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與清宮璽印收藏
乾隆帝與清宮璽印收藏
文/郭福祥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丨摘要丨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內府收藏最為鼎盛的時代之一。尤其是乾隆皇帝，對古代藝術品鍾愛之至，搜集不遺餘力，在他統治的60餘年中，內府收藏堪稱宏富，歷代珍品無不囊括府庫，皇宮御苑內古物充斥，藝術品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對這些內府收藏，乾隆時還編纂了較為翔實的著錄典籍，成為後人研究的重要資料。對於古代璽印，乾隆帝也同樣注入了相當多的精力，極力搜羅，不斷整理，使內府的璽印收藏漸成規模，奠定了清宮璽印收藏的基礎。這些收藏在清朝覆亡以後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等單位璽印藏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依據有關史料和實物，對乾隆帝有關古璽印搜集、整理的情況作一概述，以期為同行們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點資料。
一、乾隆時期清宮璽印收藏的狀況
乾隆時期宮中璽印收藏的數量到底有多少，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已經很難確切地知道了，但通過乾隆帝自己所作的有關璽印的御制詩和現存實物，仍然可以理出一個大致的頭緒。
（一）古銅印
乾隆時期宮中收藏的古銅印主要有如下幾部分：
一是以「金薤留珍」命名的部分。根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檔》記載，早在乾隆二年（1737），就開始了對宮藏古銅印章的集合歸總工作。乾隆三年十一月將1261方宮中舊藏的古銅章交由汪由敦等認看，分出先後時代和等級，分別裝匣，每匣並配印譜冊頁，特製黑地金漆龍紋長方匣盛裝。第二年，做得「金薤留珍」漆匣五個，分別編為「東、壁、圖、書、府」，每匣各置印譜。[1]此後不斷增補，至乾隆十六年（1751）最終形成「金薤留珍」古銅印專藏，乾隆皇帝特作《古銅章歌》以記其事。[2]這些古銅印被秘藏於五篋之中，分別以「東、壁、圖、書、府」命名。各篋正面漆繪雙龍，中央是乾隆御題「金薤留珍」四字。各篋內裝六屜，第一屜是本篋印譜，二至六屜放置古銅印。其中官印221方，分別放在「東、壁」兩篋之內，私印1070方分別放在「圖、書、府」三篋之內。全部五篋共裝古銅印1291方，為清宮收藏古銅璽印中的最大宗。民國十五年（1926）故宮博物院依照原編譜次，重拓24部，後以拓本影印發行，影響很大。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1、2、3）
▲圖1 《金薤留珍》古銅印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采自《印象深刻——院藏璽印展》，台北「故宮」2007 年發行。以下圖片除註明者外均采自此書。
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整理的古銅印，共28方。乾隆還特意為此寫了一首《詠古銅章》的詩：「金薤珍千載，傳真印統詳。穆然見古者，煥若備文章。抑埴久藏用，配藜恆蔚光。數來剛廿八，允葉麗天祥。」此批銅印現下落不明。
三是熱河避暑山莊所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將古銅印244方進行分類整理，釐定排次，專門儲於雕紅漆匣內，匣蓋內壁陰刻填金乾隆帝御筆「詠古銅章」御制詩。匣內分「仁、義、禮、智、信」五層，各以「制垂範古、考文紀職、雲篆征名、信章萃古、芝泥尚論」為名，其中官印63方，私印188方。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4）
