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者的良苦用心

本書是胡適先生在各種場合演講或者作講座文字稿的集子，主要談論讀書與治學的方法、習慣，非常注重科學精神。「習慣重於方法」，已經把作者的立場講明了，對於青年人來說，來日方長，養成良好的習慣受益終生，而掌握治學的方法不過是朝夕之事，不必急於求成。青年人治學重在勤奮，重在積累。

不同場次的演講內容有重複之處，但語言平實，這一點恰好體現了胡適先生持之以恆的樸素情懷和對青年人的用心良苦。胡適的一生，是中國乃至世界激蕩不定的時代，他早年對家國民族的出路曾有偏激的主張，但總體而言，他的思想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作為一個對中西思想、歷史有淵博知識和精專研究的學者，他讀書治學的方法激勵了當時的青年人做學問，也為後生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一、讀書和讀書人

一說到讀書，誰都無法避開為什麼讀書、讀什麼書和怎麼讀書這樣的先決問題。古今中外不同的文人學士甚至科學家等等，他們的著述已經汗牛充棟。在這些問題上過於吹毛求疵，似無必要，但總歸有個宗旨。

胡適不想在講演中多費口舌，對於為什麼讀書，他給出了三個理由。其中兩個理由已經被無數人重複過無數次，而另一個理由，雖然前人也曾提到，但對筆者來說卻是非常新鮮和印象深刻的。兩個眾所周知的理由，其一，書籍代表前人留給我們的智識遺產，人類可以在此基礎上走向更高深的智識；其二，讀書可以幫助解決困難，應付環境，供給思想的材料，可以說是實用方面的考慮；第三，「為讀書而讀書」，乍一看似乎沒有追求，也令人費解。一般人認為讀書可以致知，這沒有問題。反過來，胡適先生引用王安石的說法「致其知而後讀」，通過讀書可以擴大知識面，幫助自己讀更多領域的書。讀書並非易事，「不讀書不能讀書，要能讀書才能多讀書」，如此以讀書輔助讀書，層層推進以至無窮，恐怕還欲罷不能。知識與知識之間，有貫通和啟發之處，如達爾文對生物變遷現象苦思幾十年而不得，一朝看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受到啟發，便創立了物競天擇的學說。

在「如何讀」的問題上，胡適先生對「精」和「博」提出了看法。首先是就讀書這個行為本身而言，要做到精，不僅要眼到、口到、心到，還要手到。

所謂眼到，即要把文字認清。這樣簡單的要求，也常有人讀望天書而出錯的。

其次是口到。西方人的閱讀史中有深厚的朗讀傳統，中國人古時也有幼童搖頭晃腦讀書背誦的生動情形，現在的初等教育學校里也每天能聽到晨讀的聲音。胡適所說的口到，不僅要讀出來，還要爛熟地背誦。筆者深有體會，雖然算不上博學多才，但也自認為還有些淺薄的積澱，這一切全來源於青少年時代對詩詞歌賦和經典文章的背誦。時代越是發展，輔助工具越是多樣，人們已經不再也無需背誦了。但是胡適先生的這一提法，竊以為當今仍然適用，能不加輔助而暢所欲言實在難能可貴，所以筆者私下裡仍然下著愚頑的功夫，堅持背誦的習慣。爛熟於心的東西，可內化為自己的東西，對讀書和處世有極大的裨益；愛慕虛榮者還可以在人前炫耀一番，何樂而不為？一笑！

再次是心到，就是要確切懂得字字句句的含義。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參考書的輔助，做文法的分析，以及比較、參考、融會、貫通。

筆者最有感觸的地方在於第四點，手到。手到有幾個意思，一是標點分段，這一工作現代書本已經為我們做了，無需麻煩。二是查參考書，以免不求甚解積累的夾生飯越來越多，以至於出現錯誤。第三，做札記，包括摘要、備忘和記錄心得，否則即便讀再多的書時間一過便付之流水了。當然，這還是淺層次的，更高的要求是第四點，即「參考諸書而融會貫通之，作有系統之文章」。在讀書的過程中，會接觸到同一主題的不同書籍，在此基礎上融會貫通，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而寫出一篇系統的長文章，對於讀書是一個絕好的升華。思想在腦中終歸是思想，若有一番思路的梳理和寫作邏輯的串聯而形諸文字，跟原始的思想碎片會有本質的區別。

