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普世價值護航

07-16

為普世價值護航

　　東方早報：1958年，年近古稀的胡適從美國紐約回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作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價值的五四知識人，他似乎遭受來自當局、新儒家和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三重壓力。比如晚年胡適的助手胡頌平整理出版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披露的胡適對徐復觀等人的坦率批評，就讓習慣了「溫文爾雅」的胡適形象的大陸讀者感到「吃驚」，他晚年在台灣的真實處境怎樣？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運動有著怎樣的影響？

　　余英時：至於胡適晚年在台灣的影響，就我所知，則只能說是間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國》發行人的身份，終成為台灣自由主義者的護法。《自由中國》是國民黨教育部出錢支持的，時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適還在上海。當時國民黨危機感極大，非常需要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因此決定辦這樣一個刊物。《自由中國》的「宗旨」便是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寫成的。初到台灣的時候，國民黨為了爭取美國的援助，繼續需要與自由主義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適的精神支持。因此黨中雖有人對《自由中國》的言論不滿，也只好勉強容忍下去。一九五八年之前，胡適長住紐約，為《自由中國》寫的文章也很少，不能說有多大的影響。《自由中國》最得力的人有兩位，第一是雷震，該刊的實際負責人，第二是殷海光，一位最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思想上發生的作用最大。一九五八年以後，胡適回台任「中研院」院長，他仍滿懷熱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權、容忍等等普世價值，然而他左右沒有志同道合者能幫他的忙，只是一個人高高在上，相當孤立。《自由中國》當然得到他的保護，此外也有不少本省人和自由主義者（包括雷震）想借重胡適威望，組織反對黨。這便一天天引起蔣介石的警惕和敵視了。終於在一九六○年九月，趁胡適訪美之際，逮捕了雷震等人，《自由中國》自然也隨著停刊了。

　　胡適在台灣自始至終都在為現代普世價值的傳播作護航，也在為成立反對黨而大聲疾呼。他在這兩方面所發揮的功能具有關鍵性，否則無論是自由主義思想或民主運動，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都不大可能取得公開而又合法的活動空間。胡適扮演這一護法角色，是十分儘力而且從未退縮過。他的日記和蔣介石的日記互相對照，即可得到真相。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出：胡適最後在台灣的四五年日子很不好過，受到各方面的重大壓力。在政治上，國民黨對他的「圍剿」從未放鬆過；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復觀）對他則極盡辱罵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義陣營中，激進派如殷海光也認為他過於軟弱，不肯與蔣介石公開破裂，鬧個天翻地覆。（事實上，即等於要他領導來推倒國民黨政權。）你們說，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看到胡適「對徐復觀的批評」所表現出來的「憤怒」，感到「吃驚」，可見你們對胡適所受到的壓力一點也不知道。事實上，胡適只不過說了一句：「徐復觀的文章，我真看不下去了。」這樣的反應是很有節制的。胡適是人，自然同樣有喜怒哀樂，似乎不必「吃驚」。

　　胡適與古今中西之爭

　　東方早報：胡適一直被認為是現代中國啟蒙之父，他對傳統的批判在20世紀中國一直有著強勁的迴響，同時代的一些知識人（包括杜亞泉、吳宓等）認為胡適將中國傳統理解成「小腳、太監、八股」等等，是在醜化中國的文明傳統，知識群體之間一直存在劇烈的爭論。將近100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更加強調儒家傳統的正麵價值，國學熱、經典熱、孔子學院等也引起世人的關注，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應該如何來評價胡適對傳統的重估態度？

　　余英時：在這一部分，你們提出了兩大問題：一、胡適對中國傳統的態度；二、胡適對西方哲學的態度。這兩大問題早已引起了無數的爭論，這裡實在無法深談。現在我只把我個人的看法簡單說出來，不再作論辯。首先，胡適並未將中國的傳統等同於「小腳、太監、八股」等等，這是反對他的人硬加給他的罪狀。他在原文（《信心與反省》三篇）中舉此數事來代表中國文化的陰暗面，是為了駁斥那些自大狂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以「固有文化太豐富了」為借口而抗拒現代化的改革。通觀他一生的中、英文論著，可知他對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等都抱有極大的崇敬之心。尤其是他晚年（一九六○）在美國所發表的一篇著名英文講詞《中國傳統及其未來》（「ChineseTradition and Future」），最能代表他對中國傳統的整體論斷。在這篇講詞中，他不但強調中國文化與西方充分接觸與融合之後依然能保存它原有的根柢，而且還斷言：「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傳統」是永遠不會為任何專制勢力所摧毀。換句話說，在胡適眼中，中國文化並不是籠統一片，他尊重其正流——「人文與理性的傳統」，但堅決反對其逆流——「小腳、太監、八股」之類的負面成分。

　　東方早報：近些年大陸學者劉小楓、甘陽等組織了很多對西方經典的翻譯和重譯，他們提出要「重新閱讀西方」，要在西方學術思想的源流里理解西方，並批評晚清以降的嚴復、胡適等人在面對西方經典時是一種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態度，導致對西方的誤讀和誤解，而這種誤解又影響了中國思想的創造，這種觀念影響了時下很多的知識青年。當年《學衡》派的梅光迪、吳宓等對胡適、陳獨秀等西化派也有類似的批評。我們應該如何客觀地評估胡適對杜威的實驗主義、歐洲近代啟蒙思想的引介？

　　余英時：胡適受過嚴格的西方哲學和哲學史的訓練，但他並不盲目信奉任何一家一派的哲學，包括杜威在內。他遵從的是杜威的思想方法，而不是杜威基於美國背景所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別的哲學內涵。關於這一點，我早已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作了詳細的說明，這裡不再重複。因此今天批評他「誤讀」、「誤解」西方經典云云，恐怕都是因為對他的哲學訓練缺乏了解所致。現在我要引羅素評胡適《先秦名學史》中的兩句話來答覆這種指責。羅素說：「他（指胡適）對西方哲學的精熟好像是一個歐洲人，英文寫作之佳則和多數美國教授沒有分別。」（引在我的《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一文中）我想羅素的判斷也許更為可靠。

　　總結地說，胡適無論是推動文學革命、研究哲學史、批判社會（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或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都得力於他在美國7年訓練中所獲得的現代思想方法，特別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論。這些新方法已化為他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因而無論運用在哪一方面，都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蔡元培在一九二二年左右到紐約和中國留學生談話，特別鼓勵他們在美國首先應該學得「點石成金」的那個手指頭，也就是「方法」。馮友蘭在報告了這個故事之後，緊接著說：「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見《三松堂自序》）馮在哲學上是和胡不相合的，因此這一評價具有高度的客觀性。我想將這一評價加以推廣，認為胡在各方面的「啟蒙」作用都應該歸功於這個「點石成金」的手指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