四是宮內舊骨董房所藏，僅10方。具體整理年份不詳，儲於黑漆描金花卉長方匣中，由於全部是官印故命名為「守官遺範」。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圖5）
五是宮內毓慶宮所藏，計100方，置於黑漆描金花卉漆匣內，匣分四層，每層各放銅印25枚。與其他幾部分不同的是，毓慶宮所藏既無譜錄，又無序目，也不見乾隆寫詩題詠，只是初步地整理了一下，說明這部分藏品並不是乾隆所想像的規模，還在搜集之中，終乾隆一世都沒有完成。民國十六年（1927），故宮博物院以《毓慶宮藏漢銅印》為名刊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6）
以上古銅印共1673方，除第二部分外，其餘現全部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3]
（二）古玉印
乾隆對古玉印的關注，大約從乾隆十年（1745）即已開始，直到他去世，興趣一直不減，這恐怕與乾隆對玉器的喜愛有很大關係。在他看來，古代尤其是秦漢時期，印章雖然多鑄金刻玉以為之，但玉常少於金，故能夠流傳下來者更為罕見，值得珍視。
乾隆十四年（1749）將宮中收集到的「安武君、王龜年印、徐復、劉鳳、申徒朗、劉房思印、韓信、李華、萬年、向起、趙婺、父乙子孫、傳說、父乙子孫、扈偃、宜爾子孫」等玉印16方制匣盛裝，並鈐拓印譜，命文臣題跋，他自己也特別為此作詩宣揚，[4]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乾隆第一次將古玉印整理結集。
此後，每收集整理一批，乾隆都要題詩記述，通過乾隆的這些詩作，可以了解到當時宮中古玉印的收藏情況如下：
乾隆十七年（1752）作《題漢玉印章》，[5]集「安武君、南昌君布、宗家重貴、蘇鳳、樊彥、長桓、黃賣、趙獒、李立私印、樂壽」等玉印10枚。
乾隆二十年（1755）作《詠漢玉章》，[6]集「建安君、安武君、孝成君印、荊王之璽、梁王后璽、公壽、宗家重貴、干祿諛福、永昌、張談、永壽、叔孫通印、紀信之印、公孫宏印、薄戎奴、蘇武、衛青、徐橫、臣縱、申徒朗、馮異、楊它、商衡、楊殷興印、劉鳳私印、樊彥、王龜年印、劉房思印、傅彪、夏雨、石抹、淳于蒲蘇、陰夫人、馬姬之印、子孫世昌、宜爾子孫、父乙子孫、宜子孫、子孫寶之、長宜子孫」等玉印40枚。
乾隆二十五年（1760）作《詠漢玉圖章》，[7]集玉印9枚，印文不詳。
乾隆二十六年（1761）作《漢玉千秋亭侯印》，[8]收「千秋亭侯」玉印1方。
乾隆二十八年（1763）作《集漢玉印復得十六，制厘藏之，並題以句》[9]集玉印16方，印文不詳。
乾隆三十一年（1766）作《詠漢玉章》，[10]集玉印6方，分別為「衛安成」「司馬」「益壽」「軍曲」「德義」和「世祿永昌」，被命名為「六文韞古」。6印置於紫檀木雕博古紋罩蓋匣內，附有小印譜冊頁一冊，共四開。其中第一開上半部分為乾隆御筆「符采」，鈐「乾隆宸翰」璽，下半部分為乾隆御筆「丙戌春御題」詩。第二開上半部分為3方玉印鈐本，下半部分為乾隆御筆畫靈芝圖，題「三秀」。第三開上半部分亦為另外3方玉印鈐本，下半部分為乾隆御筆畫蘭花一株，御題「九畹」。第四開為文臣于敏中、董邦達、觀保、裘曰修、王際華等跋語：「內府所收漢印章星羅，霞蔚燦然，質有其文。弆藏秘殿，皆經御筆吟詠，間以墨戲，覺孚尹旁達，交為煥發。此6方另為一匣，文多與《印統》吻合。軍曲、司馬識其官也，衛安成、德義、益壽、世祿永昌命名取義，《印統》已不能詳考。然炎劉官制，篆籀遺規，具於此可睹。加以天藻品陟，古香妙墨，掩映璠玙。臣等拜觀之餘，曷勝欽重。」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7）
乾隆三十六年（1771）作《古玉章歌》，[11]集玉印80方，其中爵秩印5方、地名1方、人名印54方、通用吉語20方，包括「中山王寶、荊王之璽、關內侯印、廣平、文成君、安武君、公孫弘印、韋賢、蘇武、馮異、王成、王壽、劉鳳私印、蔡勳、賁臣、牛君、言宮、昌、襄、賽、馮鼻、徐橫之印、徐盍、閵中、蘇豐、秦文、陳蒼、淳于蒲蘇、甄尊、臣鬷、臣縱、臣崽、孫荊、樊彥、樊口、何俌、吳相思、張億其、梁珂、梁本、王尊書、王武、庄郷、陰如、劉先臣、候龜、南昌君布、閻息、董修、季淳、禮義私印、汝猷私印、賈鼎、杜章、夏雨、范孟賁印、范伯、萬金、趙賈、薛殷、父乙子孫、子孫世昌、宜爾子孫、宜子孫、壽、壽、寶、封、子孫寶之、永壽、天祿永昌、天祿永昌、永昌、永昌、宗家重貴、萬年、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口、和驗自發、干祿諛福」。被命名為「虹文薈古」，收藏於一紫檀木匣中。附印譜一冊，有文臣于敏中、王際華、錢維城跋語。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8、9）
