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歸，袁世凱與孫中山的獨裁夢

殊途同歸，袁世凱與孫中山的獨裁夢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開始習慣於要從轟轟烈烈的歷史運動中要找出中流砥柱來，要找出其中的領袖，並將所有的光環賦予其身上。將千千萬萬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參與甚至付出生命的運動，變成某一個人、某個團體的功勞，我們的辛亥革命的歷史觀就是如此。

一、 是誰觸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最先是在四川、湖北、湖南發生的，而在兩湖地帶，促進辛亥革命的主要勢力有三股：會黨、立憲黨人、同盟會等。他們的情形大致如下：

（1）憲政黨人。憲政黨人也是革命派，只是他們主張的是顏色革命。我們主流的歷史觀一般將其視為投機的、甚至反動的力量，這對於他們是不公平的。他們只是主張和平演變為首要的手段，而不主張暴力革命。由於他們地位的合法性，他們在宣傳（憲政）革命發揮了其他政治勢力不可替代的作用。

（2）會黨。會黨是民間團體，派系繁雜，但人數眾多。兩湖、四川一帶的會黨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發動者。兩湖的會黨既參加過唐才常的自立軍運動，也積极參与華興會組織的反清起義。部分會黨曾經以「共進會」名義加入過同盟會，但後來由於認為同盟會不重視長江流域的活動，於是自行活動，逐漸脫離了同盟會。僅和同盟會原華興會部分有一定聯繫。

（3）同盟會及光復會。我們主流認定的革命團體。由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黃興之華興會、陶成章之光復會等組成。該組織長期在海外活動，成員人數不多。三派勢力也曾矛盾重重，後光復會退出。長江流域一帶活動以黃興之華興會部分為主。

當時絕大部分參與辛亥革命的人並不知道同盟會和孫中山，更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共和國。我們現在將辛亥革命的功勞歸於同盟會，歸於孫中山，這是否符合事實呢？究竟是誰促發了辛亥革命？

我們不妨對比這樣兩次起義。1911年，中國先後發生了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兩者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經過精心組織、策劃，而後者則是倉促起事，甚至連像樣的起義指揮者都沒有，而結果卻讓我們大跌眼鏡。

其實，我們換一種思路來看就不奇怪了。武昌起義及其成功是憲政系力量一系列活動的必然結果，和同盟會單純組織的軍事冒險活動存在顯著的差異。

憲政黨人表面上是追求憲政革命，不謀求推翻滿清，這也給他們帶來了明顯的好處，就是他們擁有了合法的身份，這使得他們在宣傳民主革命上，擁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比如那些留學國外的學生，其中一些具有憲政思想而並未參加革命黨的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國加入軍政界，為以後的辛亥革命掌握基本的力量。一些親革命的新軍中高級軍官，也是因為先接受憲政思想，才在關鍵時候毅然起義的。

另一批立憲黨人，如直隸孫洪伊、江蘇張謇、湖北湯化龍、湖南譚延闓、浙江湯壽潛等，則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國會請願運動。國會請願運動共進行了三次，每次請願活動進行的時候，各地的請願代表都會受到上萬的群眾歡送，請願代表還徵集到幾十萬人的簽名。第三次請願的時候，甚至連滿清的18省督撫將軍也聯名聲援（官員們大多同情革命，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另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請願運動自然沒有結果，可是積極意義是不可抹殺的，因為這是對辛亥革命最好的預熱，正是因為這些顏色革命運動的開展，才使得廣大的人們在辛亥革命時一呼百應。這是同盟會組織無法起到的作用，也是辛亥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準備。

武昌起義真正的起因是保路運動。在立憲黨人準備組織第四次國會請願運動時，另一個事件轉移了立憲黨人的注意力，那就是川漢、粵漢鐵路的國有化。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立憲黨人自然不願意放棄這個為民請命的機會，他們立即組織起來，堅決反對鐵路國有化，並在各地發動了規模龐大的保路運動。

保路運動的領導核心一直是憲政黨人，他們取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民眾、會黨、新軍、甚至是大批的滿清官員。在即將發生的革命中，這些人其實早已經被憲政黨人在不知不覺中染了顏色。

無論憲政黨人是否有這樣的預謀，清政府不得不面臨這樣的難題，如果不鎮壓（立憲黨人也力求避免衝突），這些憲政黨人會越鬧越大，如果要鎮壓，已經失去了最好的時機。但清廷決定要挽回自己的顏面，給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一些厲害。

