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到北京，甫將養以待開學，卻又南行去杭州替清華大學東南教學點的儒商智慧研修班講了一次課。

　　我講戰略思想，治法律政治等社會學科之學，用功之勤，其實不在文史之下；從事傳播事業、創道教教育體系，更在二十餘年前。後從政，實際運用相關知識，亦不乏相與印證處。十五年來，創辦非營利事業管理、旅遊事務管理、藝術管理、殯葬管理、環境管理、出版學、生死學、未來學、生命學諸新學科，主要貢獻似乎仍是社會學科方面多些。這方面東西也寫了很不少，不過或者頗干時諱，或者時過境遷，已無再刊之必要，故結集反而不多罷了。現在看大陸各處機場那些播講經營管理的錄影帶，誇誇其談、河漢其辭，真是吃驚不小。因此這次去，主要從管理學本身的發展，談它的人文轉向，希望提供點正確的認識。

　　因要南下，乃電詢王曉華，問吳炫能不能弄到狗來吃。吳炫號稱杭州狗王，能自烹調。但她們說現下杭州還熱著，沒人吃狗，故另訂了在胡慶餘堂吃。

　　我快上機時，忽接通知雲已央請南山人家野味館特製一爐，因此仍去吃狗。另吃了一蛇、一雉、一魚。食畢，自踏月，沿西湖而返。路過唐雲館，見尚有燈光，便拍門而入，索茶而飲，盡數十甌而後歸。

　　次日，胡志毅、江弱水說：仍去吃羊吧！乃至清河坊羊湯館。

　　周日返北京。林保淳剛演講畢，國學小院諸講友俱在，我去國子監跟他們會合，亦甚快。

　　吃的事講完了，該說點讀書方法的問題。頃與常紹民合作，又編了《人文科學研究法》、《社會科學研究法》兩書，我寫了篇序，請參考。

尋找方法

龔鵬程

一、

　　禪宗有本語錄集，名叫《指月錄》，意思是說裡面收錄的禪師機鋒公案，均如指月之指，人只要循著指頭的方向看去，便能看著月亮。但這個譬喻另有個補充，教人循指頭去看月，可是不能以為指頭就是月了。

　　道教也有類似的話。說某君逢一仙翁，仙翁憫其貧苦，以點金術點石成金來幫他。可是他平白得了一大塊金子，竟猶有未足之色，老仙訝其貪，他說：「不是的，我不是還想再要金子，卻是想要你那點金的指頭呀！」

　　兩個故事，寓意似而不同，但指頭都代表方法。許多事，覺得難、做不成，是因不曉其法；若知方法，不唯點石可以成金，甚且可以見道悟道。方法之重要性，於焉可見。

　　不過，古代中國人講方法，喜歡說秘說竅，把方法神祕化，或曰法不傳六耳，或曰傳子不傳女，或夜半傳衣、或三生授記，非人不傳、非時不傳、非地不傳。傳時還要用隱語歌訣，燃指咒誓等方式來增飾其神奇與莊重。以致書法家的筆法訣要，竟要如鍾繇那般去盜蔡邕的墓才能獲得，而佛教道教的公案歌訣更如天書，從學者懸揣亂測，根本莫名其妙。

　　反對這股神秘其說的人，則認為治學治事哪有什麼祕訣，所謂方法不過就是平平實實地讀書罷了。盈科而後進、學不躐等、一書不讀畢不讀他書，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等就是方法了。「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事實上也不需要什麼方法。讀書哪有捷徑？怎麼可能點石成金或忽然頓悟？

　　儒者持論，大抵如此。但這似乎又太輕視方法了。他們講的方法也常不是方法，而是「功力」。以為只要把書翻來覆去讀熟了，學問便已成就，殊不知死讀書的書獃子實在比比皆是，皆讀書不得其法者也。