乾隆三十七年（1772）作《詠古玉章》，[12]集玉印40方，印文不詳。
乾隆四十五年（1780）作《匣庋秦漢印統內玉章八枚，因成八韻》，[13]集「蘇武、蘇鳳、王成、王壽、何俌、杜章」六方名章和「永昌」「天祿永昌」二方吉語印，被命名為「集成契賞」，置於紫檀木百寶嵌松石人物蓋匣內，並附同名印譜冊頁。冊頁中有文臣梁國治、董誥跋語：「臣等伏案：印章為古人精神所寄，考訂攸資，非僅取供文玩。至玉章較銅尤為寶重，茲內府檢集蘇武、蘇鳳、王成、王壽諸印，皆名垂青史。何俌、杜章二印，正史雖闕，而姓名足補紀、傳。其永昌及天祿永昌二印，尤彰瑞符。我皇上幾余遊藝，鑒定成冊，臣等益仰大聖人稽古集成，克勤小物，一善必錄，一藝必庸之至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圖10、11）
乾隆五十一年（1786）作《題漢玉章四方》，[14]集「虞大中、梁珂、子孫、子孫保之」等玉印四方。
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集古玉印百庋檀匣因作歌》，[15]集「承天子民福永萬年、天祿永昌、壽昌、韓王之璽、西巍王寶、樂成王璽、平安君、安陵君印、永昌、天位永昌、萬壽無疆、河南王璽、荊王之璽、元城王章、馬服君印、墨邱君印、望諸君、南昌君布、建安君、華陽君印、江夏王印、太原王印、殷王之璽、萬壽康寧、永昌、皇帝永昌、天祿永昌、天祿永昌、壽昌、萬壽、遼東王璽、中山王寶、南康王章、信成君印、文成君、馮異、徐橫之印、蘇鳳、臣鬷、何俌、梁珂、王稚、李昌國、龔蘋、虞大中印、蘇豐、陳倉、瑕褱、商衡、王成、子須、私險白髮、蘇武、垣赤、楊殷興印、張義、劉鳳私印、汝猷私印、韋賢、吳相思、齊邱平、樊彥、楊忠、張融、劉先臣、杜窅、杜章、馬姬之印、蓋得臣、木仁印、父乙子孫、宜子孫、壽、敦、壽、壽、襄、封、明、昌、昌、茞夫人印、減充、趙賈、左期之印、范宣、傅彪、召可之印、夏雨、向起、叔孫通印、樂天、石抹、長宜子孫、宜爾子孫、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孫子世昌、宜子孫」等玉印100方，是所集玉印最多的一批。
此外，故宮博物院還收藏有兩批經過乾隆檢視的玉印，具體整理時間不明。一批以「韞古含珍」命名，集「享賜、珍秘、得序私印、吳敬、安寧、府衢、樂壽、永寶、進德、深得意」等玉印10方。所鈐拓的印譜前有乾隆御筆題記：「漢玉印十，匣藏之，以類從也。玉皆溫潤縝密，古色斑駁。古人得一玉印，從而證據之，泳歌之，矧茲十印豈不之珍。偶一檢觀，罼然望古而邃集。乾隆御識」；另一批以「綠字凝輝」命名，從印譜後面的大臣題跋可知也是經過乾隆檢視的，集有「子孫寶之、子孫寶之、黃鎡之印、申祐慶永福昌宜子孫、軍曲、長樂、三槐之裔、緝熙、聰明齊聖、信公珍秘、妾征、趙齒、吳國俊印、周陽、陳毋傷印、刑牴、劉廱、薛宣、任竟川、杜元、奚歲、韋仆、尹讓、鄭賀、公孫昌、田叔、韓信、長宜子孫、長年、靳將、公、水心、世昌、竹石居、草堂、牛用、日利、路、臣忠、解人、開城君上計璽、中山、雲石主人、長宜子孫、宜爾子孫」等玉印45方。
以上經過乾隆檢視歌詠的玉印共385方，當然還不是當時宮中所藏玉印的全部。可見乾隆時期內府收藏的玉印在數量上是相當可觀的。
（三）明代牙、石印章
乾隆不但對古印廣事搜羅，而且對相去不遠的明朝人的篆刻作品也十分注意。現在我們所能知道的乾隆對明人作品成規模的搜集整理有兩次：