同情民眾的川督王人文被免職，繼任的趙爾豐雖然先是同情保路運動，可是最後還是決定要維護大清的權威。他抓了四川立憲黨和保路會的首領蒲殿俊、羅綸等人，還殺了請願要求放人的民眾三十餘人。在人命如草的年代，消滅三十幾個衝擊政府的暴徒，算不了什麼大事。但被立憲黨人發動起來的幾十萬人們會怎麼辦，他們會答應嗎？

真正的辛亥革命首先爆發在四川榮縣，發生於1911年的9月8日。四川的立憲黨人不會組織暴動，他們大多都是文人，甚至連軍事都不懂。組織武裝革命的任務交給了一貫驍勇的會黨成員們。四川的哥老會組織首先在榮縣發到了起義，他們將保路會變為保路軍，在人們的紛紛響應下，殺向了四川首府成都。

會黨組織早就滲透到了新軍內部，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帶。經過了立憲黨人組織的一幕又一幕聲勢浩大的革命預演，新軍中的會黨們早就對清廷失去了興趣，他們在等待那個時刻。10月10日，湖北新軍們在無人帶領之下，發動了起義，佔領了武昌。12天後，湖南、陝西的會黨們響應，辛亥革命在全國呈現燎原之勢。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很顯然地看到，對民眾充分的宣傳，是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當然這種宣傳並不是一開始就要推翻滿清，而是通過聲勢浩大的運動讓人們對滿清失去信心，從而等待革命的那一刻。這種革命的前戲，不是孫中山的同盟會所能做到的。雖然四川、兩湖一帶有同盟會活動的身影，但絕大部分起義的參與者，並不認識同盟會員，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宣傳而起義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孫中山組織的起義中，民眾只是冷漠的看客。而在憲政勢力最活躍的地區，辛亥革命卻可以一呼百應？其中的答案不難得出。立憲黨人也不是武裝革命的看客，一些軍界的立憲黨人，或者發動武裝起義，或者積極響應革命，如蔡鍔、吳祿貞、藍天蔚等。而文人出生的立憲黨人，在當地革命爆發後，大多都第一時間參與革命，組織政府，穩定政局。湖北的湯化龍，在起義的第二天就主持了湖北起義部隊的會議，組織革命政府（此時革命的風險還是非常大）。當然，我們主流歷史上將立憲黨人的行為稱之為竊取革命成果，那麼他們的行為和在革命時期一直在外國喝咖啡，等到南方大局基本穩定後才回國的孫中山相比，又有怎樣的不足呢？

最先起義的長江中上游地區、西南地區，基本遵循的是這樣的模式，立憲黨人發動了一系列的國會運動、保路運動，民眾和大批官員於是同情顏色革命。矛盾終不可調和，於是會黨率先起義，官員或是同情革命的（特別是新軍官員）、或是直接參与革命，起義後又和立憲派組織政府。同盟會也參與了其中的活動，無奈人數太少，影響不大，其發揮的作用也非常有限。這也正好解釋了在率先建立的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政權中，孫中山及其同盟會並無多大影響的緣由。

二、形形色色的革命者

（1）立憲派：如前面所說，立憲黨人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推動力量，也是積极參与的力量。在雲南、貴州、四川、湖北、廣西、湖南、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立憲派不但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我們的主流歷史將立憲派看著是消極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並以此來認為立憲派在革命後取得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因為「竊取」了革命成果，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2）會黨：是參與辛亥革命最廣泛的組織群體，武昌起義實際是由會黨「共進會」發起的。幾乎所有地區的起義中，會黨力量也成為了絕對的主力。由於會黨自身的局限，在革命後各派勢力的爭鬥中，會黨遭到了各派勢力的圍剿，殘害他們的勢力，既包括立憲派、更包括孫中山系的同盟會集團。

（3）前清官員：其實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武昌起義後，許多地方的前清官員，包括文官、武官，或者消極鎮壓革命者，或者自身投入到革命當中。例如，江蘇巡撫程德全、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等。其中程德全的轉入革命，對推動華東地區革命形勢發生巨大影響，而沈秉堃則組織北伐軍，增援武昌義軍。至於參加革命的前清武官，更是不計其數：第十鎮（師）統制孫道仁、江北提督第九鎮統制徐紹楨、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新軍第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等。

這些前清官員在起義前大多和革命黨並無聯繫，只是同情革命（當然主要是顏色革命）。當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們或者在立憲黨人的勸說下，或是革命黨人的鼓動下，參加了革命。這些人的參與，使得革命從自發的小規模暴動，變成了更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行為。當然，這些人也有竊取革命成果的嫌疑，但事實上，他們參與革命的時候，革命形勢還是處於極其危險的時刻，正是他們的大量倒戈，才使得形勢得以根本逆轉。

