年僅四歲。青少年時的劉驁很愛讀書，也喜歡文辭，並沒有什麼愛貪玩的樣子，其實即便後來當了皇帝，能夠進行大型的採集整理圖書工程同自小養成的愛好應該很有關係。有一次，元帝在宮中急詔劉驁，居住在東宮的劉驁不敢橫越馳道﹝皇帝專用道路﹞，繞了一圈才進宮面見元帝，元帝知道了事情始末之後，非常的高興，下令以後太子可以直接穿越馳道。隨著劉驁年齡漸長，性格自然也會發生變化。以史書記載來看，同母親王政君的地位變化有關。王政君是陽平侯王禁的次女，母親為李氏。王禁為魏郡元城人（今天河北省大名縣），就是漢末大名鼎鼎的外戚王家之首，由於他沉迷酒色，子女眾多，兒子就生了一大堆，如王鳳、王曼、王譚、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也作王逢時)，都是漢末歷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後面多數都要提到。王政君年少時也同別人訂過親，同宣帝的許皇后類似，也是對方家的男孩突然病故，後又嫁給東平王，可很快東平王也死了。王禁就很奇怪，於是請人占卜，說此女一定會大富大貴，王禁讓女兒學習各種技藝，送入宮中。原本太子劉奭寵愛的女人意外死了，卻在臨死時說有姬妾咒她死，劉奭為此心生怨恨。宣帝這時出面，讓皇后為他選了五個後宮女子，其中就有王政君。劉奭對王政君沒有特別在意，但她居然不久懷孕了，甘露三年（前51年），王政君生下兒子，那年她21歲，這就是宣帝特別喜愛的皇孫劉驁，時時帶在身邊。元帝登基後，因為王政君生了宣帝所鍾愛的劉驁，她原本只是婕妤，很快就被冊為皇后。可元帝對王皇后仍然並無特別喜愛，甚至還有冷落她的嫌疑。而隨著劉驁長大，可能對母后的處境頗有感知。因為元帝對劉驁的成長也不如先前關切，劉驁見皇帝態度轉變，自然也有些灰心，漸漸貪玩享樂起來。恰恰元帝更加認為劉驁難成大器，這樣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更令人鬱悶的是，幾年後，元帝比較寵愛的傅昭儀（據說她過去是上官太后身邊的才人）生下了另一個兒子劉康，這孩子比劉驁更加討喜，除了年紀小小就善於學習，少年時就表現出多才多藝，還善音律，這一點令元帝更加讚賞和器重，漸漸有要取代太子的架勢。但要無緣無故更改儲君也不是那麼容易，何況元帝成日把儒家仁政禮教等規條放在嘴上。幸好有史丹刻意擁護，元帝最終才沒有下定決心。史丹，就是宣帝留下來輔佐元帝的大將軍、大司馬史高的兒子。史丹曾作為中庶子侍奉劉奭十多年，元帝以史丹是東宮舊臣，且是史家外戚，因此很親信他，詔令史丹護衛太子。史書記載，建昭年間（前38年―前34年），元帝已經患病，不親臨政事，留意於音樂，有時置鼙鼓於殿下，元帝自臨前欄杆上，下銅丸以投鼓，音合節奏。後宮及左右懂音律的也沒有人能做到，可劉康能辦到，元帝很是稱讚。這時史丹進言：「凡所謂才藝，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就是這種人。如果從絲竹、鼓鼙之間取人器能，那就是陳惠、李微比匡衡（此人為著名好學的標準儒生，「鑿壁借光」的故事就是來自他少年時的經歷，但這事出自劉歆所著野史筆記《西京雜記》，未必屬實，匡衡受史高、元帝器重，元帝素來敬重有學問的儒生，對匡衡以師禮待之，後來出任丞相）才藝高，可以擔任丞相了！」於是元帝不語而笑，見《漢書·史丹傳》。這一歷史細節很有點意思，除了介紹匡衡為標準儒生外，按說元帝應該相當尊崇儒學，但史書說他喜好的音樂顯然不是純正的雅樂，而是民間流行的俗樂，因此才被史丹以陳惠、李微做比喻說事，陳惠、李微顯然是擅長所謂絲竹這種靡靡之音的人才。事實證明，元帝也是說的一套做得一套，雅好儒學禮制，但仍然抵抗不了內心的喜好和慾望。建昭四年（前35年），中山哀王劉竟去世，太子劉驁前往弔喪。劉竟是漢元帝的幼弟，和劉驁一起遊學長大。多愁善感的元帝是一個看重感情的人，如前一節說過，他對師傅蕭望之十分懷念，幾乎每年都會親自祭拜。而這時忍不住想起一起同劉驁從學的劉竟，悲傷不能自止，可劉驁卻沒有流露出哀傷之情。元帝很遺憾地說：「哪有人不慈仁而可以供奉宗廟作民父母的！」元帝事後把一番責言告訴了史丹。史丹脫下帽子向元帝謝罪：「臣的確見陛下哀痛中山王，都到了因感傷而傷身的地步。早上太子準備進見，臣就私自囑咐不要哭泣，以免陛下感傷。罪在臣下，當死。」元帝聽後才略微好轉。到竟寧元年（前33年），漢元帝卧病，傅昭儀和定陶王劉康常陪伴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太子劉驁卻很少進見。病情漸重時，元帝多次拿漢景帝立膠東王劉徹的舊事詢問尚書。當時王鳳擔任尉衛、侍中，打探到消息，與王皇后、劉驁都十分憂懼，害怕更換儲君。又是史丹等候元帝單獨睡著時直入卧內，頓首伏在蒲席上涕泣說：「皇太子以嫡長立，積至今十餘年，名號被百姓掛著，天下沒有不歸心於他。見定陶王雅素寵幸，現在道路流言，為國擔心，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確實如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來給群臣看！」元帝一向仁慈，見史丹涕泣哀傷，元帝嘆息說：「我一天天精力不濟，而太子、兩王幼少，思想中戀戀，又怎麼不念叨呢？但無動搖之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我豈敢違旨！駙馬都尉從何處聽到此語？」元帝又說：「我病漸重，恐不能再愈，君好好地輔導太子，不要違背我的意思！」帶著滿腔虔誠，奉行以儒術治國的元帝，其實後宮多達幾十人。如竟寧元年昭君出塞，元帝已經病入膏肓，可史書說他見到王昭君時驚為天人，還想要留下昭君。可以想見，「好德」不如「好色」，大漢王朝的衰弱在元帝時期已經頗有苗頭。所以，歷史的進程絕非簡單的事件記錄，許許多多的人與事背後往往都參雜了複雜而深邃的多面性。就如同儒學本身沒有好惡，拿來治國不一定是錯，但過於看重儒學的作用，又或者只注重儒學，則一定會陷入僵化和腐朽的地步，這在中國歷史帶來的負面意義恐怕比積極意義更多，也更發人深省。因為元帝只是肇始者，其後果他無法親見，成帝劉驁的能力似乎連元帝都不如，當然，我們不能說成帝對於國家大事毫不在意，但確實不怎麼上心，甚至他就力不從心。如前面提及，成帝自小飽讀詩書，並不是純粹的昏庸。他知道需要壓制外戚勢力，可惜他的能力不夠，致使王家勢力膨脹。作為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皇后之一，王政君身居後位（含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時間長達61年（前49年—公元13年在位，竟與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時間相等）。王政君被尊為太后以來，兄長王鳳為司馬大將軍，同母弟王崇為安成侯。還封王譚為平阿侯、王商為成都侯、王立為紅陽侯、王根為曲陽侯、王逢時為高平侯，世稱「五侯」，權勢大漲。原本成帝依靠王氏穩固帝位，關係非常密切，可外戚和宦官勢力都不斷坐大，成帝便希望採取一系列行動改變局面。起初在元帝後期，宦官石顯已經十分囂張，成帝先藉助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張譚等人聯名上疏揭露石顯過去的罪惡。石顯被免官逐回家鄉，死於中途。其次，王鳳排擠了馮昭儀的弟弟馮野王。然後，開始針對另一王氏外戚王商（另一個王商，他的父親王武是漢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鳳與有擁戴之功的史丹合謀，派人秘密調查王商的隱私，又教唆頻陽（今陝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誣陷王商。原本成帝覺得難以查證，可王鳳堅持要查，只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職務。王商被免僅三日，就大口吐血而死。至此，王鳳專擅朝政。顯然，成帝的盤算並不成功，王氏一族勢力不斷壯大。王鳳的地位已經高至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家上下雞犬升天，這其中就有一個當時已經頗為出名的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當成帝在朝政大事方面不能逞心如意的時候，還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此外就只能寄情於聲色了。當年還沒有繼承帝位的時候，劉驁就已經貪玩享樂，後來更加肆無忌憚。除了都知道的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外，其實成帝還有一個頗為著名的男寵張放。此人的來頭也不一般，他是霍光的老搭檔右將軍張安世的後代，張安世是其高祖，他承襲了張家富平侯爵位。