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基本要求
雖然西方七國集團竭力正呈現一個新的資本主義時代及其全球秩序，但我們所目睹的並不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新階段，而恰似一個「野蠻人」似乎在解決其自身矛盾。為了擺脫美國的霸權，薩米爾·阿明主張重建一個多極世界。惟其如此，進步力量才能根據不同的可能條件各自前進並開拓其自主空間。長遠而言，進一步的自主性不僅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的單一邏輯，而且會深化真正的文明和社會民主形式。
1.過時資本主義的自由方案的優勢與缺點戰後時期(1945-1980)的一個顯著的標誌，是左翼的社會管制積累模式獲得了某種主導權。但隨著掌控這種模式的社會關係遭遇侵蝕和崩潰，跨國資本主義的方案取而代之，重獲霸權。一種廣泛流傳的觀點認為，對克服當前階段的結構性危機而言，這一霸權非常重要，它雖有不平衡和失序的特點，但能夠保持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換言之，一個新的全球擴張階段將延續前一階段的分化，但它是「可接受」和「已被接受」的，因為其結果將導向廣泛的平衡，儘管並不平均。
雖然在紙面上看來這種論點似乎是合乎想像的，然而我對其可行性抱有很大的懷疑。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那些過時的因素，使得資本主義不可能通過技術革命和與其相伴的「以資產為基礎的積累(asset-based accumulation)」模式和全球化等等途徑，實現任何的「復興」。事實上，由統治資本所塑造的新右翼的策略，與工人階級和世界人民毫無關係，根本不把他們的利益和觀點當回事。
蘇珊·喬治(Susan George)已經清楚地揭示了隱藏於新右派方案背後的真正「理由」。盧加諾(Lugano Report)報告顯示，所有西方七國集團成員的政策，以及為了實施這些政策所使用的手段，都掩蓋了全球數十億人的貧困和死亡的。集體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知道這些貧困和死亡，他們決不會愚蠢到不知道這些。在所謂的文明衝突論的幌子下形成的策略，正是要通過毀滅大批的犧牲者，來解決這些問題。
無疑，邊緣地區的人民不是唯一的犧牲者：在中心地區，由於統治資本的利潤最大化原則對社會正義原則的破壞，這一狀況也已造成部分人群社會地位下降、失業、不安全、貧窮和被排斥。一段時期以來，這些受害者的反叛潛力被統治階級所忽視，也就是說，統治階級不認為普通民眾和一部分中產階級最終會採取行動來批判這整個體系。然而，從西雅圖到熱那亞發生了一系列抗議行動，這些行動被不準確地命名為「反全球化」運動，通過這些運動，統治勢力已經開始發覺到反抗力量逐漸增長的潛力。
然而，新右翼方案的犧牲者更多地存在於邊緣地區。在那裡有著億萬名生活在城市貧困區域的人們，和億萬名因為農業自由化而即將加入其中的農民。當今資本主義已不再有能力發展規劃來養活全球增長的人口;它所竭力維持的只是虛假的小康消費景象。資本主義不再為亞非拉三個大陸上廣大的人民提供任何東西，它告訴那裡數以億計的人們，他們什麼也不是。這樣就必然增加了反叛的巨大潛力。
當然，世界的主人們認為，他們能夠忽略南方「拒絕陣線」(rejectionist front)的威脅。在那裡，民族民粹主義(national-populist)的老方案已經崩潰，迄今為止取而代之的充其量只是一些支離破碎的運動，或者是基於種族和膚淺的宗教觀念的文化主義(culturalism)運動，而這些運動本身毫無出路。可同時，也有跡象表明非洲和亞洲人民之間，在反帝國主義目標下有可能重新建立共同陣線。當前帝國主義的政治操縱者知道，一種由北方工人和南方人民組成的新的國際主義將對其有致命的威脅。
但直至如今，那樣一個陣線並不存在。社會運動和鬥爭的碎片化、不適當的政治行動、意識形態的混亂和對資本侵襲的異常反應：這些在短期內對全球資本的統治都是有利的。
首先出現於1980年里根和撒切爾的領導之下，宣稱自己是「保守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的新右派，業已在所有三合一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取得了相當重要的分量，他們在美國力量主導下構成了一個「國際資本」聯盟。一群紮根在美國傳統中的極端保守論者，包括從美國價值觀的原教旨主義保衛者到准宗教性質的派別，他們將新右派的論點傳播到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之中。同時，在許多歐洲國家，右派同樣從膚淺的自由主義言論和放縱市場管制的宣傳中獲得了新的生命。
不應當低估新右派的實力。首先它看起來似乎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它的方案似乎是無情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並且是技術革命(電腦化)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關係(網路社會)和經濟形式(金融化與全球化)的客觀要求。事實上左翼占多數的政府們也支持新右派的方案，並且為其未來繪製玫瑰色的圖案，這明顯地增強了新右翼言論的可信性——尤其當新右派刻意躲避法西斯語言，而以民主話語來粉飾自己。新右派既不是勒龐(Le Pen)也不是海德爾(Haider)、貝盧斯科尼或他們的模仿者，這些都是尷尬的盟友。新右派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並且努力推廣美國的民主概念，這種民主對於所謂的自由主義遠景是必不可少的。