（4）同盟會和光復會：他們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組織。同盟會本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為主組成，但是由於孫中山的個性專斷，他們之間很快就爆發了矛盾。首先是黃興對於孫中山在確定青天白日旗一事非常不滿，後是光復會陶成章對於孫中山在財務管理和對民報的支持等的問題極為不滿。

黃興的華興會主要來自湖南等內陸省份，如果和海外背景強大的孫中山鬧翻，不僅會削弱同盟會，而且連華興會自身的生存也存在問題，黃興等很快決定繼續支持孫中山。可是陶成章不願意容忍下去，在倒孫未果後，就率光復會退出了同盟會。

陶成章是個充滿熱情的人。重組光復會雖然要從頭開始，可是經過一番積極的活動，居然成效也不小。一些原本是同盟會而對孫不滿的人，也轉而加入了光復會，海外籌款也收穫不小。可是光復會的發展卻與同盟會形成了巨大的競爭，在一些地區，人們注意到了一個新的革命領袖--陶成章，而這是孫中山不能容忍的。於是，奇怪的事情出現了，當武昌的革命者正準備起義的時候，海外最主要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和光復會正在忙於口舌之爭而好不熱鬧。

新的光復會除了繼續在江浙一帶保持優勢之外，還吸收了湖南著名革命家李燮和、廣東會黨領袖許雪湫、陳芸生等，勢力不可小視。

在辛亥革命中，真正由這些革命黨組織的起義光復的地區，只有上海、浙江、廣東等。不過沒過多久，光復這些地區的革命者們很快又相互殘殺起來，最終同盟會將光復會勢力消滅了。

三、在革命中膨脹的私慾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每逢改朝換代，推翻原政權要簡單的多，而如何分配權力是最重頭的戲份，往往會演變成起義者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比如秦末戰爭、隋末戰爭、元末戰爭等等。滿清王朝被推翻，情形也大致相同。所謂辛亥革命有多少革命的成分，看看今天的人們，我們就該知道百年前的那個時代，是沒有幾個人懂得什麼叫民主、什麼叫憲政。即使是號稱「最革命」的同盟會，也看不出有任何憲政素養的體現。和歷代起義者一樣，「革命者」和投機者毫無差別地投身於權力的爭鬥中。

1、 同盟會對光復會的殘殺

辛亥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可是為了革命奮鬥了十幾年的同盟會成員們卻不那麼高興了。首先起義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華中、西南一帶，而領導這些起義的，卻不是同盟會的人員，在新建立的第一批政權中，同盟會居然占不到一席之地。

為了出走被動的局面，同盟會決定由自己為主導在上海發動起義。可是冤家路窄，老對頭光復會的二號人物李燮和也來到了上海，他利用上海軍警多是自己湖南老鄉的優勢，說服了上海巡警起義，而成功運動的警察部隊多達數千人。

同盟會和光復會暫時達成了合作起義的意向，光復會的數千軍警、同盟會的數百黑社會分子（青幫敢死隊）和一些商團準備聯手行動，要一舉光復上海。同盟會的首領是陳其美，他擔心自己的人數太少，會在勝利後因功勞不夠而得不到上海的大權。他決定出一著險著，自己帶著青幫弟兄搶先進攻江南製造局，一旦攻下那裡，就可以獲得大量的武器從而控制上海。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陳其美帶著自己的幾個弟兄沖了進去，很快就被清軍俘虜。好在李燮和不計前嫌，重新組織隊伍進攻，終於攻進了製造局，逐走清軍，將陳其美救了出來。上海光復了，陳其美卻沒有立下奇功，反而還欠了李燮和一個人情。不過，陳其美畢竟是青幫出生，他把選舉上海都督的會議變成了一場鬧劇，他的手下在會場拿出炸彈，威逼大家選出了陳其美當上上海都督，至此，同盟會終於以光彩的方式獲得了第一個都督的寶座。李燮和和他的部下自然不服氣，於是在吳淞成立軍政府，和上海的陳其美政府形成了水火之勢。後來，由於財政不足，加之李燮和也不願意革命黨人自己火拚（陳其美派來刺客暗殺李燮，李僥倖逃脫），帶著光復會的部隊去解放南京去了。

