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盪火種《沙家浜》背後的真實歷史
夏光(左三)等人在溧陽水西村
今年10月12日，是新四軍建軍70周年紀念日。
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新四軍活躍在大江南北，轉戰於江淮河漢，在環境極其複雜的敵人後方，在日、偽、頑的夾擊之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並不斷發展壯大。
家喻戶曉的京劇《沙家浜》，就是在新「江抗」(新四軍一部)真實的鬥爭歷史基礎上，演繹出來的。日前，本報記者赴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及常熟沙家浜鎮，尋訪與京劇《沙家浜》相聯繫的那段真實歷史……
戰鬥負傷離戰場，
養傷來在沙家浜。
半月來思念戰友與首長，
也不知轉移在何方。
——《沙家浜》唱詞
大部隊轉移到哪兒去了？
看過《沙家浜》的人都知道，戲一開始，就是18個傷病員在地方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沙家浜鎮養傷，而大部隊已經轉移了。
戲中始終沒有交代的是，大部隊為什麼轉移，又轉移到哪兒去了？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來回顧一下新四軍六團於1939年東進和西撤的歷史過程。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國民黨軍隊在堅持了三個月的「淞滬會戰」後，轟然潰敗，大片江南國土淪入日寇手中。然而，由於兵力有限，日軍只能實行點線佔領，分兵把守重要城鎮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廣大鄉村及眾多小城鎮，為游擊戰爭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國民黨政府人為設限，宣布寧滬鐵路(當時稱為京滬鐵路)丹陽以東為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的游擊區，丹陽以西為新四軍的游擊區，對江南新四軍畫地為牢，嚴格限制其向外發展。
當時江南新四軍的最高領導、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對向蘇南東路地區發展早有預劃。時任新四軍六團團長的葉飛後來在《鐵流東進》一文中這樣回憶:
「1939年2月間，陳毅同志到軍部聽了周恩來同志傳達六中全會精神，回來後就命令新四軍六團準備向東作戰。他在交代任務時說:『根據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要放手向敵後發展，抗擊日寇。我們不要依靠國民黨發餉、發槍，要獨立自主地發展隊伍，壯大自己。你們這次到東路去，一要發展隊伍，二要搞到武器裝備自己，三要籌集款子，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人、槍、款！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這不對！有了這些，才好抗日嘛！」
然而，就在六團馬上要東進的前夜，出現了一個插曲。項英給陳毅發去電報堅決反對東進，理由有二:一是東進超出了國民黨劃定的「地盤」，會破壞統一戰線，二是東路地區日軍兵力強大，部隊到那裡會被敵人消滅。
陳毅徵詢了葉飛的意見後，一錘定音:「你們走你們的，不要管。破壞了統一戰線，我負責！部隊被消滅了，你負責！」
擔任東進作戰任務的新四軍六團，是由堅持敵後三年游擊戰爭的原閩東紅軍游擊隊組建而成。為了防止國民黨頑固派尋找借口破壞東進，陳毅決定讓六團與當地受*影響的地方武裝「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匯合，並採用「江抗」名義東進。自1939年5月初六團東進後，先後經過黃土塘遭遇戰、夜襲滸墅關火車站、火燒虹橋飛機場等戰鬥，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同時收編了大量地方抗日武裝，也與國民黨頑固派「忠義救國軍」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至1939年9月，經過僅僅4個多月的東進作戰，「江抗」已由東進時的1000多人發展到5000多人，武器裝備也大大加強。而此時，國民黨三戰區也發現這支「江抗」就是新四軍，於是向新四軍軍部施加了強大壓力，蠻橫要求「江抗」西撤，同時調集「忠義救國軍」準備與「江抗」決戰。
10月，為了顧全大局，陳毅命令「江抗」西撤併準備向蘇北發展。而這就是《沙家浜》開場中大部隊轉移的真實歷史背景。
你待同志親如一家，
精心調理真不差。
縫補漿洗不停手，
一日三餐有魚蝦。
——《沙家浜》唱詞
陽澄湖畔的「後方醫院」
「江抗」在陽澄湖畔建立的後方醫院
《沙家浜》的故事是以18個傷病員到沙家浜鎮養傷開始的，那麼，真實的歷史上確實有這樣的事嗎？
「江抗」主力西撤時，在東路陽澄湖畔的後方醫院滯留了一批治病養傷的指戰員。他們之中有「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江抗」五路(當時「江抗」部隊分為五路)參謀長夏光，「江抗」政治部副主任黃烽，還有一些連排級幹部及戰士等。
「江抗」後方醫院的前身是常熟「民抗」醫院，而「民抗」的全稱是「常熟人民抗日自衛隊」，是*領導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裝。民抗司令任天石出身中醫世家，參加抗日武裝前一直以行醫為生。「江抗」東進後，原新四軍六團衛生隊與常熟民抗醫院合併成立了後方醫院，由原六團衛生隊隊長林震任院長，十幾名醫護人員多半是由上海地下黨輸送來的。
