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沒有新文化運動 中國傳統文化必將衰亡

　　作者：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是功，是罪？至今聚訟紛紜。同任何歷史事件一樣，對新文化運動也應該一再反思，弄清真相，汲取有益的東西。不過，近年流行的三大誤解，不利如實了解這個運動的本來面目，似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前提錯了嗎？

　　新文化運動衝擊傳統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孔子之道，特別是以三綱為核心的儒學不適合現代生活。用陳獨秀的話來說是：「其實孔子精華，乃在祖述儒家，組織有系統之倫理學說……其倫理學說，雖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會封建時代，誠屬名產。吾人所不滿意者，以其為不適於現代社會之倫理學說，然猶支配今日之人心，以為文明改進之大阻力耳。」

　　近年流行的觀點認為這個前提割斷了現代與傳統，抹煞了傳統和儒學所蘊含的現代性。

　　現代與傳統誠然是割不斷的。經過多年的論難，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學人已一再指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不但沒有「全盤反傳統」，而且是「傳統創造性轉化」中卓有建樹的人物。胡適的「整理國故」披沙揀金，使不少古代思想和思想家重現光芒免遭湮滅，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等民間文學推上中國文學主流的應有位置。魯迅冶古今中外於一爐，鑄就《阿Q正傳》及其他傳世精品。即使被目為最激進的西化論者陳獨秀也肯定「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2 ；而且重新闡釋傳統，把勤、儉、廉、潔、誠、信視為「救國之要道」3；不論其主張是否切中要害，卻足以證明他絕非「全盤反傳統」或割斷傳統。至於新文化運動一個重要流派的思想領袖梁啟超，早在戊戌政變後就走上了清理傳統，汲取新知，融合中西，為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更是無可爭辨的歷史事實。

　　問題的焦點在於當時歷史環境下，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世紀意識形態的衝擊，是不是多餘之舉？

　　在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看來，要確立自由、平等，變假共和為真共和，必須掃除根深柢固，與自由、平等格格不入的以三綱為核心的宗法專制意識形態。《臨時約法》已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但在實際生活中，僵死的傳統像緊箍咒一樣捆綁著人們的思想。不批判三綱，就難於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長為有獨立人格的現代公民，從而民主、共和制度失去牢固的思想基礎，袁世凱必然復活。這不是割斷傳統，而是要清理傳統中不適合現代生活朽木枯枝。

　　因此，儒學是不是蘊含著現代性乃至醫治現代病的靈丹妙藥，是應由學者從容論道的另一類問題。即使對此持肯定態度的學者，也幾乎無不認為體現在三綱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的妨礙自由、平等的成分是應該剔除的。

　　竊以為這一剔除必然帶來兩個效應：一是三綱和相應的宗法專制思想體系土崩瓦解；二是餘下的從屬於自由、平等的儒學(或其他中國傳統思想)是先秦思想家的本意，還是時賢托古立論，或兩者兼而有之，均已無關宏旨。因為這一類學術問題本來不應有統一的結論。與此同時，在自由、平等關係已經確立的現代社會中，公民對各種思想無不各取所需；多一主張即多一色彩，紛繁斑斕，賞心悅目，有何不可？

　　第二，有沒有冤屈對手？

　　論者認為，新文化運動期間，思想家們咸與維新，破舊立新，鋒芒所向，冤屈隨之，實不足取。康有為，特別是杜亞泉是時賢為之叫屈的典型。

　　誠然，康氏即使與張勳聯手，將溥儀小友再次抱上龍椅，亦擬行君主立憲之制，「維新」云云，並非全無根據。可是，這次復辟鬧劇雖歷時甚短，康氏預先草擬的「虛君共和」等數十道詔書只落得「見排不用」4的下場。潘多拉合子打開後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致總統、總理的公開信來說，宣示世人的是：

　　「雖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經三十國，日讀外國之書，而所依歸，在孔子之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作諫書，以《易》通陰陽，以《中庸》傳心，以《孝經》卻賊，以《大學》治鬼，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信仰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個人有如是信念，自無不可。但其結論是，要動用政府權力，「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並要以孔子教主為「全國人之魂」！

