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理論]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貫通性理解與整體性呈現

作者介紹

張師偉，政治學博士，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正文

「通史」的編撰與寫作並不簡單地就是在內容上包含古往今來的政治思想，而是一種站在特定的理論角度上的對古往今來政治思想的體系性學理分析，其編撰目的並不是要把古往今來的政治思想展示在一個博物架上，而是要在一種新的角度上進行積極的學理性的知識拓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版本的通史性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都是一種特定理論角度的解讀、詮釋和分析性整理，都內在地體現了一種理論性學理訴求，也都包含著特定的邏輯化了的知識體系，服務於特定的目的。①一般來說，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的通史性著作大多較為簡練，篇幅較大的著作也在百萬字以內，但從民國時代產生的幾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來看，其學術個性均甚為鮮明，而鮮明的學術個性則主要根源於其所體現和包含的學理體系。各個版本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在某種程度上都以擁有特定的政治學知識為基本前提，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概念及觀念體系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理論詮釋和邏輯分析，簡編性通史著作的個性多半來自著作人對政治的系統性看法。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與學習是否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與學理上的合理性，完全依賴於政治學知識體系的理論正當性與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治思想通史類著作編撰史在中國大陸地區的中斷，也就能夠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其中，《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是一個標誌性存在，在大陸地區的政治學界有相當的代表性。但是，劉澤華先生的研究方法卻與徐大同先生有所不同。劉澤華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研究卻並不是一種演繹性的推理路徑，而是從有效解釋活生生的中國歷史出發，經驗性地分析政治思想家的具體問題，立足於中國特殊的歷史現象，整體性地理解和解釋歷史中的政治與政治思想，關注中國特定政治理論的階段性與完整性，形成了中國政治思想研究領域的「王權主義學派」。②《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出版就是「王權主義」觀點的詳盡展示，呈現了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另一種寫法。本文以劉澤華總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品讀為基本線索，探討一下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寫法與體例問題，就以歸納推理方法如何進一步推動中國傳統政治理論形態的整體性解釋、解讀，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想法與建議，並順帶地談談研究方法與思想資料選擇與解讀方面的若干理論問題。

一、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怎樣體現「通史」之「通」

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的核心是追求和實現「通」，「通史」的理論價值與意義就在於「通」，而「通」則是相對於「隔」而言的。一般來說，政治思想通史編撰中的「隔」通常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編撰缺乏系統完整的理論，既缺乏解釋性的體系性理論話語，也不能發現和整理出研究對象自身所固有的特定的邏輯聯繫或關係，從而將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做成了流水賬式的史料長編或概念的博物館式羅列。第二是編撰者的理論割裂了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及內部有機聯繫，編撰者或者是從演繹性推理出發，以歷史哲學的方式將思想資料掛在歷史發展的線性延續中，並將思想資料標籤化或臉譜化，忽略了特定時代中政治思想家的原始問題與原始話語的體系性解讀，導致了研究與著述中的理論與實踐的分離，產生了理論解釋上的「隔」；編撰者或者不能正確認識政治、政治思想與歷史運動的關係，或者不能正確充分地把握一定歷史階段的政治思想的時代整體性，或者不能準確地解釋不同歷史時代政治思想在邏輯上的關聯性，如此等等的原因都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通史的「隔」，或是割裂性的隔斷，或是浮光掠影的擱淺。通史編撰突破「隔」的利器唯有求「通」，而「通」在政治思想通史編撰中則表現為理論通、時間通和空間通。所謂理論通，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必須有比較完整的理論話語體系為解釋和分析的工具，缺乏完整系統的政治學理論話語體系及相關知識，就不能真正合情合理地理解和解釋歷史上的政治思想概念、判斷與命題等；另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通史中的概念、命題與判斷之間存在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或聯繫，不論是同一個時代的概念、命題與判斷，還是不同時代的主流性概念、命題與判斷之間，均存在著客觀上的邏輯聯繫與關係，這種邏輯關聯更主要地表現為民族性政治思想方式的完善與主流政治話語體系的日益成熟。③所謂時間通，就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要關照政治思想研究對象的歷史延續性與思想存在的客觀整體性，前者是說關注政治思想的歷史起源及其最初的形態，而後者則是說要特別注重把握不同時代的政治思想主流與主題，在準確深刻地把握各個時代政治思想主流與主題的基礎上，恰當地處理不同時代之間主流政治思想及主題話語之間的歷史與邏輯聯繫。時間通既要求貫徹把歷史發展當作一個有機整體的觀點，將不同時代之間的有機性歷史聯繫充分揭示出來，又要杜絕目的論與宿命論的歷史觀，始終將歷史發展當作是一個經驗性的存在，歷史發展中的偶然既是必然的體現，也是必然的補充。所謂空間通，就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要在一個給定的時代中貫通性地理解和解釋時代思潮，注重主流概念、命題與判斷等的整理與詮釋，不僅要注重在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中求同、求通，而且還要能分析出同一個時代中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觀點互補。空間上的通主要體現了歷史發展中社會的有機整體性，這種有機整體性是社會所固有的，因而是歷史真實地經驗性地呈現出來的，在政治思想領域就表現為思想家原始的問題與命題，只要不忽略思想家的原始問題而對命題做過度解釋，空間上的通並不難做到。思想的邏輯是社會發展規律與邏輯的集中呈現，因為思想史「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邏輯形式來表現出必然」④，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整體性邏輯展現了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的內部規律與客觀邏輯。

