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經典的姿態——論黃錦樹的小說創作

同作為馬華文壇新生代六字輩的寫作者，林幸謙因襲了海外華文寫作的文化懷鄉傳統，並將這個傳統進行螺旋式推進，將其浸淫於現代主義的染缸，以「存在主義」者的眼光重新審視海外華人的「被拋」命運與生存困境，將其從文化的層面提高到哲學人類學的高度進行思考，因此林一再抒寫海外人如「失落陽具」的女人或者「遺失子宮」的男人的宿命的生命缺失的感傷。黃錦樹也刻骨般意識到：「選擇了一種文字與文化似乎就註定了在精神背景里著上了一幅無家可歸的圖景，被選擇的中文在那樣的環境中既載錄了精神上的流亡，同樣自身也經驗了漂泊。」（1）但是黃錦樹也深刻感受到這種流亡美學的宿命感和對海外華人生存的「惘惘的威脅」，同時本土記憶在潛意識和意識中的運作支配了他的美學追求，正如他對張貴興的創作的理解可視為他的創作意圖和傾向的夫子自道「自覺或不自覺的，張貴興並沒有走上相同的道路，或許是因為他選擇了不斷回頭處理生身之地的種種駁雜，以說故事者的身份在生產關於故鄉的記錄，而記憶和經驗的歷史具體性適足以干擾文化原鄉的無限回歸。一再被命名，指稱的熱帶事物和赤道的感覺阻撓了語言向中國性的無條件的臣服。」（2）黃錦樹選擇本土經驗作為他寫作的礦井，如何開掘，開掘什麼是他小說的實驗重心。本土經驗的寫做被看作「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實踐，本土經驗強調南洋「這一個」，熱帶雨林的故事，雨林國度的子民的性格，他們的獨特的靈魂，獨特的情感內野和南洋味的民俗。而曲解了「獨特性」的獨立後的馬華現實主義「無非是在政治在文學場域內對文學生產進行非自然的干擾，他的本質是非文學的，它文學本身失去了文學的立場。」（3）黃錦樹認為，這種文學服務於政治的錯誤文學觀使得大批非專業的作家和數量龐大的非文學作品得以繁殖，「構成了一個將文學邊緣化，甚至對文學性加以踐踏的文學傳統。」（馬華現實主義傳統）。黃錦樹否定了作為馬華文壇導師的以兩部被視為馬華經典的三部曲而聞名的方北方的「先驗的」現實主義「既與地域特色無關，也無關與民族形式。」（4）。黃錦樹也走現實主義道路，如果他立足本土經驗。與方北方不同，他選擇了一條獨特的現實主義即體驗的現實主義道路，以一個具有「體驗品格」的說故事者的身份對本土經驗進行表達。兩本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冥》共21個短篇，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在說一個大故事----膠林故事。每個故事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敘述這個相同的故事，如同繪畫的視點「對一個故事，寫了又寫，說了又說，這不正是說故事者的宿命?說的慾望，寫的慾望凌越了故事內容的本身。」（5）。「說」是黃錦樹的創作重心，使得黃錦樹的現實主義從根本上說帶有實驗式的「創造形式的先鋒」的色彩，這是他對馬華現實主義的宣傳色彩和思想先行的弊病的變革。「重理故土，才能重新播種。志不在全盤否定老前輩門的努力……我關心的毋寧是我們這一代如何重尋出路……不惜與馬華文學傳統徹底決裂」正如作者在小說集《烏暗瞑》的序言里所說「……我關心的毋寧是我們這一代如何重尋出路……不惜與馬華文學傳統斷裂。」所謂馬華文學傳統作者在其小說中以「諧擬，模仿，似真」的小說技巧和影射的方式表現的是以方修為代表的馬華文學史家確立的現實主義理論框架和以方北方的現實主義文學經典《樹大根深》為其支撐台柱的馬華文學理論和作品體系二者合成的馬華文學傳統。這一傳統經過幾代作家的反覆操練在諸多方面形成了一種文學模式，儘管其在不同代的作家手中其外在形態發生了細微的變化，但文學傳統的幽靈依然存在文本中不惜與馬華文壇舊文學傳統徹底決裂，重寫經典是黃錦樹的文學主張。如何重寫經典?1、對經典性題材的顛覆式書寫和尋找新的審視視角。黃錦樹的目光落在他記憶中的雨林故事和祖輩見證的雨林歷史。