1990年代，隨著共產主義對手的消失，在新右派的理論和實踐中，南方世界被宣稱為「文明世界」的新的敵人，以這種方式新右派表明它的方案不會為全球4/5的人類提供任何東西。關於文明衝突的討論，重新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體系的核心。在亨廷頓(huntington)的觀點中，未來佔主導的既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國家衝突，而是相當簡單的文明衝突。文化主義的、反普遍性的觀點假設每種特定文化與其他文化都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所有社會都經歷的資本全球化過程，以及每個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利益矛盾和衝突都被省略了。文明衝突論認為，每個社會各自有一個獨特的「價值系統」，並在這價值系統之上建立起獨特的文明形態。這種觀點不是理解現實的科學途徑，而是將人類籠罩在文化主義神話中，並使其行為符合華盛頓願望的意識形態工具。
這種「世界圖景」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北美、歐洲和其他同一類別成員(以色列)，連同日本構成一個享有共同「民主」價值觀的文明空間。其餘者擁有不同於西方的另外的價值觀，更重要的是，其餘者是各種各樣的——如黑人、印度人、中國人、穆斯林——他們之間存在潛在或明顯的敵意，這阻止他們組成貧困者的統一戰線。因而西方可以確信將會在文明衝突中取得勝利。
所有的努力都用來確保現實符合這種理論框架，例如刻意誇張這些五角大樓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犧牲者之間各種各樣的文化差異。華盛頓與保守甚至狂熱的伊斯蘭政治集團之間的基本外交聯盟在這計劃中也起一定作用。如果伊斯蘭政治集團偏離了協約，這就更好了——因為這驗證了「文明衝突論」，而且保證了真正的「文明」國家保衛自己免遭其他國家攻擊的行為具有正當性。於是新右翼方案與美國的霸權野心合流了。新右翼必然是也確實是「親美」的，因為它需要以大量增加的軍事干預來控制這個體系中的邊緣部分。
美國有意使用其相對優勢——軍事力量——既迫使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接受其規劃，又強化自身的帝國主義領袖地位。新經濟和新集體帝國主義的主要王牌恰恰就是美國進行恐怖威嚇的能力。在海灣戰爭和南斯拉夫戰爭、中亞戰爭之後，布希總統已向我們承諾將會有更多的戰爭。下一個對象是誰?阿拉伯國家、伊朗、俄羅斯、中國?在未來過程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當然，要使美國的軍事規劃保持效力，就需要西方各國緊密結合為單一的集團。
這是歷史上罕見的將政治和軍事力量結合起來，強制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狀況——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似乎想要忽略的一個原則問題。然而，直至今日，帝國主義和霸權野心終難得逞。希特勒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嘗試憑藉武力建立新秩序，他們並且不但與其方案的受害者發生衝突，而且也與其他的帝國主義和潛在霸權發生衝突。在二戰後，蘇聯的存在迫使美國有所收斂，但今天，當華盛頓決定採取行動的時候，他不再需要考慮他國的反應。
柯林頓提出所謂的「無賴國家」目的是為其提供一種合法姿態。無疑有些政府完全夠得上這個名稱，但這僅僅是為了提供一個借口來掩飾美國為新的全球戰略利益進行的干預。運用恐怖主義手段和其他試圖反抗的國家，都同時被列入無賴國家名單的前列。英國和歐洲其他右翼政府支持這一政策，許多知識分子也支持它，並且攻擊任何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的行為是「過時的民族主義」，於是這些知識分子加入了全球資本和新右派的陣營。針對種族主義的申述在這裡成為了集體帝國主義鞏固自身集團的手段：他們宣稱文明國家正受到野蠻人的威脅(潛在包括所有亞洲和非洲人民，甚至還有俄羅斯)。
在這個意義上，「文明衝突論」令人重新想起了《我的奮鬥》，其粗糙的理由是一致的：優秀的人民(以前是納粹，現在是歐洲和北美的高加索人種)有責任使野蠻人服從他們的領導;他們要繼續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只有剝奪其他人的快樂。這種渺小的種族主義語言可以從布希、貝盧斯科尼等人粗俗的言論中窺見。「文明衝突論」和《我的奮鬥》二者所表達的都是具有犯罪感的幻想，然而，不幸的是，當人民天真到相信它時，它就變成了現實。
對種族主義的直接指控足以將西方國家維繫在一起嗎?這個體系的政治領導人並不自信——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又試圖迷惑西方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反恐怖主義的借口為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鋪平了道路。他們試圖讓人覺得，從西雅圖到熱那亞的反全球化示威者，是不是有點類似於本-拉登的恐怖黨羽?
