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之薨（洪秀全的惡夢）7

天國之薨（13）第三章、末代聖人⒈ 一般認為，若百五十年前沒有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發生，就不會有湘軍、淮軍和曾國藩、李鴻章們的崛起，作為太平天國政權的「剋星」，曾國藩們的出現至關重要，但當年太平軍興，咸豐皇帝首先想到派去鎮壓的人選並不是曾國藩（此人是個文官），甚至不是其後喪師辱國的軍機大臣賽尚阿（蒙古八旗人士），而是遠在邊陲的林公則徐，惜乎其時林公垂垂老矣，且疾病纏身，未幾即死在赴任途中。 耐人尋味的是，清季「同治中興」的三大名臣，也就是太平天國政權的三大剋星（胡林翼、曾國藩、左中棠）都不是帶兵出身的讀書人，他們到前線與太平軍流血死拼，手持的不過是朝廷一紙委任狀，最後卻能靠地方武裝勢力（團練）直上青雲，乃至門下督撫半天下（包括本人），實有賴於清末朝廷的軍事制度，已經走向腐朽。　　清朝自道光末年太平天國起事，清廷命將出自多門。將帥以綠營不可用，都各募「勇營」以作戰。一省所募動輒數萬，而東南7省所招募者更多，常不下數十萬眾，其中以曾國藩創立的湘軍與源自湘軍的淮軍（李鴻章部）為最著名，這些人的軍隊都是自招自練，不屬國家管轄，兵部所轄唯舊日的綠營，故中央兵權已下移於將帥，而為將帥者，復多膺任疆寄，他們除了手握兵權餉權外，復有民事之責，實際上已經成為割據地方的土皇帝。　　中國近代社會這種分崩割據的局面，實見於民國初年，而其形成則已見光緒季世，即曾文正公去世之後。康有為在《中國今官制大弊宜改》一文中說：　　　夫立國之道，兵食為先，而財政兵政，皆散在各省。如何籌餉，如何練兵，如何開製造局，如何開軍械局，如何開銀行，如何鑄錢幣，一皆聽各省督撫之各自為謀……故江寧創自強軍，湖北有愷字營，直隸因袁軍之舊，而增軍政司之萬人……故庚子之禍，徵兵勤王，而觀望不前，多寡不一。微論當八國之強敵，而此十八小國之援師，素無統馭，勇怯不一，槍械異式，何以為戰乎?　　從康氏所述，可知光緒之世，中央威令已經不行於地方，各省疆吏都各手握兵權餉權，各自為謀，國家每遇大事，雖一兵一卒一餉一糈，反不得不拱手而待之督撫，而為督撫者，則往往觀望不前，視嚴旨若空文。康氏以18小國來喻18行省，是為確當。在這種局面之下，以之來抗拒外敵，自不免一敗塗地，但以之抗拒中央，挾朝廷則有餘。所以辛亥革命軍興，袁世凱得以北洋軍力挾逼清廷退位，便是這種局面的結果。　　民國初，袁氏當國時，曾有中央集權的想法，裁各省都督，企圖收回兵權於中央，而不逐，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權力是受到許多限制的，必得要親自做皇帝，這就是袁氏父子終於要冒天下大不韙，而帝制自為的良苦居心所在。　　袁氏當時想做的，不過是歷史上所有封建帝王、例如以「杯酒釋兵權」的宋太祖趙匡胤想要做的。然而趙氏可以因此而成為一代明君，而袁氏卻成為千古罪人，歷史的機遇，往往是因人而異的。　　這個分崩割據局面的形成，起於「軍權私有」，而「軍權私有」的興起，則始於太平天國軍興，其間經過若干演變，成為光緒季世的督撫，再進而成為民國後的割據軍閥。但是，何以咸豐以前，清代兵權都歸於中央，未聞有「軍權私有」的事?何以咸豐以後，中央無法收回兵權，兵權不得不下移於將帥，而造成了「軍權私有」的局面?　　要論咸豐後「軍權私有」的起源，應先略論清代在咸豐前軍隊的狀況。　　咸豐前的軍隊有八旗與綠營。八旗部隊初本為旗主所私有。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屬，各有統屬，為並立不相下的體制。清太祖努爾哈赤制定國體，曾明示後人以八旗旗主聯合為治的大訓。清太宗皇太極本為旗主之一，嗣位後，深感此制不便，逐漸廢置，而後定於一尊。至清世祖順治時，乘攝政王多爾袞之喪，一舉而掃除強藩，大權悉歸皇室。於是天子自將三旗，叫做上三旗，其餘分屬諸王貝勒的五旗，叫做下五旗。