二、

　　清末學制改革以後，教育體制丕變，學術與西方接軌，形成全新的格局。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學科，呈現在學子面前。這些新知識領域、新學科到底要如何進入，遂成了一個新時代的大問題，是新式學子的集體困惑。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提倡「科學方法」，給了這個集體困惑一個突破口。科學方法，本來是針對「整理國故」而發的，但隨即形成了普遍的方法熱，所有學科都開始探究方法的問題，產生了方法意識。

　　科學方法的科學一詞，在西方本來泛指對某事某物之系統研究，例如人類學，語源出於希臘文，意謂研究人類之科學（science of man）。但希臘時期的科學，跟近代科學涵義逈別，現代的人類學也絕不再是古希臘那種學問。現在講科學，指的乃是十八世紀以後的自然科學。若說「人類的科學」，那就是說：此係用自然科學之方法去研究人類而形成的知識系統。胡適當時提倡之科學方法，用意也正是如此，想運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的學問。後來傅斯年說得更明白，希望用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的歷史學。

　　提倡這種方法，當然是因不滿於我們在前面描述的中國傳統方法觀。那種方法觀一方面認為方法不重要，一方面又把方法玄秘化，令人不明所以。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則既強調方法在治學過程中居關鍵地位，又言明其運用之步驟與程序，還有許多他做的舉例示範，表現了研究社會人文問題依然可以如自然科學一般清晰、客觀、準確，自然大受歡迎，風靡一時。

三、

　　不過，胡適的講法，其實從思想史上看，只是一種過渡式的。例如他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說：「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科學的方法，說來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來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閰若璩的方法，和葛利略（Calieo）、牛頓（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

　　此文明白指出所謂科學方法即西洋十八世紀以來之自然科學方法，但找了一位中國親戚，說清代的樸學考據也用此法。

　　這種論述，乃是想在中國講西學的一個傳統方式，早在明末徐光啟譯《幾何原本》時，就說中國上古本有幾何學，只是後來失傳了，西方的幾何學則正與上古之學相似。清中葉同治中興大倡西學以降，此類論述更是層出不窮，其目的就是消除人們對西學的敵意，強化學習西法的正當性。胡適把清代考據學跟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相提並論，也有這個用意。

　　其次，科學方法，既是由研究自然科學而發展出來，則將它運用於「整理國故」這種人文學術上，能適用嗎？拉上乾嘉樸學的本國文史考據傳統來做西洋近代自然科學的親戚，自然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清代考據家既與西方自然科學家用著同一套方法，咱們現在當然亦可放心使用。

　　胡適的辦法，同時也虛化了自然科學方法的內涵，不談實驗、數學模型、概念分析、推理邏輯、抽象思維等，僅將之概括為「尊重證據」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利於在人文學科的應用。可是這話其實是個悖論：若清朝之主流學術已然都採用了科學方法，那現在還需你提倡嗎？悖論之出現，顯示了胡適想要從傳統治學方法過渡到西洋自然科學方法的用心，旨不在恢復清儒之緒，而是要讓大家接上西學之統。

　　一旦接上西學之統以後，中國清儒這位舊親戚，其實便可拋卻了。故此後論方法，大家都逕自從西方自然科學取徑，不必仍由清儒接下來講，胡適乃因此終究只是個過渡。

　　胡適之說另有一盲點：他直接把自然科學方法視為西洋自然學科和中國文史考證學所共有的普遍方法，未考慮到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材料及旨趣均可能有所差異。

　　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他已反省到：「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但他不是循此深入，如卡西勒寫《人文科學的邏輯》、狄爾泰佇思人文學研究法那樣，去探討人文學可能要有另一種研究方法、另一套與自然科學不同的邏輯。而是倒過來說：你看，同樣的方法，我們只用在文獻材料上，考來考去；人家西方人卻用在科學實驗室裡，用在自然界的實物上，所以成果大不相同。所以奉勸年輕人勿再鑽故紙堆，趕快去「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是條活路」。這，豈不是用自然科學來徹底否定人文學的價值了嗎？