1957年，時任上海警備區副司令員的劉飛寫成長篇回憶錄《火種》，並將其中部分章節以《陽澄湖畔》為名發表，講到陽澄湖畔養傷的情景:
「……『江抗』只得西撤繼續堅持抗日鬥爭，在東路，留下了36個傷病員。
「當時，黨告訴我們36個同志說，留下我們，並不單單是因為身體條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部隊頻繁的流動，留下我們，重要的是黨需要留下一把火種在東路！」
根據劉飛和其他同志的回憶，醫院最早是設在蘆葦盪中大大小小的漁船上。臨近的西董家浜抗日群眾掩護著這批傷病員，通過醫護人員為他們送飯送菜，並與傷病員約法三章:不能生煙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
《陽澄湖畔》中這樣寫道:「秋天過去，蘆葦大部分被割掉，張家浜的鄉親們向縣委提出請求:要把傷病員接到村裡去住，鄉親們拍著胸脯發誓:『交給我們吧，只要我們活著，傷病員就不會損失一個！』」
一天傍晚，張家浜的鄉親們，把傷病員從小漁船上接下來，不顧生命危險，把他們分散安置在各家門前的稻草堆里。這一年秋收的時候，鄉親們在堆稻草垛時，都不約而同地在稻草堆中間，搭起一張寬敞的床鋪，準備幫助傷病員過冬。
行動不便的傷病員在村中目標是很大的。有一天，鬼子果然來襲擊了。聽到消息，張家浜的鄉親們扶著輕傷員，抬起重傷員，迅速轉移到湖邊，並用船把他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當年後方醫院的醫護人員王嶙等，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了當年在曹家浜遇險的經歷。1939年12月26日，日本鬼子突襲曹家浜，部分後方醫院的傷病員、醫護人員被圍其中。在鄉親們的掩護下，大部分同志脫險，而王嶙本人就是因為當地一位大嫂主動與她姑嫂相稱而騙過了敵人。
《沙家浜》中的沙奶奶是一個虛構的藝術典型。但當年的新四軍傷病員，確實是在陽澄湖畔的廣大鄉親們掩護下，才得以生存、康復的。
| 一部分同志傷已經好了， 可以先走。 走？上哪兒去？ 我們找部隊去呀！ ——《沙家浜》對白 傷病員們找部隊去了嗎？
新江抗作戰區域圖 《沙家浜》中的18名傷病員，在真實的歷史上其實是36名傷病員。 如前面所說，劉飛在回憶錄中就提到了傷病員一共有36名。 36名傷病員說法的依據，來自當年蘆葦盪中的一次登記。據崔左夫同志1957年寫成的《血染著的姓名》一文記載，當年在蘆葦盪中，有一天湖水猛漲，沖走了一位傷員，夏光就主持召開一次傷病員會議，進行姓名登記，並組織輕傷員出來放哨。這次登記共有36人，所以後來人們習慣上一直稱有36個傷病員。 因為戰爭年代部隊流動性很大，所以這第一份記錄在案的傷病員名單已經失傳了。前些年，通過老同志的回憶和相互引證，形成了陳列在「沙家浜連」連史館和「沙家浜革命歷史紀念館」里的36名傷病員名單。 那麼，這36名傷病員歷史上的命運如何？他們後來找部隊去了嗎？ 事實上，他們沒有去找部隊，他們是在黨的指示下，在當地堅持武裝鬥爭，並以他們為核心，在江南東路地區形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裝力量，即新「江抗」。這種富有傳奇色彩的鬥爭歷史，甚至比《沙家浜》中反映的更為輝煌。 1939年10月下旬，葉飛率部渡江北上時，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楊浩廬調出，讓他重返蘇常太地區，和留在那裡的傷病員和地方黨重新組建部隊，堅持武裝鬥爭。 11月6日，在中共東路特委代理書記張英的主持下，東路地方黨、江抗、民抗三方負責人在東唐附近的一個廟裡召開了會議。到會人員除楊浩廬外，還有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常熟縣委書記李建模等，而新四軍傷病員中，職務最高的劉飛因傷勢嚴重需要去上海治療，就由傷勢較輕的夏光代表參加。 正如《沙家浜》戲詞中所說，留在東路的新四軍傷病員原本都想養好傷病重返主力部隊。楊浩廬傳達了陳毅、葉飛的指示後，大家明確了新的鬥爭方向。會議決定成立「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楊浩廬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黃烽為副主任。同時，常熟民抗恢復活動，仍以任天石為司令。 新「江抗」成立後，首先組建了特務連，就是由36名傷病員為骨幹組成的。以他們為火種，江南東路地區的抗日形勢又開始了新的燎原。 身強力壯跨戰馬， 馳騁江南把敵殺。 ——《沙家浜》唱詞 新「江抗」是怎樣發展壯大的？
陳列在「沙家浜革命傳統紀念館」里的蠟像，再現了當年古廟集會決定成立新「江抗」的場景。 新「江抗」成立後，一方面與日偽軍展開鬥爭，一方面聯合、吸納其他地方武裝共同抗戰。 夏光、楊浩廬等同志領導了最初的鬥爭。當時在蘇常地區留有兩支已被「江抗」收編卻未及隨主力西移的地方武裝。一支是周嘉祿部，曾改編為「江抗」五路獨立大隊，另一支是殷玉如部，曾改編為「江抗」五路獨立二大隊。「江抗」主力西移後，周嘉祿、殷玉如埋藏槍支，疏散人員，停止了活動。夏光利用原任「江抗」五路參謀長的便利條件，找到他們反覆做工作，說明「江抗」主力西移是執行任務，不久還要回來，鼓勵他們拉起人馬，重新參加新「江抗」，並派骨幹到他們的隊伍中加強領導。 不僅如此，夏光還與其他一些地方武裝聯繫，或收編、或聯合。 