「土地/人」是黃錦樹寫作的切入角。在方北方的小說中，他也寫土地，也是從土地/人的二元結構切入，他選擇的是馬華人在這片土地由「葉落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方北方也寫了紮根的痛楚，轉變的艱難，華人在這片土地上的血和淚。在殖民時代遭受英、日殖民者的奴役掠奪和壓榨，然而，對於這一切他在小說中毫無質疑期間的反覆、複雜性，或者說他是以一種「國家意識」的樂觀的「本質主義」精神狀態來人為地處理了這種痛楚，意識形態過濾過的題材，失去了一種近乎原始的本真的生命體驗的血肉相連的刻骨感受，以先驗的情感來把握現實。黃錦樹不同，他丟掉了意識形態，至少是「國家意識」的樂觀的本質主義觀的緊箍咒，將自我作為說故事者（訪問者，新聞記者，調查員……）的身份進入小說從而使他擺脫了「文學載道的盲目的使命感和崇高感」，與故事的人，情，事保持了等高的心理地勢去體驗哪怕這體驗是以一種想像的方式進行卻融合了他「親在」的生命體驗的感受。正如李天葆所言「把寫壞了的題材拾起來，用一個黑夜，兩段交織進行的片段，反映華族在本土的現實。」（6）對方北方為代表的現實主義的題材開掘黃錦樹表現了他的質疑，對被他們過濾過的歷史的沙礫進行放大，審視和研究。黃錦樹選擇了兩條路以進入歷史和開掘題材。一闖入禁忌，昭示禁忌。二再現恐怖，發掘恐怖。禁忌是對題材的擴寬和延展，而再現恐怖則是對傳統寫作的樂觀基調或者說是偽樂觀的生存策略的顛覆。上一代現實主義寫作者在歷史特定的語境下有意無意地遺漏了的礦源被黃錦樹發掘，而囿於生存的策略而用「國家意識」粉飾過的記憶之牆在社會歷史變遷中已經剝落，恐怖主義原色裸露出來，層層疊疊---南來前的北方大陸的戰亂恐怖，雨林的殖民時代恐怖，後殖民時代的少數族裔被邊緣化的中心恐怖這些深藏的恐怖在作者書寫膠林故事時候全彌散揮發出來。黃錦樹的寫作是個人選擇也是歷史選擇。「新生代對東南亞華文文學傳統的這種否定性的挑戰，實際上來自於他們處於世界潮流中的『經典焦慮』，即他們用20世紀世界文學的價值尺度來衡量東南亞華文文學感到『經典的缺席」，所以對傳統的激烈否定的後面，仍有著從內容和形式的整體合一上提升本國華文文學藝術質量，建立具有典律傾向的文學傳統的熱情追求。」（7）同時，後殖民理論的傳播吹去了歷史表面的塵埃，發掘歷史記憶，還歷史以真實血肉是當代馬華作家的自覺的使命。黃錦樹的寫作，衝破了歷史禁忌的樊籬，對民族身份的尋找和「民族地位的遊離的省思和難言的抑鬱」（8）都迫使他去發掘這片叢林的記憶。禁忌並不能掩埋恐怖，而只會使恐怖在掩埋的曖昧暖濕之中發酵升溫成沼澤成更深更神秘的陷井。對民族的「遊離」狀態，林幸謙選擇了邊陲主義，走向了「永久的流亡」，從哲學層面上解構了故鄉神話，指明人類的無家可歸。這樣將文化意義上的懷鄉升華為哲學的命題，並且從人類學的層面借用人類學的成果企圖徹底粉碎中心，以此宣揚自己的」流亡』美學。黃錦樹無法流亡，膠林是他牢不可斷的根基，膠林不但深入他的意識而且，這片飽吸了先人之血的熱帶雨林，已經納入了華族的集體無意識的序列，成為它的記憶鏈上不可缺的聯繫的一環，唐山記憶與雨林記憶構成了馬華人的兩大意識群，如同一座巨大的記憶的山脈將唐山記憶壓在地層，有什麼人為的力量搬開推倒甚至遺棄這段記憶?而從馬來西亞國度而言，馬來西亞人的集體無意識中也接納了華人移民的歷史記憶，割裂這些記憶，民族的歷史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黃錦樹的「禁忌」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為華族在這片土地的生存爭取主人身份的資源和資格。無論是闖入禁忌還是再生恐怖，黃錦樹是為族群正名，歷史已經接納了這個移民群體，這片土地已經埋滿了龍的子孫，他們的鮮血和肉體甚至骨殖已經肥沃著這片叢林，還有什麼人為的意志，政權力量甚至是書寫在薄紙上的法律條文能將他們排除出歷史大門之外?「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黃錦樹書寫這種「融入」雨林國度的艱難的充滿血與火的過程。