由於現在軍事化已經和自由主義全球化密不可分，致力於建立反對過時的資本主義和美國霸權的全球陣線的人們，現在需要同時與經濟自由主義和戰爭作鬥爭。僅僅在這裡(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反對經濟自由主義，而忽略那裡(邊緣地區)的軍事干涉是不可能的，儘管似乎後者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議題毫無關係。
然而，全球軍事化並不只是顯示了新右派的權威，它還可能成為過時的資本主義的阿基琉斯的腳跟。因為，只有當北約的軍事力量不斷獲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並且只有當美歐日集團不但保持而且獲得額外利益的情況下，集體帝國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的戰略才會有機會持續發展。
我不相信現在醞釀的戰爭將促使美國所希望的結果出現，我也不相信美國的軍事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其理由之一是，儘管五角大樓掌握著超尖端的軍事手段，但他面臨著嚴重的障礙，即美國人民只能夠忍受「無風險的戰爭」(美國方面零死亡，而非對方)。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在其卑賤的盟友中尋找能夠承受正常戰爭風險者。更重要的是，那些大肆宣揚的勝利是真正的軍事勝利嗎?或者只是由於華盛頓的政治優勢而使得對手完全孤立，從而使軍事勝利成為可能?如果受害者的外交行動使得美國希望的格局難以實現，深陷泥潭的殖民戰爭的經典情景就將重現。
在可預見的未來，向戰爭和干涉行為投資也是一個問題。通常認為軍火商是戰爭真正的動力，這未免有些過於簡單化了，但嚴重地削減軍費將使美國經濟陷入1930年代那樣的危機，這也是事實。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導致持續性的生產過剩趨勢的社會形式;因此「危機」是一種正常情況，而繁榮是一種需要特殊因素的例外。根據這一分析，我們注意到美國只是依靠二戰時期龐大的軍火生產才走出了1930年代的危機。現在美國經濟發生嚴重的變形：幾乎1/3的美國經濟直接或間接地依靠軍事綜合工業。(這個比例只有勃烈日耶夫時代的蘇聯才曾經達到)。今天「軍事凱恩斯主義」已經取代了被統治資本所拒絕的社會凱恩斯主義。同樣現實的是，霸權主義是一個合算的主張，因為美元隨之而來具有了全球貨幣的特權。在全球範圍內美國角色的下降，甚至與歐洲和日本分擔責任，都將因此引起全球貨幣體系的改革，並使美元喪失某些特權。
最後，2001年的911襲擊暴露了美國自身的脆弱，這顯示了其領土並不是不受攻擊的。美國公眾是否會受到這種方式的震撼，對其統治階級的傲慢變得更加警惕和不信任?抑或他們將會接受新麥卡錫主義的行動?
美國霸權給全世界帶來的全球戰爭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因為其對手是無窮無盡的。在明顯的對手(各種各樣的「無賴」和「恐怖分子」)之後，所有的南方人民都是潛在的真正反對者。在這場無休止的冒險中歐洲的公眾意見會和美國始終一致嗎?這要求他們看在帝國主義的共同情面上堅持下去，今天是這樣的，但會永遠如此嗎?
在我看來在不久的未來更可能的是，目前的僵局將繼續維持下去，美國將越來越多地炫耀其武力，用以鞏固新的集體帝國主義，並且強迫第三世界國家集結在其周圍。這種僵局簡直是滑稽可笑的。美國社會依靠其他國家的財政支持來供其浪費，卻聲稱它處於對其餘世界發號施令的位置。全球經濟都指望美國的浪費持續下去：其稍有衰退將影響到歐洲和亞洲的出口。歐洲和亞洲將他們的發展寄托在這種無謂的出口之上，而非致力於加強他們自身的生產和消費體系。這些歐亞國家發現他們已落入一個陷阱之中。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並推行以我為主的發展政策來征服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想在這個發展模式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將變成美國的附屬物。這就是「美國的二十一世紀」的景象。我不認為這種荒謬的情況會永遠持續下去。
同樣，全球資本統治的政治策略也不能解決問題。當它試圖壓迫歐洲放棄其自身的方案、試圖將全人類置於種族隔離體系之中、試圖侵犯他者的民主和社會的基本權力時，它將導致對美國模式的持續反抗，甚至仇恨。
美國統治階級知道其經濟是脆弱的，全國的消費水平遠遠超過其生產能力，唯一途徑是通過武力脅迫向其他國家轉嫁其赤字。除了這種輕率的霸權主義行為，此外別無選擇。為了這個目的，美國對其國民——首先是中產階級——進行動員，宣稱其目的是為了「不惜代價保衛美國的生活方式」。為了這個目的，其代價可能包括滅絕大批人類。美國統治階級相信他們可以把歐洲和日本夥伴拖入這場血腥的冒險，並且能得到他們同意以轉嫁美國的赤字，但這能持續多久?
西方七國集團竭力呈現一個新的資本主義時代及其全球秩序，據說這些都是無可避免的和積極的，而任何危險只是附屬性的和短暫的。然而同時，有清晰的分析可以表明，過時的資本主義的真正邏輯是走向種族滅絕(由於它把大多數人類看成是無用的負擔)，走向虛偽的「社區」意識(false 『communal』consciousness)的惡化，走向狂野的個人主義的爆發，這將對文明和社會民主造成破壞。這個體系的真實的經濟運作——建立在完全保護壟斷利潤的制度基礎上——與自由主義所說的市場競爭的特點毫無相似之處。我們正目睹的不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新階段，而是一個野蠻人似乎在解決其矛盾。現在自由看起來只不過是衰老的資本主義的偉哥。
相對而言，令人樂觀的理由是，一種新的左派可能從挑戰中興起，並戰勝右派統治力量。建立這樣一種左派，將要求南方和北方的被壓迫階級團結為一個國際陣線。但這一陣線現在還不存在，社會鬥爭和社會運動的碎片化，缺少一種適當和連貫的可選擇的社會遠見，以及面對資本主義攻擊時明顯的意識形態混亂，這些在短期內都為統治性的資本主義所利用。
在我看來，面對挑戰新左派的目標首先在於重建一個多極世界：唯有這樣才能為進步力量發展開拓一個自主空間，讓這些力量根據不同國家和時代的可能條件按各自步伐前進。這種新的多元性將拆除美國的霸權。在一個長時段的框架中，更大的自主性帶來的進步將有可能超越資本主義單一邏輯，深化真正的文明和社會民主形式。這不同於「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這將是我們時代真正的文明性的衝突(civilizational conflict)——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這對人類進步而言其重要性超過以往任何時代。
2.為了多極的世界二十世紀後半期，一些主要的反資本主義邏輯的社會改革，諸如國有化、福利規劃、土地改革等等，構成了政治經濟發展的背景。當然，這些社會改革的範圍是如此之廣泛，以致不可能把他們整合在單一的模式中。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實驗，儘管聲稱是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所進行的，但其目的不是為了創造一個多樣化的基礎，而只是為了獲取更快的發展速度。此外在第三世界國家還存在著民族民粹主義實驗。