　　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即使是君主立憲也罷，能夠容許這樣的思想箝制嗎？新文化運動所以猛烈抨擊康氏，旨在維護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陳獨秀說：

　　「孔教可定為國教，加入憲法，倘發生效力，將何以處佛道耶回諸教徒之平等權力？倘不發生效力，國法豈非兒戲？政教混合，將以啟國家無窮之紛爭。」

　　「憲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說，較之定孔教為國教，尤為荒謬。因國教雖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於教育應以何人之說為修身大本，且規定於憲法條文中，可謂萬國所無之大笑話。」

　　批判康有為，是揭露他冀圖建立取消思想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半專制國家(如果有充分的經濟自由的話)的荒唐。顯然，這是一場嚴肅的思想爭論，而且是平等的自由爭論，無須苛責。

　　陳獨秀等人與杜亞泉等人的爭論，情況複雜一些，但也不是無是非可言甚至以勢壓人的稱霸戰。

　　杜亞泉(1873-1933)1904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工作，1911-1920年間任《東方雜誌》主編。畢生獻身教育、出版事業，卓有貢獻。他關注思想文化思潮的發展，多半歲月是引領時代潮流前進的先進知識分子。7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在對待中西文化問題上，與陳獨秀等人意見相左，有過一場爭論。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陳獨秀的意見有偏頗之處，例如誇大了功利主義的作用，忽視了學術的獨立性和為學術而學術的意義等等。不過，杜亞泉的三個主要的或獨特的觀點卻使他有與歷史行程背離之嫌：

　　1.以中國因有文明為基礎的「統整」論。

　　與中體西用論一脈相承，他認為「西洋之斷片的文明，如滿地散錢，以吾固有文明為繩索，一以貫之。」他的繩索不外是「聖賢之書」和「名教綱常諸大端」。在他看來這是不能丟棄的「國是」，而「國是之喪失……為國家致亡之由」。這個以「綱常名教」「統整」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奇想，最主要的一條，是顯示了他對現代社會以思想言論自由為基礎的 多元文化的恐懼。他說：

　　「今日之主義主張者，蓋苦於固有文明之統整，不能肆其競爭權利尋求奢侈之伎倆，乃假託於西洋思想以擾亂之。此即孫叔敖之所謂群非不利於國是之存在，而陷吾人於迷亂者。吾人若望救濟於此等主義主張，是猶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滅。」

　　「統整」成功，「魔鬼」消滅，「綱常名教」諸「國是」再度君臨天下，如此一元世界，自然美妙無比。

　　2.以中國固有自然經濟的經濟目的，取代現代市場經濟。

　　在杜亞泉看來，西方以追逐利潤和滿足慾望為目的的市場經濟是不可取的：「吾人之經濟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資料，充足而無缺乏而已……雖坐是而科學不興，發達經濟之手段，數千年無甚進步，誠不能謂其全無流弊，然目的固未嘗誤也，西洋社會之經濟目的，則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資料，而在滿足其生活所具之慾望……生活之程度愈高，維持愈難，競爭愈烈……今日之大戰，即為國家民族間經濟的衝突而起也。」9他把中國傳統經濟的目的稱為「自給自足」，而稱西方的為「給人足人」。就在發表引起與陳獨秀激烈爭辯的《迷亂之現代人心》的同一期的《東方雜誌》上，刊出其《工藝雜誌》序，完整地闡釋了他的經濟主張：

　　「欲給人足人，則其因工藝以侵略他國干涉他國之事，仍不能免，世界和平，終不能保……故鄙人之意，以為給人足人之工藝，雖當嫉之惡之；而自給自足之工藝，則亟宜提倡……一，當以人類生活所必須者為限(如紡績製紙之類)。凡發達肉慾助長奢侈之工藝品，當屏絕之。二，凡可以手工製作者，勿以機械代之……三，……提倡國貨，勿以輸入品之廉價而就之……四，吾國講求工藝者，勿視此為投機致富之捷徑，當常存公德之心，抱義務之念……」

