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節，我們聊聊婚姻家庭的終結

在春節期間播出的《奇葩大會》中，李銀河作為嘉賓拋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命題：婚姻終將消亡。當然李銀河也補充說，「婚姻未必會真的徹底消失，但未來可能就20%、30%、40%大概這樣的比例會結婚，總體呈現一個萎縮的狀態。」也就是說，婚姻作為兩個人在一起的法律形式，在未來社會中將不再佔據主導地位。那我們不禁要問，沒有婚姻，相愛的兩個人該何去何從？沒有婚姻，我們置家庭於何地？愛情-婚姻-家庭這個三位一體在很多人心目中依然神聖不可侵犯，但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這個三位一體，我們不得不正視李銀河所提出的的這個命題。愛情是現代人的宗教說到婚姻，我們就不能不談及愛情。「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都是耍流氓」，從這句「名言」我們可以看出婚姻與愛情之間極端緊密的關聯。恩格斯也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當然他指的是現代婚姻，因為古代婚姻，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是以身份（門當戶對）為根本考量的。只有到了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生，有了從身份到契約的變化，個人從各種各樣的共同體解放出來，成為自由自主的個體，現代意義上的愛情才有其可能。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浪漫愛。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浪漫愛在18世紀後開始形成。當然這並不是說浪漫愛在古代就完全付之闕如。事實上，浪漫或羅曼司（romance）這個說法就源自於中世紀歐洲騎士追求貴婦的傳奇故事，從這樣的故事中就升華出浪漫愛的一些核心特徵：尊重理解對方；理想化甚至偶像化對方；與性愛或欲愛相分離。直到現在，西方或者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依然是騎士或王子。據歷史學家威廉·瑞迪（William M. Reddy）考證，浪漫愛的觀念出現於12世紀，其歷史契機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宗教改革。這場改革將基督教的禁欲主義推至極端，否定一切性快感的合法性。我們知道，在基督教的教義內，只有婚姻內的性行為才是合法的，性快感雖然不被禁止，但也沒有得到提倡，夫妻之間例行公事的意義在於完成生育的任務，從而體現上帝的神恩。而在格里高利的宗教改革中，性徹底與原罪相掛鉤，任何性行為都可能成為獲罪之源，這就對當時的人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畢竟宗教在中世紀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尤其是對貴族來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出現了與欲愛和性愛相對立的「宮廷之愛」（courtly love），這種愛更加註重精神和靈性，因而能夠駕馭類似於口腹之慾的性慾或愛欲。在這些貴族看來，這樣一種愛就可以讓他們的愛情行為（其中也包括性愛）合法化，而不必再擔心宗教教條的約束。因為這種愛主要出現在貴族的宮廷中，所以才有宮廷之愛的說法，而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知的現代意義上的浪漫愛。據瑞迪考證，同時期的印度和日本並沒有出現浪漫愛和欲愛相分離的觀念。浪漫愛的信徒會拒斥純粹基於欲愛或者激情的結合，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基於欲愛的結合（在當代就表現為「約炮」）在道德上不再受到譴責，我們隨後會作進一步說明。 在中世紀，浪漫愛的觀念主要通過吟遊詩人而得到傳播；在近現代則主要通過小說而得到傳播。而到了20世紀以後，隨著文化工業大規模崛起，這種觀念則主要通過影視劇和流行歌曲得到傳播。浪漫愛的觀念依然在塑造我們對於愛情的全部想像。