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諸侯難打經濟仗

由於長期分裂割據與戰禍連綿，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經濟受到了嚴重破壞。就貨幣流通方面而言，此時期很多區域都不曾鑄造錢幣，市場上的交易多以布、帛等實物作為支付手段，貨幣的流通與使用較兩漢時期有了極大退步。作為中古時代的開端，三國時期同樣存在著貨幣制度混亂、通貨膨脹嚴重等情況。

三國時期董卓鑄錢引起了通貨膨脹，此後魏蜀吳政權貨幣政策失敗也造成了經濟混亂的狀況。但從市場經濟繁榮到自然經濟出現，三國時期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董卓鑄錢 五銖縮水 |

東漢末年，社會經濟正處在崩潰的邊緣，而當時作為實際掌權者的董卓，竟私自鑄造質量低劣的貨幣，這不僅加劇了本就惡劣的經濟形勢，還制約了三國時期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為了躲避袁紹軍的進攻，焚燒洛陽城中宮室、寺廟，挾持漢獻帝遷都長安。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活動，使董卓集團的經濟壓力大為增加。為解決經濟上的問題，「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資治通鑒》卷五九載）當然，僅僅依靠掠奪富室與盜挖貴族陵墓遠遠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於是董卓決定「更鑄小錢」，據《晉書·食貨志》記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為了鑄造錢幣，董卓到處搜集鑄錢所需要的銅材，這些現成的「銅人」、「飛廉」不僅降低了鑄錢成本，而且有效地解決了北方地區銅礦原材料匱乏問題。此外，董卓所鑄錢幣較之前流通的兩漢五銖錢而言，體型小了很多，而且質量低劣。

近些年考古出土的貨幣實物也可以證實史書中的記載的確屬實。1987年，河南許昌漢魏故城發現大型錢幣窖藏，共出土銅錢335公斤。許昌博物館取其中40公斤作分類實測，在約32550枚銅錢中輕劣小錢約佔總數的41.5%，計13520枚。其中有11310枚小錢穿廣徑小、肉質薄劣，最大直徑17毫米，最小者不足10毫米，一般重量不足0.5克，無內外廓，或無文字、或文字漫漶，不足以辨認，這種劣質小錢被錢幣學界認定為董卓所鑄造的錢幣（圖1）。

圖1 董卓五銖

雖然史籍中多認為董卓鑄錢「文章不便」（作者註：此處應該是「辨」，意為錢文不可辨識），但這種劣質小錢的面值也為「五銖」。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東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年）所鑄「四齣五銖」錢為例，最重者為4.3克，最輕者為2克（圖2）。新鑄小錢與之前流通的大錢面值相同，但重量差了4至8倍。董卓通過鑄造了面值與之前相同、但重量大為縮水的貨幣，從而換取百姓手中原本貯藏的足值貨幣，進一步搜刮百姓手中的財富。這在當時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飛漲。

圖2 東漢「四齣五銖」正背面

| 曹魏改革 困難重重 |

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曹魏政權試圖制定相關政策以恢復經濟發展。但統治者並未認清通貨膨脹出現的根本原因，不僅沒有及時制定穩定的貨幣政策，而且連賦稅也改為徵收實物，這使得三國時期北方地區的經濟進一步持續衰落。

興平三年（196年），曹操挾漢獻帝遷都許，改元「建安」，標誌著曹氏政權的實質性建立。由於統治區域同處北方中原地區，董卓小錢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對曹魏政權影響最大。曹操掌握政權以後，立即採取一系列恢復經濟的措施，以此減輕董卓小錢所帶來的破壞。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採用棗袛、韓浩等人建議，在許昌地區招募農民，始興屯田。與此同時，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下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由於屯田主要由政府與軍隊負責，國家直接參与了經濟管理，保證了社會經濟在通貨膨脹影響下的正常運轉，而且徵收實物田租也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質小錢的流通，因此自董卓鑄錢後的第17年，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魏政府才第一次宣布罷董卓小錢，還用五銖。

這一次，曹操只是恢復了東漢時期流通的五銖錢，並沒有自己鑄造錢幣。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由於當時「不鑄錢既久」，而且東漢時期遺留下來的五銖錢經過董卓搜刮之後，市面上所剩無多，這個時候由於錢幣稀缺，反而造成了「錢貴物賤」的通貨緊縮現象。