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在宮內舊藏中偶然發現了明代人篆刻的牙章162枚，印章的製作者或使用者如文徵明、文彭、王寵、項元汴等都是明朝大名鼎鼎的人物，乾隆十分高興，認為這是價值連城的文物，於是命文臣重新排次，製作檀匣錦囊，什襲珍藏。為此乾隆還作《明賢象牙章歌》[16]詩記述此事的前因後果。詩云：「何人好古比集狐，明賢萬曆著名氏。貂璫但知金玉重，棄之尚方之敝笥。我偶發現識舊物，乃命文臣重排次。征明父子為巨擘，太原王寵包山治。墨林鑒賞最精當，幼於雅抱山林志。屈指鴻儒凡幾輩，如在一堂相把臂。文苑盛事有如此，金薤連城遜美萃。龜壇螭紐無不具，大小鳥篆咸該備。錦囊檀匣允所宜，肯教俗物同濫廁。名章幸得歸九重，不然優孟風應熾。」這162方明代牙章的詳細情況已經無從得知，但通過乾隆的詩作還是可以想像得出其豐富多樣文采斑斕而令人欣喜的情狀。
另一次是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之間對明代篆刻家文彭的作品的收集。據乾隆自己講，他最早見到文彭制印，是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的時候。這一年三月乾隆到達杭州，駐蹕西湖行宮。在杭期間，他視察海防工程，接見江浙官員，游西湖，觀海潮，極為盡興。在離杭前，偶然看到了文徵明、文彭、何震、甘陽遺章，頓生愛心，極為推崇，名曰「四美」，並作《題明印四美》詩以記之。詩云：「征仲工篆刻，壽承繼業真。日常消讀易，俠放寄居秦。何震及門者，甘陽私淑人。彬然聚四美，董畫例堪循。」乾隆將這四人的治印帶回北京後，放在靜怡軒中，時常把玩。乾隆認為文彭治印篆法古雅，甚合大體，頗有搜集之心。可那個時候與文彭在世時代已相去200之久，加之文彭治印世間流傳又少，每得一方都十分不易。而乾隆在短短兩三年內，居然收集到了「陋室銘十二章」（圖12）、「刻米芾破羌帖贊章」、「刻聖教序語六枚章」、「幽蘭尋句章」、「光風霽月章」（圖13、14）、「刻杜甫秋興章」、「刻小品江山圖章」等十幾種近60方之多。[17]每得一種，乾隆必題詩盛詠，發表自己的看法，十分得意。
▲圖12 文彭款《陋室銘》組印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采自《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位》，台北「故宮」2013 年發行。
綜合以上材料，乾隆時期清宮所收藏的古代璽印達2200餘方，其規模是當時任何一個其他藏家無法比擬的，可謂盛況空前。
二、乾隆君臣收集和整理璽印的具體活動
對璽印的搜集和整理是乾隆時期文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談到乾隆與清宮璽印收藏的關係，諸如當時璽印如何收集、如何整理、整理的依據為何、什麼人參加了此項工作等，都是不能迴避的問題。這裡不妨依據現有的材料略作鉤沉，可見當時君臣間於璽印方面所做工作的實際情狀。
（一）璽印的搜集
乾隆時期，收集古代文物之風甚盛，乾隆本人即是此種風氣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正因為如此，乾隆時期的內府收藏急劇增長，其範圍之廣，數量之巨，令人嘆為觀止。乾隆對古代文物採取細大畢收的做法，即使是「範金拔蠟，雕篆之末亦得登文房而邀宸賞，題詠及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乾隆對璽印的興趣必然會引起臣下的注意，平時刻意搜求，並將所得進獻聖上理所當然，乾隆時期的璽印收藏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途徑得到的，如乾隆十七年（1752）整理的10方玉章就是用幾年的時間陸續徵集的，乾隆在詩中特別註明「向藏秦漢印16枚，為一匣，曾題詩"如逢八元凱，可不共疇咨』之句。茲閱數歲，又集此十枚，為一匣藏之」。又如透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其題印章詩中的「晨星本稀見，數載萃珍藏。彬爾成一部，居然得八方」之句，表明當時璽印的收集並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得到令人滿意的藏品，同時也反映出乾隆在璽印收集過程中，當獲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時那種溢於言表的欣喜之情。幾年幾年地尋覓，一方一方地積攢，應該說，乾隆時期清宮璽印收藏就是這樣在君臣的廣搜博採下不斷得到充實。