自後旗主的勢力已減削無餘，各旗原有的固山額真改名都統，為天子任命的旗主，而不是宗藩世及的旗主。宗藩受封於旗，令其養尊處優，旗的行政則為天子之吏所掌握。親貴雖或領兵，所指揮者非自主的本旗，而是朝廷的部隊；所有八旗將士，都歸朝廷所用，成為皇家即國家的軍隊，此種制度，從老百姓的立場說，乃是天下得以安定的基本保證。　　至於綠營，則是國家的常規部隊，額兵共64萬人，其數約3倍於八旗，全國分為71鎮，以駐守列郡汛地。綠營之制，其軍隊直轄於兵部。《大清會典》說：「凡綠旗（綠營以綠旗為號令）兵在京則統於巡捕營。十有八省則統於督標、撫標、提標、鎮標、軍標、河標、漕標，而以達於部。標分其治於協、於營、於汛，以慎巡守，備徵調。」其將則由部補選：「凡直省武職副將以上，列名具疏請補。參將以下，按月升選。」其兵則有定額，分為馬兵、戰兵、守兵，各注於冊，以報於兵部；有籍，曰兵籍，與民籍、商籍、灶籍同著於戶部。凡額兵的考拔，都取自有兵籍的兵家，「騎兵拔於步戰兵，步戰兵拔於守兵，守兵拔於余丁。無餘丁，乃募於民。」　　所以，在綠營制度下，將由補選，兵守世業，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將之親信，而國家之於將弁，將、備、千、把，本有常職，節節相生，易於鈐束；國家之於兵士，著於兵籍，尺籍伍符，按戶可稽。故全國兵權，都歸於中央。　　明白了這個情況，可知咸豐前，清帝既手握八旗為皇家的禁衛軍，而常規部隊綠營又直隸於中央，在這樣的一個中央集權的情況下，軍隊自不致為將所私有。所以清聖祖康熙末年，諸子爭立各不相下，到清世宗雍正即位，其弟允禵雖任撫遠大將軍，統率大軍出征西寧，聞詔不敢不歸京師；年羹堯手握重兵，功高震主，駐軍西陲，也不敢造反，束身歸吏，身死囹圄；其後如乾隆朝誅張廣泗、柴大紀時，因兵不為將所私有，故將不能擁兵以抗朝命，遏必隆刀到時，只得各自乖乖獻上頭來。 清季「軍權私有」的興起，乃在八旗綠營武力皆不可用、而以新興的湘軍制度取而代替之後。八旗入據中國後，以征服者的地位，踞養尊處優，使他們逐漸的消磨了新興民族的銳氣。到三藩起事時，八旗的戰鬥力已遠遜於入關的時候。康熙帝平定三藩，實出自漢人趙良棟、蔡毓榮等效忠清朝者之力。其後平定準部、回疆、金川，雖都是八旗綠營並用，但軍隊的戰鬥力畢竟以綠營為主，所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舉，實有見於八旗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綠營兵額，以應付他日非常的事變。　　但綠營到了嘉慶、道光年間，暮氣日深，積弊日重，將弁則熏染官習，兵卒則驕頑疲弱，也不可恃。嘉慶初元，川、楚白蓮教起義之役，前後10年，朝廷耗去餉銀二萬萬兩，後來還是一半靠著鄉兵（團練）的力量，才得平定；道光年鴉片戰爭之役，雖以全國兵力布防沿海要塞，英國人一個開花炮彈，就已使綠營變成「綠蠅」，結果還得與英國人簽定南京城下恥辱之盟。　　到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國在廣西潯州府金田村起義。這時廣西額兵25000，土兵14000，三四萬大軍，兵數不算少，便已無法應付。到太平天國勢盛，清廷復羽檄交馳，紛紛徵調外兵，一時各省綠營雲集廣西。　　綠營制度，其徵調成法，被調者輒令綠營將官營出數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用本轄營弁統率，綰以提督、總兵，而隸屬於專征的欽差大臣，所以3000人的軍隊，將士各不相習（不認識）。及到前敵，各省行伍，鵝行鴨步，雜糅並進，將與將不相習；雞一嘴鴨一嘴，兵與兵不相知，將與將不相和，勝則相妒，敗不相救。加以這時任欽差大臣的，前為李星沅，李星沅與廣西巡撫周天爵不和；繼李任欽差的為賽尚阿，賽尚阿也與廣西提督向榮時相齟齬。欽差疆帥既不能和衷共濟，號令歧出，偏裨更各分畛域，故雖擁兵千萬，等於無兵。