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人文的精神關聯

什麼是科學的精神?什麼是人文的精神?如何理解科學與人文在精神上的關聯?所謂「精神」這一概念,可以說大致接近於「靈魂」這一概念;所謂科學的精神,大致就是科學之靈魂;所謂人文的精神,大致就是人文之靈魂。當然,要探討科學與人文的精神及兩者之間的關聯,還取決於我們對科學與人文的理解,即首先應回答什麼是科學和什麼是人文,在筆者看來,科學至少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理論;二是方法論;三是價值論。人文也至少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理論或作品;二是方法論;三是價值論。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或作品、方法論和價值論這三個層面來探討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兩者之間的關聯。    一人們往往首先從科學與人文的最終成果——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來理解科學與人文之精神的,於是,不但將科學與人文看成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且還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看成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邏輯實證主義就是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邏輯實證主義的由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科學理論所做的靜態的、邏輯的分析,而對科學理論做靜態的、邏輯的分析也很容易得出邏輯實證主義的結論,因為在科學理論與人文作品之間的確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巨大差異。儘管邏輯實證主義者似乎不用「科學精神」這個詞,但是他們的科學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支配著許多人對科學及科學精神的理解,即將科學的基本特徵理解為「邏輯」和「實證」,而將科學的精神理解為「邏輯」的精神加上「實證」的精神。用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看人文理論或作品,其結論是不言而喻的:不僅各種人文藝術作品缺乏「邏輯」和「實證」,而且各門人文學科的理論也難以符合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關於「邏輯」和「實證」的標準。這樣一來,邏輯實證主義似乎確定了一種關於什麼是科學和什麼是科學的精神的標準。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者也往往首先從科學理論這一層面來理解科學及科學的精神,而且也看到科學的「邏輯的」和「實證的」特徵,並把科學的精神歸結為「實證主義」。但是,與邏輯實證主義相反,他們鄙視「邏輯」和「實證」,認為「邏輯」和「實證」是非人性的東西,科學讓人服從於外在世界的邏輯,無疑同人與人文精神是相對立的。相反,不講「邏輯」、不求「實證」的人文文化,特別是藝術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生命體驗、情感、意志或本能,因而深刻地體現了人性。從尼采將藝術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到海德格爾的「人,詩意地棲居」,再到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者似乎也為人們定下了關於什麼是人文和什麼是人文精神的調子。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的文化觀的對立,對20世紀的中國也有著深刻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科學與玄學」論戰,90年代中國學術界關於「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都是突出的例子。顯然,不少學者還是從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來強調科學與人文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的重大差別的。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所謂『人文精神』,正是從各門『人文學科』中抽取出來的『人文領域』的共同問題和核心方面——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因此,「『人文精神』往往是與『科學精神』不同的。由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共同分享的『科學精神』,竭力排除人文因素的參與,追求純粹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而『人文精神』則恰好要把這種『科學精神』所排斥的人生意義搶救出來。」[1](P207)這種觀點顯然與張君勱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張君勱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第二,「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第四,「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之單一性」。[2](P35-37)從表面上看,張君勱是在討論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但是實質已深深地觸及到科學與人文、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的分野問題。應當承認,如果從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看,科學與人文及其由此抽象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例如,對於科學理論與藝術作品來說,的確可以稱做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存在著認識與體驗、理性與非理性、客觀性與個性、求真與求美的重大差異:科學理論可以說是認識的成果,而藝術作品則可以說是體驗的結晶;科學成果的形式是理性的(所謂的理性,即是有很強的邏輯性,這種邏輯性往往是用數學形式來表述的),相比之下,藝術作品的形式則是非理性的(所謂的非理性,即是有很強的感性和情感色彩,這種感性和情感是無法用邏輯和數學形式來表述的);科學理論講求客觀性,而藝術作品講求個性。用羅素的話來說:「科學知識的目的在於去掉一切個人的因素,說出人類集體智慧的發現。」[3](P9)相反,藝術作品的目的似乎在於去掉一切人類集體的因素,說出藝術家個人的體驗;科學理論的目的在於求真,而藝術作品的目的在於求美。