而且，張放與劉驁很早就關係不一般，長大成年後，張放也結婚，成帝竟把許皇后（此許皇后是成帝的第一個皇后，由元帝安排娶的許嘉之女）家裡一個侄女賜給張放。成帝對張放一直十分寵愛，平日里「與上卧起，寵愛殊絕」，還將張放提拔成中郎將，兩人經常一起微服私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成帝在外出遊玩時往往假稱是富平侯的家人，這一典故後來曾被唐代大詩人李商隱寫到詩歌里，用來諷喻晚唐皇帝貪圖享樂的沒落命運。當然，這一醜聞引發朝臣不滿，各種風言風語也傳到太后王政君耳中，加上幾個國舅煽風點火，太后將張放以莫須有的罪名流放。成帝不堪思念之苦，曾多次偷偷召張放回京團聚，之後又迫於壓力把張放放逐，史書充滿悲情地寫「故常涕泣而遣之」，另外成帝還「璽書勞問不絕」，千里傳遞書信；之後，有了趙氏姐妹才不再進行，而張放則「思慕哭泣而死」。身為一個皇帝，性情真的是多面的。劉驁雖然荒唐，但並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他對許皇后也頗為專寵，前後約20年，生過一兒一女，皆夭折，這引起太后王政君擔心無嗣，所以側面推波助瀾，讓成帝擴大後宮。後來許皇后年紀大了，加上成帝要確保傳宗接代，才逐漸移情別戀，開始寵愛班婕妤，生了一個男孩，也只數月就夭折。班婕妤為一代才女，傳說她是楚國令尹子文的後代，出身功勛之家，其父班況在漢武帝後期時參加抗擊匈奴，馳騁疆場，立下過汗馬功勞。班婕妤除了相貌出眾外，博通文史，知書達禮，她這一家族跟著還出過十分有名的班彪、班固、班超、班昭，可謂家學深厚。其實，正因為成帝劉驁自幼喜愛詩書文學，而班婕妤正是標準的才女，所以得到成帝的喜愛。而且班婕妤沒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還把侍女李平進獻給成帝，李平也被封為婕妤。當然，班婕妤怎麼也料不到她會遇到更加著名的趙飛燕、趙合德姐妹，並徹底奪走成帝的歡心。班婕妤在歷史上最終剩下的是《自傷賦》、《搗素賦》和《怨歌行》（亦稱《團扇歌》），後人只能為她的才學和不幸感慨唏噓而已。趙飛燕，論家世來說，根本比不了班氏的家族根基；論出身，更是低賤的舞女。但偏偏是趙飛燕成功坐上了大漢王朝皇后的寶座。儘管最後結局也很慘，但趙飛燕畢竟不像武帝的衛皇后那樣落下徹底失寵的不幸，也堪稱一代傳奇了。趙飛燕並不是她的本名，真名未見記載，一般認為是趙宜主。因為她出色的舞姿才稱呼她「飛燕」，今天說來或許這叫「藝名」。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趙飛燕生於貧窮的平民家庭，年紀稍長，她以良家女子的身份進宮為宮女（這一點倒與王昭君類似），後屬於陽阿公主家，學習歌舞，不久學藝有成，得名「飛燕」。鴻嘉三年（前18年），漢成帝坐上龍椅已經十多年，年紀已過30歲，可後宮還沒有一個存活的皇子。有一次微服出遊到陽阿公主府（陽阿公主的身份史書也沒有記載，據推測有可能是劉驁的姐姐或者長輩），陽阿公主把養在府中的良家女叫出來取悅成帝（從這一舉動看，公主是成帝姐姐的可能性較大，如果是姑姑按說不大會如此縱容，即便為劉驁獲得子嗣操心也該是送至宮中通過正常途徑安排給皇帝），趙飛燕一下子迷住成帝，入宮以後，趙飛燕又一連三夜拒絕召幸，更令成帝著迷，之後再也離不開她，這一受寵經歷確實同衛子夫頗為相似。後來成帝聽說她還有一個妹妹趙合德，長得非常漂亮，便下令召入宮中，姐妹「俱為婕妤，貴傾後宮」。從此成帝對其它妃嬪不屑一顧，許皇后、班婕妤等人皆徹底失寵。趙飛燕進宮的鴻嘉三年，許皇后的姐姐蠱詛後宮有身孕的妃子，趙飛燕趁機告發許皇后等人。王太后正為皇帝子嗣大傷腦筋，得知後大怒，下令徹查，許皇后因此被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皇后，但太后嫌棄她出身卑微。太后的外甥侍中淳于長為立皇后一事溝通，永始元年（前16年）四月，成帝先封趙飛燕的父親趙臨為成陽侯，改變她家境貧寒的身份。幾個月後，再封趙飛燕為皇后，封趙合德為昭儀，大赦天下，趙飛燕成自此登上作為一個女人的最顯赫地位。可是，成帝對她的寵愛卻也有所衰減，變得更寵愛她的妹妹趙合德。趙合德居住的昭陽舍極盡奢華，為諸宮之最，連官方的《漢書》都稱，自有後宮以來，還從未見過如此奢華的宮殿。西漢末的野史筆記《西京雜記》對趙氏姐妹的居處之奢華富麗也有長篇累牘的描述，即便有誇張，估計也有七八分是事實。不過，趙家姐妹專寵後宮十多年，同樣沒有留下子嗣，據野史《飛燕外傳》的解釋是姐妹二人為駐顏防老，使用息肌丸以致不孕，是否屬實已經無法考證了。到綏和元年（前8年），定陶王劉欣（即前面說過差點取代劉驁成為太子的劉康之子）來長安，祖母傅太后私下以許多金銀珠寶、珍玩布帛賄賂趙家姐妹。由於劉欣的生母丁氏過世較早，基本是傅太后撫養長大。得到趙家姐妹幫助，一直沒有子嗣的成帝最後立侄子劉欣為太子。第二年春，四十六歲的成帝死於趙合德床上，朝野震動，群臣聲討趙氏「紅顏禍水」（這便是典故的由來）。趙合德自知難逃罪責，自殺身亡。成帝雖然酒色過度，但身體當時還不至於要完蛋，並沒有特別的病痛。這一日早晨按時起床穿衣，還準備要接見辭行的楚思王劉衍和梁王劉立。誰知剛穿上褲襪，衣服還沒披上身，就忽然身體僵直、口不能言，中風倒在床上。拖到三月，成帝就死在趙合德的懷中。王太后大為震怒，「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合德因此畏罪自殺。劉驁一共在位二十五年，最後葬於延陵（今陝西省咸陽市東）。成帝的養子劉欣即位為漢哀帝。一來，他感念趙飛燕當初有擁立之功，二來依禮法尊趙飛燕為皇太后，封趙氏的兄弟子侄為侯。可幾個月後，司隸解光彈劾趙昭儀（指趙合德）慫恿皇帝殺害許美人、中宮史曹宮所生皇子，稱「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哀帝先免去趙家新城侯、成陽侯的爵位，貶為庶人。由於哀帝能夠繼位是仰仗趙飛燕大力促成，加上她與傅太后關係不錯，總算保住了皇太后位子，但無形之中被太皇太后王政君和王氏家族所仇恨。幾年後哀帝崩逝，王氏家族東山再起，哀帝的寵臣和外戚都遭到打擊，傅太后、丁太后都被挖墳，趙太后被廢。大權獨攬的王莽挾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詔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一個月後，王莽又下詔將趙皇后和哀帝傅皇后一起貶為庶人，趕去看守陵園，二人一同自殺，趙飛燕也只比妹妹趙合德多活了六年而已。如今再回顧漢成帝一朝，他貪慕酒色誤國基本是事實。不過，在力所能及的範疇內，成帝還是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如農學家氾勝之後被任命為「勸農使者」，負責「教田三輔」。氾勝之所撰的《氾勝之書》是中國第一部較為完整的農業科學專著，總結和發展了自戰國以來的農學，在當時被各地廣泛採用，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成帝繼漢武帝之後，又一次大規模在全國範圍內採訪圖書文獻，委任光祿大夫劉向總領校勘、整理書籍。還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型「國家圖書整理工程」，每校完一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做成提要，論其指歸，辯其謬誤，連同定本送交。這一次圖書徵集和編校文獻活動，對後世的目錄學、校讎學、藏書學都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劉向（約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是漢高祖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四世孫。宣帝時，劉向曾應詔獻賦頌數十篇，官至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時，擢任散騎宗正給事中，因屢次上書言事，彈劾宦官弘恭、石顯及外戚許史兩家，兩度下獄，被免為庶人閑居十餘年。直到成帝即位後才被啟用，拜中郎，遷光祿大夫，官至中壘校尉。從劉向的生平和最後的貢獻，我們似乎也能發現成帝劉驁的另外一面。劉向在成帝再次啟用他時，也多次上書削弱外戚權力，得到嘉許。最終不能實現，非成帝不願，而是無法同外戚勢力，尤其是母后王家抗衡。此外，若以劉向的學問看，他顯然是儒家經學為根本，但也攙和了相當的雜學，如陰陽五行、縱橫學說都有廣泛涉獵，同董仲舒一類人也頗為相似。其實西漢一朝真正有學問的人向來都不是純正的儒家士子，這一現象和漢朝建立以來的用人制度和社會思潮有關，畢竟立國以來就是儒學黃老並存，然後武帝提倡百家，嚴刑酷法、神仙方術、文學音律各方面人才都可以受武帝欣賞。