而太平天國方面，則以新興的朝氣，萬眾一心，乘綠營疲憊之後，一敗向榮於平南官村而占永安，再敗賽尚阿於永安古束口而圍桂林，於是長驅北出，經兩湖，出長江，其時清廷防湖防江的綠營聞風先潰，而欽差大臣賽尚阿、徐廣縉、向榮諸人先後所統的大營軍隊，常落在敵後，成銜尾歡送之勢，太平天國遂得以疾風掃落葉般，不過兩年時間，就席捲東南，佔領南京。　　這時候，便興起了以曾國藩為首、以讀書人為中堅力量組織起來的湘軍系統。　　然則湘勇制度代替了綠營制度之後，何以竟變成「軍權私有」? 曾國藩因見綠營積弊深重，乃起而創立湘軍，棄世業的行伍，而用自招的農民以為兵，舍補選的將弁，而延鄉黨親信的儒生以為將，其制以營為單位，一營500人；營分4哨，統以營官；營官上轄以統領；統領所轄，自兩營迄十營數十營不等，視其材的大小而有不同。統領徑隸大帥，故營哨官所轄有定數，統領所轄無定數，民國時各地方軍閥都稱「大帥」，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大帥者，乃一軍之主。帥欲立軍，揀統領一人或若干人，各檄募若干營，統領各自揀營官，營官揀哨官，以次而下，所以一營裡面，弁勇視營哨，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如指臂相聯，甚至大帥欲更易統領，則必須並將其全軍遣撤，而令新統領自揀營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別汰留，另行編伍，否則，隨便派個人「空降」去擔任領導，手下沒有人會買賬。 在湘軍制度下，營伍各為其統領所私有。因為行湘軍的制度，兵皆弁所自招，弁皆將的親信，故兵士但知有營哨官，營哨官但知有統領，非其所統，即不能相沿襲。史說：「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又說：「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說明湘軍之所以成為將所私有，實由於其制度所使然。所以當年曾國藩雖然自裁湘軍二三十萬眾，也只能暫緩軍閥割據局面的出現，已經無力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軍權私有」發展趨勢。同時也說明曾國荃圍攻南京3年，太平軍方面固然情勢慘烈，老湘軍也是屍橫遍地，危城將破未破之日，連李鴻章率淮軍的洋槍隊，也只敢遠遠觀戰，而不敢上前爭功。而城破之日，曾國荃即率湘軍大肆屠城，其時就算曾國藩在場，恐怕亦不能制止。

清季軍權私有的形成，還在於各省自籌餉的制度。其時朝廷被迫放權，令各軍「就地籌餉」的方法，是助成這種兇險局面最重要的原因。　　綠營發餉制度，凡直省標營兵餉，皆由標營冊送布政使司，申請督撫、咨戶部撥給，所以綠營兵士，著籍為兵，各守世業，既不是將帥所招來，而所吃的糧餉，又是由國家直發，自不致對將帥發生私人的感念，湘軍則不然。湘軍之起，初借民間捐輸以供軍需，其後奉命出征，糧餉本應由戶部籌撥，而清廷內帑困竭，往往以空文指撥，久之，空無可指，諸將帥也知其無益，乃各自為計，募捐輸、設厘卡（地方關稅）以自收自養，繼則各專其餉，將帥視地方財稅若私有，如胡林翼巡撫湖北，破承平舊制，另設歸其個人直轄的湖北總糧台，無論何項進款，都歸糧台徵收，無論何項開支，多飭糧台批發，藩司不得過問，國家命官職同虛設。 又如，曾國藩初督兩江時，函囑江西巡撫毓科說：「銀項應奏應題者，須倍加慎重，以少奏為是。或挈列敝銜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發。或稱江浙向以全力供給向帥和帥(向帥為向榮，和帥為和春)大營，今江西以全力供曾某大營云云，或可少免於大內之駁詰。」曾國藩自專江西餉權，乃是事實。將帥各自專餉，難免發生爭鬥。同治初，江西巡撫沈葆楨與兩江總督曾國藩爭餉養兵事，兩人各嚴詞抗疏爭辯，朝廷也無如兩人何，只好兩邊調解，兩邊都不敢開罪，將帥的專擅餉權，由此可見。　　籌餉的權既為將帥所專擅，故兵士的糧餉出自將帥，而不由朝廷。