從廣泛意義上講讀書，就要「博」，什麼書都讀，所謂「開卷有益」。魯迅先生也有此主張。廣博的閱讀，可作為讀書的參考，也可為做人。然而在「精」與「博」之間最終要達到平衡，「為學當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讀書人有如此旺盛的閱讀需求，那麼單做一個純粹的讀者是不夠的，還要會找書、買書、收書。對一個學者來說，書籍的真偽非常重要，而好的研究材料更是不可多得，一份新的材料重見天日，也許就會造就一個研究領域石破天驚的成果。雖然有圖書館這樣龐大而集中的書籍存放所在，為了方便，學者還是應當常備一些書在案頭的。胡適在行將移居台灣之時，已有藏書兩萬冊左右，他尚且不是一個專事收藏的人。走的時候僅僅帶了殘本《紅樓夢》，可到台灣後不久，書房又汗牛充棟了。他的收書主張是無所不收，反對專講版本的「古董家收集法」和帶有成見的「理學家收集法」。胡適將他無所不收的收集法稱為「雜貨店的收書法」，如同一個收雜貨的人，金銀器皿要收，破銅爛鐵也收。其原則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收書。歷史是整體的歷史，不是純粹高雅的歷史，也不是純粹俗流的歷史。如果從今往後一百年過去，現在的官方記載和鄰里之間的賬單，對一百年後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作用。現在極其平常的東西，在後世也許就是稀有的文物。這樣無所不收似乎沒有盡頭，但收書者個人自有他自己的天賦、嗜好和便利，從而由博而專，自然會走上專門的道路。胡適對書籍材料雅俗一視同仁的態度未必會得到贊同，但歷史的眼光是其獨特之處，不可不察。

對學者來說，讀書是終身的事業。那麼，不做學問的人呢？胡適在畢業典禮上告誡學生：不要拋棄學問！

二、思想方法、科學精神與治學習慣

胡適本是學農的，對於西方科學精神深有體會，對西方的科學方法也有所繼承。如果按照文理劃分的話，可以說胡適不僅對文史有深入的鑽研，他對數理、生物、天文、化學、醫學等也是頗有涉獵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雖大有不同，但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解決問題。所謂做研究，其實就是解決問題，由此，他將思想分為五個步驟：

1、困難的發生，即遇到問題。

2、指定困難的所在，即發現問題、定位問題。

3、假設解決困難的方法，即「出主意」，擬定出幾套解決問題的可能的方案。

4、判斷和選擇假設之結果，即選擇一個最合適的「主意」。

5、證實結果，無論是證實還是證偽，最終都會有一個結果。

這五個步驟是很嚴謹的。而論證的過程，胡適運用了西方典型的邏輯思維方式，對歸納論證和演繹論證相當推崇。以上僅是就「思想」過程本身而言，其背後的科學精神更值得關注。胡適先生極力提倡科學精神，這與十七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在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差距有很大關係。為此，胡適還特地列出表格，對比十七世紀中幾十年間中西學術成就，這部分內容將見於下文，在此不宜贅述。

胡適先生對於研究的態度非常鮮明，幾乎在他每次的演講中都有申訴，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最能體現他對青年人教導的良苦用心。他所主張的科學精神，也就順理成章地是「拿證據來」，打破沙鍋問到底，沒有證據便不能輕易下定論。胡適對赫胥黎是極為稱道的，論及真理話題的時候，他認為尋求真理就是回答「我們應該相信什麼」。他引用赫胥黎的話：「我年紀越大，越分明認得人生最神聖的舉動，就是口裡說出和心裡覺得我相信這件事是真的。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重的懲罰，都是跟著這句話來的。」相信一件事情，必須有牢靠的證據，這是科學的基本精神，而對一個問題，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假設之所以要大膽，是因為尚無定論，越是大膽的假設，思路越開闊，對於解決問題越有裨益。但是，無論提出多麼天花亂墜、五花八門的假設，最終都要去證明它，如果不去證明而武斷地「認為」怎麼樣，是違背治學精神的。求證的過程，講究「小心」二字，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胡適對於他考證《紅樓夢》的學術經歷著墨甚多，他問，《紅樓夢》背後究竟是否有更深層次的意思？《紅樓夢》有什麼可研究的地方？曹雪芹傾其大半生寫下這幾十萬字的小說究竟為何？其時紅學界已經有諸多主張，比如影射滿族官員的「種族思想」（亦即民族情緒），比如以賈寶玉的形象來譬喻納蘭性德，不一而足。胡適認為，《紅樓夢》並不是微言大義，它就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傳。在做了這樣的假設之後，胡適四處搜尋材料進行推求、論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受皇帝器重，曹家幾代人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把持著江寧織造，可以說家底非常殷實，和皇家的關係也不難揣測。將賈寶玉、寧國府、榮國府和現實的家世一經比較，胡適的假設還是相當站得住腳的。至今，這一假設仍然佔據主流的位置。除此之外，胡適還反覆提到他推求《醒世姻緣》一書作者的事迹，從小說情節、成書時間、地域範圍和語言習慣等方面，論證此書的作者就是蒲松齡。後來，這一間接的論證得到了為蒲松齡刻書的鮑廷博親言證實。以上兩例充分體現了胡適對於假設的「大膽」和求證的「小心」。