同盟會和光復會幾乎同時也將目標投向了浙江。浙江是光復會的重要基地，勢力較強。取得上海控制權的同盟會也組建敢死隊，奔赴浙江準備發動起義。浙江的合作倒也順利，起義者很快佔領了杭州，浙江迅速光復。圍繞著浙江都督的位置，雙方又展開了一番角逐。光復會認為，自己在浙江勢力較大，且上海算是讓給同盟會的，那麼浙江的都督應該是由光復會的人來擔任，光復會的首領陶成章決定自己去角逐這個位置。可是陳其美絕不答應。一來陶成章是孫中山的政敵，在南洋曾痛批過孫中山，二來，浙江上海近在咫尺，一旦浙江落在光復會的手中，將來對同盟會是十分不利的，況且，從個人私怨來說，陳其美也很痛恨陶成章，在共同籌划起義的時候，陶成章給了陳其美數萬經費，卻叮囑陳不得拿之去嫖賭揮霍，陳當即心中記恨。不讓陶成章當上浙江都督的最好辦法，就是消滅陶成章。陳其美派出的殺手，一位叫著蔣介石的青幫小弟，在一家醫院將光復會的首領陶成章槍殺了。

浙江都督最終誰也沒有拿著，先是給由中立的立憲黨人湯壽潛擔任。孫中山當了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湯被任命為交通總長，浙江都督一職落在了曾經是光復會出生的同盟會員蔣尊簋頭上，袁世凱擔任總統的時候，原光復會（此時光復會已滅亡）成員朱瑞當上了浙江都督。同盟會始終未能控制浙江。

廣東是同盟會的另一個基地，在辛亥革命在全國蔓延的時候，廣東各地的民軍也紛紛起義。同盟會人員獲得廣東的控制權是在料想之中的事情，可是同盟會必須除之而後快的事情就是消滅粵東光復會的隊伍。潮汕民軍的領袖許雪湫曾是孫中山依賴的一支力量，許還多次指揮了孫領導的會黨起義，但很快許與孫發生了衝突，許雪湫、陳芸生等一氣之下加入了光復會，成為新光復會的重要領導人。辛亥革命之時，許雪湫等人回到潮汕，組織民軍起義，光復了潮汕等地。為了徹底消滅潛在的危險，已經控制廣東大權的同盟會領導人胡漢民、陳炯明將許雪湫、陳芸生、陳涌波等一批廣東的光復會首領全部殺害。

至此，一個曾經非常重要的革命團體光復會被消滅了，滅在革命勝利之時，滅在其他的革命者之手。

2、 對會黨的殘殺

辛亥革命真正的發動者是會黨組織，但這些會黨的命運卻十分悲慘，他們推翻了滿清王朝，卻遭到了其他當權者的聯合絞殺。我們主流的歷史主要會提及立憲黨人殺害會黨的情形，但實際上，同盟會政權也在大肆屠殺會黨及會黨領袖。

第一個當都督的會黨人物是湖南的焦達峰、陳作新。會黨擔當政權，把湖南政府當做了江湖堂口，一幫江湖人士充斥其中，自然讓立憲黨人、士紳、同盟會等各派人士非常不滿。不久，一個軍官梅馨發動了政變，殘殺了焦達峰、陳作新。後各派推舉立憲黨人譚延闓為湖南都督。主流歷史上稱這次政變是立憲黨人發動的，但這是沒有什麼依據的。受益者也絕非是譚延闓，會黨組織被清除湖南後，同盟會員得以在湖南擔任重要職務，使得湖南成為受同盟會影響較大的省份。

立憲黨人也直接殘殺會黨。貴州的起義是兩派立憲黨人聯合會黨發動，起義成功後，政權落在了較激進的立憲黨人（自治學會）和會黨手中。不久貴州執政者發生內亂，另一派立憲黨人在雲南軍隊的支持下，清洗了自治學會和會黨組織。

同盟會對會黨的殘殺主要發生在江西、廣東等地。江西的起義首先發生在九江，領導起義的是新軍標統馬毓寶。而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是馬手下的會黨首領洪幫老大朱漢濤。在朱漢濤的勸說下，馬同意起義。而且在起義過程中，朱漢濤利用自己的會黨身份，使得很多地方不發一槍就取得勝利。馬毓寶成為了江西第一個都督，而朱漢濤是馬的得力部下，也是江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功臣。同盟會對江西都督一直是必欲取之，為了得到這個都督的位置，採取了各種手段，最終都落空，直到孫中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依靠總統的權威，才強行任命李列鈞擔任江西都督。為了排除異己勢力，李烈鈞將擔任九江警備司令的朱漢濤未經合法程序就殺害了，從而逼迫馬離開江西。朱臨刑前說：「我沒有對國家不起，對人民不起，對革命不起之事。」朱身中九槍未倒，對此，受過朱無私幫助的李烈鈞部下、後國民黨桂系高官劉士毅對此為終身憾事。李烈鈞對會黨領袖的殺害，導致了江西會黨開始了反李鬥爭，會黨多次在江西組織起義，而李烈鈞的鎮壓也極其殘酷，曾經將一百多被殺害的會黨分子頭顱掛在南昌城內。後袁世凱是以李烈鈞在江西濫殺無辜的罪名將其解職的。1913年，上海數十名會黨成員先於國民黨舉行反袁起義，失敗後逃入江西，希望和袁世凱不和的李烈鈞能保護他們，但被李烈鈞交給了袁世凱而全部被殺。