劉澤華總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在追求「政治思想通史」之「通」上有非常好的表現，其根本則在於編撰者有一個較為完整系統的解釋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性理論觀點，這個根本性的理論觀點支撐著《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宏觀體系。《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第一卷是宏觀分析的綜論，就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中國政治思想的一些通貫性或普遍性的特點、特質與概念、命題等的分析。第一卷在總體上勾勒了一個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總體輪廓，並以王權主義的觀點進行了通貫性的解釋，在通史之通上使九卷本表現出了理論之通的可貴品質。九卷本的理論之通，首先就在於它在概念解釋與框架理解上表現出了系統性的通透性強有力解釋，提出了一個王權主義的總觀點。這個觀點立足於中國政治實踐及觀念的發展歷史，注重思想與社會的互動，將政治思想的產生及邏輯架構溯源於考古發掘的最早文獻資料，從而表現出了追求政治思想通史歷史形態完整的訴求，這比僅僅從傳世經典文獻或春秋後期代表性思想流派開始的寫法，更有利於表現政治思想通史在時間段上的完整性。王權主義的觀點貫徹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九卷本中還貫徹在編撰者追求政治實踐、政治觀念與社會歷史的有機聯繫，中國社會的社會運行特點及其與政治權力的獨特關係，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政治治理傳統及相應的政治觀念。政治實踐及政治觀念一方面是特定社會運行體制的派生物，政治根源於社會，一定的社會形態及運行體制在根本上決定了政治的形態及相應觀念，脫離特定社會形態及運行體制，就不能具體豐富而實事求是地理解和解釋特定社會中的政治概念及觀念體系；另一方面，一定的政治實踐及政治觀念也反過來自覺地影響甚至塑造了特定的社會形態及運行機制，政治權力在傳統時代的社會歷史發展中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忽略或低估了傳統社會政治權力的作用與影響就不能準確地理解與解釋傳統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系列獨特規定性。「考察中國古代歷史，不可不留意於政治權力在古代社會中的這種特殊位置與作用。」⑤王權主義的觀點還清楚地展示了中國傳統時代政治觀念發展的主流，提出了要注重各個流派政治思想在主題與宗旨等上的相同、相通和互補，圍繞著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的發育，展示了不同歷史時代在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發育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發展史充滿了圍繞著特定主題的思想創造，每一次思想創造都是極大地豐富、發展和完善了王權主義的政治思想體系，而王權主義政治思想體系的完善和鞏固則又反過來加固了政治權力支配社會的結果。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理論通貫性表現在其發展的邏輯上，就是存在著一個超越性的主題與話語系統，既有效地維繫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根本性的時代之同、宗旨之通及內容互補，也展示了特定社會形態對政治觀念等的剛性需求與要求，思想家們反覆討論和思想爭鳴的焦點話題、核心話語及命題結論等也表現出了很高的重複性。這種跨越了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之間的話題、話語、概念等的重複，實際上頑固地展示了跨越了歷史時代的民族共性，展示這種政治概念體系及推理體系方面的民族共性，乃是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義不容辭的重要使命。⑥