四、

　　胡適以後，學術的發展當然超越了胡適。

　　一方面，大家都明白了治學要重方法，方法意識業已普遍醒覺。

另一方面，不只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更廣泛運用自然科學之法去建設各個人文與社會學科。人文學稱為人文科學、社會學稱為社會科學，均以自然科學為仿擬對象。

　　再則，當時雖然還沒能如西方那樣，由研究對象及目的之不同，而發展出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方法，但已能依據各學科之特性來思考針對該學科之個別方法，不再如胡適般說普遍方法了。

　　這裡收輯的，就是李伯嘉《出版周刊》於廿世紀三十年代陸續刊出的各種治學方法指南。分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類，底下再細分什麼學門。人文以文、史、哲、傳播、教育為主，內再分說。例如傳播分新聞學與圖書館學，教育分教育學、教育心理、幼兒教育、職業教育、社會教育、民眾教育等。社會學科以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為主，內再分說。如經濟底下分經濟學、統計學、保險學、會計學、財政學、工業、商業、土地經濟、經濟政策等。

　　學術分化，日趨細瑣，今天看來，當然會覺得還有許多學科可予補述。比方經濟類的國際企業和管理，此處便未道及。而管理學後來蔚為大國，已可與整個商科分庭抗禮了，當時卻尚未及照顧到。但不論學科如何分化，人文學與社會學科之基本匡廓不外乎此，足為治學方法之大觀。撰寫各篇方法指南的學者也都是當時各學科的代表人物，故亦可視為當時學界在各學門上的總體自我說明，無論是做學術史、思想史研究，還是想了解各學科，得一治學方法之門徑，這些文章都是極具價值的。

　　兩冊題名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而不逕稱人文學與社會學，是因上文所述的原因。當時論治學方法，均以自然科學為典範，因而皆自稱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至今學界對此已稍有反省，但尚不普遍。連我自己辦南華大學時，本來規劃了社會學院，同仁們都非要改成社會科學院不可。名從主人，大家覺得用科學一詞才能顯得較有學問，我也只好聽之。兩岸間，台灣的國家科學委員會總理自然、人文、社會之學術發展事務，大陸也以社科基金等為之。科學院之外，人文社會學科則均置於社科院內，可見此一格局相沿至今，猶未能破。這套書便呈現了這個現實。

五、

　　因此，諸家論治學方法，第一個特點就是自然科學化，有科學主義的氣味。

以阮毅成〈怎樣研究法律學〉來看，該文劈頭第一句即是：「法律學的玄學時代已成過去了，現在的法律學已成為純正科學的一支」；繼而闡釋其科學性在於客觀與精確，要求法律名詞與單位之劃一，應如自然科學一般。其間還談到：「因為物理學上有了『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不能容二物』的原則，所以才有『所有權的排他性』的樹立。因為幾何學上有了『面只有長短狹闊而無厚薄』的原理，所以才有『土地所有權人的權利，不獨及於地面，並及於土地之上下』的規定。因為生物學上有了生物與無生物之區別，所以關於二者，出產物的意義便有不同。無生物的出產物，如礦山之礦、石山之石材，在未與土地分離以前，法律上認之為土地的成分，而非出產物」等等。自然科學化十分明顯。賀麟談〈怎樣研究邏輯〉也一樣，謂：「數學公認為科學之科學。要想任何學問成為科學，最要即在於使該項學問受數學的洗禮、探數學的方法。……即使哲學，要使邏輯之成為嚴謹的科學，第一貴在採取數學的方法」。

