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必須作出抉擇：要麼熔爐社會，要麼宗教戰爭 | 冰川觀察

07-16

宗教戰爭恐怕是一種很有可能的情形。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妥協中，宗教信仰是最難以進行的一種。里納爾多和阿米達的故事，是基督教徒的一廂情願，因為皈依是不可能的事情。歷史已經將現實擺在那裡：是薩拉丁以血與鐵的方式終結了十字軍東征。

歐洲已經不再是一個宗教性強烈的地區了。但是，歐洲曾經發生過的幾乎所有殖民擴張，都發生在基督教傳教熱情的推動之下。可是，如果說地理大發現時代所宣稱的宗教戰爭多少帶有虛偽痕迹的話，那麼十字軍東征卻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奪回聖地的行動：不管其中帶著多少自耕農獲取財富的夢想。然而這場血與鐵的爭鬥中，卻有著令人難以想像的血色浪漫。「里納爾多和阿米達」是文藝復興時期各國畫家都曾經創作過的題材。十字軍時代的血色浪漫099年，被稱為基督教第九偉人的法國貴族布永的戈弗雷圍困了耶路撒冷。他麾下最驍勇善戰的當屬里納爾多。阿拉伯國王阿甘特派出巫女阿米達去刺殺里納爾多。但是阿米達立即墜入了情網。穆斯林怎能愛上基督徒？她惟一的辦法就是用巫術迷住了里納爾多的心智，並和他一起住進了一座魔幻城堡中。然而，戈弗雷派出的士兵最終找到了里納爾多，並用鑽石鏡子喚醒了里納爾多。騎士重披盔甲衝鋒陷陣。憤怒的阿米達組織起穆斯林軍隊反攻里納爾多，卻多次被勇敢的騎士所敗。羞憤的阿米達正要自殺的時候，里納爾多拍馬趕到，救下了異教徒情人，並且讓她皈依了基督教。

文藝復興時期的大音樂家亨德爾曾經寫過一部三幕音樂劇，結局是里納爾多和基督教的一位公主結了婚，而阿米達和阿拉伯國王阿甘特都皈依了基督教。在歐洲泛宗教化的時代里，當然只能是這個結局。至於里納爾多和阿米達是否曾經有過原型，現在已無據可查。但我猜想在那個異教徒勢同水火的年代裡，這樣驚天動地的愛情只能是想像。至於十字軍，最終還是被偉大的阿拉伯國王薩拉丁驅逐，慘敗而歸，成為了開啟歐洲現代社會的一把鑰匙。今天的歐洲有點「反十字軍東征」的意味。只是穆斯林「攻陷」歐洲，卻並不是以宗教征服的方式，而是以難民和移民的方式。我猜想在歐洲龐大的穆斯林移民人口中，與基督教徒的情愛故事應當並不少見。但這種個體之間的浪漫故事，只怕對於整體的狀況於事無補。在我看來，今天阿米達恐怕不會皈依基督教。反而，歐洲即將面臨一場新的宗教戰爭。人口數量的恐懼敘利亞危機所引發的難民潮已經演變成了歐洲一個常設性的敏感話題，甚至可以說是直接引發了英國的退歐公投。但是穆斯林在歐洲的人口增長，早就已經成為一個顯性現象。皮尤民調中心的資料顯示，在歐盟國家中，2010年法國和德國都已經擁有了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德國擁有476萬穆斯林，人口佔比5.8%；法國有471萬人口，佔比7.4%。

在西歐，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擁有了數量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到2010年的時候，歐洲收納了130萬穆斯林移民，德國的來源國主要是土耳其，也包括了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之後來自於南歐和中東的移民；法國的主要移民來源地則是它的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從絕對人口優勢上而言，歐洲土著人口對穆斯林有著絕對壓倒性優勢。不過數據背後的情形卻令人更加令人憂慮。其一是伊斯蘭教是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宗教，預計到2050年將增長73%，而基督教的增長是35%（佛教甚至是-0.3%的增長）。這個數字中，歐洲將是主要的增長區域；其二是出生率對比。全世界的非穆斯林-穆斯林對比是2.3%：3.1%，而在歐洲是1.5%：2.1%。近年來歐洲所遭受到的來自於與穆斯林相關的綜合壓力在不斷增長。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和人口壓力。儘管歐洲在對穆斯林的態度上分野很大，但是民間已然對穆斯林日益增長出警惕性與敵對性，更為危險的是，在西歐的一些主流國家中，對穆斯林懷有敵意的人口居然佔大多數，其中尤其以義大利和西班牙，在民調中都超過了50%。