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領跑者們，至少共同擁有著建立一個現代、有效率和獨立自主的國家的目標。這使得他們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勢力有著持久的敵意。結果似乎是清楚的：這些國家的發展概念中包含著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判，他們追求的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建設目標。雖然這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自給自足，但事實上，這是實現長期目標的捷徑，也就是，將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從屬於內在建設的需要，而不要一廂情願地去適應世界趨勢。在這個意義上說，在21世紀脫鉤(delinking)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整個世界格局經歷了重大的變化。
當前一種統治性的意識形態，與跨國資本的專制相呼應，它將諸如「獨立自主」、「脫鉤」或「國家建設」指斥為「回歸保護主義」、「對逝去時代的懷舊」、「陳舊的思想」等等。美國領導下的三合一的帝國主義的戰略目標是在兩個基本原則之上建立一個單極世界，這兩個基本原則就是：跨國資本的獨裁統治和美國軍事帝國的控制。其他任何方案都不能容忍，即使是歐洲作為卑賤的北約夥伴所提出的方案，當然更不能容忍中國任何程度的自主方案。那些方案都必須被打碎，如果需要就動用武力。
面對單極世界的景象，我們必須以全球多極化作為唯一的策略，這樣才能為不同地區的社會發展提供充分空間，由此促進社會民主化並減少不同社會之間的衝突。目前美國及其北約盟友的霸權主義策略是社會進步、民主與和平的主要敵人。自由-軍事帝國主義的方案是一個反動的烏托邦，它扼殺廣大地區內任何對發展的期待，這必然會深化中心與邊緣地區之間的鴻溝。
作為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回應，而提出的一種人道主義方案並不是「烏托邦」。相反，它是唯一實際的方案，其首要步驟就是把全球各地強大的社會抵抗力量集合起來。如果有烏托邦的話——就這個詞的平庸和否定意義而言——那恰恰就是單純依靠市場力量來運轉體系的想法。而在多極世界的框架中世界各部分之間的鴻溝將逐漸縮小。多極世界的建設將必然經歷一個區域化過程，致力於與帝國主義全球化脫鉤的新生力量，將不再局限在國家範圍內，而將在更大的地區範圍內得到完善和鞏固。
在目前條件下，多極世界首先應該是一個區域化的世界。區域之間的相互依存構成一個多中心的世界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區域間以有益於被壓迫國家和人民參與生產和改善生活的方式來交流和組織。這自然意味著這種交流和組織活動是一種超越國家的行為，特別對於那些中等規模以下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而且各種經濟和政治的區域組織形式將進行跨區域的集體談判。各個區域和國家所面臨的挑戰是如此不同，以至於不能用同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規範。
歐盟可能將繼續沿用現有的模式，但它面臨著一個糟糕的狀態，即歐盟奉行的是單一市場的單純經濟目標，這使歐盟的政治結構得不到完善。只要在歐盟方案中的社會構建仍是一個空殼，那麼單一市場將只會導致成員國為了各自利益而發生大量衝突。這就是我認為歐洲要麼向左轉，要麼將不復存在的理由之一。
東歐能否結合為一個體系呢?這是可能的——但唯有當西歐不再將它們視為自己的拉丁美洲的時候才可能。要克服兩個歐洲之間不平均的發展狀況，就需要東歐組織起次區域(subregional)機構，與泛歐機構相聯繫但同時擁有自己的基本原則。如果這樣的話，在經歷了冗長的過渡時期後，泛歐的政治和經濟聯合將可能最後實現。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國家處於相似的位置，儘管俄羅斯的規模意味著它仍擁有潛在的巨大力量。如果原蘇聯國家之間嚴重的發展失衡沒有導致爆炸性的緊張局勢的話，那麼經過一個較長的階段在原蘇聯國家之間將可能出現合作和結合。
在第三世界國家因地區而異面臨的問題也不同。可能對其發生影響的將是如下一些情況：
1、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融入全球生產體系的程度絕不可能一致。南韓、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可能是僅有的一些例外(香港現已回歸中國)，其他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只能算是處於半工業化狀態，其生產體系中僅有一些有限的部分融入了新的全球經濟。
2、第三世界(尤其是「第四世界」)國家相互之間缺乏整合，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沒有聯繫。
3、戰後的發展使得他們的發展程度甚至比戰前更不平均，半工業化國家與第四世界之間的鴻溝擴大了。
4、由於這些原因，一些在南北之間建立的全球協會，致力於運用他們的力量來反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集體自治。
我認為區域化是反抗三合一的帝國主義所進行的五大壟斷的唯一理性和有效的方式。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提出使全球人民通過協商實現相互依存的過程的目標和主題。最後還有六個問題必需認真考慮：
1、對「市場份額」及其分配法則進行重新談判。當然，這是對世貿組織規則的挑戰，世貿規則所說的「忠實競爭」只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保衛寡頭壟斷的特權利益。
2、對資本市場體系進行重新談判，以期結束金融投機的統治並將資金引入南方的生產性投資領域。這將對世界銀行的功能、甚至其存在意義提出質疑。
3、對世界貨幣體系進行重新談判，以期建立區域化的貨幣體系，提供穩定的匯率，並在它們之間組織相互依存的關係。
4、創建全球稅收體系，例如，包括將稅收和全球利潤再分配與對自然資源的開採聯繫起來。
5、全球非軍事化，首先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削減開始。
6、聯合國民主化並且在聯合國主持下起草一系列法律來保護世界人民的權利。
在以上的設想中，所謂的區域不僅是指享有關稅優惠的經濟區域，同時必須建立一定的政治區域以改善貧困階級和邊緣地區的集體地位。這不僅僅是第三世界大陸(拉美、阿拉伯世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東南亞、中國和印度)，而且是歐盟、東歐、前蘇聯等地區應該共同面對的問題。
當然，要逐漸實現這整個方案，就首先需要在國家的層面上制定具體的社會方案，並且在自由主義和單極全球化的框架中促進急需的改革。無論部門改革(例如政府行政管理、財政收入體系、教育)，還是更廣泛的民主化和社會政治經濟運行。這些初始階段都不能被忽略。沒有這些，從危機和失序中拯救世界並重新發展就完全是烏托邦。