廣東的光復依賴會黨的紛紛起義。然而革命之後，這些會黨武裝就顯得多餘了，而且也是同盟會當局的潛在危險。廣東會黨武裝最多時候多達十餘萬人，為了消滅這些武裝，胡漢民、陳炯明採取了裁撤、殺害等手段。對於自己構成危險的武裝，以土匪的名義加以殺害，如前面所說的粵東民軍，光復會第三號人物許雪湫的隊伍。曾追隨孫中山多次起義、辛亥時光復惠州的會黨領袖王和順部，也被廣東當局武力消滅。許多被裁撤的會黨，後又在針對返鄉會黨「滋事」的清鄉行動中被隨意殺害。對於同盟會內部反對自己的，也以各種罪名殺害。例如同盟會員黃世仲，本是著名報人，後聯絡會黨起義，成為廣東民團總局局長，後來竟然也以「圖謀不軌」被胡漢民槍殺。廣州《公言報》的記者陳聽香因為黃世仲鳴不平，竟然也被處決，成為民國後被當局殺害的第一個記者，而這個當局是革命的同盟會當局。

相對而言，湖北的共進會作為革命首義之地，其命運還算好的了，除了張振武被黎元洪殺害，大部分首領或者成為黎元洪的重要助手，大部加入民社，政治上和同盟會想對，或者加入後組建的國民黨等其他政黨。比之其他地區，湖北會黨武裝雖然也遭裁撤，但沒有遭到其他地區的命運。張振武被殺害，則主要是由於張黎之間一直存在的恩怨。

四、誰來問鼎最高權力？

辛亥革命前期，武昌是革命當仁不讓的中心。各地起義軍紛紛派遣援軍支援武昌，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號令也在各光復地區行走。此時的同盟會還在前次失敗影響中消沉，對武昌起義的勝利有些猝不及防。好在同盟會有個拚命三郎黃興，湖北義軍也孤掌難鳴，急需各種形式的支援。

雖然孫中山還下落不明，但黃興在起義後幾天內趕到了武昌。黎元洪大喜過望，於是拜黃興為總司令，指揮義軍作戰。然而，黃興雖然是個勇敢的革命家，也帶過上百人的敢死隊，但指揮大軍作戰，卻是他的頭一遭，而且，他的麾下是組建不久、幾乎沒有受過訓練的萬餘民軍。他的敵人，則是訓練有素，且深諳兵道的北洋大軍。經過一個左右的鏖戰，武昌義軍損失慘重，漢口、漢陽失陷，而武昌也隨時會陷落。好在袁世凱並不想馬上拿下武昌。

在武昌和北洋軍激戰的同時，其他地區紛紛起義。十一月，華東地區紛紛獨立，一個新的天地出現了。對於同盟會來說，武昌越是成功，黎元洪的地位就越高，而對同盟會並無多大益處，況且武昌已經陷入重圍。而上海已被同盟會控制，華東其他起義地區也沒有領袖級的人物，此時不去華東，更待何時？況且，黃興和武漢眾將領已經關係失和，留在這裡還不定發生什麼情況。於是，黃興一句兄弟先走一步，等俺在華東穩定了，定帶兩萬精兵來助，離開了武昌。

南京的清軍雖然實力不弱，但起義的大軍雲集，拿下南京是遲早的事情。江蘇、上海、浙江等地的革命軍經過幾番血戰，終於拿下了南京。拔除了華東地區清軍最後的釘子。黃興作為唯一的革命領袖（在武昌的地位是在黎元洪之下），成為南京基地的革命長官。

於是，革命最高權力的爭奪開始了。首先是兩個中心的爭奪，武昌作為首義地區，當然希望武昌成為革命政權的中心，各地革命政府也認同這一點，各地的代表紛紛向武昌趕來，可是，由於武昌戰局的急轉直下，各地代表開始擔心起來了。南京光復之後，那些華東地區的起義者們於是發話了，革命大本營總不能再敵人的炮火危險之下吧，於是，大家又都趕到了南京。