每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思維與概念體系都是歷史地生成和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上的政治思維與概念體系既有基於歷史條件的諸多特殊性與個性，也有體現歷史發展延續性的某種共性與普遍性。如果說政治思想史也是一條波浪壯闊的歷史長河的話，那麼不同歷史階段上獨具個性的政治思維和概念體系就是長河中一浪高過一浪的壯麗波瀾，只有連續的波瀾才能構成長河，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政治思維及概念體系實際上排列成了一個連續演進著的政治思想長河。因此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就不僅要讓各個重要的歷史階段的政治思維與概念體系充分展示出個性，儘可能揭示各個不同風格與內容的時代思潮的豐富內容與獨特魅力，而且還要充分考慮到不同歷史階段上政治思維與概念體系的理論聯繫，展現出歷史長河的整體魅力。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追求時間之通，實際上就是要完整展現政治思想的歷史長河，既要明了各個歷史階段在整個思想歷史長河中的地位、角色與作用，更要處理好相鄰兩個歷史階段在政治思維與概念體系方面的邏輯銜接。劉澤華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在追求時間之通上無疑有卓越的表現，一方面，九卷本通史從有可靠思想資料的殷商晚期開始寫起，以歷史學家的視野敘說了中國政治思想的最簡潔形態，甲骨文及《尚書》中的可靠文字顯然為中國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種塗爾於所說的歷史源頭，即歷史源頭不是真正歷史發生學意義上的起點，而僅僅是一種在歷史上可以找到的較為完整的最簡單形態，它「首先，應該能在組織的最簡單的社會中找到它；其次，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有可能對它作出解釋」⑦。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完全依託上古傳說研究思想的拖沓冗長，也避免了僅以思想家著作等文獻為研究資料而造成的攔腰斬斷，其在理論上的優點與好處依然在理論界獲得了廣泛認同。另一方面，九卷本以八卷的篇幅分階段敘說了從殷商晚期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各個重要歷史階段的政治思維與概念體系，其中先秦、兩漢階段的敘說尤為充分允當，不僅抓住了特定歷史時代政治思維及概念體系的特定內容，而且還能站在整個歷史場合的高度予以精準的分析，既充分展示了時代性政治思想的個性與精華，精微俱現，也抓住了政治思想在特定歷史時代的主題與宗旨，魂魄活現。當然，作為一部思想通史，其時間之通的衡量絕不能只看錶現卓越的部分，而要結合各個歷史時代的敘說綜合進行評判。九卷本中的八卷基本上按照王朝斷代分卷撰寫，大體相當於政治思想史的斷代史，斷代史中較好把握和撰寫的分卷是先秦和兩漢。先秦、兩漢的撰寫如上所說，堪稱是整部思想通史著作的精粹所在。從魏晉開始直至現代卷，則在思想鏡像上就顯得較為渾濁，或者是拔不出存在於歷史中的思想主題與宗旨，缺乏理論上有說服力的宏觀把握和分析，或者是無限豐富的時代性政治思想竟只畫出了一個粗疏的簡譜，或者只是敘說了自己熟悉的部分，缺少對全局的整體性梳理，以至於所呈現的思想鏡像在讀者看來頗為失真，或者試圖詳細呈現思想，結果是迷失在了理論的萬頃波濤之中，不知所云，不知所之。九卷本作為通史在時代性思潮的把握上未能應通盡通，其原因不一而足，難以細說。

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必須要同時觀照政治學的觀點與歷史學的方法，⑧前者作為視角可以確保分析對象的政治屬性，後者作為方法則有利於杜絕脫離歷史經驗的過度解釋文獻。通史編撰的目的是再現歷史，但歷史卻一去不復返，而任何再現都只能是依託一定史料進行的再現，因為歷史的編撰者生活在當代，他就只能用當代人特有的方式與方法解釋、解讀史料，所以一切經過呈現的歷史無疑都屬於當代史，克羅齊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⑨，即是此意。既然當代人的思想觀念已經滲透進了再現的歷史中了，那麼經過編撰者再現的歷史也就不能進入思想史了，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再現就更其如此。儘管歷史是複雜的，但在再現歷史的編撰者那裡卻顯然地存在著一個歷史的規律與邏輯，而這往往就成了通史編撰的邏輯。如果通史編撰者的歷史邏輯充滿了現時代的概念，那麼他在解釋和解讀史料的時候就會脫離史料的整體性時代氛圍，從而出現通史編撰的空間之隔。常見的空間之隔是由於解釋和解讀思想史料脫離了思想家的原始問題而造成的隔閡，表現為研究的思路不是優先呈現思想家自身的問題及話語體系，而是以史料解釋來進行現代問題及話語的表達，從史料中梳理出現代話語體系及相應觀點，並因此而大大地高抬思想家及相關命題等，人為地拔高了某些思想家及概念、命題等的地位。「歷史上某位在世無大作為、身後湮沒無聞、學術思想又無甚建樹的平庸之輩，經我們的研究者之手『提拔』起來，從而雄踞思想史顯赫地位的事例，也的確可以舉出幾個來。」⑩九卷本通史雖然也得使用必要的現代概念，但卻堅持了將史料解讀放在古人問題中的歷史經驗主義方法，不強人就我，而堅持以我就人，貼近歷史時代，貼近思想家的問題，貼近思想家的概念體系，注重整體性分析思想家的問題及話語。讓史料說話是避免通史編撰空間之隔的一個重要保證。空間之隔的另一個方面是割裂，或者是忽略同屬於一個時代思想家的根本相同，而故意擴大同一個歷史時代思想家之間的時代性差異，或者是人為地製造思想家之間的命題、判斷等方面的對立，把一些聲望卓著的思想家從他們同時代的思想家群體中挖出來，故意讓他們做時代的先驅者，比如黃宗羲即是這樣被從他的同時代思想家中割裂出來的所謂時代先驅。(11)如此等等的做法都體現了政治思想通史編撰的空間之隔。九卷本通史在空間之通上整體上並未因脫離歷史時代的史料解讀從而產生空間之隔，這也體現了以注重史料考證和讓史料說話的歷史學家為主編撰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卓越優點。如果說九卷本在空間之通上也存在有明顯缺陷的話，那也不是由於過度解釋和解讀史料，而是由於一些原本就未能整體性把握作為自己對象的特定時代的政治思想，其病在於未能窺其全豹，有的編撰者只看見了一些大樹，而有的編撰者則盡見雜草，均未能見其森林。

