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錯誤的中國醫學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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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史雜誌2007年1月第37卷第1期Chin J Med Hist January 2007, Vol 37, No1作者單位:100700 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述評?兩種錯誤的中國醫學史觀——評「中醫超科學論」和「中醫偽科學論」王振瑞 李經緯 一中國醫學史,不是「中國醫學」的歷史,而是醫學在中國的歷史。自古至今,以漢族人民為主體創造的中醫學、少數民族創造的民族醫學、傳自西方而得到迅速發展的近現代醫學、肇始於中國現代的中西醫結合研究以及亘古未絕的中外醫學交流等,各自或長或短的發展過程,共同構成了中國醫學精彩紛呈的歷史畫卷。跨入21世紀的中國醫學是多元的,強調「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國家根本大法,維持著中國多元醫學的和諧,不同醫學體系的互補和交融,體現著中國醫學的特點和優勢。歷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決定著人們在考察事物的現狀和前景時,需要以回顧其歷史為基礎。欲對中國醫學現狀和未來做出評述和展望的當代學者,也應該回首數千年醫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而十分遺憾的是,不少學者對中國醫學史的了解,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和廣度,即使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專家,也未必能夠例外。一位西方科學哲學家認為:「看是一種經驗」;「看是一件『滲透著理論』的事情。X的先前知識形成對X的觀察。」[1]就是說,科學家的知識基礎決定了他的認知定勢,影響著他對事物的認識、理解和分析。回顧醫學歷史,也是一種「看」、一種「觀察」,曾經接受的相關教育和事物的影響,必將決定著一個人的醫學史觀;具有不同知識基礎的學者之間,必然存在著醫學史觀的差異,由此引起的商榷、爭鳴甚至相互批判,總是在所難免。迄今而言,中醫學史是中國醫學史最重要的內容,是中國古代醫學史的核心。而近百年來,恰恰中醫學的命運和前途,一直是中國學術界乃至廣大社會公眾所關注的國家大事。中醫存廢問題,幾度成為學術爭鳴和社會爭議的焦點。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醫學,同其他人類知識體系一樣,必然受到世人的檢驗和評判。但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如果這種檢驗和評判,由於主體的情感偏倚和知識局限而失去了客觀和公允,就可能形成阻礙中醫學向前發展的羈絆,甚或隱藏著割斷中醫學命脈的刀鋒。近幾年來,中醫學先被一些人高高地捧上天堂,又被另一些人重重地拋向地獄!「吹鼓手」和「狙擊手」的不同角色,體現了針鋒相對而同屬錯誤的兩種中國醫學史觀,這就是厚古薄今的「中醫超科學論」和崇西非中的「中醫偽科學論」。二有一本暢銷的中醫書,堪稱「中醫超科學論」的代表作[2]。「中醫超科學論」者,為了證明中醫學既不是「不具備理論結構的經驗醫學」,也不是「僅憑思考得出來的結果」,從而讓人們認識到中醫學「值得我們完全地去信受」,針對一位著名科學家關於「傳統文化中缺少了實驗」的觀點,將佛、道教的「內證體驗」與現代科學的「實驗」揉合成「內證實驗」這一新異術語,創造性地提出:內證實驗完全是通過自身修鍊來實現的一種能力,一旦具備了這一能力,就可以自在地進行各種有別於在機體之外進行的實驗[2]14;中醫關於人體結構的認識,是「內證實驗」的結果,「內視返觀就是典型的內證實驗。具備這個內證能力,經絡穴位都是看得見的東西」[2]15;中醫關於藥物的體內代謝和功能效用的認識,也是"內證實驗"的結果,《胎臚葯錄》就是修鍊成功的人進入「胎息」狀態後,「在能夠進行內證實驗的條件下,對藥物在體內運行作用過程的一個記錄」[2]16;人體的病理變化,有一部分要「透過內證」來認識,「從很微細的表象去發現很深刻、很顯著、甚至是很久遠的變化」[2]191;獲得內證能力的最基本條件是「心明」、是「覺」、是「格物」——遠離物慾[2]39。