兵士眼見他們的糧餉是將帥苦心籌措來的、與人爭搶來的，甚至是跪求而來的，兵士們肚子餓不餓，身上冷不冷，只有自己的將帥知道，也只有自己的上司才會關心他們，他們如何能不把將帥視同父兄？將帥又如何能不將士兵視同子侄？　　曾國藩的徒孫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時，常常親臨給士兵發餉的現場，逐個逐個核對該發的數目，任何人不會多給一個銅板，也不少給一個銅板，舞弊營私在他的部隊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若逢晨操開始，營官如果向士兵們喝問：「弟兄們，咱吃誰的飯呀？」　　「袁宮保！」　　「穿誰的衣呀？」　　「袁宮保！！」　　史又說，清朝嘉慶年間，白蓮教造反時，有個四川綠營提督（相當於後世的軍區司令）叫七十五，因糧餉無著，將軍和士兵同樣在前線天天血腥廝殺，還要撈水中浮萍度日，割野狗皮為衣，後來七十五被朝廷革退，此後就再沒有任何人能指得動他的部隊。　　兵士既為將所私有，故將亦遂各私其兵，即把手下的兵勇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視為命根。湘軍是這樣，出自湘軍系統的淮軍也是這樣，而且其他各省以湘軍制度編製的勇營也無不是這樣。例如，咸豐九年，曾國藩奉命援皖，以所部單弱，奏請調回蕭啟江軍。蕭啟江也是湘軍將領，初為本羅澤南部將，從曾國藩創湘軍，後獨將一軍往援江西，歸劉長佑節制。 咸豐七年，劉長佑以病歸（告假），蕭啟江復率所部暫從曾國藩。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攻湖南，曾國藩命蕭回援湖南。時劉長佑在湖南方督軍救寶慶，蕭啟江至，再隸劉長佑部下。劉長佑援桂，率蕭啟江軍同往，至是，曾國藩奏請調回蕭啟江軍，劉長佑卻不允，曾國藩兩次請旨嚴飭，劉長佑也兩次奏請堅拒，曾國藩無可奈何。　　到咸豐十年，左宗棠初出幫辦曾國藩軍務時，又擬奏調劉長佑部下蔣益澧軍以為助，曾國藩曾寫信給左宗棠追論前事說：「薌泉(薌泉為蔣益澧字)之能來與否，全視乎蔭渠(蔭渠為劉長佑字)中丞之堅留與否。閣下與蔭渠為道義金石之交，如能屢函商定，然後以一片奏定，乃為妥善。否則諭旨俞允，而蔭公不許，仍屬無益，去年奏調蕭軍，幾成嫌隙，可為鑒也。」　　後來，左宗棠從曾國藩教，先與劉長佑講交情，以所謂「道義金石之交」的關係來感動劉長佑，劉長佑才允許蔣益澧率軍來助左宗棠。 由此可見，大帥視所部，竟若私有，講私交，或可相讓；若無交誼，雖請旨嚴飭，睬你都傻！　　又如同治元年，曾國藩截留李鴻章新招軍九營守無為廬江，以保皖北。這時李鴻章方新任江蘇巡撫，初練淮軍於上海，欲大立功績，乃向曾國藩索回此軍。曾國藩因一時無他軍接防，複信與弟子李鴻章，懇求說：「張樹聲等五營，本不應久留此間，吳長慶本營在滬，疏長庚並非營官，勉強截留，深恐有乖尊意。」　　又說：「忠逆(指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現在金陵，而對王、章王(對王為洪春元、章王為林紹璋)諸酋志在北岸甚堅，看來今冬明春上海必無異常之警，故仍望閣下斂兵自守，不必遽勤遠略，遽拓土疆。其張樹聲、吳長慶等九營應如何陸續抽調赴滬，敬求卓裁，酌度為老鄉謀，為鄙人謀。上游事勢稍松，決不久留片刻。」　　後來李鴻章還是追索，甚至飛檄相討。曾國藩乃放九營赴滬，並寫信向李鴻章道歉說：　　「鄙人多年在外，屢經挫敗，故常有無禮之葸，過計之憂，伏希亮鑒！」　　劉長佑出自江忠源一系的「楚軍」，不是曾國藩湘軍的嫡系，他對曾國藩的奏請調回蕭啟江軍，堅不放行，還有可說，至於李鴻章之於曾國藩，有師生之誼，出自曾國藩幕府，其軍並且是遵曾國藩的指示和規劃所創立，而李鴻章對曾國藩截留己軍，當利害關頭時，還不免于飛檄相索，李鴻章對其恩師的態度尚且如此，對其他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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