誰來做革命政權的最高領袖？在同盟會的領地上海，各地留守代表選舉了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可是這個提議被包括兩個當事人在內的大家拒絕了。首先，黎元洪非常不滿，湖北是革命的首義之地的都督（雖然黎是被動革命的，但武昌起義將領大多支持黎元洪），而黃興曾是自己的前線總司令，且打了敗仗，又要放棄武昌，湖北將領對黃興其實已經不滿了（包括同盟會員）。此時，同盟會和光復會的衝突已經發生，光復會將領對同盟會也產生了抵觸情緒，陶成章、朱瑞、章太炎、李燮和等均反對黃興擔任大元帥。各立憲派、前清反正官員控制的政府則沒有自己的人選，他們只是希望早日組建臨時政府，好與北洋軍抗衡。黃興不願在眾人反對中上台，最終各方達成妥協，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但以黃興代行大元帥之職。

在國內在為誰當革命政權首腦發生第一輪衝突的時候，孫中山已經開始在海外以未來總統的身份展開活動了。.此時的孫中山，是革命的一面旗幟，人們不知道孫是怎樣的人，但是知道孫的回國也許會化解黎黃之間的分歧。在國外遊歷一番後，孫中山回到了戰局已經穩定的國內。與黃興直接趕赴十分危急的戰場不同，孫回到了同盟會的大本營廣東、上海，去接受人們對海外革命家的歡呼。不過，黃興是顧全大局的人，他既顧全革命的大局，也顧全同盟會的大局，他毫無怨言地支持孫擔任臨時大總統。

同盟會內部發生了小的爭執，孫希望總統前面不要有臨時二字，也希望未來的政權不是內閣制，而是總統制。孫雄心勃勃，他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受到約束。同盟會內部唯一懂些憲政的宋教仁不同意這樣的設計，正當衝突即將發生的時候，顧全大局的黃興要求這些以後再說。

當時，能成為臨時大總統的只有四個人：黎元洪、黃興、孫中山和袁世凱。黎元洪的資歷不足，而黃興成為了同盟會與其他勢力矛盾的替罪羊，袁世凱此時還在清廷陣營，問鼎臨時總統位置的，只有孫中山。各省代表一番選舉，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當然，這不並不表示大家有多擁護孫中山，幾十天後，當袁世凱迫使清廷退位後，各省代表又齊刷刷地投票給了袁世凱。

五、在困境中掙扎的臨時大總統

革命者需要大總統，唯有這樣，各自為政的起義省份才可能和清廷對抗，才可能解決隨之而來的軍事、財政問題，才可能緩解各地越演越烈的相互殘殺事件，還有，對於很多省份而言，這樣才可以在和袁世凱談判中施加壓力。可是，孫中山的這個臨時大總統並不好當

（1） 財力窘迫的臨時政府

孫中山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要麼組織北伐，直搗清廷，要麼和談，儘早結束南北對持的局面。這所有的問題，圍繞的是一個核心：錢的問題。

一個政府的運轉是離不開錢的，而此時的臨時政府，財政系統幾乎是空白。各地控制在各派勢力之中，臨時政府向他們要軍隊，他們可以給，而且也樂意給，要錢就沒有。這也怪不得地方政府不支持，哪個地方都沒有錢，還都巴望著臨時政府支持呢。

此時，雲集到南京的革命軍隊有二三十萬人，革命聲勢雖然浩大，可是開銷卻一樣龐大。軍隊沒有錢，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南京地區就多次發生亂兵暴亂（無其他政治意圖，就是為了填飽肚子），黃興嚴厲鎮壓也不能杜絕（一次就處決了幾百亂兵）。更別說展開北伐的花銷了。

好在孫中山還算能理財，當然，這也是大家選他當總統的原因，尤其是光復會的一些將領（此時陶成章已經被殺害）。可是臨時政府是個龐大的攤子，孫中山使勁渾身解數，也難以募集到足夠的錢讓它運行。

第一招是向華僑募集借款。這件事其實在武昌起義前就開始了，先後募集到了一百多萬，當然，用在南京政府開支有多少就很難說了。第二招是發行軍需公債，可是臨時政府控制地區有限，到哪裡去發行？況且，各個地方沒有錢了也要發行債券。儘管如此，靠著這一項，還是籌集到了四百六十三萬元。還有，就是從江蘇鹽稅中要了一百一十萬元，孫中山還想多要些，但兩淮鹽政總理張謇不答應，兩人為此幾乎翻臉了。

唯一的指望，也是孫中山寄予最大希望的，就是借外債了。英美對臨時政府並不感冒，向外借款的主要對象就是日本了，況且孫中山和日本的關係不錯。首先是以江蘇鐵路公司為抵押，向日本大倉洋行借了三百萬元，黃興、張謇也以私人名義從日本三井洋行借到日金三十萬元來籌建南京政府。