二、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對理論、知識及方法的要求

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是一個宏大的理論工程，它在整體上對編撰者的理論素養、知識範圍及所掌握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是因為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既要處理歷史學範圍內的規律與法則，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檢尋有理論價值的史料，描摹政治理論發展各個階段的狀況、形態及與實踐的互動等，總結理論發展的歷史線索，分析理論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地位與貢獻等，也要處理政治學領域的規律與法則等，特別是政治學研究方法可以使編撰者準確地把握研究對象的政治屬性。編撰者只有具有較為完整的政治學理論形態，才能比較充分且準確地把握住研究對象，雖然政治學理論的概念與方法是當代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圍著有效分析現代政治現象而誕生的，但正如「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12)現代政治現象將隱藏在歷史上政治現象中的複雜性充分展示了出來，所以分析現代政治現象的概念與方法也同樣適用於分析歷史上的政治現象，並且可以把握到其身上還比較隱秘的複雜性。與此同時，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離不開比較的視野，特別是當編撰者應用具有一定普遍或普世的概念與方法分析中國政治理論的時候，比較就無可避免地發生了。值得注意的是，比較通常都是跨文明、跨文化地進行的。這就要求通史編撰者在進行必要的比較的時候，必須具備較為紮實寬廣的基礎知識，具有較為充分的關於古今中西的政治實踐、政治制度、政治觀念等的背景知識，否則就難免不在分析和評價特定思想概念的時候生搬硬套，甚至是「指鹿為馬」。任何概念與方法都有它的歷史背景，並由此歷史背景而滋生一些獨特的本質規定性，而概念與方法在應用的時候又往往超越了它的歷史背景，在這種情況下由歷史背景滋生的本質規定性就容易被忽略掉，而一旦忽略掉了這種本質規定性，概念與方法也就在應用的過程中出現了本質層面的失真。概念與方法的這種失真一旦出現，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就不得不面臨尷尬的「指鹿為馬」，在中國古代尋找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家的努力即是如此，只有混淆了民本與民主，才能邁步開始從民本走向民主。(13)一方面，政治思想的歷史萬分複雜且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政治思想的內涵又極為豐富多彩，因此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者就需要熟悉甚至是熟練地使用多種研究方法。就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而言，常見而又必須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史料考辨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該方法不僅能夠幫助編撰者充分而準確地在傳世文獻中辨別真偽，而且還能夠及時應用地下發掘的文獻的研究成果，如果史料不充分、不準確、不典型，就無法比較準確地再現歷史；2.概念分析的思辨方法。該方法一方面有助於編撰者充分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政治思想原始問題的思考路徑、思維方式及相關的話語體系，另一方面還有助於編撰者在理論上對不同層次與方面的話語等廣泛地聯繫起來進行考慮，以便能夠使再現歷史保持其較為完整的形態，不忽略先驗主義的政治哲學，也不忽略經驗主義的政治科學，兩者共同構成完整的政治思想體系及推理方式；3.現代政治學科主流的研究方法。該研究方法有助於編撰者具有完整科學的政治思維方式與推理方式，從而能夠恰如其分地把握住研究對象，既要避免將政治現象理解得過於狹隘，導致政治思想通史的肢體、臟器不全，也要避免將政治現象理解得寬而無度，使所呈現的思想世界駁雜無序，雜草叢生。