之後昭宣時代儒學得到抬頭，但真正推崇儒學還是從元帝開始，長久以來漢朝的傳統並沒有徹底扭轉。劉向作為宗室子孫，晝誦《書》《傳》，夜觀星象，喜言五行之說，以此為基礎，最終在學術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編撰的《別錄》為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他整理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衍行事，撰成《洪範五行傳》11篇，為中國最早的災異史。另外，他在文學上以辭賦和散文見長，《漢書·藝文志》載有賦文33篇，可惜基本失傳，唯有一篇《九嘆》是模仿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的同時寄託身世之感。另外的散文有著名的《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敘事簡約，論理暢達，都是不錯的文章。可以看到，元帝號稱最敬重儒學士子的，卻沒有在文化事業上做出什麼有益的貢獻。像劉向這樣的博學多才之士，在儒生崛起的好時代里竟然沒什麼作為，似乎有些不可思議。等到漢成帝這樣一個歷來被譽為享樂荒淫的皇帝，劉向卻反而有了一番作為，到底該如何評價這樣的際遇呢？顯然，成帝自小以來愛好詩書文學絕非虛假。劉向作為《穀梁》學名家及朝野公認的學術大家，又屬劉氏宗親，其上書議論也得到成帝賞識與信任。雖然成帝無法肅清朝政，但幸而找到另外一個途徑成就一番美名，也讓劉向發揮所長。同時，借這一機遇，劉向也在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統，與傳統經學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禮。他所擬訂的篇次、篇數都與舊本不同，甚至連書名也要重新擬定。著名秦漢史和思想文化史學者熊鐵基先生曾在《劉向校書詳析》一文里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而諸子百家被稱為中華文化正統淵源，劉向當時整理了已瀕臨亡佚的散亂諸子殘篇，雖然現在這些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劉向整理先秦諸子古籍貢獻功不可沒。」也就是說，藉助這一次大型文化工程，劉向趁機在朝野奠定了學術文化權威的地位。雖然有些以權謀私的嫌疑，但從後世來看，他還是功大於過。例如他的主要著作《說苑》，二十卷，按各門類記述春秋戰國至漢代的遺聞軼事，每類之前列有總說，事後加按語。其中以記述諸子言行為主，不少篇章中有關於治國安民、家國興亡的哲理格言。主要是體現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想以及倫理觀念，這在夾雜的作者議論中體現，往往借題發揮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帶有一定的哲理性。再如《戰國策》，原是戰國末年和秦漢間編集的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過去該書叫《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等名稱，直到經過劉向整理編輯，才定名為《戰國策》，全書共三十三篇，分國別編輯，所記史實從東周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總的來說，劉向為傳承古代典籍做了不少貢獻，對於當時擁擠於朝野的許許多多碌碌無為的儒生士子來說，相比劉向是難以望其項背的。對於整個漢朝而言，從成帝開始，沒落的命運似乎已經註定了，悲劇的根源就是成帝母親的王氏家族，衰弱的趨勢和跡象，幾乎漸漸人盡皆知，然後浸透到整個社會思潮的變化中。就在成帝這樣大興文化繁榮的時候，不同於元帝獨尊儒家的許多跡象也頗有顯著，甚至暴露了漢朝行將衰亡的徵兆，這就是最早的《太平經》流傳出現，據說作者為齊地人甘忠可，全名為《包元太平經》，共12卷，已經不存。而甘忠可的資料也並不多，似乎是一個方士，他雜糅黃老學說、神仙學說、五行讖緯學說和儒家經學，但以五行讖緯學說為主，該書表面上力主漢朝為火德，但恰恰隱喻火德已衰，將有土德興起，取代漢室，另立新朝。顯然，《包元太平經》是極其危險的異端，因此，劉向這樣的學術權威彈劾甘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故甘忠可終因語涉朝政而招致伏誅，《包元太平經》被禁止流傳。但甘忠可的弟子夏賀良等仍隱密傳授。漢哀帝即位後，夏賀良等曾一度受寵信。據《漢書·李尋傳》記載：漢哀帝下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哀帝的這一細節非常有代表性。依照《太平經》的讖緯之說，哀帝實行了改元更名，意圖「應驗」其學說，化解漢室衰亡的危險，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有效。由於劉向劉歆父子本身也通陰陽五行學說，王莽正是藉助這一「讖語」實行禪讓，取代漢室。《太平經》傳播於世的影響依然很有威力，乃至於當時讖緯風靡，從西漢後期到東漢三國都相當流行。東漢光武帝雖然以儒學士子自居，但也信奉這一套，不過，東漢王朝依然延續漢朝正統火德的傳統。所以，後來東漢後期另出現一套《太平經》，據說傳自於吉的《太平清領書》，不同於西漢的《包元太平經》，而是弘揚漢室火德正統地位的。到東漢末年，都知道張角三兄弟忽然興起太平道，喊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響亮口號，恰恰又是應著「土德取代火德」的讖緯而來。雖然黃巾軍很快被官軍瓦解，似乎沒有真的推翻東漢王朝，但耐人尋味的是，曹丕推翻漢朝建立魏國，年號定為「黃初」；孫權稱王自立年號為「黃武」，幾年後稱帝時又是「黃龍」，足以證明他們內心都知道「太平經」與「太平道」對於「土德取代火德」造成的巨大社會影響力，這一跡象可見唐長孺先生在《太平經與太平道》一文中精彩的分析（收錄於《山居存稿續編》）。前面說過，成帝劉驁一直沒有兒子，加上身體不大好，起初定陶王劉康來朝時，曾請他留下來照顧陪伴。因為元帝生前非常喜愛劉康，成帝母子對他也相當優厚，並不因為元帝意圖廢立太子之事而有所嫌隙，這一點也能側面看出成帝母子的為人並不差。但王政君之兄王鳳堅持要劉康回到封國，京兆尹王章看不過去，勸漢成帝不要再任用王鳳。王鳳得知後稱病，並獻上言辭甚哀的文字給成帝。王政君為之垂淚，甚至不進食。成帝自幼倚賴王鳳，不忍廢棄他，只好繼續任用，王鳳還職後立刻誅殺王章，進一步排斥異己。王家獨攬大權後，王政君憐憫自己的幼弟王曼早死沒有封侯，兄弟們如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等多稱讚王曼之子王莽，便追封王曼為新都哀侯，讓王莽繼承，並任命為大司馬。這時的王莽是一個謙謙君子，誰也不會想像這樣一個標準的「好人」竟然會成為西漢王朝的掘墓人。當哀帝劉欣即位後，王政君貴為太皇太后。哀帝也試圖排擠王家，他拔高自己祖母傅氏、母親丁氏的家族子弟，封祖母傅昭儀為恭皇太后，母親丁姬為恭皇后，食邑與王政君相等。王政君不安，要王莽「乞骸骨」回家。哀帝卻沒有批准王莽的辭呈，事實沒有想像那樣簡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等都為王莽說好話，還勸諫王政君說：「皇帝聽說太后下令貶斥王莽，非常傷心。大司馬如果不復職，皇帝就不敢聽政了。」哀帝在輿論壓力下，只能見縫插針，恰巧司隸校尉解光彈劾王根。其實，除了趙飛燕姐妹外，王根當年在支持劉欣成為成帝繼承人方面也出過力，算是有擁戴之功的恩人。但為了皇權，哀帝卻藉機將王根逐出京師，將他舉薦的官吏悉數罷免。跟著，高昌侯董宏以《春秋》「母以子貴」之義請尊哀帝生母丁氏為太后。此議一出，遭到大司馬王莽、丞相孔光、左將軍師丹等人堅決反對。哀帝又迫於壓力，將董宏免為庶人。之後，在未央宮舉行的宴會上，內者令為傅昭儀設帷幄，坐在王政君旁。王莽呵斥道：「定陶太后不過一個藩妾而已，怎能與至尊並坐！」下令撤去其座。可見哀帝與王莽等人的矛盾相當尖銳，在哀帝的努力下，還是尊傅昭儀為帝太太后，丁姬為帝太后，王莽被貶逐新野閑居。表面上，似乎哀帝像是壓制了王莽的勢頭，可到元壽元年（前2年），哀帝念王政君年事已高，又將王莽與平阿侯王仁召還京師，侍奉王政君。次年六月哀帝也無子而亡。王政君火速駕臨未央宮，令王氏子弟控制中樞。原本哀帝臨終前將玉璽交給他的男寵大司馬董賢。董賢此人也算風光一時，人很年輕，相貌俊秀，過去是哀帝身邊的太子舍人，其實也結過婚。哀帝對他恩寵有加，讓妻子也住進宮中，董賢的妹妹也封為昭儀。傅太后的堂弟傅喜最初擔任大司馬輔政，多次勸諫哀帝被免官。哀帝的舅舅丁明代任大司馬，很忌妒董賢受寵。