這點錢還不夠填牙縫的，所以還得借錢。可是，這時的中國國力孱弱，國家信用極低，列強對中國又虎視眈眈，豈能在不傷主權的前提下借到錢？雖然孫中山聲稱借外債應該「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可是真正實施起來，才發現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臨時政府於是又展開了以招商局為抵押和漢冶萍中日合辦的兩筆貸款。這兩筆借款立刻遭到了全國輿論的批評，認為前者出賣了中國的航運業，後者是賤賣了中國企業和資源，反對之聲不絕於耳。這樣的決議自然是通不過參議會的。特別是漢冶萍借款，臨時政府已經偷偷拿到了二百萬元，更是激起了參議員們的不滿。儘管孫中山和黃興為了錢的事情幾乎苦苦哀求，聲稱沒錢的話，「將陷於革命軍解散和革命政府垮台的危機狀況」。黃興幾乎累得吐了血，但兩筆貸款都被迫中止。其實孫中山所面臨的問題，和袁世凱在善後借款遭遇的問題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孫沒有撐過去，也沒有能力強行借款，但袁世凱做到了。

無奈之下，孫中山和黃興甚至想到了和日本人締結秘密協定，以一千萬元將滿洲租借給日本。待拿到了錢，武裝了軍隊，看誰還敢說空話？！可是日本人沒有答應。他們認為滿洲並沒有在南京臨時政府控制之下，自然不願意為一個空頭承諾買單。況且，此時南北和談正在進行中，南京臨時政府存在多久還是未知的。

（2） 臨時政府的管轄範圍

一個舊政權的瓦解，必然是群雄崛起。起義各省雖然成立了臨時政府，可是這個臨時政府的管轄範圍非常有限。如前所說，大多數省份並不是控制在同盟會人員手中，他們自然對於這個由同盟會控制的臨時政府是持觀望、甚至抵制的態度。真正支持孫中山的地方政府首腦，就只有上海的陳其美、廣東的胡漢民了。此外，江蘇、浙江等地雖然不在同盟會的控制之下，但因為地域關係，對於南京政府也是給予了一定的支持。

首先起義的湖北地區，早就和同盟會鬧翻了，雖然黎元洪也被選為副總統，但他們對臨時政府毫不關心。一來，他們是首義地區，對後來才介入的同盟會本來就看不起，二來當時武昌地區依然也是南北爭奪的中心地帶，他們無暇參與臨時政府的紛爭，三是南京臨時政府也排斥武昌革命者，臨時政府除了黎元洪一個虛位外，武昌起義的重要領導人無一進入臨時政府，這使得武昌起義將領下定決心和孫中山決裂。南方、及西南諸省也視武昌為重要中心，大批援軍依然是奔赴武昌。

雲南是立憲黨人蔡鍔為主領導的起義，主要領導權控制在立憲黨人如蔡鍔、唐繼堯（有人稱其為同盟會會員，但其實質上和同盟會無聯繫）等手中。他們也組織北伐進貴州，入四川，在西南地區形成了另一個中心。四川、江西、安徽等地內部紛爭不斷，軍政府林立，也顧不得南京政府。湖南、福建、廣西的同盟會雖然有很大影響，但主要領導人卻是立憲黨人或前清官員。值得一提的是，江蘇都督程德全雖然是前清巡撫，但其對南京臨時政府給予極大的支持。

彙集在南京政府附近的，有二三十萬各地的援軍。其實這些援軍大多是被出發地區所驅趕的，為了消滅競爭對手，打發他們去北伐是各省實力派常用的手段，如廣西的趙恆惕軍、廣東的姚雨平、上海的李燮和部、浙江的呂公望部、鎮江的林述慶部等等。這些來自各地的部隊，都是積極革命者，他們極力支持北伐，他們雖然都聽南京政府的調遣，但只能用於打擊清軍，至少此時很難成為孫中山加強個人權威的依靠力量。他們猶如美國獨立戰爭時來自各州的部隊一樣，可以打擊英軍，卻不會效忠於個人。沒有錢，這些部隊反而成為了南京政府巨大的負擔。

不過，孫中山還是利用臨時大總統的權威，為同盟會爭取到了江西、安徽兩省的控制權。前面已經提到，孫中山以大總統令，解除了江西都督馬毓寶職務，殺害江西會黨領袖朱漢濤。南昌軍界、商界大多反對，李烈鈞部再採取偷襲的方式，解除了南昌城內支持馬的四個團的武裝，從而奪得了江西的控制權。