回頭看看書名，「習慣重於方法」。胡適對科學研究和考據的方法頗有心得且運用自如，但是他認為習慣比方法更重要，而他所說的習慣其實是極盡樸素和平常的道理。

首要的習慣是勤奮。但凡有才能的人，要麼就是從不懈怠，要麼就是一懶到底。小懶成不了大氣候。用胡適的話來說，「有種種的發明的人，不是大不懶就是大懶」，大懶實為一勞永逸。後者是極少見的，因此要做出成績來，舍勤奮無他。該看的書一定要看，該參考的工具書一定要動手去翻，該寫的文章一定要搜腸刮肚寫出來。

第二個推崇的習慣是不苟且，即謹慎。上文提到的「小心的求證」也是這個意思。胡適以黴菌的發現為例，強調細膩、謹慎的習慣的重要之處。

第三個好習慣是虛心。這一點值得詳述。此處所說的虛心，不僅是對自身，還是對別人。真正的謙虛，是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輕信於人。對於前者，要有「方法的自覺」，即方法的檢討，不斷地問自己，提出的證據是否可靠以及與研究的問題是否相干。實際上，一個人知道得越多，思考得就越深入，反而不那麼容易提出方案來。胡適說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頭腦簡單的人，拿起一個問題很好解決，比方說社會不好，那乾脆來個革命，容易得很，等到知道得多一點，他解決的方法也就來得精密」。這句話可以說是對當時現實的影射。中國遭遇西方，墜入落後挨打的深淵，改良與革命之爭從未間斷。筆者贊同胡適的說法，並非貶低革命的作用而支持改良。筆者想表達的意思是：對於一個社會的改造，除革命之外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革命不僅要摧毀舊世界，還要沿著正確的方向建立新世界，否則一味的破壞只能將人民置於更加水深火熱的境地。自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輕信於人，不能得著別人的一個說法斷章取義而不理會結論是如何得來。唯一使人信服的途徑是，「拿證據來」！

理想的治學境界，是蜜蜂的境界，而不是蜘蛛的境界或者螞蟻的境界。這三種「畜生」的比喻，由培根做出。蜘蛛吐絲結網，看上去結實、嚴密，有水珠的時候也晶瑩剔透，但終究是自己肚子里吐出來的，相當於學術上純粹自己腦子裡思考出來的東西。螞蟻雖然功夫細緻、聚少成多，但只是把各種不同的食材堆砌起來，僅此而已。理想的境界要像蜜蜂一般，將充足的花粉採集來，通過自身的消化、釀造，得出更加精緻的結晶。胡適又附加了另外兩種「畜生」——烏龜與兔子。他援引龜兔賽跑的故事，主張讀書治學之人寧做緩慢而不懈的烏龜，也不做快速卻自傲的兔子。故事很幼稚，道理卻很樸實。須知口口聲聲說要勤奮，人人也心知肚明，但現實就是懶漢太多，勤奮、踏實的人太少。

三、材料！材料！

在胡適看來，研究材料比方法本身更加重要，也可以理解為，重視材料、搜集材料是小心求證所必需，是好習慣的體現。「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在台灣的時候，胡適對傅斯年敬佩有加，尤其贊成其說法「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於詼諧中道出了尋找材料的鍥而不捨之精神。