到元壽元年（前2年）三月，丞相王嘉因罪被殺，丁明非常同情。哀帝想給他最高職位，但丁明不滿意，於是以詔令數落丁明的罪狀，免官回家。同年十二月，漢哀帝讓董賢代丁明擔任大司馬、衛將軍。這時董賢不過二十二歲，在殿中執事，掌管尚書，百官都靠董賢向哀帝奏事。除了董賢為大司馬之外，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時為朝廷三公，但哀帝還希望讓董賢超過老臣孔光。孔光為人極其謹慎，知道哀帝想使董賢受到尊寵，在朝中每聽說董賢快來時，就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出門等待，在遠處望見董賢的車子就退避。當董賢下車之後，孔光就出來拜請，送迎非常周到。哀帝聽說後很高興，立即提拔孔光兩個哥哥的兒子擔任諫大夫常侍，而董賢擁有的權力幾乎與皇帝相等。但很可惜，哀帝享年不永，一旦靠山歸西，董賢也就沒了依靠，風光也就到了盡頭。哀帝駕崩後，王政君應侄兒王閎的建議威脅董賢交出玉璽。王閎為平陽侯王譚的次子，他的岳父就是著名大臣蕭望之的兒子蕭咸。王政君問董賢國喪如何調度，董賢已在擔憂自己前途，六神無主，脫下帽子謝罪。王政君當即就說：「新都侯王莽曾以大司馬身份參與過成帝喪禮，知道該怎麼辦，我讓王莽來幫你吧！」於是召王莽入宮，從董賢手中奪取兵權。隨後，董賢及其妻子一家自殺，後來他的父親董恭、弟弟董寬一家則遷居到遙遠的合浦（今天廣西北海市合浦縣，在秦朝時屬於象郡，漢朝後屬於交趾郡，武帝平南越交趾後逐漸開發為港口，海上絲綢之路初期，合浦港比較繁榮，一直持續到三國兩晉時代），哀帝所拔擢的傅丁兩家迅速被剷除。王政君扶立中山王劉衎為帝，是為漢平帝。 這時，星光耀眼的王莽終於到了鋒芒畢露的時刻。如前所述，王莽此人並不那麼容易認識清楚，而今天的人很容易受到過去史書和論述習慣性的誤導。對王莽最權威的論述自然首推班固的《漢書》，王莽的這篇傳記在整個《漢書》中篇幅最長，號稱「第一巨制」，多達45000多字，竟比開篇的《高帝紀》多出一倍多；比統治時間最長的《武帝紀》，更是長出兩倍。其次，號稱尊漢典範的官方史學家班固，偏偏在王莽傳記中花費很大篇幅寫出「篡漢逆賊」前期的「正面形象」。如果簡單認為這是揭發王莽「偽君子」的假面，也難以真正認清王莽，更難以解釋此舉的用意。事實上，以班固極為出色的史學家與文學家的雙重身份，正是在這篇傳記中深刻揭示了西漢末期這一特殊時代下的產物。唯有打通歷史的縱深，才能明白王莽之所以是王莽的真正原因，也才能明白班固如此書寫王莽的良苦用心。如今，這一篇傳記逐漸被一些研究者認識到價值被低估了，尤其再加上之前的《外戚傳》《元後傳》，深刻地總結了元成哀平四朝被王氏家族壟斷，直到王莽出現的深刻時代背景，充分反映漢朝如何走向沒落的悲哀，尤其《王莽傳》應該算一篇極其優秀和極有深度的反思傑作。首先，王莽的早期形象八成是基本事實。王莽生於漢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可在少年時，父兄先後去世，他其實算一個孤兒，跟叔父們一起生活，寄人籬下。王氏家族依靠元帝皇后王政君，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子侄輩多為將軍列侯，生活侈靡，聲色犬馬，互相攀比。唯獨王莽生活簡樸，為人謙恭。年輕時他勤勞好學，師事沛郡陳參學習《論語》。他服侍母親及寡嫂，撫育兄長的遺子，行為嚴謹檢點。他對外結交賢士，對內侍奉諸位叔伯，十分殷勤。正因為他是孤兒，又生活在一個大家族裡，所以王莽尤其注意自身形象，也十分注意團結親友，為此很受鄰里師長的好評。如果了解元帝以來，崇尚提拔儒學士子的背景，王莽這一好學上進和仁義忠厚的形象似乎並沒有必要刻意偽造。而且，王莽堅持多年所獲得的名聲口碑和社會輿論，也不是依靠王太后能夠得來。同時，這種背後的力量在王莽的生涯中顯得相當重要，以後還會更加清晰。王莽是24歲起入中樞開始做官，辦事認真，對人恭敬，朝中一些大臣開始上表推薦王莽，而他對身居大司馬之位的伯父王鳳極為恭順，王鳳在臨死時就囑咐王政君要照顧王莽。成帝建始十一年（前22年），王莽被任命為黃門郎，後升為射聲校尉。叔父王商則上書表示願把一部分封地讓給王莽，而成帝也認為王莽賢能。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30歲被封為新都侯(今河南新野)，光祿大夫侍中（皇帝侍衛近臣）。隨著一步步被提拔，王莽仍然禮賢下士、清廉儉樸，還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平民，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他入朝為官，卻極力在民間行仁義，深受民眾愛戴，這都不能算王莽虛情假意，而是認認真真堅持恪守元帝所提倡的一個真正儒生的標準來「為官」的，這恰恰是朝野上下都非常推崇的行為道德，是儒學治國理想下的一種典範，所以大家都真心稱讚歌頌王莽，他的名聲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權在握的叔伯。王莽開始有政治家手腕是針對其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長。前面提到過，他曾為漢成帝立趙飛燕為皇后出過力，受成帝信任，掌管皇宮禁衛。在大司馬王根準備退休時，很多人認為淳于長會繼任大司馬。王莽卻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長的罪行，利用探望的機會告訴王根，說他做好了準備，已經給不少人封官許願了，同時說出淳于長與被廢皇后許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趕快向太后彙報，王太后讓成帝罷免了淳于長，查清他的罪行，在獄中將其殺死。王根後來就舉薦王莽代替大司馬之位，時年38歲。雖然王莽開始流露出耍手腕的行為，但勉強可以認為他確實有「大義滅親」「劃清界限」的特殊癖好，這一點在王莽的人生中絕不只是一次，甚至除掉淳于長根本不算什麼。王莽的為人或許確實如此古板和嚴苛，這種優點一旦把握不好就會變成缺點，他的人生後來也基本如此被毀掉。當王莽掌權執政後，他屢屢招聘賢良，所受賞賜和邑錢都用來款待名士，生活仍然儉約。有一次，百官公卿來探望他的母親，見到王莽夫人穿著簡陋，還以為是他家的奴僕。漢哀帝繼位後，雙方矛盾比較突出，有一段時間王莽閑居於封地新都，閉門不出，其間他的二兒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嚴厲地責罰他，甚至逼王獲自殺，得到世人大義滅親的好評，王莽在原本正面的仁善形象上開始越走越遠，這時就感覺超出了人性的尺度，所謂物極必反，也就慢慢走向所謂虛偽的反面。但當時許多官吏和平民都為王莽被罷免而鳴不平，強烈要求他復出。哀帝也迫於社會輿論，重新徵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沒有恢復其官職。元壽二年（前1年），漢哀帝去世，太后王政君收回傳國玉璽，下詔要求朝中公卿推舉大司馬人選，群臣紛紛舉薦王莽，只有前將軍何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表示反對，兩人互相推舉對方，以示對王氏專權不滿。不久，王太后詔命王莽再任大司馬錄尚書事，兼管軍事令及禁軍，擁立九歲的漢平帝登基，王莽代理政務得到朝野擁戴。王莽的野心逐漸膨脹，先是逼迫王政君趕走自己的叔父王立，拔擢依附順從他的人。王莽為了強化勢力，主動巴結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為人膽小謹慎（如前面董賢得勢之時，孔光身為丞相也躲閃禮讓）。王莽接近和拉攏孔光，起初就是以他為首揭發董賢專權誤國，同時引薦孔光的女婿甄邯擔任侍中兼奉車都尉。另外，王莽以王太后的名義逼迫孔光為自己造勢，利用孔光的影響彈劾何武與公孫祿，將他們免去官職。又以各種罪名陸續罷免了中太僕史立、南郡太守毋將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內太守趙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還剝奪了高昌侯董武、關內侯張由等爵位。然後，王莽以堂弟王舜、王邑為腹心，用自己的親信甄豐、甄邯主管糾察彈劾，平晏管理機事事務。元始元年（公元1年），許多大臣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廟」的功績幾乎與霍光一樣，應該享受相等的封賞。王莽卻上書推讓，大臣們不斷向太后建議，王莽推辭再三才接受了「安漢公」的稱號，但始終拒絕接受封給他二萬八千戶食邑俸祿。