（二）璽印的鑒別整理
經過乾隆檢視的璽印，除如前所述部分為新收集者之外，有許多是原來宮中的舊藏，只不過過去少有人對其給予應有的關注，龐雜紛陳，缺乏系統的整理，而乾隆對所藏璽印的系統清理則彌補了這一缺失。對每一批璽印的整理，大致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首先是根據璽印的材質、紐式、印文的特徵和內容等要素判定其時代。按照一般的程式，這些印章先要呈給乾隆帝御覽，皇帝若感興趣，就會想方設法尋找材料，初步鑒別後提出處理意見。或者是在提呈御覽的時候，就已經將相關的背景材料同時呈進以便定奪。因此，對古璽印時代的確認往往是通過乾隆之口首先說出，而且往往會得到大家的公認，最終反映在乾隆相關的御制詩中。「紐篆見炎劉，圭璋德並儔」；「古色煥斑爛，炎劉俊可攀」，這都是最終的鑒別意見。
其次是重新排次，基本是按照印文的內容進行，也就是乾隆所說的「部分等次藤箋紀」「各依其類以次排」。這一工作基本是由侍從諸臣完成，如：「臣等謹依印統前後而排次之，竊思秘府所藏，瓊章瑤檢不下數千百方，茲特崑山之片玉而精璆環寶已足媲美，圖球益信」；「巨等幸與編次，謹拜手稽首識諸簡末」等都是。當然，諸臣的工作也是在乾隆的授意之下進行的，「屏檔惟謹錯置紛，重排次命翰苑臣」；「我偶發現識舊物，乃命文臣重排次」正是當時的實錄。
再次是製作印譜。將印文按排次的順序鈐拓成譜，前有乾隆的御制詩或御題識語，後附之以侍從諸臣的題跋，相當於一份完整的檔案。這些印譜或紫檀夾板，或錦面夾板，其上多題四字嘉名，製作都相當精緻考究。
最後是選取或新制外匣盛裝。把印璽按照排定的次序置於印匣內，再與印譜合在一起，存放於固定地點。
至此，一批璽印的鑒別整理工作才算基本結束。
（三）乾隆君臣整理古璽印的依據——《秦漢印統》
在乾隆君臣鑒別整理古代璽印過程中，經常提到《秦漢印統》一書。
乾隆帝在其關於璽印的御制詩中屢次談及，如「印統符秦漢，籀文辨史斯」；「他山之石琢磨之，古文繆篆精且奇。……切牙鑄金徒爾為，印統漫惜差毫釐」；「瑞瓊磊磊復彬彬，印統分明印以真」；「金薤珍千載，傳真印統詳」；「重檢舊有合印統，亦非廣事搜羅材」；「印統識琳琅，精研紐檢詳」；「譜翻印統樹滋堂，片羽合茲虞與梁」；「舊銅二百卌四章，印統證之秦漢詳。姓氏官名符印統，定昌畜福漏羅常」；「禁中古印集所有，數得其百胥瓊玖。鼻腹窠紐燦紛陳，核之印譜皆合偶」等。在其相關的詩注中也有同樣的內容，如「玉章十有六，為秦璽一，漢印十五。考之秦漢印統，文紐大小悉合」；「非秦漢印統內所有者不入此選，凡四十枚」；「內府舊藏玉印甚多。向萃其最美者十六枚，篋貯。……茲復擇其紐文與印統合者，得八十枚，皆取諸舊有，不借廣搜博採也」；「漢玉章一刻虞大中印，一刻梁珂。又二方，一刻子孫，一刻子孫保之，質理溫潤，雕刻工雅，考之秦漢印統，所載悉與吻合」；「仁、義、禮都一百十九枚，皆於印統相符者」；「內府舊藏古玉章甚多，悉征之秦漢印統」等，凸顯出《秦漢印統》的重要作用。
至於侍從諸臣，更是循乾隆之規，蹈乾隆之矩，逢印必談《秦漢印統》。如此，《秦漢印統》儼然已經成為當時內府璽印鑒別整理的金規玉律。
當時所謂的璽印鑒別，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所要鑒別的璽印與《秦漢印統》相核對，看其是否被《秦漢印統》著錄，印文、紐式、篆法是否與《秦漢印統》的記載相符合，若有並相一致，則此印必秦漢物無疑；否則，就要與其他著錄者相互參合考校，得出結論。
《秦漢印統》是中國印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其刊刻緣起於明顧從德所輯《集古印譜》一書。顧從德字汝修，武陵人，家富收藏，印章亦多。隆慶六年（1572）以家藏及少量好友所蓄古印，委羅王常畢數年之功精選編次成《集古印譜》。此書首創以秦漢原印鈐印成譜，然僅成20部，為好事者競相購去。於是，遂起「盡付梓人，庶永不至磨滅」之意，據《集古印譜》原拓本擴充之，於萬曆三年以木版翻摹成譜，定名為《印藪》。此書雖是木刻本，但印面風貌基本保存，可稱精刻。收印內容基本是兩漢魏晉南北朝銅質官印，但其中已有數方偽印，譜前所列13方戰國秦漢玉印，多為本朝託名之作，後入清宮內府收藏。《印藪》刊行後，編輯者羅王常認為其內容仍不足以廣觀，遂廣為補充，於萬曆十三年木版刊刻成《秦漢印統》。收印內容包括戰國時期銅質姓名私印、兩漢魏晉南北朝銅質官印與含肖形印在內的私印，絕大多數原印是歷史真品，只是摹刻已失風貌。而其中百餘件玉印，在當時已屬新創作品，後入清宮內府收藏。[18]