　　依據這些主張去發展經濟，出現在世界東方的，必然是封閉、停滯，氣息奄奄的中國。而這正是其以固有「國是」為基，融合中西，「統整」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3.以中國文化拯救世界。

　　從世界範圍看，東方文化救世論源遠流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中國也形成一個引人注目的小潮流，杜亞泉亦卷進其中。他說：

　　「……吾國數千年來之固有文明，決不能為百餘年來新產之西洋文明所破壞……近世西洋學者，對於東洋文明之智識，漸漸深造……吾國五千年以前之舊文明，將流入西洋，發生二十世紀之新文明。」

　　20世紀行將過去，這個預言沒有實現；21世紀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美夢成真，更為渺茫。這個思潮所以在中國屢仆屢起，客觀條件是資本主義確非理想世界，世界大戰更將其惡的一面暴露無遺；而中國知識階層的古老大國昔日輝煌的潛意識更使它伺機噴涌。

　　杜亞泉生長在新舊交替的混亂期。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研究者曾一再指認他吸收了不少來自西方的新思想，確認他絕非頑固守舊之流。但不能不正視的是在第一次大戰爆發以後，他進入了與前期有別的思想迷亂期。請聽聽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今大戰終結，實為舊文明死滅，新文明產生之時期。舊文明者，即以權利競爭為基礎之現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義公道為基礎之方來文明也。但此在歐洲言之則然，若就我國言之，則當易為新文明死滅，舊文明復活之轉語。蓋我國今日，固以權利競爭為新文明，而以正義人道為舊文明也。我國近二十年來之紛擾，實以權利競爭為之厲階，皆食此所謂新文明之賜，與歐洲國際間紛擾之禍根，實為同物。」

　　明白無誤的信息是：告別權利與競爭，回歸傳統。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大轉變。

　　「低估了資本主義的自我更新、自我調節和自我發展的能力；」這是當代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共識。13這個讓馬克思主義者和東方文化救世論者一再失算的自我更新能力，恰恰來自杜亞泉要堅決擯棄的公民的權利與競爭。

　　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在改革和調整。本世紀初列寧已經肯定資本主義國家有社會主義因素，在行將告別20世紀之際，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和融合(無可辯駁的是經濟全球化)已是無法逆轉的現實和愈來愈強勁的趨勢。有識之士大都承認，不管姓社姓資，是東是西，公民權利和競爭都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機樞。杜亞泉在這一關鍵問題的拒絕，對一個思想家來說，不能不說是重大迷誤。從這一角度看，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在爭論中代表了歷史正確的一面。

　　杜氏失足何處？1919年他曾動情地描繪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以儉惜物，以勤治生，嚴於守己而勿吝於給人，是為中國之古君子，是為世界之新人物。」觀其一生，勇於汲取新知，擁護和宣揚民主共和，為傳播科技、發展出版和教育事業嘔心嚦血，言行一致，確是道德高尚、「古風猶存」的君子。可是，他生活在海內外風雲變幻莫測的歷史大轉折年代，他缺乏大思想家洞察古今中外的思想穿透力，面對海內外戰亂、社會不均、道德失范等混亂現象，民族情結和傳統文化的幻景遮蔽了他的眼光，中體西用、東方文化救世等念頭由是乘虛而入。

　　第三，是不是導致「封閉性」的「五四意識形態」的建立？

　　請先看看下面的幾段論斷：

　　「任何一個要求進步——尤其是一個要求以革命為進步手段——的運動，必需具有凝聚群眾的力量，而由『奇里斯碼』型人物倡導的意識形態，由於它的系統性、封閉性與道德情操的訴求，自然是凝聚群眾所不可或缺的了。但，因為其自身的封閉性，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甚至與常識隔絕；因此受到強度特高的意識形態的支持的改革或革命，便往往會犯重大的錯誤，帶來重大的災難。」

　　對近代中國各式革命組織而言，這是十分有益的醒世良言。但是不是「任何一個要求進步的運動」，都必然出現「封閉性」的意識形態，這又是有待驗證的假設。看看作者怎樣繼續寫下去吧：

