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理想人格及其魅力

莊子的理想人格及其魅力2013年10月31日 13:52:21(轉自：新華每日電訊)

一西方基督教的《聖經》認為，由於亞當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園裡知識樹上的智慧果，才懂得善惡與羞恥而告別了懵懂與愚昧；人類從此也便失去了原初的純樸本性和快樂生活，開始了苦難的歷程。因此，伊甸園是基督徒一直嚮往回歸的精神家園。在中國，老、庄的道家學派的精神家園就是道—天—自然，它的具體的社會模式就是老子的「小國寡民」（東晉陶淵明則在《桃花源記》里予以了形象化）；而相當於文明未開時的亞當、夏娃似的人物就是莊子筆下的「古之真人」之類。那是不為世俗所累的純粹自然的人。莊子在《大宗師》（《莊子》篇名，下同）里用一種充滿憧憬的筆調描繪出他心目中的「古之真人」形象：他尊重少數人的意志，不因為成功而自得，沒有心計；錯過時機不後悔，得到時機不忘形；爬上高處他會不怕，掉進水裡不會打濕，落下火坑不覺得熱；睡了不做夢，醒來不憂愁，吃東西隨便，呼吸來得很深----是用腳後跟呼吸；不貪生，也不怕死，活也無所謂，死也無所謂，隨隨便便地來，隨隨便便地去，對於任何事情都適宜，誰也不知道他的底蘊……總之，莊子筆下的這位「真人」既忘懷於物，又淡情寡慾；還不計生死、隨物而變、應時而行，更是與天合而為一（「天與人不相勝」）。莊子之所以設計這位「真人」，意在昭示這樣一個「道」：客觀世界是被自然規律主宰的，人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之間存在著矛盾；可是，無情的自然規律是不會遷就人的。人應當拋棄所有的為仁為義為善為美為名為利的外在「物役」，去依照自然規律而順其自然。即是說，只有「吾喪我」，才能達到或取得真吾（我）。這種「真我」，就是與自然合為一體，把自己看作如同自然界的一草一木。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識，莊子的「這種"真我』才是如宇宙那樣自自然然地讓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融為一體，主觀即客觀，規律即目的，人即自然。這也就是"道』。所以莊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並不是某種人格神；它所描述和追求的只是具有這種心理—精神的理想人格」[1]。莊子在《山木》里講了這麼一個故事：莊子在山中行走，看見一棵大樹，枝葉繁茂，伐木人歇息樹旁而不去砍伐，問他緣故，他說：「沒有用處。」莊子嘆道：「這樹因為"不材』而可以享盡天年啊！」莊子從山裡出來住朋友家，朋友很高興，讓童僕殺鵝招待他。童僕問：「一隻鵝會叫，一隻不會叫，殺哪只？」朋友答：「殺不會叫的。」第二天，弟子問莊子：「昨天山裡的樹因為"不材』而能夠享盡天年。可是今天主人的鵝，卻由於"不材』而丟掉性命。請問先生；在"材』與"不材』之間，您會如何處身？」莊子笑道：「我會處於"材』與"不材』之間。這看起來該是最好的位置。不過難免不會有禍患。假使能夠順應自然浮游於世，就不會有禍患。沒有美譽，沒有毀辱，或是龍，或是蛇，順著時令的變化而不固執於一種狀態，時進時退，順任自然，神遊於無為之境，主宰萬物而不為外物役使，這樣就不會有禍患了。這是神農和黃帝的處世之道啊！假使不是這樣，而是按照萬物之情及人們的習慣去處置，就是另外一番結局了。有合就會有離，有成功就會遭到打擊；剛正會有挫折，崇高會被傾覆；有為會受到損害，賢能要受到妒害，而無能則會遇到欺侮。萬不可偏執一端。總之要記住這個道妙：處世要順應自然。」不用說，學會了這個道妙的人，就是「有道之士」，就是可以「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真人」（真正的人）。莊子自己當然是位「有道之士」了，不然他不會寫出那麼飄逸超脫的《莊子》來。他被道教捧為「南華真人」，是夠格的。而道教在擁有了老子及其《道德真經》以後，再加上莊子和他的《南華真經》（即《莊子》），其「道」體系才算真正完備而漸趨宏大精深，其「道」指歸才算真正鮮明而漸入至高佳境。