安徽主要分為兩個政權，孫毓筠的政府控制著江北一帶，黎宗岳部控制著江南。孫毓筠是老同盟會員，一直在清朝監獄坐大牢，南京解放的時候才被釋放，被上海的同盟會任命為安徽都督。孫沒有多少實權，但幾年的煉獄生活自然也是名聲大噪，安徽各界也就接受了他，形成了聯合政府，但孫毓筠並沒有多少控制權。黎宗岳和湖北黎元洪比較接近，是九江馬毓寶派來進攻南京的部隊，路經自己的家鄉安徽的時候不走了，也建立了一個軍政府，代表皖南人的利益。後者和同盟會沒有多少關係，自然是要被消滅的。孫中山派遣親信部隊北伐第一軍柏文蔚部到了安徽，順便攻打黎宗岳部。黎感慨道：「同室操戈，安得共和？近幾個月的事實證明，軍人的爭利，是國家的一個大害，我決心解甲歸去」於是發了通電辭職，解散大通軍政府，隻身回到了九江。柏文蔚大軍在皖，孫毓筠也只好辭職，把都督的位置讓給了柏文蔚，於是安徽也成為了同盟會控制的地區（此時孫中山已經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

（3）各種矛盾的激化

南京臨時政府是同盟會主導成立的。它首先是上海的陳其美竭力推動這樣的政權成立，而後，黃興主鎮南京，使得南京成為了同盟會的大本營。雖然在大多數省份，同盟會並未控制政權，但建立全國性的政權組織，也只有同盟會才能承擔這樣的任務了。這是因為起義前，唯同盟會是全國性的組織，而且還有自己的領袖。立憲黨人和前清官員雖然控制了多個省區，但畢竟他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組織，也沒有自己的政黨，也沒有自己的領袖。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各省派來的代表也大多是同盟會員，四十三名代表中，同盟會就佔了三十四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革命派佔了主導，但是，這些人是否能代表立憲黨人和前前清官員為主導的省份，讓這些省份支持新的政府，就很難說了。

第一個內閣成立了，成員主要是同盟會員和江浙一帶立憲黨人。可是這個內閣加深了南方陣營的分裂。由於武昌起義的重要領導人、會黨共進會首領孫武被排擠，導致武昌和南京政府的分裂公開化。西南諸省（雲貴川桂等）的領袖也無一進入內閣，使得他們成為了這個政府的旁觀者。江浙的立憲黨人張謇、湯壽潛、陳錦濤和程德全等雖然都被任命為各部總長，但他們均不願意參與，都借故躲在上海。光復會首領陶成章被殺害後，光復會的人也對同盟會政府持抗拒的態度。

此外，這些大多是同盟會的代表（臨時參議員）也面臨兩難的問題，遇到審議的事項，他們應該本著黨的利益為大，還是自己代表的省份的利益？比如漢冶萍借款案，讓湖北的同盟會代表格外為難，他們根據湖北的民意堅決反對這項借款，又招致同盟會某些領導的憤恨。

關於確立首都問題，南京臨時參議院第一次表決是28票支持北京，20票支持南京，此時，支持袁世凱的省份還未參與投票。孫中山、黃興大為惱怒，聲稱要將投票北京的同盟會員抓起來，一番威脅之後，於是再開會，27位到會議員中，19名投了南京，6名投了北京，2民湖北議員乾脆投了武昌。孫、黃威逼議員事件，更招致了大家對同盟會的不滿，包括一些同盟會員在內的許多議員當即宣布辭職，議員人數從開始的四十多人只剩下了二十幾人。

自孫中山當選臨時總統之後，南方陣營逐步走向分裂並對抗起來。同盟會從被人們寄予較大的期望，變成了眾多輿論指責的對象，如專制、爭利等等。一些非同盟會的政治勢力，也迅速地組建政黨，將同盟會最為主要的抗衡對象。如武昌起義的主要領導們組建了民社，原光復會的章太炎、江蘇都督程德全等一幫知名人士則組建了中華民國聯合會，部分立憲黨人則組建了共和建設討論會，等等。這些政黨的建立，使得非同盟會勢力有了抗衡的政治力量，同盟會及其控制的臨時政府遭遇的壓力進一步加強。

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讓孫中山心力憔悴。除了為財政、政務和應對同盟會和反對派的紛爭耗盡心血外，自己的聲名也迅速下滑，成為諸多力量譴責的對象，同盟會內部也面臨瓦解的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孫中山其實是急於要讓出臨時大總統的原因，而且在孫辭職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孫黃在政治上也比較消沉，除了準備致力搞鐵路建設外，黨務交給了宋教仁主要負責。直到後來，孫辦鐵路事務失敗，而宋教仁主持的國民黨工作紅紅火火，孫再次將精力轉向了政治。不過，自此以後，孫除了口號上依舊激進外，在實際運作中不再支持什麼民主和憲政原則，無論是重新組黨，還是成為護法為名的非常大總統，都堅決主張個人的專斷權為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