　　「人類學家基爾茲(Clifford Geertz)正確地指出，當一個社會產生了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產了文化危機的時候，那就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

　　這個說法亦不失為有一定根據的一家之言，但也有過於絕對化的毛病。因為它排除了在危機時期出現多種理論、綱領、方案交鋒，在爭鬥中不斷完善和修改自己的主張的可能性。這個邏輯失誤掩蓋了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屢屢出現的多元並立的開放性。

　　隨之而來的推論，也是作者自己的結論便更值得注意了：

　　「軍閥混戰的『五四』時期，沒有政治秩序，也沒有社會與文化秩序。人們處於政治、社會與文化三重危機之中，此時最需要強度高的意識形態來應付他們的危機。」

　　「正因為在『五四』時代傳統的秩序已經崩潰，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危機極為嚴重，所以任何思想在『系統化』的過程中都難逃意識形態化的命運。」

　　於是，作者大聲疾呼：「我們要超脫『五四』意識形態的藩(樊)籬」！

　　這些是上一個十年發表的文字。出版地在香港，咫尺天涯，不久前筆者才有幸拜讀。舊話值得重提，是因近十年對「五四」的指摘，持論類似，而又未見有人對此作出回應。

　　竊以為這些貌似雄辯的言辭的主要弱點，在於說的都是「應然」——以某個學者的論斷為前提的推論；缺少的則是「實然」——對當時當地具體情況的分析。作者口口聲聲說「最需要強度高的意識形態」或「難逃意識形態化」的命運，但沒有具體回答出現了哪些「封閉性」的意識形態。

　　「五四」時期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危機，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危機。

　　政治上，一是民主政體不完善甚至被人肆意踐踏；二是軍閥混戰。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對策是啟發和培植公民的權利意識，維護法治，堅決反對南北軍閥的武力統一政策。要說「封閉性」的意識形態，在那些窮兵黷武的軍閥或軍閥集團身上不難找到，而與新文化運動則風馬牛不相及。後者不是政治組織，也沒有統治全國的野心，他們堅持不懈鼓吹的無非是自由、民主、法治，而且是按照西方主流文化通常的闡釋去宣揚的，沒有加上「中國特色」或他們獨創的內容。這是最具開放性的主張，何來「封閉性」的「意識形態」？

　　在文化領域，當時確實存在著思想文化不能滿足民主共和制度需要的危機。可是，不應忽視當時已經有一個現代教育文化制度的雛形。以學術自由為基礎的大學，以言論自由為基礎的獨立的報刊和出版系統，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運動就是在這個制度框架內運作的。多元鼎立，自由論難，以理服人。雖然有過侵犯言論自由的事件，但知識分子和有關人士敢於公開抗爭，沒有「全面專政」。在這樣的文化制度下，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沒有組織的鬆散的文化思想流派，而在思想上則大同小異，在自由探討中各自為戰。他們堅決反對好同惡異、思想統一、多數或一人專制，而以人格獨立和自由思想為基本出發點。《青年雜誌》創刊伊始便大聲宣告：「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16這是自由思想運動，其領袖沒有人嘗試建立封閉性的意識形態(個別領袖後來參與創建政黨，已經超出新文化運動範圍) 。把這一自由思想運動說成是封閉性的意識形態，與歷史事實實在相差太遠。

　　順便說說，流行甚廣的指摘新文化運動因為以國家富強為目標，妨礙了對自由的追求的說法，也是於史無據的。有各式各樣的愛國運動。總結歷史經驗，新文化運動以人權與科學、民主與科學為救國的不二法門。科學的基本訴求是理性；人權、民主的基本內容則是個人自由和與之相適應的法治、憲政。譴責新文化運動不關注個人自由是很不嚴肅的。

　　新文化運動確實衝擊了傳統文化，但這個衝擊是中國文化新生的契機而不是它的終結。在現代社會，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有接受除舊布新的洗禮才能適應這一格局。現代社會的現代文化又是世界的，不洗刷自身封閉的宗法專制扼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的色彩，任何古老文化都逃脫不了衰亡的命運。

　　你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嗎？請向為它的回春再造歷盡艱辛的新文化運動肅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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