另外，王莽為了獲取民心，建言對諸侯王和功臣後裔大加封賞，然後封賞在職官員，增加宗廟禮樂，使百姓和鰥寡孤獨都得到好處，對平民推行恩惠政策，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跟著，建言王政君帶頭過儉樸的生活，自己還貢獻錢百萬、田三十頃救濟民眾。遭遇水旱災害，王莽帶頭只吃素食，不用酒肉。二年爆發蝗災，最嚴重的青州地區百姓流亡，王莽帶領230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災民得到撫恤，京師長安都為災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陳崇上表讚頌王莽的功德，說他可與古代的聖人相比。王莽越是風頭太盛，越擔心漢平帝的外戚衛氏家族會設法剝奪他的權力，將平帝母親衛氏及其族人封到中山國。這時，王莽的長子王宇怕招來報復，極力反對，但王莽不聽勸諫。王宇與其師吳章商議，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變主意，命妻舅呂寬持血酒撒於王莽的住宅大門，但被發覺，王莽一怒之下把兒子王宇逮捕入獄後將其毒殺。然後藉此機會誣陷罪名誅殺了外戚衛氏一族，還借故逼殺了敬武公主、梁王劉立等朝中政敵。為了消除負面影響，王莽又一次把此悲劇宣傳為「大義滅親、奉公忘私」的壯舉，甚至寫成讚頌文章分發各地。元始四年（4年）王莽加號宰衡，位在諸侯王公之上，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和市（市場）、常滿倉（國家倉庫），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和有特殊本領的幾千人至長安，大力宣揚禮樂教化，此舉得到天下儒生的擁戴。先是四十八萬餘民眾，以及諸侯、王公、宗室上奏請求為王莽加賞，再是公卿大臣九百多人請求為王莽加九錫。接著，王莽為了製造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風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後大加讚頌天下已經太平，彰顯王莽宣揚教化的功績。通過重金引誘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來歸順朝賀，於是，王莽成為人們心中治國平天下的賢良聖人。元始五年（5年），平帝病重，次年就死了。王莽為了避免年長的新皇帝登基，遂立孺子嬰（即劉嬰）為皇太子，當時只有兩歲。太皇太后據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稱假皇帝，臣民則稱王莽為攝皇帝，王莽自稱「予」，改年號為居攝元年。次年，東郡太守翟義及槐里人趙明、霍鴻起兵反莽，王莽遂派王邑平息。如前面已經提及，西漢後期讖緯之說早已盛行，像《包元太平經》一類各種符命、圖書，層出不窮，如」求賢讓位」、「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天告帝符，獻者封侯」等說法已經風靡。而以儒生士子自居的王莽對此大加利用，獻符命的人皆得豐厚賞賜，還獻上金匱策書到漢高祖廟，表明王莽其實為真命天子，次日，王莽入高祖廟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國號「新」，稱始建國元年，時年54歲。從安漢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走過八年時間，通過如此苦心經營，在中國歷史上的貴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由王莽開啟了篡奪之先例。王莽在西漢末年以來的權勢熏天，自然會引起以劉氏宗室為主的一派人反對。起初安眾侯劉祟於居攝元年（6年）率領餘人進攻宛城，很快就被滅。第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擁立嚴鄉侯劉信為帝，通告各地，這一股旋風一下令長安以西二十三個縣的「盜賊」趙明等人統統起兵。王莽心急如焚，日夜抱著孺子嬰在宗廟禱告，跟著模仿《大誥》寫了一篇文章，說明自己攝位是臨時的，將來會將皇位歸還孺子嬰。同時王莽調動大軍鎮壓，攻滅翟義的部隊。其實，如果說即將篡位的王莽終於撕下了偽善的畫皮，可能仍會覺得他跨越雷池這一步說不通。在呆板的儒學熏陶之下，他的禱告看似呆板作秀，但也不完全是虛假。只是，王莽也不再是過去單純的儒生，而是一個攝政大臣，當他掃清了障礙，各種符命祥瑞紛至沓來，再加上有人借各種煽動性和社會影響對王莽勸進。那就不是王莽自己在一廂情願，或者他個人的野心在作祟，當時的五行讖緯、陰陽符咒在社會的影響絕不可小瞧，正如被朝廷壓制的《太平經》會令哀帝迷信要「更名改姓」來避免漢室被取代。而且，儒生士子本就頭腦簡單，王莽自己也深受蠱惑，所以，他的僭越更像是一種群體影響之下的「從眾心理」，過去簡單認為王莽自己是篡奪漢室的始作俑者，可能是誤解了歷史本身的複雜性和規律性，也就沒有解釋清楚王莽的心態變化和這些行為的合理性。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接受孺子嬰禪讓稱帝，即新始祖，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稱「始建國元年」，王莽最終露出了一代奸雄本色。他的堂弟安陽侯王舜向太后索取玉璽時，王政君怒罵：「你們父子一家承蒙漢家之力，才能世世代代都得到富貴，既沒有報答他們，又在他人託孤之時，趁機奪取國家，完全不顧恩義之道。為人如此，真是豬狗不如，天子怎麼會有你們這種兄弟！而且如果你們自以為得到天命而成為新皇帝，想要改變正朔服制，就應該自己做新的玉璽，流傳萬世，為何想要得到這個亡國的不祥玉璽？我不過是個漢家的老寡婦，隨時都可能會死去，所以想要拿這顆玉璽陪葬，你們終究是得不到的！」王政君痛哭流涕，旁人也跟著垂泣。王政君最後將傳國玉璽砸到地上給王舜，為此傳國玉璽崩碎了一角，並說：「我已經老死了，有你們這樣的兄弟，我們王家今天是要滅族了！」但王莽得到玉璽後卻非常高興，在未央宮為王政君置酒設宴，大肆慶祝，又改王政君稱號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並說既然漢朝已滅，太皇太后不得再侍奉元帝，遂毀元帝廟，改為「文母篹食堂」。王政君見元帝廟已被廢棄，哭著說：「這是漢家的宗廟，皆有神靈存在，是犯了什麼罪讓你毀掉！假設鬼神無知，修廟有什麼用？如果有知，我原本是人家妃妾，怎能辱沒先帝之廟來做為我用食的地方？！」她又私下向左右侍從說：「此人侮慢神靈，怎能長久得到上天保祐！」於是酒會不歡而散。自從王莽篡位後，知道王政君怨恨自己，常常刻意討好王政君。王莽將漢朝制度都改去，而漢朝本來穿黑貂衣，王莽就改為穿黃貂（此為五德更替的體現，不管西漢還是東漢，最終取代漢朝的都是土德，以黃色為標誌），又將漢正朔伏臘日也改去。但是王政君卻命令自己的官屬穿黑貂衣，到始建國五年（13年），王政君逝世，年八十四歲，與漢元帝劉奭合葬渭陵，王莽讓著名的才子揚雄作誄文。歷來都把王莽視為一個反面人物，在《漢書》自然也不會例外，班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但也是一個客觀的史學家，對王莽的描寫並不全然是批判和詆毀，恰恰他寫出王莽的步步為營，他能擁有如此長期的擁戴和追捧實在大有深意。正是西漢後期的儒家經學氛圍，才造就了王莽這樣依靠「聖人」與「仁德」模式打造出來的人物，甚至也就是漢室的群臣們一步步推舉王莽上位。最終，就是這麼一個標準的儒生士子「行禪讓」奪取了漢室基業，實在是一個極為深刻的反諷，也是發人深省的塑造。前一篇曾揭示過，元帝以來，大量毫無實學的儒家士子進入朝廷，導致行政衰敗。成帝以後的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兼并土地，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這時，儒生王莽打著獲取民心、重振朝綱的旗號，本意並非是險惡的，他也確實採取了一系列緩和社會危機政策。正因為王莽是沿襲了元帝以來遵循儒術治國的理念，恰恰也證明儒學思想無法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尤其是處在急劇衰弱的王朝末期。所以，王莽的出現以及王莽最終的失敗都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也是引人深思的現象。王莽出於一腔「救世」的心理，認為天下應該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就能夠實現理想的時代。當王莽做了皇帝後，更加企圖大展拳腳，通過復古西周時代的制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夢想，這一套仿照周朝禮制的新政，史稱「王莽改制」。