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靈魂得救

越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越是泛神論擴展，這是為什麼？猶太人說他們是上帝的選民，靈魂可以被拯救，他們把別人關在天堂的門外，於是全世界人都驅逐他們。基督徒聖保羅特別是清教徒，修改了舊約成為新約，不是猶太人也可以成為上帝的選民，靈魂照樣可以被拯救，只要你清廉，只要你工作努力。於是人們奔著基督教而來，基督教成為世界上教眾最多的教派。

那些厚顏無恥的人們，那些號稱解放全人類的無神論者，卻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貪墨者，他們排著整齊的隊列，前赴後繼地爭著搶著，走向監獄或者地獄。他們不怕下地獄，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他們不想上天堂，因為天堂很清苦，沒有女人。他們骯髒的靈魂永永遠遠被釘在恥辱柱上，不得解脫，上帝這樣說。

新教徒或者清教徒，其生活的特點就是品性清廉和工作努力，目的是有一天成為上帝的選民，使自己的靈魂得救。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爾文的清教徒運動就是如此鼓勵他們的教眾的。

人的工作並不能改變他的命運，但是，他是有能力也可以努力。而有能力可以努力，就是表示他是屬於得救這一類人的一個象徵。

人類應有的美德是什麼呢？中庸、正義和篤信上帝。隨著對道德生活以及無休止努力的重要性的強調，人的美德也就更為增加了，其中，尤其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認為由於這些努力的結果，世俗生活獲得成功，而世俗生活的成功則是得救的一個象徵。

對道德生活的特彆強調，具有心理上的特別意義。強調人類無休止努力的必要性，人必須按照上帝的話，不斷地試圖生活。這種說法顯然與認為人類努力無關乎人類的得救的說法是矛盾的。既然認為人的命運是生前註定的，人類似乎便不必再從事任何努力了。

焦慮的狀態，無權力的感覺，尤其是對死後命運的懷疑，造成一種使任何人無法忍受的精神狀態。任何受到這種恐懼打擊的人，幾乎都不能放心地享受生命，和對以後的事漠不關心。為了想要逃避此種無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狀態及這種個人無價值的感覺，加爾文教派提出的一種辦法就是：瘋狂的活動，拚命的做事。在這種意義下，活動是強迫性質的：個人為了克服他的懷疑與無權力感，必須活動。這種努力與活動不是內在力量與自信的結果；它只是拚命地想逃避焦慮而已。

一個人不休止地努力而不感到厭倦，在道德及世俗工作方面獲致成功，這就表示他屬於上帝選民的一類。愈來愈強調一個人工作的努力，以及此項努力的結果，就是強調事業的成功或失敗。成功成為上帝恩典的象徵；而失敗就成為受詛咒的象徵。在這種意義下，努力與工作完全是無理性的。工作與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變命運，因為命運早已由上帝決定了。努力與工作不過是一種預算已定之命運的方法而已；同時，這種發狂的努力是為了逃避一種無法忍受的無能為力感。

在每一個社會中，人若想要生活，就必須工作。許多社會，是令奴隸來工作，使自由人可以致力於「較高貴的」職業。在這些社會中，自由人是羞於工作的。在中世紀，工作的負擔也是不平等地分配與社會階層中的各個不同階級，因而產生剝削利用的現象。但是，中世紀時，人們對工作的態度，與現在人對工作的態度不同。

中世紀時人們工作是出於一項具體的需要，並且有具體的目的：維持生活。許多人工作，因為覺得工作是種享受，是表現生產能力的一種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為他們覺得有一種外在的壓力，所以不得不工作，並且認為這是必要的。在現代社會中，出現的一項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並非是受外在的壓力，而是受內在的強制力。

內在的強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們去工作。因為，人對外在的強制力，總會多少發生反抗；但是，對內在的強制力，便不會產生反抗的情緒了。毫無疑問地，如果不是人們把其大部分精力全擺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會產生資本主義。使人們想要無情地工作的驅策力，是基本的生產力之一，其對工業制度的重要性，不下於蒸汽與電力。