　　方法論之整體性質如此之外，由於這些學科大抵均由新學制帶來，新學制本是學西方的，故要研究這些學科，原則上亦仍須步趨西方，接上西方在該領域的學術潮流與方法。

　　但西化可分兩部分說。一是人文與社會「科學」在西方也是十九世紀以後才逐漸仿自然科學建立的，所以前文引阮毅成語雲法律學已脫離玄學時代，成為科學之一支。而其時間其實遲至一九○三年狄驥（Duguit）《國家論》刊行以後。另外，像民俗學，一八四六年才由英國人頓姆斯（W.J. Thams）創立，更是新興學科了。這類學科，當時引進，與國際整體潮流的時間差並不大。還有些老學科，如政治學，雖說早已有之，未經太大的典範轉移過程，卻也有時代新潮的問題，故楊幼炯〈怎樣研究政治學〉一文云：「近代政治學的研究，已有根本的改變。我們若是以二三十年前的政治與現今的政治相較，其對象與基本觀念，已經有一種絕大的改變」。當時各學科撰稿人，都很留意這種國際學術新潮的動向，使其所述可以與西方接軌。

　　另一方面，某些學科，雖是研究中國事物，但亦要移植西方，包括整個學科模型和方法。如馮友蘭孫道升論〈怎樣研究中國哲學〉，不但說：「西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實是整理中國哲學之模範」，更謂研究中國哲學之方法有六，而第一項就是須鑽研西洋哲學。具體操作的例子，則可見諸離明的〈倫理學研究法〉，完全以西方經驗論和理性論兩大系統來論性知與徵知、思辨法與徵驗法等。

　　向西方學習的範圍又還包括了日本。所以黃懺華〈怎樣研究佛學〉說研究佛學須用工具書，而新出的幾種卻都是以日人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為藍本的。周予同〈怎樣研究經學〉也介紹了日人本田成之的支那經學史論。

六、

　　現今批評當年西化太過，誠非難事；然新學科之建立，主要憑藉在此，此一進路事實上至今也沒改變。再說，許多學術領域確實古代無有，不由西方引進又怎麼辦呢？例如幼兒教育，古代只有家庭式幼教，現在這種幼稚園、托兒所型態，乃現代化變遷以後才出現的，在西方也是十九世紀之產物，因應現代家庭教育功能之喪失而生。又如圖書館學，中國古代亦只有藏書樓而無圖書館，故無論圖書館之組織與管理、圖書之分類與使用，或圖書館之社教功能，均為新領域新問題，只能借鑑西方。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取則西洋，未可厚非。

　　但如此論方法，畢竟仍涵藏著一個方法論本身的問題。

　　任二北〈研究詞集之辦法〉中引了況周頤《蕙風詞話》裡一段話說：「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眇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相浹而俱化，乃真實為吾有，而外物不能奪」。這種讀詞法，其實便是傳統的，科學方法絕不如此。試比較郭紹虞〈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那篇就可知道。

　　科學式研究法，可由確定材料、分文類、分文體、分主題地做研究，或編年表、或製目錄，或做卡片，或考察作者之遺傳、師友、生活交遊、環境等，總之都屬於主體不涉入的一種客觀性研究。反之，況蕙風提倡的研究法，卻是主體涉入，與研究對象相浹俱化，於是詞中境界入我心靈，我之人格與精神狀態為之轉化，把自己成就為一詞人。

　　前者無實踐性，也無此義務，研究詞並不需成為詞人，也不必作詞。後者則有實踐性。例如讀倫理學，前者知道倫理學有各派主張，可由理論上論其是非，乃是知識性的。後者卻是要人在讀了倫理學之後，能在倫理抉擇上做出是非之判斷，在行為上體現出對倫理學有所認知之結果，因此它是知行結合的。

　　在人文學科裡，後者常是不可避免的。一個人光會演算邏輯式子，而自己思想毫無邏輯，只會成為笑話。一個人詩云子曰知道了一大堆，而貪財好貨、行己無恥，亦只會令人感到荒謬。因此即使是在科學主義氣氛如此濃厚的那個時代，仍有人會回顧況蕙風的說法。我人見此，亦必將有所思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