政治思想作為一種理論化了的社會存在，在任何一個歷史階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論形態的相對完整性，不論是分析一個作為個案的傑出思想家的思想，還是分析一個時代的普遍性思想，都需要分析者具有相當的理論素養與水平。在某種程度上，編撰者的理論素質與水平就在根本上決定了編撰成果的理論層次與學術水平。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對於理論則有更為強烈的需求。理論素養與水平不夠最常見的結果就是以邏輯明快的現代西方政治概念與術語，比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與判斷、命題等，其結果或者是將中國政治思想作為西方政治概念的東方演練場，讓中國思想家以古典語言回答西方語境中產生的政治問題，甚至讓他們遵循西方思想家的思路進行邏輯推理，其結果很難避免概念、命題分析中的亂點鴛鴦譜或指鹿為馬；或者是把中國政治思想按照西方政治概念的邏輯零敲碎打地加以切割，在完整的中國政治思想譜系中切割出一個又一個西方化了的政治話題或專題陣地，而在話語陣地的分析中則又肆意地以西釋中，甚至不惜曲解古典語言的原始涵義，表面上看似乎是知識概念或史料釋讀與解釋的問題，而實際上問題的根子恰恰就在於編撰者的政治學理論素養不足，由於不能準確完整地進行現代政治學理論的思考與認識，最終導致其所編撰的著作在相關論述上明顯有悖於歷史真實，其著作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就是在故意攪渾水，比如有些新儒家學者特別著意於闡發所謂儒家憲政論即屬此類。(14)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實際上就是在勾勒和描摹政治理論體系的發展史。如果編撰者具有較高的政治學理論素養與水平，一方面就可以在一張結構形態完整與邏輯關係自洽的理論譜系中來還原政治理論體系的發展與進化歷程，並能將一定歷史階段形成的政治理論體系放在一個更為宏大的理論譜系中來加以衡量和評價；另一方面政治學理論素養與水平的高低既體現在編撰者理論視野中有沒有政治理論體系的全牛，即是否能把握住歷代政治理論的形態完整性與概念體系的內在邏輯性，也體現在其能否恰當地評價不同時代政治理論體系在整個政治理論體系宏觀發展進程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要求編撰者要具有較高的政治學理論素養與水平，惟其如此，才能保證通史編撰者在編撰過程中充分關照政治思想在歷史上也同樣保有的理論完整性，在充分合理地理解和解釋概念的基礎上，展示其思想內容，完整展現其政治思維方式與概念話語體系，並客觀公允地評價其理論意義與歷史價值等。理論素養的提高只有通過系統地學習當代政治學理論知識。在這個意義上，系統學習當代政治學理論知識，了解現代政治學理論的概念體系、命題結構、研究方法等，熟悉不同政治學分支學科的主要知識體系與學術觀點，就成了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者的一個重要理論預備工作。雖然中國政治思想具有給予民族性及特定歷史環境等的特殊性，但其政治存在卻仍然表現出了一切政治現象所共有的本質規定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理論雖然具有特殊性，卻也同樣蘊藏著政治理論的一般性，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不僅在於展示歷史特殊性，而且更在於揭示歷史特殊性中蘊含的政治一般性，而解釋政治一般性卻非依賴編撰者較高的政治理論素養與水平不可。

政治思想通史編撰是一個複雜的基礎性理論工作。由於是基礎性的工作，又具有相當強複雜性和較高的理論性，這項工作對編撰者的知識範圍及精準層度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從政治理論的一般性來看，古今中西的政治觀念體系都是相通的，但從其具體的形態與話語體系來看，古今中西之間的政治概念體系又各不相同，相通而不相同。這就預示著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工作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歷史及文化等的比較，比較就意味著必須對相關的政治理論概念體系有一個起碼的了解，因此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者需要具備較為充分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識，缺乏或者這方面的知識不充分，就不能夠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政治思想的諸多特殊性，並不能把握中國政治思想體現政治一般性的諸多特殊方式。同時，由於編撰賴以進行的基本概念與分析方法多具有西方政治話語的背景，隱形地體現了西方政治理論的視野、立場與方法，因此在編撰的過程中，就非得要發生將中國政治思想的腳伸到西方政治概念的鞋裡去的情況，但這種以西納中的方式或結果是不是很合適呢，這就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合適與否的關鍵也就是對來自於西方的鞋是否有清醒的認識。因為政治通史編撰賴以進行的基本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發展歷程，完全脫離歷史背景與過程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此完整準確地理解作為分析工具的基本概念雖然說乃是政治思想通史編撰的基本前提，但卻又不能不在歷史比較中進行，最常見的比較分析就是用民主的概念工具分析和衡量民本。比如黃宗羲政治思想中的政事堂何以不能等同於責任內閣制，他所謂學校又何以不具備議院的性質等，就必須藉助於一定的西方政治制度知識，比較地進行分析，才能得到合理說明。(15)比較中得出的問題只有在進一步比較中才能得到解決。這就要求編撰者對古今中西的歷史要有較為充分的了解，特別是要充分了解與西方政治基本概念血肉相連的西方政治制度史，當然更要充分了解中國政治制度史，了解中西政治制度史學越是充分到位，就越是能夠準確地評價不同時代政治思想的地位、角色、作用與影響等，就越是有利於編撰出高質量的政治思想通史。研究政治思想而缺乏政治制度的相關知識，就容易將政治思想研究變成從概念到概念的「空手道」，要麼是一廂情願地在其中尋找現代政治觀念的源頭活水，要麼是武斷地判定某某人的政治思想研究開始邁步走向現代政治，或者是按照一定的歷史邏輯把政治思想通史在過程上呈現為一個從原始儒家開始的退化史，突出強調原始儒家而貶低、排斥和否定其他學派，迷信先秦而鄙薄秦漢以來。制度和概念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往往在思想史研究中被忽略了，開展制度與觀念的互動研究既特別有利於概念涵義的澄清，也特別有利於弄清楚思想變遷的根本性動力。西方政治史的知識不僅可以給我們充分地展示現代基本政治概念的歷史起源與發展、演變等，而且還活生生地展示了一幅政治概念怎樣隨著制度變遷而變遷的圖畫。沒有一個概念是脫離特殊而完全抽象的，任何概念都是歷史而具體的。社會歷史是具體展開了的思想邏輯，而思想則是社會歷史在理論上的概括集中，開展社會與思想的互動研究因而也就具有了歷史地看待思想和系統地看待歷史的認識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16)既然一切概念都是歷史而具體的存在，那麼中國政治概念的分析就當然不能忽視政治制度等與概念密切相關的知識，因為這些知識中蘊含著政治概念的具體的歷史。又由於政治作為一種將社會各部分自覺聯繫起來的黏合劑，無疑是人類社會有機聯繫的集中表現之一，因此關於社會的廣泛系統的知識儲備，將非常有利於準確深入、細緻合理地理解和解釋政治概念等，而知識範圍與深度等方面的局限則會明顯地影響到政治思想通史的質量與水平。