他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恢復井田制；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其後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還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一系列舉措牽扯出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很多研究都認為，王莽的主張是由於「復古」而脫離了實際情況導致失敗。那麼，王莽當時的社會現實為何會抗拒改革？真的是因為王莽是抱著呆板的「復古思想」嗎？然而，王莽所處的朝廷層面來說，既然朝野上下都籠罩著幾十年來儒家氛圍，為何當王莽寄出一面「周禮」大旗還會招來抵觸，如此抗拒儒學理念？顯然很說不通啊。筆者以為，其實誰都知道漢代的社會無法再同周朝時候相提並論。中國的古代封建社會歷來認為是從周朝開始，當秦朝實現統一，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的紛亂，就已經改變了「西周封建」的社會本質。哪怕漢朝以來對於封建有過殘留，異姓王、同姓王佔據「封國」都引發過社會動蕩。但經過漢武帝削藩、推恩的改革，重鑄「大一統」，原來的「封建社會」概念其實已經算是消亡。可我們今天仍然把中國古代漫長的王朝社會習慣上稱作是「封建社會」，又出於什麼理由？在何茲全等一些專家來說，歷來也有「漢代封建說」的觀點。封建社會的最終完成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西周僅僅是一個開始，其中秦朝發生過社會體制轉變，瓦解了舊時代王姓貴族封建傳統。漢代中後期又有了一些新的變化，至東漢時代，一些新的世家大族（如著名的楊氏和袁氏）和地方豪強（如馬援家族、竇融家族、梁商梁冀家族，都是西北豪強）的相繼產生，完成不同於過去王國諸侯性質的封建形式，如楊連陞先生在新中國以前就專門論述過《東漢的豪族》。也就是說，從武帝以來，隨著藩國逐漸消亡，伴隨外戚家族勢力壯大，整個中國社會的形態慢慢起了變化。自朝廷中央皇權衰弱，藉助皇權這一形式滲透到地方郡縣，新的封建勢力其實已經轉移到這些大姓大族（有時就等於是官府或軍閥），他們代表皇權，對地方百姓實行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封建統治」，如征繳各種賦稅，各種徭役，男女老幼統統算計在內，中國古代社會裡的百姓生活絕大多數可謂相當凄慘，在亂世和王朝末代更加突出，根本沒有多少田園詩意，這一點歷朝歷代都是如此，所謂的浪漫文學和藝術想像，只會出現在文人的筆下而已。當然，從另一角度來說，正因為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十分沉重，所以才會對美好幸福的生活充滿嚮往，也就在詩文小說中描繪一些比較浪漫和詩意的理想畫面。那麼，像王莽這樣以外戚身份掌權的，再次恢復武帝那樣的國家壟斷行為如「王田」，鹽、鐵、酒，鑄錢，山林川澤國有化，標誌著強化皇權，這些政策確實與實際情況相違背，因為地方豪強已經對這些資源進行了分化，由地方豪強對當地百姓民眾進行攤派和牟利。遭到激烈反對後，王莽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制推行，諸侯、公卿乃至平民都因違反法令而受處罰者不計其數，進一步激化了矛盾，促使天下動蕩。這時，王莽的形象彷彿與過去來了一個大轉變，人們再也感受不到新朝的利益，反而受其迫害，致使百姓和官吏都不知所從，越來越不滿。加上王莽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政權也採取了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又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成千上萬的罪犯，實施移民。另外，他還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都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于璽」，將匈奴單于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貶低邊疆民族的地位，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造成邊境戰亂不絕。當王莽篡權時，還得到不少人擁戴，王莽真以為可以呼風喚雨，以自己的儒家學問包打天下，結果反對的人卻在一步步累積。在他專權期間，大封親信，將劉氏宗族大量廢黜，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也是必然的。像居攝二年（公元7年），翟義就打出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的旗號，聚眾達十餘萬。之後居攝三年，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伴隨劉姓宗族的對抗，下層百姓的起義也此伏彼起。王莽沉醉在「聖人」的美夢中，過於盲目自信導致頻繁失誤，反而激起了民眾的對立，將自己推向歷史的反面。如征句町時，王莽發吏民二十萬，因軍糧問題不濟就死者數萬人。人禍加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文帝時的每石數十錢漲至二千錢。到新朝末年，更達到每斛價值黃金一斤。由於要不斷鎮壓對抗，徭役就越來越多，百姓苦於頻繁的徵發，紛紛棄城流亡，隨即跟著聚眾為盜賊。這一問題涉及理解漢朝的徵兵制度。很大程度上漢朝繼承秦朝，本是全民服役，服役有年限，適應於全國各郡縣。但對於部分權貴階層，可以通過一些手段免除服役。所以，像武帝時代征戰頻繁，國家就曾帶來很大動蕩。但武帝恰恰改革了軍制，同時實行募兵制，專門訓練隊伍應對戰事，招募對象為其他部族和流民，也從中選拔敢死士，如期門軍、羽林軍。武帝後期征伐，很多時候都採用募兵，甚至也使用原本受刑的徒兵，如在西域從軍的軍士大多就為罪犯，多數被用來應付征戰。元成以來，匈奴已經平定，原本天下算是比較承平。王莽新朝以來，征伐和徭役卻再次加劇，各地民眾難於忍受，紛紛為逃役而反抗，這一社會問題在中國古代算是一件「持之以恆」的大悲劇，漢魏兩晉南北朝一直都很突出，隨後各朝其實也未能完全解決。之後，一個稱為呂母的為被縣宰冤殺的兒子報仇，率眾自稱將軍，勢力迅速發展到數萬人，這個呂母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女義軍領袖。很快各地相繼出現數十支隊伍，較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城頭子路部等。而在南方，有張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東北）、羊牧在江夏（今湖北雲夢）、王州公在廬江（今安徽廬江西南）的義軍。當時在這些隊伍中，兩支最大的就是南方的綠林軍和北方的赤眉軍，尤其「綠林」這一旗號後來幾乎成為中國民間江湖草莽的代名詞。隨著民間反亂越演越烈，也標誌了王莽新朝對社會局勢的失控。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赤眉綠林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幾年後的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這一年綠林軍就攻入長安，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隨從有千餘人。守城的王邑也退至漸台，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想脫掉官服逃命。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著王莽，最後，隨從全部戰死或者被殺。而王莽在混亂中為商人杜吳所殺，校尉公賓問王莽的屍身在哪，杜吳告訴他在「室中西北陬間」，公賓斬了王莽的首級，懸於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分裂了王莽的屍體。百姓們聽說王莽的首級在宛市，「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與十多年前王莽得勢之時，竟有天壤之別。新朝滅亡後，王莽的頭顱還被後來的歷代皇室所收藏，據說一直到295年晉惠帝時發生八王之亂，洛陽武庫遭大火，才被焚毀。