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崛起後，隨著社會福利的削減和社會競爭的加劇，外部現實世界愈發顯得冰冷殘酷，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脫離了傳統共同體束縛的自由自主的個體獨自面對這個叢林世界，他們只能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強堅忍，帶上厚厚的面具，穿上堅硬的鎧甲。這些個體終於發現，唯有家庭才是真正溫暖的港灣，無論是原生家庭還是自己即將/已經組建的家庭。走進社會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工作繁重、單調、幾無成就感可言，他們被工作場所的鐵籠壓得喘不過氣。因此，他們在公共場所不再投入感情，而是按照理性邏輯展開行動，以疏離的姿態面對世界。一場邂逅，一場轟轟烈烈的浪漫愛情，似乎成了他們的唯一拯救之道。在徹底理性化的冰冷殘酷的現代社會中，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所說，愛情是現代人的宗教。愛情本身就被賦予超越性的力量，它能夠賦予戀愛雙方以終極的幸福和拯救。在宗教、國家和革命失去吸引力之後，愛成了所有人無條件接受的絕對價值。我們不再會為了革命或國家而獻身，但我們依然會信誓旦旦為愛而死。這種熾烈的感情無異於宗教熱情。「你讓我發現了真正的自己」，「你讓我脫胎換骨」，「你讓我的世界煥然一新」，這些表白所揭示的不正是愛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嗎？愛是理性化世界中絕無僅有的溫情和激情。以愛之名的勞動剝削當下情人節的大行其道也可以說明浪漫愛的觀念是多麼的深入人心，雖然這背後也有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然而甜蜜、契合與激情不過是浪漫愛的一個面相，其另一個面相則是爭吵、誤解和傷害。正因為我們是充分個體化的個人，在親密關係中，不再有家長或社會習俗為我們規劃一切（當然這取決於個體化程度，在歐洲，這種規劃趨近於零，而在中國，很多戀人還是會受到更大共同體及相關習俗的影響），個體成為親密關係的立法者，這就決定了現代親密關係的脆弱與麻煩。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如果兩個人突然發現彼此並沒有那麼適合，之前的激情只是幻象（「你不是我的『那個人』」），那麼他們很可能會選擇分手；之所以麻煩，是因為在面對外部世界的誘惑和挑戰時，兩個人要不斷調整相互之間的關係，不斷確證對於彼此的愛意，稍不注意就會造成分道揚鑣甚至反目成仇的後果。這就造成了當代社會一組看似背反的現象：「單身」和「約炮」。這組現象根本來說都源自於浪漫愛的不可承受之重。雖然愛情像宗教一樣承諾拯救，但也像宗教一樣要求人們絕對的付出、時刻準備為愛做出犧牲、讓自己符合愛情電影或者流行歌曲中所宣揚的品質，從而成為無可挑剔的伴侶，這是令人嚮往的愛情，同時也是麻煩的愛情（我們總是要問，我夠不夠愛ta，我對ta夠不夠好？）。同時還有經濟狀況的惡化，讓很多人不願去投資兩個人的關係，只想過一種既不麻煩他人，也不被他人所麻煩的獨居生活（這在很多日劇中有所表現，如2016年《家族的形式》）。於是有人選擇逃避。一種方式就是不再憧憬任何形式的愛，變得越來越內斂，徹底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單身主義（2016年的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的男主角就是這樣的單身宅男，他甚至自稱「單身達人」，對自己的單身生活怡然自得，雖然劇情最後他和女主角走到了一起）；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選擇欲愛而拋棄浪漫愛，這些人或許還信仰浪漫愛，但那只是遙不可及的（太過脆弱太過麻煩的）理想，輕鬆的欲愛成為他們緩解孤獨的替代方式，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約炮。在社交應用如此發達的今天，大數據讓我們的的約炮行為完全呈現出商品交換的特徵：我們用顏值和身材（當然還有語言）作為流通貨幣去換取對方的性陪伴，不再期待心靈或者精神的交流。在當下演算法和大數據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數據主義時代，對兩個人之間的匹配度進行量化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愛情也完全可以推算出來。這樣的愛情沒有偶然、沒有邂逅,因此也將排除一切偶然所帶來的危險，最終是安全和舒適。