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在研究方法上頗有講究。這是因為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綜合性基礎工作，不僅要服務於一定的理論性需求，完成自己研究理論與積累、創新知識的基本使命，還要面向解釋結構複雜的大眾，如果其研究方法相對於一部分人存在明顯瑕疵，那麼它的積極社會影響力也就會大打折扣。研究方法的與時俱進首先表現在學科研究方法上，即政治思想通史編撰越來越要求具有關於政治研究的學科視野與方法，它的核心是比較完整的政治觀，它的主幹則分散在幾個主幹的分支學科與交叉學科。政治學的學科方法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繫性與有機整體性，複雜的政治現象要求研究方法的這種整體性，研究方法整體性的水平與程度往往體現了學科工作者的綜合實力與理論影響力。現代政治方法支撐著現代政治學充分展現了政治學的專業性與豐富面，而現代政治方法同樣可以在理論上充分展示政治思想史上的理論如何面對、展示和解釋政治現象的複雜與豐富，現代研究方法可以展示古代簡單方法不能解釋和解釋的問題，並因此而能夠了解古代理論的問題與話語體系，合理地評價古代諸多理論的優缺點及局限性。缺少現代政治學的完整而系統的學科方法，一方面容易將原本複雜的政治概念與命題等作簡單化處理，另一方面也會看不到思想史的複雜與豐富。另外，政治思想通史編撰還要特彆強調回到歷史現場的概念與話語的系統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回到歷史現場就是注重對概念、命題、判斷等的歷史環境與語境的分析，將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放到一定的比較完整的歷史環境和語境中，聯繫上下文，聯繫同時代共性的話語、話題等的討論，做到歷史地看待和分析歷史上的概念、判斷與命題等。概念、判斷與命題等產生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與語境中，並在一定的歷史環境和語境中發生涵義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環境與背景等的分析必須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西方政治概念發生重大變化的歷史環境與語境在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國內學者也探討了美國早期政治文化中一些重要概念在涵義上發生的重大變化。(17)在概念與話語的分析中，政治思想通史編撰還要注意概念與話題等的系統性與完整性，這裡所謂系統性與完整性是站在思想家自身的立場上，考慮的是思想家自身理論體系的系統性與完整性，而不是編撰者理論邏輯的系統與完整。一般來說，完整呈現思想家自身的理論體系，要求在研究方法上要自覺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史料的選擇與釋讀，切記史料相對於釋讀者的兩重性，即一方面釋讀史料的時候未能充分展示其歷史真實，使得釋讀史料獲得的信息小於其所承載的歷史真實，「不管史料如何豐富，也只是保存了客觀歷史的部分片段或痕迹」，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在史料釋讀的時候鑲嵌進了過多的釋讀者的意思，導致史料釋讀出來的信息大於史料承載的歷史信息，因為「不管史料記載如何鑿鑿有據，但它畢竟是當事人或傳述者主觀反映的記錄，除了一些簡單的記述如人物的姓氏鄉里，生卒年月、事件的時間、地點、典制的名稱沿革等(儘管這方面也有不少訛誤)比較容易確定之外，很難說它就完全正確地記錄了客觀歷史的真實過程，由於當事人和傳述者的階級立場、個人感受、認識水平和條件等的影響，總要在所作的歷史記述中不可避免地摻進一些外在的成分和主觀的因素」(18)。第二是要充分準確地了解思想家的概念與命題等，特別是對思想家某個較為完整的理論觀點務必要條分縷析地做多側面的深入分析，比如對黃宗羲人性論的分析就不能僅僅滿足於《明夷待訪錄·原君》開頭所講的那幾句話，完整解讀黃宗羲關於人性的諸多論述，就很容易判明她實際上還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性善論者。(19)