除卻上文提到的胡適對《紅樓夢》和《醒世姻緣》所做的考證之外，他對中國佛教思想、歷史的研究也尤為重要，典型的例子是對禪宗七組神會的考證。禪宗傳至六祖慧能之後，有關的許多材料便佚失了，學者苦於沒有足夠的文獻資料來推知禪宗以後的發展。胡適赴歐洲時，在英國和法國的國家博物館分別見到了藏於敦煌的大量經卷，其中就有相當部分材料直接關聯到禪宗七組神會的經歷和當時的歷史背景。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的經卷。他們自因戰亂而荒棄之後，便不為人知幾百年，直到外國的探險家斯坦因、伯希和等陸續來此，運走了大量的經卷。斯坦因不太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但伯希和就不是這樣了。他當即意識到這些資料何其寶貴，並且挑選了他認為最有價值的數千卷運回法國。清朝中央聞訊，始知有敦煌千佛洞這樣一處所在，方才引起重視。然而這個時候，民間聽聞了中央的動靜，也趁機順手牽羊偷走了不少經卷。從此，敦煌一萬多卷的經文材料散見於中國官方、英國、法國、日本和中國民間的私人收藏家手中。這是文化遺產的巨大損失，至今令人痛心不已。門外漢尚且如此，專心做學問的人更是捶胸頓足，不勝唏噓。接觸到有關神會的原始材料後，胡適潛心研究，還原了禪宗七組神會的人生經歷和歷史淵源，為中國禪宗後期的發展情況的研究填補了非常重要的一頁。

清代的學術興盛之處主要體現在考據、訓詁、校勘等領域，也就是小學的研究取得豐碩成就，影響後世的學者大儒層出不窮，其中一人便是戴震。中國近現代學者對戴震的評價都很高，包括梁啟超、章太炎等。然而，戴震也捲入一個案子當中，就是不少學者認定戴震偷竊了他的師父全祖望、趙一清對《水經注》的研究成果。這一「冤案」一百多年來未嘗洗清，是胡適花了五年的功夫，四處搜尋材料，多方求證，終於證明戴震在撰寫他的《水經注》研究成果時，並未看到更無可能偷竊先師的研究成果。

清朝還有別的不少學者是注重收集材料並嚴格把關的，這些成果也大都得到歷史的認可。胡適推測，學者們做考據淵源於法律中的判案，兩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法律案件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朱熹對學術的考證賦予了同等的分量。對於清代的學術史，胡適評價道，「亭林、百詩之風」造成了三百年的樸學。然而，胡適在肯定清朝學術成果的同時，更多地認識到其局限性。把眼光伸向西方，科學革命已經有苗頭並逐漸擴散，方興未艾。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伽利略發明了天文望遠鏡，開普勒提出了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笛卡爾建立了解析幾何的體系，哈維、波義耳分別在血液和化學領域有重大的發現，牛頓建立了經典力學體系，列文·虎克用顯微鏡發現了微生物……僅僅這些可數的部分就已經羨煞國人，但回頭看中國十七世紀幾十年間的成就，不外考據、訓詁、校勘之類，外加宋應星《天工開物》這樣稀有的成果。胡適列了一個表格，按照年代羅列出中西方各自的重大發現和進展，一經對比，他認為中西出現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在於，中國人研究的材料是文字，埋首故紙堆永遠都不能取得更廣闊領域的成就。而西方人研究的材料是實物，即便不是實物，也會高出一籌，有一例為證。胡適舉了瑞典校勘學者加禮文的例子。加禮文僅僅花了四、五年的時間便編寫出《中國文字分析字典》，一舉蓋過了中國學者幾百年的努力，因為他認為中國的學者僅僅伏案研究文字本身，而不像他那樣走訪漢口、廣東、高麗、日本、寧波、北京等各處實際調查。

胡適將中西方學術成就的差別歸因於研究材料的區別。東方的文字材料是死的，雖然可以搜集到資料，但是不能創造材料。而西方的實物研究，一方面可以搜集材料；另一方面，在沒有現成材料的情況下，可以用實驗的方法創造材料加以研究。實際上，筆者認為，與其說是材料的區別，不如說是研究對象的區別。中國人自古以來與自然界保持著一種預設的和諧關係，並沒有把它鄭重其事地當做研究對象。而西方人自古希臘便對自然科學有所研究，並且在近現代大放異彩，深刻地改變和塑造了世界。胡適自然也看到了「東方與西方之學術發展途徑，在很古的時候已分道揚鑣」，但是他要追問起來，也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然而這是今人不能苛求的，須知當時還是西方學術大量傳入的時期，知識分子救亡圖存心切，不免有激進和片面的認識，而胡適的主張已經算是眾多知識分子之中難得一見的了。今人亦當開闊視野，以開放、平和的心態來看到東西方的區別，以溝通的姿態來調和東西方的文化。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今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胡適作品文叢，裝幀精美，內容更精彩。並且圖書市面上也陸續湧現出不同版本、不同側重點的胡適作品來。可以說，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看待胡適思想的眼光會更加的深邃，更加的開放，也更加的平和。胡適先生在中國思想的現代化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以他獨特的治學魅力、人格魅力感染者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筆者有感於此，不計愚鈍，以作斯文。

作者：石鎏（北大元培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