此後國內兼并戰爭逐漸減少，市場經濟逐步恢復穩定，黃初二年（221年）三月，魏文帝曹丕便再次恢復了五銖錢的使用。可是，這次「初復五銖錢」的政策僅僅執行了7個多月，到了同年十月，便又「以谷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史料中的「初復」應該是指恢復了上次曹操確立使用東漢五銖錢的制度，但是為什麼這次「初復」政策只行用了短短7個月呢？史料中並沒有詳細的記載，筆者推測此次恢復五銖錢可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錢幣出現了減重情況，形成了市場上的「谷貴」，於是文帝才不得已停止用錢，恢復使用谷、帛等實物進行交易。

這一次政府公開指定市場上以谷帛等實物進行交易，使得錢幣基本上喪失了交換職能，布帛等實物貨幣廣泛流通於市場之間，市場中甚至出現了使用「濕谷」、「薄絹」等投機取巧行為，而且越發猖狂，不能禁止。於是，在司馬芝等人的建議下，為了達到「國豐刑省」的目的，魏明帝於太和元年（227年）夏四月乙亥再次「行五銖錢」。

學術界認為這次「行五銖錢」應該是政府鑄造了新的錢幣。1982年，安陽市西郊出土一批南北朝窖藏錢幣，共計2885枚，年代從西漢文帝鑄造的「四銖半兩」錢，到南北朝流通的「四柱五銖」、「五金」錢，跨度達700餘年。最為重要的是，這一批窖藏錢幣涵蓋的品種很全面，從西漢至南北朝時期，大部分見於史料記載的鑄幣均有發現，因此價值極高。工作人員在整理這批錢幣的時候，把一種鑄造粗糙、未經修整、外廓壓蓋住一部分錢文的五銖錢認定為曹魏五銖。隨後，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榮墓相繼出土大量兩漢三國時期錢幣，其中就發現這種外廓壓蓋住錢文的五銖錢，由於能確定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時間，學者們開始懷疑這種五銖錢可能就是曹魏五銖。1996年，中國錢幣學會在馬鞍山召開了「曹魏五銖問題論證會」，河南省錢幣學會也成立了「曹魏五銖課題組」，這兩次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界對曹魏五銖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基本上認定這種直徑在2厘米左右、重量為1至1.5克，錢體輕小、穿孔廣大、不磨邊緣、輪壓錢文、鑄造粗劣的五銖錢為曹魏政權所鑄造（圖3）。

圖3 曹魏五銖正背面

此次鑄造的五銖錢流通時間較長，據史書記載，「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這也說明，曹魏政權自此確立了金屬鑄幣的本位制度，對國內經濟的恢複發展有了一定促進作用。但是，曹魏五銖並不是足值貨幣，它本身的重量既不能達到面值所規定的「五銖」，而且較東漢末年流通的五銖錢也輕了不少，因此曹魏五銖依然是屬於可以引起通貨膨脹的劣幣。

| 虛值蜀幣 後患無窮 |

同樣面對通貨膨脹的困境，南方的吳蜀政權則採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應對。劉備初入成都，面對當地物價上漲的情況，採取了繼續鑄造虛值貨幣的辦法試圖恢復，事實上卻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雖然鑄造虛值貨幣暫時使得國家府庫充實，但這一舉措造成的危害卻是長期性的，也最終導致了巴蜀地區貨幣制度的完全混亂。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初入成都，《三國志·蜀書·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從上引史料來看，劉備僅僅聽從了劉巴的建議，鑄造了直百五銖錢（圖4），便在數月之間就解決了軍用不足的難題，這究竟是一種具備什麼魔力的錢幣呢？

圖4 蜀漢「直百五銖」

直百五銖是蜀漢政權鑄造的第一種錢幣，就其所規定的幣值來看，屬於虛值大錢無疑。以上海博物館收藏出土的「直百五銖」錢幣實物為例，體型最大者直徑27.16毫米、重10.2克，最輕者直徑25.07毫米、重2.5克，平均重量在5克左右。這種新鑄錢幣重量不過等於東漢五銖錢的四五倍，但規定面值卻作價百倍使用，這就意味著劉備以數量極少的銅換取了民眾手中40多倍的物資。在「軍用不足」的環境下，劉備通過鑄造這種價值極度灌水的錢幣，僅僅幾個月便達到了「府庫充實」的效果。原本成都地區經濟環境已經有了惡化的趨勢，加之這次鑄錢帶來新一輪的通貨膨脹，其經濟狀況肯定是不容樂觀的。