因此重要的是，採取行動將真正的政治和社會力量動員起來。首先是在當地範圍內，然後在更大的範圍內為了更大的目標進行全球鬥爭。在這裡，我想提出一系列在各個領域內可供選擇的目標：在經濟領域(財政轉讓的稅收(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fers)、廢除稅務天堂、取消債務等等)，在環境領域(保護物種、禁止有害的產品和方法、對某些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費實行全球徵稅)，在社會問題領域(勞動立法、投資法規、人民在國際機構的代表權)，在政治領域(民主和個人權利)，以及在文化領域(拒絕販賣文化產品)。
在歐洲和第三世界國家現有的範圍內，建設一個多極世界的前景可能只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建議，並不值得認真考慮。當歐洲政府面對著反對他們與全球化自由主義結盟的抗議運動，他們可以宣稱自己具有普選產生的某種合法性。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作為買辦利益的代理人和保護者，以及跨國資本的卑賤的合伙人，甚至連這點也做不到。邊緣世界的某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我想主要是印度和中國——認為他們仍然擁有充分的交易能力和空間，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接受全球化的基本規則，而不必屈服於超級強權的發號施令。就我而言，我認為他們低估了接受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後果。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邊緣國家的民眾無疑與富裕國家的民眾一樣受到嚴重威脅，而且他們還需要與本國不受限制的強權統治作鬥爭。然而，當邊緣國家的政府反過來考慮本國人民處境的時候，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對邊緣地區的民眾產生了深刻持久的影響。
當2001年在多哈舉行世貿組織部長會議的時候，代表第三世界的77國集團利益的非官方的十五國成員秘書處，呼籲抵制三合一帝國主義提出的新一輪談判的提議，這個提議想把將農業納入世貿組織議程，並且將自由化擴大到工業和知識產權、財政和其他服務領域。這些國家無疑最後失敗了，從而放棄了他們在西雅圖曾堅持的立場。這應該歸因於三合一帝國主義的訛詐(任何反對世貿組織的國家就是恐怖主義)，於是西方七國的戰略在西雅圖和多哈毫無變化。然而，在今後進行的談判中，我們是否可能看到，77國集團加上中國將一起通力合作。
不久以前，在9·11襲擊的前夜，在德班的世界反種族主義大會上曾經出現充滿希望的一幕。當時看起來，亞非人民團結復興的潮流似乎正在到來。這股團結復興潮流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可能是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實現更公正的全球體系，這個全球體系遠比西方七國試圖強加給世界人民的要更為公正。
德班大會不是其組織者(聯合國)所希望的那樣，僅僅是「反種族主義」的某種形式上的慰藉。非洲和亞洲的與會者堅持討論了兩個西方外交官不願聽到的議題。
其一涉及到了對黑奴貿易所造成的摧殘進行所謂的「賠償」。美洲和歐洲的外交官，以屈尊和對「職業乞丐」蔑視的態度，對第三世界的議題進行干擾，他們把焦點僅僅集中在前殖民地人民要求的賠償數額上。但這並不是非洲國家所提出的問題焦點。他們認為問題不在於錢而在於對殖民主義的認識，帝國主義和奴隸制度兩者都應該為非洲大陸的「欠發達」狀態和種族主義的擴散負責。這些想法自然深刻觸怒了西方強國的代表們。
其二涉及到的是以色列的行為。在這個議題上，亞洲和非洲態度是非常清楚和確切的：以色列人繼續在被其佔領的領土上定居，巴勒斯坦人被驅逐(相當於直接的種族清洗)，以及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這些都是種族帝國主義在漫長歷史中的最近發生的一章。
同時，亞洲和非洲政府——其中一些是不民主的、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相串通的、有社會和種族歧視傾向的——這些政府如今不能再對本國大多數人民的心聲聽而不聞了，也必須面對傲慢的西方外交官高漲的怒氣。
這股新的團結復興的潮流可以回溯到1955年的萬隆會議，那是亞非團結和不結盟(現在繼續發展的不與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霸權結盟)運動建立的時刻，那時從殖民主義勢力中開始了民族解放的第一個周期。無論殖民地解放後，第三世界國家的這個體系存在著多少局限、激起了多少虛幻的想像，但他們的全力鬥爭使統治資本不得不面對抗議潮流，重新部署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格局。現在第二股更猛烈的解放潮流的成熟契機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了。德班所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證據。正因為德班是一次人民的勝利，所以西方七國集團就更要竭力貶低它。
與西雅圖、尼斯、哥德堡、熱那亞和阿雷格斯港(Porto Alegre)所發生的事情一起，德班會議是一系列重大積極活動的一部分。時機已經到來了，所有譴責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的人們，應該認識到南方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的鬥爭，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受害者反對非正義的鬥爭同樣重要。並且，在911象徵性地攻擊了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以後，現在應該意識到如果沒有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正義聯合陣線，那麼就不會有反恐聯合陣線。
3.趕上還是建設一個不同的社會?二十世紀，面對資本主義的挑戰，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需要應對兩個課題——「趕上(catching up)」還是「另外做些什麼」，這兩個課題是相互交織而又隨具體時空環境有所變化的。我們可以說，不需要太多的強迫，第一個課題就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了，以至於在一般的觀念中發展就等同於「趕上」(如果可能的話，就在其後實現趕超)。可是，一旦周圍世界發生變化，當使世界經濟保持動力的持續繁榮被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調整危機所取代，那麼這種發展策略就將失去原動力，並且開始崩潰。這種失敗，不是二十世紀的激進主義造成的，相反，應歸因於激進主義的激進程度不夠(這可能應根據客觀條件來解釋)。於是，未來的重點應放在「另外做些什麼」上，雖然在我們的「議事單」上，「趕上」的某些事項仍然應當是必須的部分。如果這樣的課題轉換實現了的話，二十一世紀將可能比二十世紀更為激進。
這種逐漸激進的局勢可能出現嗎?如果可能的話，逐漸的激進化過程將採取何種步驟呢?
