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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碳峰懸念

  全球矚目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下稱《聲明》)正式發布。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中國和美國的2030年氣候目標,均收穫大量好評,原因主要在於:積極。

  美國計劃於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範圍減排目標,並將努力減排28%。減排力度與2020年之前相比翻了倍。

  中國提出了兩個目標,一是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二是計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

  中國的第一個目標,讓全球氣候領域長期以來最大懸念之一——最大碳排放國的年度碳排放量何時停止增長並開始下降——有了答案,且比外部測算提前了十年左右。

  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指出,無論是美方目標還是中方目標的提出,都是經過多個智囊團隊論證和測算得出的,絕非「拍腦袋拍出來的」。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一位權威學者分析,中國兩個目標其實高度相關,相輔相成:第二目標即新能源目標,是實現第一個目標的保障;第一個目標也會促成第二個目標的實現。

  讓公眾好奇的是,會深刻影響中國未來十幾年經濟和社會的兩個新氣候目標,到底是如何確定出來的?其實現的難度到底多大?

達峰為何是2030年

  碳排放峰值,指一個經濟體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最大年排放值。峰值意味著該經濟體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長,進入一個平台期,而後下降。

  自上世紀70年代起,發達國家碳排放陸續達到峰值。其中,歐洲主要國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陸續達峰,美國、日本在2005年後達峰。發達國家達峰時的共同點是實現了後工業化,經濟增速放緩,GDP增速一般不高於3%,沒有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擴張,第三產業佔比約70%以上。

  二氧化碳的年排放總量,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學關係來表示:GDP(國內生產總值)乘以單位GDP碳排放強度。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近十年來,中國碳排放總量佔全球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碳排放佔全球約60%。因此,中國碳排放何時達到峰值,對全球碳減排大局來說,關係重大。近年,不少發達國家一直就此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儘早承諾達峰時間。

  「這就是一個GDP總量和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的乘法。但是中國的GDP一直在增長,如果你想讓溫室氣體排放停止增長,那麼單位GDP碳排放的下降率,一定要大於GDP的增長率。」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滕飛向財新記者分析。

  滕飛主要研究氣候變化國際政策與國內政策、氣候變化綜合評價模型及能源經濟學等,自2007年至今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談判,還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中國國家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主要作者。

  2014年公布的IPCC第五次報告指出,如果要實現本世紀末全球溫升目標(指將全球溫度升高幅度控制在2度以內),全球碳排放需要在2020年左右達到峰值,到2030年通過減排實現與2010年持平到減少40%(區間),到2050年需比2010年減排40%-70%(區間)。最後,到本世紀末,全球實現零排放。

  全球碳排放峰值既已提出,中國何時達峰的問題,就更自然地擺到了桌面上。全球都在等著中國的回答。

  滕飛介紹,國內學界對於中國碳排放達峰時間,爭論其實很大。碳排放總量取決於GDP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這兩個指標。各方爭論的最大焦點是中國GDP的增幅。對增幅預測不同,得出的峰值時間就不同。

  對於第二個指標,國內學術團隊其實爭議並不大。多數研究認為,到2030年中國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的下降率可達到4%-4.5%。爭議不大的原因,是中國「十一五」「十二五」期間,每年的碳排放強度下降率均約4%。如果未來進一步挖掘減排潛力,4%-4.5%下降率有望實現。

  但對第一個指標即GDP增幅的預測,各個學術團隊難以取得一致。在過去30年間,中國創造了年均約10%的GDP增長奇蹟。未來十幾年將如何?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未來20年,中國仍可以保持8%的經濟增速,但也有眾多國內外經濟學者認為中國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速低於4%。

  滕飛說:「如果認為中國經濟增長能很快從8%左右回落到3%-4%,那就會得出2025年甚至2020年達峰的結論。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高速經濟增長還能持續30年,那麼就會得出2040年、2045年之後才有可能達峰的結論。」

  那麼此次中國作出2030年左右達峰的承諾,預估的GDP增幅是怎樣的呢?滕飛介紹,此次中國對2030年的GDP增速採用了4%-5%的預測值。

  這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相符。「現在的國內研究,多數認為在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還會維持7%-8%的增速。然後逐漸回落,到2030年左右為4%-5%。」

「20%」與能源革命

  20%,這個百分率在未來十幾年,將與中國能源革命緊緊掛鉤。

  為什麼中國要作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的承諾。20%目標經過了反覆測算,是為實現2030年碳排放峰值中的另一個變數即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的預期下降率做準備的。

  自2005年至今,「十一五」「十二五」期間,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每年下降約4%。「這是通過關停大量小機組,淘汰落後產能實現的,這個潛力基本上已經挖乾淨了,關完也就沒了。未來想繼續維持4%,不經過額外努力,是不可能的。」滕飛說。

  滕飛告訴財新記者,據清華大學中國與新氣候經濟課題組的研究,如果要在2030年達峰,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的年平均下降率需要達到4.5%左右,而現有減排措施,僅能將未來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的下降率維持在3%左右。

  怎麼做到4.5%?怎麼挖掘減排潛力?答案只能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能源結構。最終解決問題,落實在控制煤炭能源,發展風能、核能、太陽能等非化石能源上。經過測算,如果非化石能源由現在的約10%的比重上升至20%左右,4.5%的下降率就可以實現。

  學者普遍認為,20%的非化石能源的實現,事實上意味著中國要進行一場能源革命。

  203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達到20%左右,相較於2009年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前夕提出的2020年佔比15%的目標,又提高了5個百分點。