依據考古學界取得的成果，蜀漢政權除了鑄造「直百五銖」之外，還發現有面文為「太平百錢」（圖5）、「定平一百」（圖6）、「直百」、「五銖」、「直一」等幾種錢幣。這幾種錢幣也是重量不一、形制各異。以「太平百錢」為例，早期鑄造的體型較大者正面錢幣文字為篆書體，背面修飾有水波花紋，一般重量為7克左右；晚期錢幣文字改為隸書，背面平素，重量減至3至4克；更有發現體型輕薄者，僅有0.4克，由於錢體直徑只有13毫米，因此正面文字也縮寫為「太平百金」。「定平一百」與「直百」錢應是蜀漢政權統治晚期通貨膨脹達到最高峰時期的鑄幣，這兩種錢幣大都體型薄小，一般重量都不超過2克。即使這樣，這些錢幣依然標有「直百」、「一百」的面值，足以想像蜀漢政權統治下的區域通貨膨脹之嚴重程度。「直一」與「直百」形制相當、重量相仿，但規定面值卻相差百倍，其混亂情況可見一斑。

圖5 蜀漢「太平百錢」正背面

圖6 蜀漢「定平一百」正背面

| 民眾繳銅 東吳造幣 |

孫吳政權建立稍晚，但同樣經歷了貨幣困境。東漢末年，臨湘地區就已經出現錢幣與布匹共同流通的雜亂局面，而且這種金屬貨幣與實物貨幣共用的狀態一直持續貫穿孫吳政權的始終。與此同時，國內還面臨著盜鑄現象猖獗的問題，《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載：「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這一年是嘉禾五年（236年），孫權首次鑄造錢幣。第一次所鑄錢幣就屬於「當五百」的「大錢」，說明之前孫吳地區的經濟環境已經開始動蕩。而且伴隨而來的還有兩個相關措施，一是詔令民眾上繳鑄錢所用的銅料，官方計算其價值購買；二是設立專門監管盜鑄錢幣的機構，防止民間的盜鑄現象。

孫吳政權所統治的江南地區本來是屬於銅礦資源豐富的區域，正如周瑜所說「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武昌地區更是成為當時最具盛名的冶鑄中心。據陶弘景《刀劍錄》記載，黃武五年（226年）「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如此大規模的生產，必定需要十分豐富的銅鐵資源。然而僅僅過了10年，國家開始鑄造錢幣之時，竟然需要民眾繳納銅材，說明當時國內銅礦缺乏、礦產資源管理廢弛。國家從人民手中購買銅料去鑄造錢幣，這在我國貨幣史中也是極其罕見的現象。

兩年之後，孫權再次鑄錢，這次更換為面值更大的「當千」錢。《吳書·吳主傳》載：「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兩次所鑄錢幣均為大面額的虛值貨幣。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實物為例，「大泉五百」（圖7）體型最大者徑31毫米、重11克，最小者徑27毫米、重5.2克；「大泉當千」（圖8）最大者徑48.99毫米、重15.4克，最小者只有26毫米，僅重3.6克，甚至出現了「當千」錢比「當五百」錢更小、更輕的情況。一枚不足10克的錢幣卻要兌換上千枚五銖錢，其價值灌水程度可想而知，帶來的結果必定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另外，考古曾出土面文為「大泉二千」與「大泉五千」兩種錢幣，國家博物館就收藏有這兩種貨幣實物。這也說明了，孫權陸續鑄造了4種虛值大錢，其價值萎縮程度一次比一次高。

圖7 東吳「大泉五百」正背面

圖8 東吳「大泉當千」正背面

由於所鑄之大錢屬於虛值貨幣，造成了市場混亂，廣大民眾也都極不情願使用這種貨幣，政府不得不於赤烏九年（246年）宣布將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廢除，並將這些錢幣重新收回，復鑄為器物。自此之後，孫吳地區的市場交易便出現了錢幣與布帛等共同流通的混亂狀況。

造成三國時期貨幣制度混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論是董卓小錢的長期流通，抑或是吳蜀兩大陣營大量鑄造的虛值貨幣，都對當時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損害。但是，這些影響惡劣、鑄造工藝粗糙，有的甚至連銘文都沒有的錢幣，對於生活在當下的錢幣收藏愛好者們來說卻可稱得上是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