這種複雜，曖昧的心態與方北方的樂觀的被「國家意識」本質化，純粹化的現實主義是不同的。2．重鑄經典的探索與經典標準的構想。對馬華文壇的文學經典傳統進行顛覆之後作者試圖以小說《M的失蹤》來提出自己對經典標準的思考。作者虛設了一個充滿寓言意味的故事：一位署名為M的馬來西亞人寫了一部英文長篇小說寄到了紐約引起了美國<紐約時報〉和評論界的矚目，甚至被推薦競選諾貝爾文學獎，〈紐約時報〉長途電話聯繫馬來西亞兩大文學陣營——馬來人作家協會和馬華作家協會。這個「建國以來文學史上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出現『大作家』了」使得華，馬來兩族的文化衝突再次浮出水面，——借馬來作協成員K之口指出馬來國家文學只能用馬來文寫且「這是原則！」來表現馬來人對華族文化的排斥，不僅如此，作者也藉此隱喻華文文學的危機。作者虛設了一場「馬華文學史上無聊的爭吵」，而讓人驚駭的是作者以真實的人物進入自己虛構的情節來表達自己的對馬華文壇的紛爭的不滿和對馬華創作狀況的憂慮——正如他的論調「馬華文學史上經典缺席」，李天葆認為「他的作品實際上是支撐了其論點的最佳示範。」作者以漫畫的筆法對馬華作家及其創作狀況進行了速寫，而這些速寫則是他從自己對馬華作家的評論文章中順手拈來。對經典缺席的焦慮使得作者的語氣多諷甚至在某些人眼中顯得怨毒。將馬華各界文化名流置於這場無聊的爭吵中，將推理小說家溫瑞安推至主席台，借推理M的身份對馬華作家的弊病尖刻地指出諸如方北方的「太強調寫實，報道有餘，藝術不足」，李永平的「純粹化」的中文寫作的弊病——「據說他目前計劃用形音義接合的小篆協作。」早在多年前黃錦樹斷言「馬華文學沒有經典」，而《M的失蹤》是建立在這句話的基礎之上並進行深入思考，「什麼是經典？如何樹立經典標準？」作為馬華新生代寫作者一批旅台學者，在台灣接觸並浸淫於了現代主義思潮，逐漸形成了用世界文學的眼光和觀照視野在自覺與不自覺之中將20世紀世界文學的價值尺度來衡量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習性，這使得他們習慣了以西方視野作為參照系來確立本土的標準。「M」的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在於作品內容符合了西方經典標準「根據美國評論界的意見，這部作品首度跨出了馬來西亞種族樊籬，它揉雜了世界幾個重要的語系而形成了一種特異的文體，由於它是多元，因此『不可翻譯』……它吸收了幾個文化傳統……而自成一格」作者假設了西方視野來建構他的經典主張：1。人類的眼光（「跨出了馬來西亞種族主義樊籬」），2。多元文化營養，3自成風格。然而相比之下，馬華的創作實際中很難接近這一標準，或者深陷種族主義泥潭不能自拔或者類似「文字修行」般固步自封地進行「純粹化」中文寫作而全然不理文化全球化潮流——多元，包容，相生是它的必然趨勢。然而黃錦樹陷入了創設的悖論，一方面對華文創作的單元營養——「中國性」進行否定，堅決對馬華創作進行「斷乳」以獲得馬華文學的獨立從而使馬華文學經典有形成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他又比誰都深刻理解「對於華人意識深層里的『中國情結』……它並不比鄉土虛構。如果把這些都抽離，華人的存在便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存在。」（9）既如此，當華人存在如同虛設那麼馬華經典的建立更是一種虛妄的想像。作者潛意識中的悖論使得小說《M的失蹤》的後半部與前半部形成了錯位。前半部作者虛設了一個現實世界，儘管是虛設但是卻折射出馬華文壇和華、巫兩族文化衝突的社會現實。在後半部則虛構了一個似真似幻的超現實的世界。作者寄身於小說主人公「他」——一個新聞記者受託來尋訪「M」，深入叢林深處。濃密幽深的雨林，朦朧神秘的霧氣，如史前恐龍骸骨般恐怖的竹搭橋的氣氛，神秘的林中湖水裡的動物，神幻詭異的八卦，動物背上象形文字……形成了一個帶有魔幻現實色彩的世界。