二莊子順應自然、復歸自然的觀點，並不是說人在大自然面前就無能為力，不能有所作為；更不是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泯滅人的個體精神。恰恰相反，莊子理想人格的要旨，是對人生終極價值的深切關懷，追求的是人類最大程度的精神解放、精神自由。莊子在《逍遙遊》里提出了他著名的「三無」原則，也就是人生價值的終極指向：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句話的大意是說：真正的人沒有自己，神妙的人不求功利，聖賢的人不求名聲。所謂「至人無己」，並不是至人沒有自我，而是至人超越了偏執的自我。這裡的「己」，是被功名利祿所羈絆的「己」，而「無己」的過程就是通向自然之我、回復真實之我的過程；所謂「神人無功」，不是神人在客觀上無所作為，而是神人能摒棄通常的世俗價值觀念，不著意於對功利的苦苦追求；所謂「聖人無名」，不是聖人不要名譽，而是聖人不在意別人的注意，因為他無需通過世俗的肯定來立足於人世。在「三無」中，「無己」最為重要。莊子主張「無己」而不是「克己」，這正是儒、道兩家思想境界的相異之處。孔子強調「克己」，是要自然之人受縛於他所規劃的儒家道德而失去自由。莊子的「無己」，則試圖使自然之人不僅從世俗功利慾念里掙脫出來，而且亦從儒家道德中解放出來，去向「太上忘情」的境界靠攏，形成一種無拘無束、自由開放的心態，讓人真正自由、自然，獲得自我。正是這種「無己」、「無功」、「無名」的精神狀態，使作為自然的人的個體反倒把握住了屬於社會的人的終極價值而超凡入聖。孜孜追求者失之，不追不求者得之，這正是道（自然法則）的公平抉擇啊！在莊子看來，這種對「三無」境界的接近過程乃是一種清除功利對人性的戕害過程，是一種「逍遙」之「游」；就其實質來說，則是對「道」的一種體認過程。「體道」是一種個人精神的擴張過程，它開始於個體對自我以外的宇宙的無限、天地的廣袤、萬物的奧妙的尋索與體味。莊子在《大宗師）里關於南伯子葵與女偊（即得「道」的人）的一段對話，便道出了對這種上乘境界的感覺。南伯子葵問女偊：「你年壽很高了，而面容卻像少女。這是什麼原因呢？」女偊回答說：「我保持著"道』，三天以後就忘記了天下；又保持七天以後，便忘記了身外萬物；再保持七天以後，便能忘記生命；已經忘記生命了，而後便能像早晨的太陽那樣清明；像早晨的太陽那樣清明了，而後才能體現獨特的"大道』。」由此可見，在不受名利困擾、脫離世俗紛爭的得「道」者那裡，個體渺小的生命之軀，已化作一種無比廣大的精神之體，從而使他渾身散溢出一種曠遠高渺之情，閃耀著人生終極價值的五彩光芒。這種對「道」的觸摸、感受和體悟的結果，大致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莊子《大宗師》里所言「古之真人」的四大行狀，即忘懷於物，淡情寡慾，不計生死、隨物而變、應時而行，天人合一。這實際是一種擺脫外物束縛的清心寡欲，是一種「心底無私天地寬」的精神境界。莊子在《逍遙遊》里曾繪形繪色地描述過「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背負著青天而沒有任何阻礙）的鯤鵬之「圖」與蜩、學鳩以及斥鴳之「笑」。這些寓言意在宣示：一、所有事物，無論大小，都是自然賦予的，都自有其生長發展規律。只要它們順應了自然，便獲得了自由。二、人的稟性亦乃天賦，屬於自然而且也應當自由的個體生命；而生命的意義乃在於精神的自由。三、人只要達到與自然和諧的境界（即如《在宥》里所說的「明於天」）就可以藉助自然的力量（背負青天）而實現自己的目標。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人類可以超越自然，把握自然——像「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逍遙遊》）一樣，感受到無待無為後的自在自由，品味到個體生命存在的無以言狀的美學價值。顯然，莊子並未滿足於在「道」的原則里說理、行事（這是與老子不相同的），而是在肯定「道」，尊重自然的基礎上，主張挖掘人的最大潛力，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凸顯出人的個性，人的自我精神、創造精神。