  據普遍預測,203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將達60億噸標(准)煤。20%,意味著2030年中國的非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將達到12億噸標煤。

  何建坤現任國家氣象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並作為中國代表團專家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何建坤通過多種對比意圖形象地說明實現「20%」的難度。

  ——中國2013年的非化石能源消費約2.68億噸標煤,要達標,意味著17年間中國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增長4倍多,要新建8億到10億千瓦的非化石能源電站裝機量。「這相當於美國現在全國的發電裝機容量。」

  ——中國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預計為48億噸標煤,非化石能源佔比15%意味著非化石能源消費量約為7億噸標煤,這相當於整個日本的能源消費總量。

  ——從2020年至2030年的十年間,中國需要新增5億噸左右的非化石能源消費量,增幅超過70%。

  ——「中國現在的電力裝機為12億千瓦左右,煤電約佔70%-80%。就是說,中國未來17年間新增的非化石能源電力裝機,相當於現在全國的煤電裝機量。」

  以美國的清潔電力計劃為參照,美國到2030年時,電力部門二氧化碳排放要下降30%,「如果它也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電的話,只要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新建2億千瓦非化石能源裝機,而中國是8億到10億千瓦,是美國的4倍到5倍,比他們難得多。」何建坤告訴財新記者。

  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大力發展新能源,是發達國家降低碳排放的主要舉措。而在中國,這條道路更顯迫切,原因在於,這也是治理霧霾的根本之策。

  「『APEC藍』的實現,大家都知道,是因為好多工廠關了,汽車停了,化石能源消費減下去,就見效了。」何建坤告訴財新記者,如果僅著眼於末端治理,依靠燒煤、燒汽油時上減排設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何建坤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認識到,就是2030年時,中國的碳排放與能源消費並非同時達峰。按照現有思路設計,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碳排放達到峰值,但能源消費仍將增長。預計2030年以後的一段時間,中國每年仍需新增相當於1億噸標煤的非化石能源消費量。

達峰路難行

  在2014年11月初發布的中國社科院最新版《氣候變化綠皮書》中,該課題組也提出中國碳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後一段時間內出現,並從工業化、城鎮化、能源、人口和消費需求五個方面進行了論證。

  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預測,由於基礎數據選擇、研究視角和方法的不同,得出結果可能大相徑庭。比如滕飛認為,在建築、交通領域,由於人均可支配收入將持續增長,在2040年之前相關排放不會達峰。

  儘管學界對碳排放峰值的分析模型各有出入,但可以確定的是,以現有減排能力、產業結構來看,中國碳排放在2030年達峰是一個較樂觀的看法。

  滕飛告訴財新記者,2030年達峰的前提是,有多少辦法、有多大力度都得用上。「同時你還要寄望於,經濟增長不會超預期發展,像現在7%、8%的發展速度,如果持續到2030年,那麼你把能想的都用上,也達不到峰值。」

  何建坤分析,現在距2030年還有三個五年規劃,相關部門會根據達峰目標,分步落實到每個五年規劃。

  「『十二五』期間,我們制定的相關目標有三個,分別是單位GDP能耗下降16%,單位GDP碳排放強度下降17%,以及非化石能源比例到2015年達到11.4%。每個五年規劃都有這個目標的話,疊加起來就瞄準達峰來實現,比如非化石能源,到2015年是11.4%,到2020年是15%,『十四五』規劃還要制定2025年的目標。」

  何建坤認為,「十三五」之後,可能要引入總量控制,特別是煤炭消費總量,「可再生能源,像核能、太陽能,也都有單項的五年規劃,比如核電裝機到2020年可能要到5800萬千瓦,這個是要落實到具體廠址的,現在必須動工。」

  「再一點,能源價格和體制改革,比如煤炭價格較低,但外部成本高,要通過資源稅、碳稅將其對人的健康損害、環境污染體現出來。還要在『十三五』期間,建立全國統一的碳市場,現在僅是在兩省五市有試點。」

  此外,推動氣候變化立法,加強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的技術創新,也是學界業界呼籲多年的舉措。

  「前段時間,我們風電發多了,就棄風,水電發多了,就棄水。一是因為電網消納能力不夠,二是體制有問題,本來應該停煤電,但因為體制原因、利益博弈,卻停水電。」何建坤認為,將來一是發展智能電網,二是要發展分散式電網,可再生能源就地採集、轉化和利用,而化石能源則起調峰和保障功能。

  而在當前,智能電網和儲能技術在產業化方面並不成熟。滕飛認為,解決思路有很多,比如電動車發展迅速的話,未來電動車可能成為家庭能源中心,實現移峰填谷,此外,2030年之後儲能技術也會相對成熟。

  此次《聲明》發表的意義之一,便是通過設立「倒逼」目標,擴大可再生能源市場需求,催生相應的技術創新。

  滕飛則認為,「倒逼」這個提法仍偏傳統,「我個人傾向於更主動的觀點,中國應該認識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像電動汽車,是未來的大勢所趨。如果中國經濟要保證持續穩定增長,那麼必須要在新興產業里,找到能夠向產業鏈上游移動的點。你應該做這個趨勢的推動者,而不是追隨者。」

  一個好的動向是,《聲明》公布一周之後,國務院辦公廳公開發布《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

  該行動計劃顯有呼應目標之意,再次強調推進能源消費革命,降低煤炭比重,提高天然氣消費比重,安全發展核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推進能源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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