經過一段時間部隊的整合、發展，新「江抗」向日偽軍開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橫涇附近的北橋伏擊了日偽軍下鄉搶糧的汽艇，擊毀敵汽艇一艘，然後，向陽澄湖畔的洋溝樓村轉移，準備與當地群眾共同聯歡度過春節。這是新「江抗」所屬特務連、獨立二大隊、民抗一連和省保四團三營一連的第一次集中行動。 2月8日清晨，日軍警備隊得到情報，偽裝成漁民襲擊新「江抗」。新「江抗」立刻組織還擊，雙方都憑藉村落的房屋，從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落進行了激烈爭奪。戰鬥打了整整一天，到黃昏時日軍才收兵撤走。 洋溝樓一役，不但挫敗了日軍的陰謀，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圍群眾紛紛相告:「江抗又回來了！」 新「江抗」真正的大發展，是從1940年4月譚震林被派到東路主持全面工作開始的。譚震林當時是新四軍第三支隊副司令員，是皖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譚震林到達東路地區後，同江南特委，常熟、蘇州兩縣委，江抗東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領導人見了面，成立了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並擔任書記，將江抗東路司令部更名為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並自任司令兼政委。譚震林明確指出要迅速打開東路抗戰的局面，而不是只滿足於常熟一地的工作，要求東路地區的黨組織亮出*的旗號，大刀闊斧展開鬥爭。 譚震林的到來，統一了東路黨組織的領導，整合了江南東路地區各種受黨影響的抗日武裝，吸引了許多農民參加隊伍，上海地下黨組織還輸送了大批工人、職員和學生入伍。到1941年3月，只經過不到一年時間，當新「江抗」整編為新四軍6師18旅的時候，部隊已經發展到4600多人。 在1940年11月譚震林同志發表於《大眾報》的《東路一年》一文中，他指出:「如果沒有夏光同志獨當一面的鬥爭精神和機智靈活應付當時的環境，那麼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順利的發展。」 1941年9月，日偽軍開始大規模「清鄉」，新四軍18旅根據新的形勢需要，北渡長江轉戰蘇中，新「江抗」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他們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 ——《沙家浜》唱詞 忠義救國軍原來「姓蔣」
譚震林 《沙家浜》中的胡傳魁隊伍打著「忠義救國軍」的旗號，是新四軍的兇惡敵人。那麼，忠義救國軍到底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呢？ 忠義救國軍是一支「姓蔣」的隊伍，它的前身是「八一三」事變爆發後，由國民黨「軍統」負責人戴笠、上海幫會頭子杜月笙、楊虎等人組織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員。上海淪陷後，該部殘存的1000餘人根據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頓。1938年1月，戴笠將其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明確其性質為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直屬的敵後游擊武裝。3月，戴笠在武漢成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親自兼任總指揮。 淪陷以後的東路地區，有國民黨部隊潰退時丟棄的大量武器。日寇對城市和交通要道實行點線佔領，廣大農村處於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出現了數以百計的「游擊隊」和「游擊司令」，群雄角逐，魚龍混雜。按其組織成分大致可分為:國民黨散兵和警察為主體組成的；幫會頭子和地痞流氓乘機拉起來的；地方人士出面組織的；失去聯繫的*員和進步群眾發起組織的。 戴笠先後派出多名特派員，到東路地區擴張勢力，收編雜色武裝。例如，於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務，1937年10月到浦東時，還只是國民黨軍隊某部的一個特務長。上海失守後，於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這支部隊軍紀鬆散，敲詐勒索，甚至和毒販勾結參與綁票，班長都帶老婆，五六百人的隊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這樣一支隊伍，也被收編為忠義救國軍第四大隊。 忠義救國軍雖然也組織過一些針對日偽軍的暗殺和破壞活動，但這支特務流氓武裝的根本任務還是限制和打擊*。1939年5月，它兩次攻擊「江抗」，9月初又集中3個支隊向「江抗」進攻，1941年1月參加了圍殲皖南新四軍的行動，此後，又分兵三路向新「江抗」進攻，是江南東路地區進攻新四軍的急先鋒。 1946年1月，忠義救國軍和其他特務武裝合併為交通警察總隊。
|
推薦閱讀：
※歷史上真實的和坤
※留學生：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韓國對華情結
※一個攝影師眼中最真實的客家人
※情緒覺察——我們情緒背後隱藏的真實需求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