三、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的著作體例與寫法

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不同時期、不同流派、不同體例的通史性著作所在多見，然而絕大多數都是通史的簡編本，部頭較大的多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均出自劉澤華先生。劉澤華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於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在思想內容上起自殷商中後期而截止到鴉片戰爭，在比較完整的形態上討論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在編撰體例、研究方法、分析視角及理論觀點上頗有創造，在國內外中國政治思想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鑒於內容上局限於古代的遺憾，劉澤華先生又編撰出版了九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分析視角於理論觀點大多延續了三卷本，但在編撰體例上又進行了以下兩方面的重大改變：一方面，九卷本單獨設立綜論卷，集中討論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研究的對象、方法、視角及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整體性、宏觀性、獨特性等問題，並試圖在理論上描摹出一個結構性的關於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全牛；另一方面，九卷本將殷商中晚期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劃分成了八個階段，每個階段撰成一卷，每卷則自成一體，以便各卷能夠完整而有特色地呈現各個歷史階段政治思想的內容、貢獻及影響等。這種編撰體例一方面受到了學術界已有通史著作的影響，比如綜論單獨設卷就與十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將緒論單獨成卷頗為相似，另一方面在各卷的劃分上則既明顯受到梁啟超關於時代思潮等論述的影響，又頗為深刻地受到了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對中國思想史各階段劃分的影響。當然，九卷本與三卷本之間在歷史階段劃分上也有明顯的繼承關係。如果從追求內容合理的角度來看，原有的三卷本再增加綜論卷及近代卷、現代卷而呈現出六卷本的體例可能是更為優越的一種選擇，起碼在體例上是如此。九卷本相對於完善後六卷本而言，在體例上有兩點不足：第一，各卷在內容上雖然相對完整，也具有較為明顯的個性色澤，較充分地展現了各卷編撰者的學術自由與學術個性，但各卷之間在內容及思想邏輯上則明顯地不銜接。因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各階段在內容及邏輯上是相互銜接的，(20)因此各卷在內容上的過於獨立，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割裂思想史整體性及歷史連續性的嫌疑。第二，各卷的相對獨立性較強還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輪廓及內部邏輯構造，以致不能有效地將各個階段的政治思想安放在中國王權主義理論體系的相應邏輯位置上，而三卷本在一定程度上還能比較理想地做到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將三卷本完善、增補為六卷本仍然是一個較好的體例選擇。

政治思想通史的編撰體例通常都是分卷、分篇、分章，大致來說都屬於章節體，學案體相對比較少見。但現代章節體的主流都適當地吸取了傳統學案體的一些優點，在章節安排上通常都以著名思想家為標題，以至於常常把政治思想通史編撰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家經典概念與命題等的展覽，從而在體例上限制了對政治思想整體性與時代性等一般特性的呈現。劉澤華先生從《先秦政治思想史》開始就注意到了從整體上分析中國政治思想的共性普遍特徵，注重對共同概念、命題、判斷等的深入分析，注重對特定時代共同話題與思想命題的剖析，注重對政治思想做整體性理論框架的分析，從先秦諸子共同的話題、觀點及命題中總結出了諸子政治思想的共性特質及理論追求，從而將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的發育與發展作為先秦諸子政治文化的歸宿與集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則進一步完善了對先秦政治思想的分析體例，加強了對諸子政治文化的總結性分析，勾勒了春秋戰國時期政治思想的發展態勢、趨勢及理論成果。九卷本《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基本沿襲了三卷本的諸多說法與體例，抓住時代性的共同話語及思想主題，對重點思想家進行個案剖析，點面結合，對先秦及兩漢時期政治思想的分析具有相當強的典範意義。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在體例的設計上要充分考慮如何有利於點面結合、深入系統地呈現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全牛，既要分析經典著作家的經典思想體系，詳細深入地呈現嚴密的思想邏輯，因為它集中典型地體現了時代思潮的深度與精度，表現出了卓越的創造性，並深刻系統地影響了它所在的歷史時代，有的思想家甚至在體系性上影響了中國政治思想體系的整體性邏輯架構，有的思想家則呈現出了高超的智慧，他們提出的一些命題與判斷等具有跨越時代的普遍借鑒價值；又要有利於展示和呈現中國政治思想的共同性主題、發展節奏及整體性結構等，政治思想通史所以要注重呈現思想的共性，就是因為一般性東西通常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性地位與作用，往往一般性共通東西給了經典思想家一個表演的範圍，經典思想家再卓越也不能超越自己的歷史時代，而且經典思想家只能是深刻地系統地典型地代表他的歷史時代，而絕不是超越他的歷史時代。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編撰在體例上時常要同時關注經典思想家的個性與政治思想時代性、民族性等的共性，經典思想家的個性越多，創造性越卓越，通常他所表達和呈現的共性也就越多，因而他的思想意義與價值也就越大，所以只有把思想家的思想放在共性所展示的思想框架下，才能得到較為充分妥當的理論說明，也才能真正揭示思想的意義與價值，而時代性與民族性等共性也只有通過經典思想家的命題才能夠得到充分呈現。這就不僅要求政治思想通史的各卷都要有一個綜論性章節，總體性描述、概括編撰對象，呈現特定的共同的時代性政治問題及話語體系，分析總結本卷政治思想在理論上的貢獻與影響、不足等，特別要在理論上妥善處理好本卷內容在整個政治思想通史中的地位、作用與角色等；而且還要求各卷在體例安排上要注重以思想家真正關注的思想問題，以問題為中心，完整呈現思想家原始的概念、命題體系及邏輯。