這個深藏在叢林深處、帶著濃郁的五四中國餘韻的幽冷、蒼翠的的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古中國傳統的寓言。當移民們背負著北方大陸的傳統來到這片雨林時，隨著社會、時代歷史變遷古中國傳統也逐漸地在日漸強大的本土經驗——「地理虔誠」（10）的衝擊或人為的邊緣化運動的壓抑下向叢林深處撤退。尤其是移民的後裔試圖斬斷根性，「去勢」、「斷乳」的時候，「叢林深處」在這樣的語境下成了一個大隱喻——華人的文化傳統的被擠壓、堆積、存放的死角。新聞記者「小黃」（作者的替身）深入叢林尋找這個具有世界性文化眼光、人類視野的現代人「M」，越深入，他發現自己越身陷入一個自己無法走出的文化傳統——糾結先秦的神秘、唐宋的古韻、五四的清俊的中國傳統之中。記者小黃懷疑「M」「是一個複合函數」而「M」並不是具指「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那麼『M』的失蹤就是一種必然了？而『KRISTMAS』則是一部『集體創作』？象水滸西遊？」如果作者認為馬華經典乃至馬來西亞文學經典孕育於華文化的土壤，那麼作者又陷於歷史現實的「失語」狀態，在結尾作者以奇詭的筆法寫道，在林中女孩催促自己離開的時候，發現報紙副刊上署名「M」的《M的失蹤》與自己的未完的手稿「雷同之處十之八九，剩下的一成不同似乎就是潤飾與不潤飾的差別。」一切都有預設的，也許「會有一個這樣的作者穿透他的所有心事且預寫他的未來，硬生生地把他從『作者』的位置上擠掉。」這中間含有作者對馬華文學價值的傳統的嘲諷。馬華文學的創作如同一場夢幻，且是命定、預設、人為安排的，是馬華文學的宿命和悲哀。3．經典現實主義者的困境。完成了對經典的構設之後，黃錦樹開始反思馬華現實主義寫作者的困境。其志在為「……我們這一代該如何重尋出路。」（11）於是有《膠林深處》這篇深入剖析馬華現實主義寫作衰竭的根由以及後來者如何殺出「失語」的重圍尋找再生之路的短篇小說。作者以「訪問者——說故事者」的小說敘述模式展開故事。作為訪問者的新聞調查員暗合了作者的身份，而說故事者包括報紙編輯王君和作家「林材」，說故事者的身份是評論者和作者，這兩個角色都分攤著作者的視角和價值判斷，是分裂的作者的兩個部分，而作者自身則選取中立的客觀的身份「新聞調查員」自有他的深刻用意，以作家的創作現實來現身說法及評論家的理論高度來高屋建瓴地評估互文般揭示現實主義寫作的障壁。借編輯之口吐露作家的寫作困境「……那些字愈來愈難以操控……題材上也出了大問題……」，「我的生平已被自己消耗殆盡，所有聽來的，看來的，能寫的都已經寫光。我快枯竭了，就象眼前的爐灶，柴已燒完了，剩下的只是灰。」作家的自吐真言表明了馬華現實主義寫作者遭遇了歷史、時代、社會結構的變遷，文學思潮的新浪疊涌，文學藝術品格的轉型，尤其是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衝擊，馬華現實主義的局限——寫實（報道式的寫實）的弊病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自我暴露，寫作技巧滯後，已經不能滿足接受者的藝術口味和閱讀期待視野，小說家的模式化的自我複製足以是作者自身疲乏，寫作的礦源——現實已經被小說家發掘而且是「粗放」式開掘消耗殆盡，逐漸陷失「失聲」的可怕沼澤之中，對文字的敏感度尤其是對那種韻味的文字的敏感已經日見麻木，當作家對語言的駕馭能力消退的時候，意味作寫作的危險的來臨。作家是「那種用文字交配的人」，失去了操縱這項交配任務的能力，是文字在自己的筆下變得平板，生澀，乾枯，預示著作家的死亡。那麼現實主義小說的出路在何方？黃錦樹借王君之口表達他的設想——即具有原創性的，獨特的，個性化的創作道路——「原稿畢竟是作家一筆一畫一點一捺在稿紙上一格一格的握著筆桿『製作』出來的，是一種高貴的手工，愈是實驗性的作品愈是如此……」在《膠林深處》，作者不再是《M的失蹤》的反諷筆調，而是以一種凝重、深沉的口吻設身處地地表達了自己對現實中將現實主義寫作進行到底的處在夾縫中求生存的馬華寫作者的艱難處境的理解，然而現實主義的模式化的先驗的寫作運行機制在世紀末的文藝思潮和文學機制面前殞命是馬華現實主義作者在其寫作航路上必然會碰撞上的冰峰。