用石里克的話來說:「每一門科學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即真的經驗命題的體系。」[4](P8-9)而每一門藝術顯然不是一個真的經驗命題的體系,用席勒的話來說:「一部藝術作品的卓越只是在於最大限度地接近於那種審美純潔性的理想。」[5](P40)因此,從科學理論與藝術作品的巨大差異中,極易得出關於科學與人文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結論。即使拿自然科學的理論與人文學科的理論相比,其差別也是十分明顯的。儘管兩者都是理論,但是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人文學科的理論似乎依然談不上是真正的科學,因為它們既缺乏數學化的邏輯演繹,又缺少實驗上的實證依據,因此難以做到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然而,從人文學科的觀點看,自然科學的理論似乎已經不再是人的理論,因為它們在追求數學化的邏輯演繹和實驗上的實證依據的同時,也使理論喪失了人性,剩下的只是與人無關的赤裸裸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於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人文主義的對立便開始了。在許多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者看來,人文學科的理論只是一種形而上學,而形而上學只不過是「概念的詩歌」,在認識上是無意義的。相反,在許多人本主義、人文主義者看來,科學消除了「生存的多義性質」,將世界變成一個本質上機械的世界,而「一個本質上機械的世界是一個本質上無意義的世界」![6](P256)進而引申出所謂「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對立:似乎前者代表著邏輯的和實證的精神,它追求的是與人無關的純粹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而後者則代表著「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正是人文領域的那種主觀性、不確定性、不嚴密性和不精確性恰恰體現了「生存的多義性質」。無疑,從理論或作品這個層面來透視和探討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其差別,是有重要意義的。要理解什麼是科學及科學的精神,什麼是人文及人文的精神,首先須理解什麼是科學理論,什麼是人文理論或作品。科學的精神當然也蘊含在科學的理論中,同樣,人文的精神也蘊含在人文的理論或作品中。離開理論或作品來談論精神,會顯得過於抽象和籠統,甚至看不到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的差別。然而,從理論或作品入手,很快就會感到科學與人文所體現的精神的重大差別,包括科學所代表的邏輯的和實證的精神及對確定性的追求與人文對生存的多義性質的肯定及其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兩種精神的重大差別。理解這種差別不僅有助於深刻理解人類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而且也有助於深刻理解各種文化的局限性和互補性。同時應當看到,從理論或作品這個層面來透視和探討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其差別,是有局限性和不全面的,因為理論或作品畢竟只是觀照科學與人文的一個層面,而且與方法論和價值論其它兩個層面相比,似乎還是最淺的層面。因而,單單從這一層面來理解科學及科學的精神和人文及人文的精神,顯然是不深刻的,甚至會導致片面的結論。即使從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看,儘管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也就是說,即使從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看,也可以看到兩種文化及其精神的關聯。事實上,科學理論的本性及其所體現的精神與人文理論或作品的本性及其所體現的精神,並沒有像邏輯實證主義者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者想像的那樣涇渭分明。一方面,科學理論與人文理論或作品一樣,也是人的一種創造,因而同樣具有人性。正如薩頓所說,科學如同藝術一樣具有人性。它的人性是內含的,需要受過科學教育的人文主義者來挖掘它,正如音樂的人性需要受過音樂教育的人文主義者來挖掘一樣。[7](P16)由此可見,不能因為科學理論的邏輯性和實證性而否認科學的人性。其實,看不到科學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們缺乏科學素養造成的,正如看不到音樂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們缺乏音樂素養造成的。即便將科學的精神歸結為邏輯的和實證的精神,歸結為對「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的追求,也應當看到,這也是人的理想和追求,也是「生存的多義性質」之一,也從一個角度體現了「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因而同人文的精神並非是對立的,所對立的只是狹隘的科學主義和狹隘的人文主義之視角觀念。另一方面,人文理論或作品也並非沒有邏輯性和實證性因素。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們都有其自身的邏輯性和實證性,並且對「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追求。各門人文學科都有嚴密的理論體系,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的追求。例如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其邏輯性顯然比許多自然科學學科還要強。再如考古學和人類學等,也有很強的實證性。即使對於藝術作品來說,也滲透諸多邏輯(數學)因素和實證(實驗)因素。只不過藝術作品中所包含的科學因素往往是隱含的,只有具備較高藝術和科學素養的人才能理解。因此,即使是藝術作品也蘊含著某種程度的對「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的追求。要成為藝術家,首先須接受各種專門的教育和訓練,而這種專門的教育和訓練在本質上是科學的,目的是學習、研究和掌握各種藝術的規律。這就是說,人文理論或作品像科學理論一樣,也同樣體現一種專業的精神,這種專業的精神與科學的精神是相類似的,至少是相通的。總之,從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看,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之間的差別,充其量只是專業精神上的差別。當然,從科學理論與人文理論或作品之間的各種差別中,可以概括出關於科學的專業精神與人文的專業精神的種種不同(甚至巨大的差異)。