莊子在《在宥》篇里說：「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萬事萬物沒有可以勉強作為的，但卻不能不去作為。）「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容顏談吐身形，都和大家沒有兩樣；和大家一樣也便沒有自我。沒有自我，又怎樣能夠佔有萬物呢？）莊子在《在宥》篇里甚至還提出了與老子「不爭之德」（六十八章）大相異趣的看法：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聯繫到《在宥》的全篇之論，莊子這句話的潛台詞是：「自由的人，應該是支配萬物而不被萬物所支配，這樣才能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由此可見，莊子所設計的理想人格，不像老子那樣偏重於「形而上」之「道」，偏重於政治及倫理問題，且虛無縹緲，「玄之又玄」；而是著眼於人的個體存在，腳踏實地於「人間世」，試圖消除在他看來是蹂躪人性、踐踏生命的反自然、反人類的「人為物役」（人的個體身心被包括名、利、家、國在內的各種社會存在所役使）等社會亂象。其哲學歸宿，乃指向人格獨立、釋放自我和精神自由。他筆下的那些個無牽無掛、自由自在的鯤鵬形象，至人、神人、真人形象，則是這種人格獨立、釋放自我和精神自由的理想化與形象化標本。三從總體上講，我們當然不能接受老、庄的這種非文化主義說辭（李澤厚先生稱為「文明批判」）。因為其所主張返回遠古的混沌蒙昧，畢竟是一種歷史的倒退，而且也斷難成功。（老、庄是否真的想使歷史倒退回蒙昧時代，我看未必。）但是，老、庄的批判，特別是莊子的嬉笑怒罵，快人快語，其實是針對春秋戰國之際在功利主義旗號下人們的虛偽與無恥、浮躁與爭鬥、自戕與相殘以至現實的苦難、人間的不平而生髮的，是對已過去的人類文明歷程作負責任的深刻反省；因此不僅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即便在後工業化社會的今天來看，亦不乏警示意義。再說哲學發展的自身要求，並不欣賞平庸與折中，而往往需要一些怪傑奇才、異端狂士的獨立不羈、劍走偏鋒來刷新局面，引領潮流。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可以彪炳史冊的文化現象或思想潮流，就是他們引發或推動的。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深受老學、庄學的浸染或影響。這之中，當然也包括老、庄獨立遺世、獨立思想，不趨炎附勢、不人云亦云的人格魅力。莊子生活於戰國中晚期，這是一個列國角逐，弱肉強食的時代。在他看來，其時「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胠篋》。大意是：那些盜竊腰鉤的人遭到死刑，盜竊國家權力的人反倒成為諸侯，在諸侯那裡存在著仁義啊！）因此，莊子對那個世道是徹底地絕望了，徹底地厭世了。因此，他把王權看成贓品，把仁義是非看成刑具（即「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把聖哲看成「為大盜守」的家奴。他因此成為那個時代的批判現實主義者，對君王權貴抱著蔑視的態度，不合作的態度。楚國的國王要他出任宰相，他拒絕了。他的朋友惠施在梁國為相，他去拜訪。有謠言說他是去代替惠施為相的，「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秋水》）可見莊子是有很多機會可以富貴起來的。可是他終究不肯富貴。莊子因此成為臧否時事、砥礪名節的榜樣，或者擯棄世務、獨善其身的楷模。這也就是後世知識分子對封建統治、封建強權的壓迫與鉗制的批判與反抗（不論是積極的抑或消極的），都可追溯到莊子及其皇皇巨著——《莊子》那裡的一個奧秘。來源；文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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