這幾部前後而成的印譜，被認為是古印學中最要典籍，「蓋前此趙楊諸家之印譜之不傳者，其所收古印，類多存於此書，不至湮沒。同時自宋至明，各家藏印，得此為數百年間之一大結集，承先啟後，此為總匯。」[19]尤其是《秦漢印統》，其所收之多之全，直到乾隆時期，恐怕也沒有哪一部古印學著作能夠與之相比。正因為如此，乾隆君臣便很自然地選中集大成的《秦漢印統》作為鑒別內府藏印的基本依據。
通過乾隆的御制詩，我們知道乾隆君臣當年用以考校內府藏印的《秦漢印統》為吳氏樹滋堂所刻的版本。現在此一版本的《秦漢印統》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仍有收藏，為萬曆三十六年新都吳氏樹滋堂刊，除卷首序跋外，正文全部為朱印，書口有「吳氏樹滋堂」字樣，計兩函12冊。每冊在封面上有朱印「四庫未收本，巴陵方氏珍藏」字樣，書內鈐有「巴陵方氏碧琳琅館珍藏古刻善本之印」和「巴陵方氏碧琳琅館藏書」的印記，說明此書為19世紀廣州著名的碧琳琅館藏書樓中的收藏。（圖15）雖然不是當年乾隆君臣鑒別古璽印時所使用的那套書的原本，但通過此也可以使我們了解吳氏樹滋堂版《秦漢印統》的真實情況。
（四）參加璽印整理的侍從諸臣及其工作
現在留存下來的乾隆時期內府所藏璽印的印譜，後面大多都有侍從文臣奉命而作的題跋，通過這些題跋，使我們知道當時參與宮中璽印鑒別整理工作的大臣前後不下20人。包括梁詩正、董邦達、于敏中、金德瑛、汪由敦、蔣溥、裘曰修、張若澄、錢維誠、錢汝城、王際華、蔣檙、嵇璜、觀保、王傑、董誥、彭元瑞、吳省蘭、阮元、瑚圖禮、那彥成等，都是乾隆朝通曉文史、藝術的飽學宿儒之士，尤其是書畫，可謂各個精通。但是，正如王獻堂先生所說，他們「於金石一門，皆非當行」，故在璽印整理鑒別上很難做到得心應手，底氣十足。因此，他們除了對乾隆檢視過的璽印作基本的釐定排次之外，最主要的恐怕就是奉命撰寫附於印譜之後的題跋。
這些題跋的基本內容，一是要為乾隆的基本結論進一步尋找依據，加固乾隆的看法。如：「玉印十六方，臣等奉勑賜觀，茂華溫澤，斑采蔚然。爰考其紐篆鐫刻，質諸秦漢印統……文既怑相符契，而大小形制亦皆吻合，其為炎劉以上物無疑。」「漢玉十印，奉敕令臣等審視。臣等檢閱秦漢印統一書，紐紋篆法不爽纖毫。」「謹案：古印用金玉，元時始用石。學古余編謂古多白文，今計白文十之九，朱文十之一，益信。且其文悉與秦漢印統、宣和印史符。」有時為了解釋某些差異，提出的理由甚至非常勉強。如「惟安武君一方，印統所載系朱文，而此則白文，似覺稍異。第晁英爛郁，篆法古勁，信非可以贗為。且官印傳襲，相互更替，或位號相同而間用朱白以別之，古人亦意惟所尚耳。」「按古今人名字相同者不一而足，史記紀信有二，張譚漢書作譚，國語作談，而譚與談同，無庸別識。至叔孫通而下若而人皆彰彰在人耳。目荊王則高祖從父弟賈，薄戎奴為薄昭子，封軹候，差為可據。如徐橫、臣縱二印，則功臣表有遽侯橫。師古曰：史失其姓。漢人有義縱，又右內史蘇縱，其是否，而未足深考。夫古器貽留固難，據為傳信而鈕文晁采，色澤爛然。則非後人所能彷彿。」不免給人以差強人意之感。二是對乾隆帝的所謂「崇古博物」「稽古右文」大唱讚辭，以證明當今聖上的卓爾不群。如「我皇上崇古博物，朗鑒旁搜，一名一物莫不甄綜集錄，豈惟席上之常珍。」「我皇上稽古博物，既嘗舉鐘鼎之款識，若鑒銘，若泉貨，一一考據而辨證之。復取秦漢以來印章列之成譜……御制長歌冠於篇首。古情彬郁，逸韻鏘流。臣等拜觀全冊。爛兮若卿雲之麗霄，煜乎如丹霞之成綺。實深慶諸印之上蒙乙覽，仰承睿藻，散者以聚，湮者以彰，珍同拱璧，遂得傳之永永也。」「我皇上稽古右文，於一名一器制出古先者，咸錫以簽定，斯固藝林之盛軌也矣。」有時為了達到頌揚的目的甚至強做人解，如「小璽吉語中言壽者九，言昌者亦九，九之字寓久，冠以承天子民福永萬年，更於皇上敬勤之意有合。」在這樣的讚美聲中，喜歡自我標榜自我炫耀的乾隆帝怎麼能不產生飄飄然的感覺呢。