精神上的仇恨與憤懣。中產階級產生強烈仇恨的心理，並不是件令人驚奇的事。任何人如不能表達他情緒與感官上的感覺，和生存受到威脅時，便會正常地產生敵意。不能享受到資本主義好處的那些人，既不能表達他們的情緒，又受到生存的威脅。少數有錢階級的奢華與權力，令中產階級羨艷不已，更增強了中產階級的仇恨。但是，當仇意與忌妒產生時，中產階級卻無法直接地把這種仇意與忌妒表達出來。較低的階級卻可以表達出他們的仇意與忌妒——想要推翻有權的人的政權和社會。中產階級在本質上是保守的；他們想要社會穩定；不想推翻社會；他們想要日益富裕，想要跟上發展的潮流。因此，仇意既不能明顯地表示出來，也不能感覺出來；仇意被壓抑下去了。由於無法直接表達出來，便會累積發展到某一程度。影響人的整個人格，影響人與他人及自己的關係。

加爾文心目中的上帝是專橫、獨斷、且殘忍的，他毫無根據、毫無理由地，在憑己意地註定了一部分人類，將永遭詛咒，而他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為了表示上帝是有權的，加爾文心目中的專制上帝，其實就是中產階級的仇恨與忌妒的具體化。

路德與加爾文是多麼強烈地強調人的邪惡，並且告訴人們，自我貶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們自以為這是一種極端的謙虛。但是，凡是了解自責與自辱的心理機能的人，都知道這種「謙虛」是一種強有力的仇恨產生出來的，這種恨意不能對外界發泄出來，便轉向自己了。對別人的仇恨通常是可個人之積極強調他自己的邪惡和不重要；另外一種形式則是拿良知或責任作幌子。謙虛與自己恨自己沒有關係，真正的良知與責任感也不是產生於敵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從良知便是肯定整個的自我。

從宗教改革時期以至目前，現代人在生活中開口閉口，離不開「責任」，其實，這種責任感帶有強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驅策奴隸工具，它驅使人自以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與目標而活動，其實，這些希望與目標不過是外在社會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殘忍而無情地驅策著人，禁止他享受樂趣和幸福，使人的整個生活作為某種神秘罪惡的補償。「良知」也是「內心苦行理論」的根據，而在早期的加爾文教義及以後的清教教義中，內心苦行理論是其明顯的一個特色。

由仇恨而產生的現代的這種謙虛與責任感，所表現出來的則是：謙虛中帶有輕視他人的意味，而自以為是代替可愛與憐憫。真正的謙虛，及真正的責任感是不能這樣的。但是，自辱與自我否定的「良知」不過是敵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輕視他人，和仇恨他人。

個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這種自由具有雙重的結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屬感，感到孤獨與焦慮。但是，同時他也可以自由的作為和獨立地思考，他成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來過生活——不必聽命於他人。只有最成功的社會階級才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獲得了真正的財富與權力。由於他們自己的活動與合理的打算的結果，他們可以擴展和聚集財富，這種有了錢而成為新貴的人和出身門閥的貴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統治與個人主動的新感覺。

自由的這種積極性意義，對新的資本主義者是顯著的。在新貴族的環境中生長的文化，亦即是文藝復興的文化，表現出自由的這種積極性意義。在文藝復興的文化中，表現出人類尊嚴、意志、與自主的新精神。強調自由的積極性意義，人也有決定其自己命運的一份，強調人的力量、尊嚴、及意志的自由。

自由帶來的是孤立與個人的不重要，而沒有帶來力量和信心。這種不重要性與憎恨的情緒，摧毀了人對上帝之無條件慈悲的信心，教人輕視和不信任自己與他人，它使人成為工具，而不是目的。

一種克服焦慮的辦法，要完全地承認自己的無權力和本性的邪惡，要認為他的整個生命是為贖罪而有的，要羞侮自己，而且還要不停地努力——借著種種做法，人才能克服他的懷疑與焦慮；必須完全地屈服，才能得到上帝的寵愛，或者至少可以希望能屬於獲救的一類人物中。

受恐嚇的、孤立的、沒有根的個人的人性需要，這種由經濟與社會的改變，受到宗教理論的強化的新個性結構，反過來又成為塑造社會與經濟更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這種個性結構的一些屬性——強迫自己去工作，喜愛儉約，把一個人的生活成為達到別人權力之目的的工具。苦行禁慾，以及一種強制的責任感——成為資本社會的生產性力量，沒有這些屬性，現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