作者借調查員體現自己的寫作用意「借這樣一個本土作家來透視大馬華人的文化處境，借他的文化處境以做大馬華人的文化隱憂的象徵……在這個華文/華語被視為外來文化的國度，他們的壓力必然更大，他們的掙紮實足以做為寓言來解讀……」寫作對海外華人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成為他們衝破當地強勢文化壓抑的四壁，表達自己和顯示自己的存在的一種重要方式，是他們的生命運行的方式，他們必須借寫作來「發聲」，否則只會造成族群性的喑啞，「失聲」的後果是失去存在資格的根由。無論是意識到現有的寫作傳統業已腐舊而感到危機四伏的老一代寫作者還是意欲顛覆舊有規則的新生代都感到了焦慮和壓力。羅賓遜曾言「全球化使得一直被壓抑在文化邊緣地帶舊殖民地國家的文化身份變得日益模糊起來，那裡的知識分子迫切需要尋找自己民族文化的價值和文化身份的認同。」（12）這種認同來緣於自己對本民族的文化的堅持並且在世界文化潮流之中如何將自己的根文化發展、提高，如何與世界高勢文化接軌而不是固守自封和自我中心主義，然而在這強逝的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夾擊下，怎樣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是海外人尤其是作為占所在過人口總數三分之一的馬來西亞華人焦慮的中心。因為他們深刻認識到「一個民族因失語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載體，從而使這種文化在歷史舞台上隱沒或淡出。而尤其是書面語的運用，它通過不同的修辭、語法和文字，不僅從外觀上改變一種文化，而且，當書面語被記載歷史時，它所載的內涵不可避免地蘊涵著這種語言本身所攜帶的文化價值觀。」（13）而文學語言「攜帶著我們賴以判斷自己、判斷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整個體系」（14）的因子，華人要認同自己，寫作是其一個重要的反觀自我的鏡子。當這種語言，這種反觀的途徑陷入困境的時候，生存的尷尬必然接踵而來。作者以華語寫作者「林材」的生存個案來寓言和預言華人的生存困境「他愈來愈遷往膠林深處。理由很簡單，他小說中的第三人稱越來越孤獨，那語調也愈來愈凄涼。彷彿他已漸漸找不到可以幫他展開故事的『角色』……」即是對華人寫作困境的表達也是對華人生存困境的焦慮——如何找到角色來展開故事隱喻華人如何找到自己的身份來展開生存之旅。借一個書店老人——隱語傳統文化的守成者之口借言書法「讓文字可以品位，而不是粗淺的載道」來駁斥「為人民而寫，為文學史而寫。內容最重要，不必什麼技巧」的「林材式」的文學觀，老人的啟迪使林材對自身開始了質疑：「我是不是突然失去了寫作的能力，還是我原本就不曾獲得它？」並醒悟到「……需要……一種不尋常的能力……才能把二者（土地與作家）結合起來。那種能力……」叢林記憶對現實主義作家而言是隔膜的或者說是有意的隔膜，是一種國家意識過濾過的現實，一切情感都近乎模式化規範化和純凈化沒有超出規範的複雜性的異質感，因而透明的叢林記憶是不長久的虛幻童話，這就需要一種和現實肉搏的，穿透現實叢林的「主觀戰鬥精神」來擁抱現實的「……不該只寫出一做透明的膠林……只有象徵的森林，才是無盡的深邃，這就是『象徵的森林』……把稿紙揉掉，火燒原稿，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寫作方式。火光，血，汗水和精液……」作者借寫林材的體悟以寓言的方式指出了馬華現實主義的出路——將自我與現實，將作家與本土的生存的現實的土地真正融合，讓真實的火光、血和汗水甚至蘊涵著生命能量的精液滲透到自己的寫作中去，以真實之軀擁抱現實，惟其如此，才能逃離生存和寫作的雙重困境。