將乾隆帝的有關御制詩與大臣的題跋相互對照，可以看出清宮璽印整理過程中的主角乃是乾隆皇帝自己。
三、乾隆時期清宮璽印收藏及其整理的初步審視
乾隆君臣對內府收藏璽印的鑒別整理並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現象，而是有其歷史和時代的因素在其中。
首先，宋代金石學興起之後，古璽印的價值逐漸為人們所認識，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古璽印成為皇室和士大夫收藏的對象之一，尤其是明代中晚期，藏印之風很盛，收藏的規模亦為空前。清內府仰仗皇家的收藏之力，秉承明代風氣之緒餘，對璽印亦不斷有所收穫，到乾隆時期，內府收藏的古璽印章已經很多，需要進行整理和鑒別，這是內府收藏不斷擴展的必然結果。乾隆帝只不過是適逢其時順應其勢而已。
其次，與乾隆帝本人的興趣愛好和對璽印的認識有密切關係。乾隆帝對古代文物抱有極大的興趣，往往能引發他追根溯源探賾索隱的強烈興緻，併產生進一步整理研究的願望。他在位期間，對許多種類的古代文物都進行過整理鑒別，編纂相應著作以廣流傳。同樣，對於古璽印章，乾隆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古代印章不僅僅是保存篆籀之遺法，研習字學之一助，而且可以訂正史，可以備秩聞，恰如他詩中所說「詎惟鑒古怡心神，籍考數千年革因」。更重要的是在探研欣賞過程中所生髮的如晤古人的感覺。撫摩其印，恰如「與子墨客卿同登筍席，如賢人吉士匯征於庭」，思古之悠情油然而生，真可謂「籍用論千古，真看粲六文。藝圃游心處，常欣伴簡芸」。在這樣的認識之下，對其收藏進行整理鑒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乾隆君臣璽印整理鑒別的質量如何？我們不妨通過考察其當時的鑒別結果與現今結論之間的差別來加以說明。
關於乾隆時期璽印收藏大宗的古銅印，隨著印譜的刊行，已多為世人所知。雖然其中存在著分類編次、時代鑒別方面的失當之處，但總的來講與今人的看法出入不大。如庄蘊寬先生對《金薤留珍》這批銅印的評價是：「其數約略等於番禺潘毅堂之看篆樓及高要何伯瑜、蘧菴兄弟之吉金齋，二譜所藏，以漢印為多，秦璽雜印不及十之二，亦與二譜相彷彿。有清一代藏印之精且多者，莫不以濰縣陳簠齋之萬印樓為巨擘，而手拓是譜者，仍為何氏兄弟以其吉金齋所藏為基礎，而看篆樓譜又即吉金齋所從出，故言選印之精者，不能不最此二譜也。今茲五集所選之印既與二譜梗概略同，且官印之多倍之有強，而內府珍秘復為世間所不經見，縱當時厘剔未凈，稍有微瑕，不足掩瑜，其為瑰寶，無煩費辭。」[20]而馬衡先生對毓慶宮所藏漢銅印也有很高的評價：「此毓慶宮藏印者，數僅百紐，庋藏一篋，篋分四層，層各二十五紐，既無譜錄，又無序目，蓋將繼續收集以續前譜，如《西清續鑒》《寧壽鑒古》之例，而未成者也。前譜之印，大半見於其他舊譜，而此百紐者多為未見著錄之品，此則較勝於前譜之處也。至其中希姓如委、如中、如食、如過、如柏、如兼亦皆可補前譜之闕，是其數量雖不及前譜什之一，而其有關考證，實與前譜並重。」[21]這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說，乾隆君臣對古銅印的鑒別結果大部分是得到後人認可的。
關於古玉印，其中的戰國封君名號印、楚漢之際的封王印、漢名臣姓名印，漢世以後婦人封君，大部分是宋以後尤其是明代的託名之作。從其內容來看，託名戰國封君的都是戰國時期六國能為之士，楚漢之際的封王皆是亂世梟雄，又有漢名臣如韓信、叔孫通、公孫弘、薄戎奴、衛青、蘇武等人，或為開國勛臣，或為股肱屏障，或通儒典佐漢，或承皇恩襲爵，或以武功垂世，或為堅守氣節，都是名標青史的歷史人物。這批玉印大部分仍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羅福頤先生的鑒定結果也將其定為「明清時期」，這與乾隆君臣的鑒別有很大的差距。至於明代的牙、石印章，其中162方明賢牙章不知存於何處，無法比較外，所謂的文彭治印大部分仍保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而且幾乎全部是偽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分析其原因，一是受到時代金石學、印學成果的局限。