這對浪漫愛無疑造成了挑戰，並且讓生活徹底失去超越性。從這個意義上，浪漫愛的超越性在擺脫庸常的生活方面依然有其意義，甚至可以成為反抗社會秩序的源泉。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浪漫愛的關係必然會走向婚姻和家庭。「我想給你一個家」，「我想照顧你一生一世」，「讓我養你吧」，這些都是男方在求婚時的神聖承諾。當女方欣然接受並且走出婚姻殿堂時，等待她們的通常是無聊的家務勞動。在男權社會中，同等資質下男性在社會中通常顯得比女性要「優秀」，因此在他們結婚之後，女性要麼放棄自己的事業成為家庭婦女，要麼同時兼顧事業和家庭。（在中國，完全放棄事業的女性不是特別多，但是會有重心的轉移，然而把重心轉移到家庭的女性往往會被認為「不夠上進」，而不在性別不平等的框架內被審視）選擇成為家庭婦女的她們很快會發現，家庭遠非溫暖的港灣，而是同樣單調無聊的工作場所。丈夫以愛之名，將女性束縛在家庭這個工作場所中。這樣的家庭形式與封建社會的家庭形式並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父權制家庭。上世紀70年代的一個著名的女性主義文本中有這樣一句話：「他們（男人）說這是愛。我們（女人）說這是無償勞動。」因此後來就產生了要求家務勞動工資的女性主義運動。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務和養育勞動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必不可少的一環，因此國家必須支付相應的工資。當然，有償的家務勞動並不是目的，因為這樣等於承認家庭是女性自然而然的生產空間，而是讓社會意識到女性和養育勞動的價值，從而為擺脫這種以愛之名的勞動剝削奠定基礎。有趣的是，在《逃避雖可恥但有用》這部劇中，家庭主婦的勞動（我們可以將這種勞動稱為「愛的勞動」或者情感勞動）價值問題貫穿始終。女主角碩士畢業找不到工作，機緣巧合成了我們前面所說的草食男的家政工，每周提供一次家政服務。因為女主角的父母要搬往別處，她無處可住，於是想到了和男主角「契約結婚」，以僱傭和被僱傭的關係同居，從而為男主角繼續提供家政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二人日久生情，於是男主角提議假戲真做，成為真正的夫妻，從而節省他所支付的家務酬勞，用於兩個人的共同生活。女主角雖然也有意結婚（畢竟她是欣賞愛慕男主角的），但她給出的答覆是：「因為結婚的話就不用給我工資，讓我白乾活，所以合理，是這麼回事吧？這是愛情剝削。只要喜歡，只要有愛，不管什麼都可以做，這樣真的合適嗎？」這以非常戲劇的形式提出了以愛之名的勞動剝削問題。在劇中，當女主角作為家政僱員與男主角處於戀愛關係時，男主角尊重她，並且對她所做的飯菜、打掃的房間會做出積極回應，從而讓女主角獲得工作上的滿意感。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女主角成為徹底無薪的家庭主婦，當家務勞動成為她自然而然的義務，男主角還會尊重她的勞動嗎？這不正是社會中的普遍問題嗎？隨著高學歷、高職位、高收入的「三高」女性日益增多，「我養你吧」這樣的求偶話語已變得沒有意義甚至讓人生厭，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找到了自我實現的途徑，父權制家庭對她們來說更多是畏途，而非歸宿。當然，在中國，這樣的「三高」人群畢竟佔少數，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家庭關係的民主化，為妻子一方爭取更多的權益，如為愛的勞動爭取社會工資，甚至於無條件的基本收入等，讓她們擺脫對丈夫的經濟依附或依賴，從而真正消滅「我養你吧」這樣的話語。我們可以看到，在理想的浪漫愛中，兩個人既絕對自主，同時又隨時準備讓渡主權，接受對方的改造，也就是說，這種關係是充分民主的。但是現代家庭作為性別分工的場所卻並沒有民主化，而是基本遵循男主外，女主內或者女性兼顧內外的模式，從而讓女性（尤其是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女性）不再願意走入婚姻家庭。這其實是民主的愛情關係和父權的家庭制度之間的衝突。婚姻的終結還是更民主的親密關係？ 李銀河在解釋婚姻終結時，認為「婚姻制度和人性有一種內在的緊張關係」，從性慾的角度來解釋親密關係的不穩定，不免失之偏頗。此外，她還說，因為人的預期壽命延長了，所以如果結婚的話，就等於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延長了，婚姻會成為一種約束。