在這裡，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僅需要以富有想像力的思維，來接受一系列意見和建議，而且還需要真正地去主動徵求它們，並樂於見到更多的意見和建議。正如，在二十世紀，面對歷史的挑戰湧現出了各種不同的回應，這些回應來自於歷史的馬克思主義(historical Marxism)、歷史的凱恩斯主義(historical Keynesianism)和民族民粹主義(national populism)(這是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退化形式)等等思潮。我們很容易把當前各種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批評，歸結到「新凱恩斯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的標題之下。這些「新」和「後」的前綴實際上表明這些現有的思潮，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成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在這些流行的思想中有一些始終更多地關注事物即時(短期)的方面，同時，另一些思想則更加關注長期情勢需要實現的目標。
對於各種不同的情況，我們應當注重論爭的詳情和建議的多樣性。就中短期而言，應把所有各種現實因素都考慮在內：各種各樣的社會利益、系統的分析和挑戰的鑒別、可能目標的定義、它們周圍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動員等等。就長期而言，我認為後資本主義(一個故意不準確的詞)社會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是可取的，即把人類從經濟異化和全球分化中解放出來。我更願意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把這個社會稱呼為「共產主義」。但我認為無論是稱為「後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圍繞著這兩個相同目標而激發起來的社會和文化想像，應當借鑒各種各樣的人文資源，沒有理由擯斥它們之中任何一個。在這個方面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多樣性是重要的，也確實是我們所希望的。多樣性應是朝向正在建設中的未來的，而不是神經性地固執地繼承過去。未來應在多樣性中實現交匯。
本著這一多樣性的精神，我們提出自己的建議，這些建議依據的是可以稱之謂創造性烏托邦(creative Utopianism)的邏輯。這種創造性的邏輯認為，歷史不應再由「純經濟(pure economics)」法則所統治，而是諸多不同的規律所表現的運行趨勢的結果。「反體制」力量——如果這個詞用來稱謂那些對虛幻規則(這裡指的是資本主義的利潤規則)的有組織的、一致的、有效的反抗——正塑造著真實的歷史，正如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過去所做的一樣。這些「反體制」力量組織了一個結構，並對其加以調控，從而有可能逐漸壯大。
當今世界存在著兩個潛在地相互對立的方案：資本主義的方案是要建立他們的獨裁統治，而另一個方案的成功，則有賴於全世界人民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這兩者之間的衝突應當被認為是一種「文明的(civilizational)」衝突，這是就「文明的」這個詞最強烈和最真實的意義上來說，因為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包含著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意義。
我相信當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由於過時資本主義的生存具有固有的野蠻的冒險性，而比一個世紀或五十年前更激烈。然而，我們不應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已經做好的公式，社會主義應是一個複雜的發現性想像的結果，而且我們必須認識到從資本主義世界向社會主義世界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非上個世紀歷史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者所想像的那種飛躍。我所能做的只是再次提醒讀者這一點。
在各種反體制力量剛開始重組陣線的時候，這個陣線中的各式各樣的成員沒有必要，致力於從理論上就理想中的社會的性質(具有人道色彩的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進行辯論。這個問題將在民主實踐過程中得到解答。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在重要而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就不可能實現任何目標，從而邁向更好的未來。
我認為民主化不僅僅意味著根據法制和多黨原則進行政治運作，而且還需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設民主化的關係(性別平等、尊重國家主權等等)。除非有效的社會政策能使每一個人真正融入經濟生活，並且確保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能夠真正平等地利用現有物質手段，否則，民主將仍然是脆弱的，甚至將會遭受貶低。另一方面，民主化是減少衝突的唯一希望——完全消除衝突是一種壞的烏托邦想法——並且只有通過民主化，才可建立起能有效保證和平的安全體制。
在當前這種文明的衝突中，資本主義及其反對力量，這兩大陣營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儘管他們對全球化有非常不同的觀點。針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反體制力量認為資本主義的方案具有全球野心。而資本主義陣營所提倡的自由的公司和市場、反對黨的民主和平等——這些價值觀都同時獲得兩大陣營的普遍認同。這就是為什麼媒體使用「反全球化」一詞，來描述資本主義野蠻的全球化的反對者時，是如此具有誤導性，即使全世界各地的示威者有時可能熱衷於從事一種沒有希望的「抵制」。在現階段，我認為說將要建立的陣營是「為了社會性和國際性的公正的陣營」，這種說法將更加準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清晰地強調我們所說的文明的衝突(civilizational conflict)概念與亨廷頓模式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vilizations)」沒有任何共同性。
我認為，我所提倡的一種多中心的、民主的世界體系絕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而僅僅是向全球社會主義轉變的漫長過程的一個階段。為了在這個階段中實現有關目標，應當創立一種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建立在人類團結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個人或國家的自我中心主義。