黃錦樹的重寫經典的設想和實踐既可以看作做為馬華新生代作家為馬華文學在全球話語的衝擊和本土主義的包圍中殺出重圍所作的努力，同時他的努力也是為馬華人的生存開闢一條具有策略意味的路徑注釋：（1）《流亡——論張貴興和他的寫作道路》，選自黃錦樹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第353頁，（台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公司出版，1998年1月初版一刷。（2）同上367-368頁（3）《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論文及馬來西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選自黃錦樹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第196頁，（台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公司出版，1998年1月初版一刷。（4）同上，第197頁（5）《詞的流亡——論張貴興和他的寫作道路》，選自黃錦樹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第360頁，（台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公司出版，1998年1月初版一刷。（6）《暗夜縫裡的流失――論小說＜烏暗冥＞，李天葆，選自《烏暗冥》，黃錦樹，九歌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２８０頁（7）《「在旅行中」拒絕「旅行」——華人新生代作家和新華僑華人作家的初步比較》，黃萬華，〈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3期總52期，第95頁。（8）《暗夜縫裡的流失――論小說烏暗冥＞，李天葆，選自《烏暗冥》，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282頁。（9）（自序）《非寫不可的理由》，選自《烏暗冥》，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12頁（10）約翰。柯特蘭提出，參見《文化和認同——國際關係回歸論》，約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維爾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182頁。（11）《非寫不可的理由》，選自《烏暗冥》，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3頁（12）轉引自《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權力與反抗》，費小平，載於《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4期總第53期。（13）《「流放」與「尋根」——英語後殖民文學創作語言》，任一鳴，《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4期總第51期。（14）尼古基觀點，轉引自《「流放」與「尋根」——英語後殖民文學創作語言》，任一鳴，《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4期總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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