金石學和印學到了明代雖有很大發展，但許多問題仍然含混不清，對古璽印的認識還處在較低的階段，清初的情況同樣如此。「大抵康乾之時，印學尚沿有明緒餘，未能超過前人，誤漏之處，自所不免。」[22]「有清乾隆一代，文物極盛，然當時侍從諸臣，於金石一門，皆非當行，所撰西清古鑒、泉譜、印譜諸書，訾謬甚多，同時私家撰述亦然，時代為之也。」[23]確為至論。二是機械地套用所謂的鑒別依據。如前所述，乾隆君臣是把《秦漢印統》作為鑒別內府藏印的基本標尺看待的，由於過分依賴《秦漢印統》，使得乾隆君臣對其中收入的偽刻新制不但無所覺察，反而認為其真，影響了鑒別的準確性。正如王獻堂先生所說：「印統諸書，出之明人，其中玉玞雜陳，乾隆君臣，於印學所得甚淺，自無識別，不得不以印統為宗，擇其同者匯譜，於印統所收贗仿後制之品，皆登筍席。」[24]
所有這些，使得乾隆君臣的璽印整理鑒別出現一些失實不當之處，有時甚至是完全的錯失，這是無法避免的。但不管怎麼說，乾隆君臣的工作無疑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正是由於乾隆君臣對宮中所藏璽印的鑒別整理，著意護惜，才使得我們現在仍有機會能夠比較完整地了解甚至看到這部分珍貴的收藏。同時也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這對印學史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
丨注釋丨
[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8冊，乾隆三年十一月「匣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頁。
[2]《高宗御制詩二集》卷22。
[3]有關乾隆時期內府收藏的古銅印章的資料，見袁旃《信章萃古雲篆征名——本院藏避暑山莊、毓慶宮、舊骨董房古銅章簡介》，載台北「故宮」編輯出版《故宮文物月刊》42—54期。亦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金薤留珍》（1926）和《毓慶宮藏漢銅印》（1927）中的庄蘊寬先生和馬衡先生的序言。
[4]《高宗御制詩二集》卷8。
[5]《高宗御制詩二集》卷32。
[6]《高宗御制詩二集》卷57。
[7]《高宗御制詩三集》卷5。
[8]《高宗御制詩三集》卷9。
[9]《高宗御制詩三集》卷27。
[10]《高宗御制詩三集》卷54。
[11]《高宗御制詩三集》卷98。
[12]《高宗御制詩四集》卷2。
[13]《高宗御制詩四集》卷74。
[14]《高宗御制詩五集》卷19。
[15]《高宗御制詩五集》卷78。
[16]《高宗御制詩初集》卷31。
[17]郭福祥：《乾隆推崇文彭治印》，載《紫禁城》，1992年2期。
[18]故宮古器物部金石組方斌兄曾將故宮所藏玉印與《集古印譜》《秦漢印統》中的著錄詳為覆勘，得出其所著錄的玉印後多入清宮為內府收藏，而這些玉印又多非秦漢舊物，而是宋、明人的託名之作的結論。承其見示，蒙允引述，深表謝忱。
[19]王獻堂：《五鐙精舍印話》，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68頁。
[20]庄蘊寬：《金薤留珍》序，故宮博物院1926年刊行。
[21]馬衡：《毓慶宮藏漢銅印》序，故宮博物院1927年刊行。
[22]王獻堂：《五鐙精舍印話》，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67頁。
[23]王獻堂：《五鐙精舍印話》，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68頁。
[24]王獻堂：《五鐙精舍印話》，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67頁。
本文編輯丨《西泠藝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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