例如,相比之下,科學包含更多邏輯、理性、客觀性和求真的因素,而人文則包含更多的感性、體驗、個性、求美和求善的因素等等。但是,這種差別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而且它們都有其重要的認識意義和認識價值,只不過認識的對象有所不同;它們也都體現了「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只不過追求的角度有所不同。因此,不管科學與人文的專業差異有多大,但其專業精神還是相通的,並且是互補的。因此,既不存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的關於科學與人文兩個世界和兩種精神的截然對立,更不存在現代西方人本主義意義上的關於科學與人文兩個世界和兩種精神的勢不兩立。    二除了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還可以從方法論這一層面來理解科學與人文及其精神。理論或作品與方法論是兩個密切相關的層面:每一種理論或作品裡都蘊含著某種特殊的方法論;反之,不同的方法論往往導致不同的理論或作品。顯然,邏輯實證主義者做出關於認識(科學)世界與體驗(人文)世界的截然劃分,其依據不僅是理論或作品的差異,而且也是方法論的差異。在他們看來,科學試圖通過數學計算和經驗證實的方法,建立起世界秩序的各種體系;而人文只是「文化生活的體驗方法」,[8](P132)採用豐富的想像與興奮的情緒,追求一種身臨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在邏輯實證主義者那裡,「邏輯」與「實證」既是科學理論的根本特徵,又是科學方法論的根本特徵。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者也往往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批判科學及其精神的,如尼采批判科學「把人生貶低為一種計算的苦役和練習」,將全部人生都「建立在力學的基礎之上」,他強調生命本身是非道德、非功利、非理性、非科學的,而「只是作為審美現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6](P256,275)的確,從方法論這一層面看,也不難看到科學與人文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之間的巨大差異。無疑,要使科學理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實證性,具有很強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由能夠導致這種理論的科學方法論來保證的。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就是兩種最基本的科學方法。要是沒有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的成功運用,近代科學根本就不可能誕生,當然就更談不上現代科學了。因為沒有其他方法能使科學理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實證性,具有很強的客觀性、確定性、嚴密性和精確性。相比之下,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幾乎不可能成為藝術或人文學科的最基本方法,因為它們大多難以實驗和定量化。如果非要將數學和實驗方法當作藝術或人文學科的最基本的方法,那麼,藝術或人文學科必將陷於困境。如果說科學的方法側重於邏輯(數學)與實證(實驗),那麼藝術的方法則明顯側重於直覺和想像,而人文學科的方法除了比自然科學帶有更多的直覺和想像因素外,還明顯側重於歷史和思辨的方法。於是,人們常常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歸於理性的範疇,將藝術的方法歸於非理性的範疇,而將人文學科的方法歸於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弱理性範疇。在許多人看來,由於自然科學的方法強調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邏輯和事實,因而屬於「硬科學」;藝術的方法沒有任何硬的因素,當然屬於非科學;而人文學科的方法比較軟,強調的是協商和對話,因而充其量只是「軟科學」。因此,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常常被解讀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似乎前者只與「硬」的邏輯和事實相關,與人及人性無關;而後者則與人及人性息息相關,不講究「硬」的邏輯和事實。從方法論這個層面來透視和探討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其差異,是頗有意義的。要理解什麼是科學及科學的精神、什麼是人文及人文的精神,當然也須理解什麼是科學的方法論、什麼是人文的方法論。科學的精神當然蘊含在科學的方法論中,同樣,人文的精神也蘊含在人文的方法論中。離開方法論來談論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會顯得過於抽象和籠統,甚至看不到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之間的差別。然而,從方法論入手,我們一下子就會感到科學與人文及其所體現的精神的重大差別,包括科學所代表的數學和實驗的精神與人文所代表的直覺和想像的精神、歷史和思辨的精神之間的重大差別。理解這種差別甚為重要,因為這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人類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而且也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各種文化的局限性和互補性。然而應當看到,從方法論這個層面來透視和探討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之差別,也是有局限性和不全面的,因為方法論畢竟也只是觀照科學與人文的一個層面。儘管方法論這一層面似乎比理論或作品這一層面要深一些,但比價值論這一層面又淺得多。因而,單單從這一層面來理解科學及科學的精神與人文及人文的精神,顯然還是不深刻的,甚至會導致片面的結論。即使從方法論這一層面看,儘管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也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而且與理論或作品層面相比,從方法論層面上我們顯然可以更多地看到兩種文化及其精神的深刻關聯。因為理論或作品已是科學與人文的最終成果,形式上的差異如此之大,以致人們往往難以看到兩者之間有何關聯。由於方法論涉及到科學與人文的整個創造過程,兩者之間的關聯就顯得比較明顯了。其實,科學方法論與人文方法論的最大差異在於兩者的理論或作品辯護過程:前者似乎完全是邏輯的和實證的,具有很強的理性;後者則似乎強調的是個性和獨創性,但並不具備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強理性。