總的來說，王莽的成與敗也堪稱一個深刻的歷史現象。然而，東漢以後的史家大多抱有「正統」觀念，認為王莽就是一個篡奪漢室的「巨奸」。直到近現代封建帝制結束後，對王莽的評價才逐漸改變態度，甚至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大翻身。像大學者胡適竟然認為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他十分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併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台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胡適在1922年寫了《王莽》，不久在1929年又寫《再說王莽》，對其不斷「翻案」，實在頗有意思。新中國以後，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先生也認為「王莽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最聰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將當時矛盾百出的社會經濟制度加以改良」（可見《中國史綱》）而何茲全先生則說：「王莽是個改良主義者，在政策上他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時又照顧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當時黑暗的統治者來，王莽當然是比較進步的。」（《王莽》，《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先生也認為「作為改革家的王莽」，「是當時統治集團中一個獨具卓識的人物」。「我們以西漢末年社會的實際條件。來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認大多數是有進步意義的，而且切中時弊。」（《王莽的悲劇》，《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韓玉德也認為，「王莽是一位飽讀古文經，堅持以經治國的大經學家，大政治家」。（《關於王莽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齊魯學刊》1983年第1期）另外，柏楊也在《中國人史綱》中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他奪取政權的目的與劉邦不同，劉邦之類只是為了當帝當王，滿足私慾。王莽則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他認為古代社會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後來，互相爭奪，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窮人則一無所有。男子淪為奴隸，女子淪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婦，終年辛苦耕種，卻不能吃飽。」所以他的改制都是「為了改善這種不公平和剷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 顯然，王莽的是是非非絕沒有表面上那麼簡單，甚至也很難輕易下結論。綜合看來，如筆者幾次提及，王莽的出現有西漢末代社會的一種必然性，是在整個儒學氛圍之下，幾乎是量身打造出了像王莽這樣意圖的拯救漢室衰亡的「聖人」。然而，隨著朝野上下對王莽的抬舉和吹捧，加上當時流行的讖緯學說，王莽自然而然就被抬舉到「代漢立新」的地位。我們需要認識到，所謂「禪讓」本就是古代理想政治的一種形式，恰恰被一些儒生所標榜。王莽採用這種形式奪取漢室，完全都是依照「古禮」而來，一切都有根有據，有板有眼。如果要說王莽行為的「虛偽」，本就是整個儒學理念的「虛偽」，王莽就是這個時代最具特色的形象代言人，這是認識王莽篡漢這一段歷史的大前提。當然，王莽絕非是真正的「聖人」，或者，「聖人」一說，本身就代表了人們的理想及虛妄。隨著被吹捧，隨著地位的攀升，王莽的為人性格自然也會發生轉變。他急於求成，性情狂躁、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等等問題都客觀存在。正如西方劍橋中國歷史系列著作常常會提到，中國歷史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每當政府行政系統在一個王朝衰弱時期逐漸失靈和失效時，就急於渴望用君主自身的勤勉或道德來彌補運轉的問題，往往是難於奏效的。一個皇帝根本無法成為全國上下各個郡縣長官的積極效法的對象，甚至在絕大多數時候，王朝末期的皇帝從來都是十分平庸的。王莽也不例外，他除了一點點道德方面的優勢，也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其實也說明，王莽已經不再具備武帝時代那種推行改革的條件，他卻偏偏逆水行舟，想要推行諸多的改革，而且還有一些方面是極其不恰當的（如貶低邊疆部族），因此註定了失敗。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的分析頗有見地，他認為以漢朝為出發點的歷史評價並不公正，也不該將王莽的優點全部用一個「偽」字來掩蓋。王莽本身博學，禮賢下士，孝敬母親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對人越謙虛，而且自己與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終接近清貧，甚至王莽的妻子因為穿著樸素出門迎客被認為是仆佣。呂思勉先生認為，凡是作偽之人必然是有所圖的，而王莽代漢稱帝所圖達到之後卻並無改變，一生作為如一，又如何能稱其為偽？更重要的是，王莽改製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轉變，在西漢及以前，凡是談論政治的人大多對社會現狀進行攻擊要求改革，至東漢及以後，玄學、佛學先後興起，都強調適應社會，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諸如恢復井田等，其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從先秦以來仁人志士的公意，無論成敗，都應由抱有此類見解的人士共負，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責。呂思勉先生的評述比較切中本質，並非像胡適那樣刻意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尤其說王莽的篡奪漢室和改制失敗，絕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問題。例如他的好搭檔劉歆和著名才子揚雄。劉歆，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學者劉向的兒子，自然也是漢室宗親。劉歆少年時就十分厲害，以通經學、善屬文受到漢成帝召見，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受詔與其父劉向領校「中秘書」（內秘府藏書），協助校理圖書。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劉向死後，劉歆復任中壘校尉，大司馬王莽舉薦他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總領五經，繼父未竟之業。在劉向的目錄基礎上，又敘各家源流利弊，總為一篇，謂之輯略，定名為《七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圖書總錄，著錄圖書13219卷。其分類體系對後世影響極大，南北朝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隋許善心《七林》、宋代鄭寅《七錄》，均採用七分法。劉歆與王莽關係可謂十分密切。成帝年間劉歆為黃門郎，而以孤貧恭儉而聲名頗高的王莽也因王鳳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就此結下較深的情誼。