在這個向全球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中，有三個在二十世紀遭到極大忽視的原則，應成為關注的重點。第一個原則是民主化應作為一個不限名額的、多維的過程，在民主化過程中人們必須更加關注經濟異化的問題，並堅決與之作鬥爭。第二個原則是我們應該呼喚一種人道主義的全球化，這包括多方面的(個人和集體)權利的要求(以代替為資本服務的商業規則)，以及創造一種人民的國際主義以抗衡資本的跨國主義。第三個原則是區域化，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來減少資本配置在全球造成的失衡狀態。
即使這些原則目前看起來可能是支離破碎的，但從各個方面對抗統治體制的政治和社會鬥爭，已在世界各地發起，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一一羅列這些事實。並且，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抵抗力量正在每時每刻地發展壯大。
在統治階級集團內部醞釀的危機可能會使矛盾激化，在歐洲社會內部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左右和好這一當前政治生活的特徵，將可能由此破滅。沒有誰能預先保證，民主手段一定就能克服危機。通常，統治階級儘力阻止任何公眾干預，或是通過操縱公眾意見(保持民主的表象)或是通過直接訴諸暴力和各種專制手段，來實施統治。在這裡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需要搞清楚統治階級之間的衝突，和資本統治與其反對力量之間的鬥爭，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衝突與鬥爭，究竟將怎樣結合起來，那一種將會更佔優勢?究竟是社會鬥爭將屈從於衝突，以致統治集團將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對其加以控制;抑或反抗力量發動的社會鬥爭將保持自主性，並且進而迫使統治者接受他們的要求?
跨國資本的統治力量，他們所依靠的是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和狂野的、過時的資本主義，這些統治勢力知道不能忽視他們的新對手。當前，在第一世界發生的被錯誤命名的「反全球化」運動，從西雅圖到熱那亞，已經顯示出他們日益強大的力量，同時亞非人民成長起來的反抗也預示著萬隆的團結精神將重獲新生。
這兩種反體制力量應該能夠結合起來，從各自國內到全球的各個層面都結合起來形成可供選擇的目標。統治機構回應這一危險的方法就是試圖將其妖魔化。應該進一步使目前的鬥爭正規化，建立起必要的橋樑，使各種反體制力量在國家範圍內、地區範圍內和全球範圍內結合起來。這些力量將在各自範圍內爭取實現各自的中期目標，最終這些努力將有助於結合成真正可供選擇的社會方案。
4.在多樣性中建立一致為了使各種社會和政治的反抗運動結合起來，應當充分尊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們的多樣性。以下我將著重分析當前世界左翼與右翼勢力的定位。
在當今世界，擁護新自由主義及其相關的全球化觀點的，就意味著是右派，即使他們的選票是投給左翼政黨的(這在歐洲是常見的現象)，甚至於他們發表言論(僅僅是言論)宣稱支持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在南方國家這很可能)。右翼的主流勢力充其量只是有限的改革派，他們立足於所謂的民主共識(在這個詞的一般意義上)之上。這種右派，構成歐洲的政治政黨中的大多數，他們通過以不民主的方式來反對女權主義，以及加入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而愈加傾向於右翼(尤其是在美國)。共和黨中的新麥卡錫主義者將這種所謂的道德陣線納入了執政聯盟。在南方的邊緣地區和前東歐集團中，一些右翼買辦掌握了大多數政權，並且將其社會基礎建立在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獲利的「販賣商」(wheeler-dealers)之間。這個「販賣商」(wheeler-dealers)的概念——或其他通常用來表示同一現象的其他詞——很好地顯示了這種脆弱的、虛偽的、勉強民主的、或者剛剛創業的「布爾喬亞」的性質。
左翼——激進的反新自由主義者，至少是反霸權主義者(如果不反對帝國主義)和民主先驅者——應該結合起來。但並不是當今所有與右翼統治做鬥爭的力量和運動都在這個左翼集團之內。在資本主義中心國家，以上這些人士就算是左翼的，甚至是激烈的左翼，這顯示了當前左翼對於帝國主義問題的敏感性不足。當許多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西方青年對其感到失望之時，反帝國主義意識在整個北方世界極大地削弱了。同時在邊緣地區，有一些人仍然懷念蘇維埃主義和各種形式的非民主的民粹主義，他們也批判新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或同時對兩者進行批判。在邊緣地區另外還有一些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力量，具有相當大的未來潛能。這是指邊緣地區的一些政府，這些政府在「脅迫」之下被迫接受全球化或接受美國霸權的同時，他們也試圖保衛國家利益，但在目前的力量背景下他們難有作為。在當前狀態下，這些力量試圖維持一條中庸之道，他們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方面，轉向右翼非民主的民族主義方向，在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尋找自己的談判空間;另一方面，還存在一種選擇就是，向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人民陣線靠攏。只有當他們選擇後者，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力量，並且才能與全球建設中的左翼陣線相聯繫起來;否則他們將甚至會與反民主勢力同伍，諸如種族沙文主義或偽宗教原教旨主義(例如以色列政權和印度教)，這些勢力表面上反西方的文化態度只是一種修飾，事實上他們已經同意將其人民置於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自身業已成為全球右翼一個積極的組成部分。
正在形成中的左翼陣線需要合適的戰術和策略，來團結所有可團結的政治力量，包括反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潮流和社會運動、或是為了民主進步、婦女解放和生態環保而鬥爭的力量。我認為，建立這種中左聯盟是左翼的戰術和策略的主要起點。
不要相信以溫和方式進行改良的失敗，將使支持民主、婦女和國家權利、或生態與和平權益的改良主義潮流得到教益，他們將堅持自己溫和的特性。必須認識到，他們完全不會改變，他們將仍然是改良主義者，滿足於僅僅是裝飾性的改革，而不可能看到他們正被統治的右派勢力所利用。這正如仍然有些革命者自我封閉在貧瘠的教條主義裡面，迴避怎樣使人類向著美好的社會遠景邁進的現實問題?