但是,方法論顯然並不應當僅僅局限於辯護範圍,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或作品的創造過程要比其辯護過程更為重要。如果從理論或作品的創造過程這個角度看,科學方法論與人文方法論兩者之間的差別顯然不如理論或作品的辯護過程那樣分明。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從經驗材料到邏輯性演繹以之為基礎的普遍原理,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一條邏輯的道路。因此,我不相信,存在著通過歸納達到認識的彌爾(J.S.Mill)道路,至少作為邏輯方法是不存在的。……一般地可以這樣說:從特殊到一般的道路是直覺性的,而從一般到特殊的道路則是邏輯性的。」[9](P490-491)這就是說,科學方法論與人文方法論的差別,不能簡單籠統地用邏輯性與直覺性(或理性與非理性)來加以區別。對於整個理論或作品的創作過程來說,科學方法論與人文方法論並不存在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就方法論而言,不僅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有著重要的關聯,而且在科學與藝術之間也有著重要的關聯。總之,從方法論這一層面看,既要看到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的明顯差異,又要看到兩者之間的深刻關聯。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截然區分開來並且對立起來,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就兩者的差異而論,既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差異,更不能武斷地歸結為人性與非人性的差異。因為即使存在著理性與非理性的差異,這裡的理性與非理性都是人性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應當像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者那樣將理性歸結為非人性,而將非理性歸結為人性,從而將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人為地對立起來。    三除了理論或作品和方法論這兩個層面外,還可以從價值論這一層面來透視和探討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其相互關係。如果說方法論處在比理論或作品更隱深層面,那麼價值論所處的層面則比方法論層面還要隱深。它直接觸及到科學與人文的目的、意義和價值(當然也包括終極的目的、意義和價值),也觸及到科學與人文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當然也包括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可以說,價值論與方法論之間的關係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係:價值論對方法論有指引作用,方法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為價值論服務的。因此,從價值論這一層面來透視和探討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相互關係,顯然要比從方法論和理論或作品這兩個層面立意更高、看得更深、更透徹,儘管價值論層面並不是研究和考察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及相互關係的惟一層面。其實,邏輯實證主義者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者對科學與人文及其精神的考察已經涉及到價值論的範疇,只不過他們對科學與人文的價值理解太狹隘了:邏輯實證主義者將科學的價值僅僅歸結為認識價值(功利主義者將認識價值進一步引申為功利價值,即技術價值或經濟價值);而人本主義者對科學與人文及其精神的理解似乎一開始就是價值論的。他們強調只有體驗(人文)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才能揭示「生存的多義性質」和體現「對人生意義的追求」,而認識(科學)的世界不但缺乏實在的意義,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是相對立的。然而,一旦超越狹隘的實證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視野,科學的價值與人文的價值、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之間的深刻關聯便不難理解了。如果說,在理論或作品層面和方法論層面我們能夠更多地看到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之間的巨大差異,那麼到了價值論層面,將更多地看到關於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之間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儘管科學與人文的價值其側重點有所不同(例如科學側重於求真、藝術側重於求美、道德側重於求善,這說明在價值論層面上科學的精神與人文的精神還是有所區別的),但是應當看到,它們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不僅是相通的,而且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科學在追求真理的同時也在追求著美和善;藝術與道德在追求美和善的同時也在追求著真理。科學不僅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和技術價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反之,人文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和技術價值,因而在科學的價值與人文的價值之間並不存在明確的界線。許多人之所以看不到或不理解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關鍵在於他們沒有站到價值論的高度,而是往往只站在理論或作品和方法論這兩個層面來理解科學與人文的精神;或者雖然已經觸及到了價值論的層面,但是他們往往只是片面膚淺地理解科學與人文的價值,因而看不到或不理解科學與人文在價值上和精神上的深刻關聯。綜上所述,科學與人文的精神關聯不僅是寬泛的,而且是深刻的。這種關聯不僅體現在兩種文化的最終成果和方法論上,而且更重要地體現在兩種文化的價值上。特別是站在價值論的高度,人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兩種文化及其精神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這是實現兩種文化融合的深刻基礎。科學與人文的精神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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