人口數據也許並不是最終的恐懼來源，更大的來源是對於穆斯林意識形態的恐懼。以建立宗教政權作為目標的伊斯蘭主義，在整個穆斯林世界裡都呈上升趨勢。超過一半穆斯林人口贊成建立伊斯蘭教法政權在許多國家都非常普遍，其中有許多我們認為已經是非常世俗化的國家。在阿富汗，99%穆斯林人口贊成，巴基斯坦84%，埃及84%，馬來西亞86%，印尼72%，伊拉克91%，連俄羅斯都有42%。儘管生活在歐洲這些純粹的世俗化國家裡，儘管並非極端伊斯蘭主義者，但是許多穆斯林人口也都贊成將伊斯蘭教法作為國家法律，這恐怕才是歐洲人最為恐怖的噩夢。多元主義的失敗我一直反對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他認為，隨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意識形態鬥爭的結束，世界的衝突將從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演變成為文明之間的衝突，包括歐美文明和儒家文明，歐美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等等。他在2003年有生之年的最後一部大作《我們是誰》中，憂心忡忡地提出，美國的「大熔爐」已經消失，傳統的盎格魯-薩克遜文明，已經被蜂擁而至的亞太移民、拉丁美洲移民（Hispanic）所改變，美國面臨著嚴重的身份危機。

在我看來，亨廷頓根本就是無稽之談。世界各大文明的衝突，從根本上來說從來都不曾被所謂的「文明」所左右。在加州大學戴蒙德的系列人文地理學著作中，已經通過對文明的崛起和衰落做了最好的註解。由於地理、資源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各個國家之間的傳統衝突，從來都是建立在土地、資源和自然條件之上的。迄今為止最為慘烈的兩場世界大戰，哪一個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的？相反地，為了維持意識形態的戰略生存，各個國家都小心翼翼維持著「零和遊戲」的平衡點，以試探性的、代理人的和小規模的戰爭作為主要方式，從來都不曾進入大規模的衝突。

悲劇會重演嗎？

然而，對於戰爭的恐懼和意識形態的陰影，歐洲隨後進入了一個幾乎是「價值觀虛無主義」的多元化時代。這種多元化常常為了維持「文明均勢」，或者是「文明平衡」，不惜扭曲制度，以適應新移民的文化或者宗教需求。雖然整個穆斯林人口在歐洲並不佔有優勢，但是穆斯林文化甚至是伊斯蘭主義的濫觴已經成為歐洲非常嚴重的問題。不久以前所爆發出來的英國士兵在不知覺間食用了清真食品就是一個明確的案例。為了滿足少數穆斯林士兵的清真需求，英國的軍需供應部門向全體軍隊提供了清真食品。美國的大熔爐並沒有像亨廷頓想像的那樣失敗。在整個美國的穆斯林社區中，世俗主義在二代、三代穆斯林中是普遍共識。儘管在美國的大學中不乏看見穆斯林女生帶著頭巾的現象，但是多數僅僅是對於習俗的尊重，她們並沒有蒙上面紗。此外，她們就像任何一個世俗國家的女生一樣，獨立、自我、平等，追求事業的成功與他人的尊重。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伊斯蘭教法是一個難以形成的虛假的概念。但是歐洲在多元主義的催生之下，穆斯林人口保存著十分完整的文化建制，他們在歐洲形成了國中國、市中市、區中區。在穆斯林社區之中，他們完全按照移出國的形態繼續生存，進行宗教儀式、教育青年教眾、行使宗教習俗。這足以解釋在數次的恐怖主義行動中，二代穆斯林充當了急先鋒：因為年輕的穆斯林更加容易受到極端主義的蠱惑而成為伊斯蘭主義的行動者。在歐洲穆斯林人口的調查中，歐洲穆斯林的平均歲數是32歲，而基督教的平均歲數是42歲，所有歐洲人的平均歲數是40歲。年輕穆斯林教眾對歐洲世俗主義的挑戰，恐怕是歐洲面臨的真實危機。

歐洲多元主義的失敗，以及整體歐洲人口的右傾，針對穆斯林的限制和壓力就會不斷加大，這會導致整個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反彈和向伊斯蘭主義的進一步傾斜。在我的朋友聽橋所翻譯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約翰·歐文四世的文章《歐洲宗教戰爭對現代中東的啟示》中這樣說道：「總有一天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之間的爭鬥也將終結。然而，終結將如何發生，並且中東民主的前景如何，都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宗教戰爭恐怕是一種很有可能的情形。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妥協中，宗教信仰是最難以進行的一種。里納爾多和阿米達的故事，是基督教徒的一廂情願，因為皈依是不可能的事情。歷史已經將現實擺在那裡：是薩拉丁以血與鐵的方式終結了十字軍東征。放棄多元主義與沒有邊界的人道主義，是歐洲必須要認清的現實。現代世界是建立在民主制度、法制社會與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的。美國移民的大熔爐制度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榜樣，惟有任何一個種族的人，都能夠平等地融入一個以民主、法制和民族的制度之中時，才有可能形成平等與和平的相處。這就是歐洲今天的岔路口：一邊是宗教戰爭，一邊是熔爐制度。沒有第三條道路。長按二維碼，向作者打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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