在南方國家，一些反帝國主義潮流可能將沿著一貫立場前進，並因而獲得廣泛的群眾支持。但這批力量中有些部分仍然可能被買辦集團吸引過去，正如有些群眾運動將會陷入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歧路。
右翼霸權主義陣線要遠比它看上去的樣子更加不穩定;當它獲得表面勝利之際，其內在的矛盾註定將更加深化，並且導致真正的裂隙。我們看到在北方世界，一個民主、人道和社會主義傳統已經在歷史上紮下了根基，這一傳統為美國霸權的可怕前景不斷地製造著障礙。可是同時，在南方——這個名稱本身提供不了什麼意義——由於不具有這一傳統，因而存在著一系列「薄弱環節」(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及其他國家)，他們可能會被美國霸權所利用。資本主義並不像許多進步群眾運動的意識形態專家和領導者們認為的那樣，是鐵板一塊。在就近的短時期內，民眾的鬥爭可能僅僅直接指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和美國傲慢的霸權主義(新帝國主義的矛頭)。但隨著鬥爭沿著自己的方向進步，他們將趨於更加激進。
世界上比比皆是一類「衝浪政治家(surfer politicians)」：那是一些活躍、會心的男人和女人，他們以徹底的機會主義態度對待政治，將政治一種技藝，通過這種技藝獲得有利於己的最佳的力量關係(相反，激進的或革命的政治觀點將政治視為改變力量關係的技藝)。然而，無論在選舉式民主或其他的環境之中，這些衝浪政治家對那些他們需要依靠的社會成員的意見並非麻木不仁。他們在充滿礁石的海洋中按照規則衝浪，通常不知道前方會有什麼引領他們。如果他們發覺需要自我改變，以適應力量關係的變化，他們之中將有許多人最終會加入左翼陣營。他們通常不會出於愚蠢的機會主義原因而這樣做，但當他們發現能在左翼運動中獲利，他們就有可能加入左翼。這樣，全世界各地的改良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至少將有一部分部分，可能會轉到我們這邊來。
目前，左翼陣營需要建立某種一致性。通過在多樣性的基礎上逐漸加強這種一致性，全球中左翼聯盟將逐漸擴大自己的範圍，並最終力量關係將翻轉過來，使之有利於工人階級和全世界人民。
為了建立一致性，我們需要對一些內容不同但相互補充的政治術語加以說明。
一個支持社會和全球正義的聯合陣線。這個術語的關鍵在於，社會正義和全球正義，這兩個修飾詞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說，中心世界的社會正義必須與徹底的反帝國主義意識相結合，而邊緣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如果得不到渴望社會正義和民主的大眾階級的支持，它將毫無前途。
民主狀態。這是指一個經過漫長轉變後出現的，將超越現有的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由公民和社會本身來制定規則的社會狀態。或者說：這是通過公民和社會民主的方式實現的一種社會狀態，這種社會狀態是和諧的，反之，單純由市場擺布社會狀態則往往是排斥人民的。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不能回應人民的社會需要，民主就不可能實現;同時沒有民主，人民的社會需要也必然得不到回應。
正是從近來的歷史中汲取教訓，才形成了對以上這些政治術語的認識。這些教訓是：在南方世界，一些政府承諾將在新自由主義強加限制的狀態中繼續保持自身的民主，另一些政府則試圖通過鼓勵威權民粹主義，或者以專制主義的手段來討好帝國主義，這些行為結果都將損害民主本身(試看阿根廷的悲劇事例)。而在北方世界，左翼和右翼就經濟自由主義達成共識，他們同意以美國模式的「低強度民主(low-intensity democracy)」來取代歷史上左翼的建立在公民和社會基礎上的民主方案。這種狀態將使抵抗力量分散的狀態永久持續下去，並且將進一步摧毀反帝國主義的意識。
達成一致(convergence)不是消除多樣性，而是在加強多樣性的基礎上，進而釋放其潛能。怎樣將各種力量結合起來是一項挑戰，這些力量包括各種為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現代帝國主義、美國霸權主義和反南方人民的戰爭的受害者說話的力量。這些代表各種力量的團體都應當意識到，他們是全球爭取社會和國際性公正的聯合陣線的一部分，只有堅定團結起來，才能夠超越他們各自有限的目標，無論這些目標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
譯者：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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