我們都知道「少年夫妻老來伴」這樣的話，李銀河這樣「見異思遷」的觀點怕是也站不住腳。但她給出的另外三個原因很有說服力：女性有了其他經濟來源，不需要依附婚姻（這是我們前面提及的）；離婚成本太高了，會給結婚帶來阻力（尤其是在德國，為了保護女性，丈夫在離婚後還得負責妻子的生活，直到她找到能夠維持生活水平的工作）；不需要結婚才能有性，性的主要目的脫離了繁衍（尤其是避孕套和避孕藥的發明，讓性愛不再成為女性的噩夢）。李銀河還給出了一些數據，來說明婚姻的消亡趨勢：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法國已經約有30%的人不結婚了；到2015年8月，16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50.2%是單身； 2016年中國國家民政局的數據是，中國單身人口近2億。另外，1978年《時代》雜誌對公眾的調查顯示，有28%的人認為婚姻是不必要的，而最近的調查顯示，認為婚姻的存在是不必要的人達到了39%。當然，因為文化的差異，中國和南亞的多數國家依然非常看重婚姻，98%的男性和女性都會選擇婚姻（想想春節期間我們受到的各種轟炸）。但在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四分之一的人選擇同居或者從未結婚。例如在2008年的瑞典，55%的新生兒是未婚出生，而在冰島這一數據高達66%。2010年法國新生兒中，非婚狀態媽媽所生的孩子佔54.1%，即每10個新生兒中，近6個為非婚生子女，20%是由單親撫養長大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和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阿蒙都選擇的是「同居協議」，而非婚姻，這樣的協議既可以保證戀愛雙方的經濟利益（這樣兩個人可以少交稅），也可以免去婚姻所帶來的諸多麻煩。由此來看，婚姻的確有消亡的趨勢。但只要愛情還存在，只要性依然是一種本能，兩個人就存在共居的需要，就依然存在某種形式的家庭（這裡我們不討論智能的性愛機器人）。歸根結底，根本的問題是家庭，而非婚姻。回到浪漫愛。浪漫愛之所以成為現代人的宗教，因為在現代市場社會的驚濤駭浪中，浪漫愛以及隨之而來的家庭成為唯一的溫暖港灣，成為唯一的拯救之道。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隨著國家的退出，中國家庭在養育孩子方面的投入頗為可觀，常常需要家中老人的隔代撫養，這就強化了家庭的意識形態。所謂家庭意識形態基本可以概括為「血濃於水」的格言和自顧自的個人主義（歸根結底只能靠自己或家人），這就造就了外部公共世界與家庭私人空間的絕對對立：外部世界是危險、冰冷且殘酷的，我們應該戴上面具；而家庭空間則是安全、溫暖且貼心的，我們可以敞開心扉。另外，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負責。如前所述，父權制的家庭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家庭生活本身因為經濟原因也會變得毫無人情味（馬克思和恩格斯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家人因為經濟原因而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數。家庭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團結的不可能，或者說，浪漫愛造成了公共之愛（我在其他地方稱為「諸眾愛」，這是一種向他者開放的友愛）的不可能：我們只能依靠自己或家人，外人畢竟是外人。其結果就是我們不可能真正投身於公共事務，從而形成更大的團結或共同體，而這種團結或共同體恰恰是讓多數人改善境況、並且感受到溫暖和愛意的前提。如此看來，浪漫愛的歸宿既非婚姻，也非家庭。浪漫愛誰也不能拯救。在理性化的鐵籠中，浪漫愛可以給我們帶來生活的激情和反抗秩序的可能，但將浪漫愛拔高到宗教的位置則可能掏空更大共同體的可能性。那些認為浪漫愛是幸福絕對保證的人，最終只能在影視劇中找到安慰。如果想讓浪漫愛維持下去，而不是穿上家庭的緊身衣，那麼就必須有完善的制度來承接家庭的經濟功能，如實現家務和養育勞動的社會化。為了爭取這樣的完善制度，我們就必須走出浪漫愛的小圈子，去擁抱公共之愛並結成更大更強的共同體。（許多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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