經過幾十年奮鬥，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哀帝死後更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肅清朝野，實現自己拯救社稷的宏圖大志。這時，因政見不合而失意外放的劉歆成為王莽刻意拉攏的對象，他把劉歆召回京師，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中壘校尉。不久，王莽升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劉歆與父親劉向類似，以家學淵源和權貴王莽的青睞，成為漢朝學術文化事業的最高權威。王莽為了實現抱負，需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作為理論武器，而劉歆所崇尚的古文經學，尤其是《左傳》和《周禮》，頗有一些利於篡漢奪權的內容，所以，王莽支持劉歆推行古文經學。同時，劉歆等人利用古文經學為王莽固位和「托古改制」製造輿論。尤其是讖緯學說，劉歆也繼承父親劉向的本領，這一點為後世發揚光大，成為改朝換代的最佳方略。其實，作為劉歆這樣的漢室宗親為何也願意幫助王莽結束漢朝，很有點匪夷所思。實際上要認識到，除了兩人真的交情深厚之外，王莽很久以來的觀念和見識也都與劉歆不謀而合，他們確實希望天下煥然一新，成就一個儒學根基深厚，大有古人之風的理想世界。天下讖緯盛行，寓意漢室衰亡，會有新朝更替，並非全然弄虛作假，確實代表了社會大眾的某種期待。這一點，劉歆在哀帝時同朝臣充滿矛盾，被外放為官也看得出，劉歆對漢朝已經失望。還不止劉歆一人，擁戴王莽的劉姓朝臣自然也不少。於是，開創新朝，劉歆堪稱第一功臣，王莽封他為國師公，後來還結為兒女親家，劉歆的女兒嫁給王莽的太子王臨，準備將來當皇后。但是，當上皇帝的王莽卻同劉歆慢慢有了隔閡。起初王莽禁止民間使用讖諱，為了政權穩定，這原本可以理解。但新朝的權臣之一甄豐和他兒子卻想借讖諱來牟利，偏偏劉歆的兩個兒子劉棻及劉泳被牽連其中，結果被捕。難以想像劉歆的心裡是什麼感受。王莽為此還在詔書里聲稱，依據《尚書》記載「大舜處置四凶」的手法，對於新的「四凶」，應當效仿當年，流劉棻、劉泳於幽州，投王奇於崇山，放甄尋於三危，殛丁隆於羽山。也就是說，殺了人還不算，還要凌辱他們，布告天下！劉歆為此傷心悲憤不已，長期躲在家中閉門不出，即便如此，仍然禍從天降。太子王臨與王莽夫人的侍女有染，偏偏該侍女也同王莽有私情。王臨和侍女害怕事情遲早被王莽發覺，有意謀害王莽，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劉歆的女兒也家學深厚，精通天文星象，看出宮中之主將有禍事，王臨還為夫人的占卜而慶幸「大事將成」，結果謀劃失敗，王臨被殺，劉歆女兒也被殺。此時劉歆已年近七旬，落得滿門子女都被好友王莽殺光的凄慘下場（其實至此，王莽自己的兒子也死光光了，所謂害人害己，王莽自身的代價也實在巨大）。又過了幾年，王莽氣數已盡，大司馬與禁軍首領密謀劫殺王莽，擁立劉歆為帝，恢復劉氏江山。如果當機立斷，則大有希望，可是頭腦也很迂腐的劉歆執意要等天象之變，卻再次事情泄露，劉歆無奈自殺，卒年73歲。再說才子揚雄，為西蜀成都人（據說屬於今成都市郫縣友愛鎮），論文才學識，說他是西漢元成哀平四朝的第一人，恐怕很少會有不同意見。揚雄家境貧寒，幾代都是一脈單傳，他有口吃的缺陷，但十分勤奮好學，在儒家經學方面相當出眾，而他卻並不局限於經學，例如對史學、文學他都很擅長。他是第一個對司馬遷《史記》表達欽佩和推崇的西漢學者，他晚年做過《續史記》。文學方面的成就更不用懷疑，以屈原和司馬相如為標杆的揚雄，堪稱兩位前輩的繼承人。除了拿手的楚騷漢賦，即便先秦散文體，揚雄的成就也數一數二。他還精通天文曆法、精通音樂，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大師級人物。和劉歆的命運相彷彿，揚雄也是在成帝時與王莽、劉歆結識，他在40歲左右以文章獲得了王根賞識，也成為黃門郎之一，三人實為同事。對於王莽的崛起，天下有目共睹，而揚雄也歷歷在目。元始四年，揚雄已近60歲。蜀中的一位富豪聽說揚雄在撰寫《法言》（一部意圖模仿《論語》的儒學著作），懷錢十萬來到長安，希望他能夠在書里撥幾個字給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結果遭到了拒絕：「商賈們沒有仁義的行為，就如同圈裡的豬羊，怎可隨便載入書中！」然而揚雄卻在《法言》里專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來，未有（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在揚雄的眼裡，王莽勤於王事，建辟雍、立學校、制禮樂、定輿服，恢復井田和象刑，引導漢帝國走向中興，實在是堪比堯、舜一樣的偉大人物，是周公之後當之無愧的「聖人」。這番話確實是揚雄的肺腑之言，因此，以揚雄的文壇盛名，後來王莽登基就有了揚雄所寫《劇秦美新論》，歷來有人評價這是揚雄喪失原則的奴顏媚色，也有人認為這是在王莽強逼下的不得已。為了應付交差，只好以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寫出王莽不一定能夠理解其深意的《劇秦美新論》，表面上是歌頌，實際上是以論述秦朝的短命（「劇秦」）來暗喻新朝也不會長久（「美新」），這並不是像朱熹認為的喪失氣節，是給王莽建立的新朝歌功頌德。同樣深受宋代儒家理學影響的士大夫，像司馬光就極其稱頌揚雄，還認為他是孔子之後的第一人，認為比孟子還影響巨大。而略早於朱熹的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較為客觀地說：「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托其身於列大夫中，抱道沒齒。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實則，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總的來說，揚雄的家世背景根本無法與劉歆相比，在新漢更替這樣的大事件上，確實揚雄這樣的文人無法改變什麼。況且，揚雄還做不到要同王莽、劉歆劃清界限，他同二者畢竟都關係匪淺。如前提到，甄豐的兒子甄尋和劉歆的兒子劉棻獻符命牟利。王莽殺一儆百，下令把甄豐、甄尋殺了，將劉歆的劉棻及劉泳發配邊疆充軍。王莽還下令說：「凡是和甄豐父子及劉棻有牽連的人，刑部可以直接將他們逮捕歸案，不必向我稟報。」一時間整個京城人心惶惶，和甄、劉關係密切或和他們有交往的人，人人自危。揚雄跟甄豐父子及劉棻劉泳都十分相熟，劉氏兄弟還跟揚雄學習古文字（劉歆本已是當朝學術權威，卻讓兒子跟揚雄學習，足見兩人關係親厚，對揚雄也極為尊重和敬佩），為此惴惴不安。一天，他正在天祿閣校勘書籍，聽到手下的稟告有差役前來，他自認為難逃一死，於是奔到窗口，從數丈高的天祿閣往下跳，希求一死。誰知揚雄非但沒死，傷勢也不算嚴重，差役還是把揚雄收入獄中。不久，王莽得知揚雄投閣之事，找官員詢問，了解到揚雄和劉家兄弟案子沒有關係，說：「揚雄這個書獃子，白白從閣上跳下，吃了不少苦頭，你們將他放了，讓他繼續回天祿閣校書！」於是，京師詔獄釋放了揚雄。　　後來，「揚雄投閣」化為一典故，形容文人的無妄之災，當時揚雄已67歲，這種驚嚇無疑令這一垂暮老人深受創傷。不久，揚雄曾「因病免」，但很快「復召為大夫」，可能是為了解決家境的貧困。史書稱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學」。窘貧的狀況，晚年更加突出，門庭冷落，嗜酒無錢，只有靠向人傳授古文字學，來換取幾斗白酒。我們看到，儘管揚雄學問深厚，但他晚年僅有一個像樣的弟子侯芭追隨，最後於71歲病故（天鳳五年，公元18年），雖然窘迫慘淡，至少比劉歆那種結局要好。那麼，劉歆也好，揚雄也好，曾經都是真心擁戴王莽改變漢末衰弱混亂的社會現狀，最終王莽新朝卻絲毫未能實現他們理想的「治世」，一個不斷慘遭家變，最後年老糊塗還意圖謀變；一個晚景凄涼，時時擔驚受怕，依然生活困苦。如柏楊所言，由文人學者創立帝國的，僅此一次。顯然，王莽、劉歆、揚雄正是一次活生生、血淋淋，令人唏噓感慨的典型悲劇。是人的問題？制度問題？還是社會背景問題？抑或兼而有之，他們的命運，整個國家的命運都被現實無情碾壓，理想最終土崩瓦解，中國歷史的進程是這一批儒生文人所無法參透和領悟的。他們自身的矛盾，以及互相之間的矛盾，都不過是一些曾經滄海的雞零狗碎而已，熙熙攘攘，不過皆為名利。天下紛擾，當年所謂的「人心思漢」再次有了強烈的呼聲和輿論基礎，意圖再造漢室的劉秀，經過十餘年的打拚，最終成為了勝利者，不過，劉秀的事迹就留待後文繼續了。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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