中國政治思想通史著作的寫法自然要多樣化、多元化，但不論怎樣的寫法都應該受限於它的理論目的與表述對象。作為一項基礎性的理論工程，中國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必須首先考慮知識論意義上的合理性，即它必須優先考慮挖掘和整理傳統中國的政治知識體系，(21)展示它的內容，揭示它的特點，呈現它的邏輯，評判它的優缺點，在歷史的研究中進行批判地反思與繼承等。因此從寫法的角度來考慮，中國政治思想通史著作需要妥善處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思想的個性與共性如何協調統一，怎樣通過個性的話語來揭示思想的共性，怎樣讓思想的共性展示在思想家富有個性的思想創造中。客觀地說，這種內容表述上的要求自然需要落實在著作的寫法上，具體來說就是兩條：第一條是回到思想家的思想現場，揭示思想家所處時代所面臨的基本或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揭示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在思想家所處具體歷史時代的發展態勢與趨勢等，每個歷史時代都有一種理論上的態勢與趨勢，而這種態勢與趨勢在根本上影響和決定了思想家可能達到的思想深度與精度，並決定了思想家提問和回答的方式及相關答案的理論可能性等。第二條就是要避免從單純思想資料出發，避免通過對有關思想資料的抽象分析與揭示，簡單地得出一個無限抽象的普遍結論，概念、命題與判斷不能脫離思想家關注的特定思想問題與政治立場，因此以思想家關注的原始問題為中心，就變得異常重要，而以思想家原始的命題來做線索也就成了政治思想通史寫法的一個基本要求。第二，怎樣將政治思想不同發展階段的理論邏輯地聯繫起來，既充分展現其階段性的理論成果與貢獻，也很好地體現政治思想通史的歷史連續性與理論整體性。這一方面要求政治思想通史在各階段內容的撰述上要注重抓時代的思想主流、抓思想的理論重心，抓時代的理論全局，既充分合理地呈現時代獨特的政治疑難或基本問題，又呈現圍繞基本問題出現的諸多理論表述，特別是呈現一定歷史時代共同的概念體系及其推理邏輯，在呈現一個相對獨立的時代性政治理論時要務求深入、典型、完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貫徹政治思想通史著作的整體觀，注意將各個時代的政治理論問題與話語體系放在整體的政治思想通史發展邏輯中來進行分析，既要注重在理論上做不同時代相關理論的比較分析，又要在比較中揭示理論與命題等的相關演進如何促進了政治思想理論的深化與升華。第三，妥善處理好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及話語體系的歷史具體性與民族普遍性的關係。這就要求在編撰體例上注意給特定時代所產生的具有劃時代影響的思想創造留下表達的餘地，比如漢儒創造生成的天人合一、大一統及綱常倫理等就在中國政治思想通史上具有相當持久的社會及歷史影響；(22)另外思想家所創造的反映民族特性及思維方式的一些概念與命題等也具有一些跨越時代的民族普遍性，這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概念、命題與判斷構成了民族性的思想精華。但要切記分析和繼承所謂思想普遍性的時候，還是要首先進行歷史的批判分析，因為任何普遍的思想都首先是一種歷史的存在，首先是體現著過去的社會歷史性，表達著過去社會對人們的某種普遍性要求，因此即使普遍性的理論內容也唯有經過了批判性的歷史分析，才能淘洗出民族思想的精華，而斷然不能被抽象地直接繼承。

本文來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期編輯：執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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