最終得出結論:中醫經典理論是靠「內證實驗加上理性思考」建立起來的[2]38;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典,能夠「超越時空,超越時代,超越後世」[2]37;中醫經典理論不但沒有落後,在很多領域還大大地超前[2]6。中醫經典理論建立的基礎問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將直接影響著人們對於中醫學乃至傳統文化的性質、價值、作用和生命力的總體評價。「中醫超科學論」者在對中醫學的信仰和摯愛的驅使下,竟然完全否定了中醫學的實踐特徵,抹煞了幾千年來無數醫生和患者在經驗積累和理論概括方面的歷史功績,把整個中醫學術體系拉向唯心主義的泥潭!所有真正懂得中醫、熱愛中醫,而又有起碼的歷史常識和科學精神的人,都不可能容忍如此破壞中醫學的形象,損毀中醫學的聲譽!「中醫超科學論」者在論證了中醫經典理論建立的基礎之後,又對經典的學術地位和現實意義特別加以強調,認為「儘管東漢以後,中醫的著述汗牛充棟,儘管這浩如煙海的著述無一不自稱是來自於經典,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們無法替代經典,無法超越經典,甚至有時會成為我們認識經典內涵的障礙」。經典產生的時代,是高明醫生最多的時代,是中醫學發展的「制高點」,之後則出現了學術的斷層,並一代一代地慢慢退化。可見,呈現在先生筆下的中醫史,決不是什麼中醫發展史,而是一部等待他來扭轉乾坤的中醫衰敗史!就目前中醫隊伍的現狀而言,強調學習經典的意義是非常必要的。但「中醫超科學論」者宣揚「就憑一本《內經》治病」的觀點未免失當;為證明經典實用價值所列舉的事例也過於離奇,如根據《素問?金匱真言論》「北方黑色,入通於腎」、「其味咸」、「病之在骨」、「其臭腐」的理論,指出「腎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屬腐爛一類性質的病變都與腎相關」,進而解釋蛇傷忌鹽可免傷口腐爛,棺木底板上長出的一種「腐臭最厲害」的東西可止骨癌之痛的道理[2]47-48。這種邏輯混亂的信口之言,幾乎經不起簡單的推敲。像這樣樹立學習經典的榜樣,對中醫經典的貶損,恐怕要在《靈素商兌》之上!在必要的科學基礎和文化土壤上產生的中醫經典,是作者對先賢們實踐經驗和理性智慧的總結,可能達到了當時空前的高度,但仍為後世的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任何理論體系都不可能登峰造極、窮盡真理。目前強調學習經典的重要性及其在現代中醫教育中的地位確有必要,但如果把經典奉為教條,並隨心所欲、漫無邊際地進行發揮,就有可能把指導實踐的理論武器,變成宣揚個人觀點的名品商標,在盲目的悠然自得之時,無情地扼殺了進一步觀察事實、探討規律、總結經驗、創新理論的智慧和勇氣。醫巫分立是醫學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而「中醫超科學論」者卻忽視陰陽五行在醫學領域的具體含義,通過對陰陽五行的神化,誇大占卜星相、宗教玄談與醫學的聯繫,宣揚以先驗的「形而上」體系預測疾病的預後和轉歸,抹煞醫學與術數、醫生和風水相命先生的本質區別,把中醫學描繪成了駁雜蕪穢的玄而又玄之學!面對這種醜化中醫的描述,除學識尚淺的青年學子可能感到有趣之外,廣大業內外學人將會作何感想?中醫大學的教授尚且如此,還值得傾聽「中醫是不是科學」的爭鳴中來自中醫界的聲音嗎?「中醫超科學論」者的表述中,飽含著貶低其他學術體系的情結,對誦讀經典之外的中醫學習和研究方法也多有微詞。這種傾向同樣見於外國朋友,如一位德國教授在接受《科技中國》記者專訪時說:「中醫是一種內容最豐富、最有條理、最有效的一種醫學科學」[3]。不同醫學體系的比較研究是應當提倡的,而比較研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借他山之石,取他人之長,而不是比較出幾個「最」字聊以自慰 。再者,使用「最」字時還是應當謹慎些,可能在語言學的某些方面,漢語比西語有更多難以把握的分寸。三在「中醫超科學論」者對面的另一極地上,聚集著一群「中醫偽科學論」者。他們的聲音,在中國大地上縈繞百年,少有歇止,最近又一次奏出了強勁的旋律。成為這支強勁旋律聲源的「偽科學論」者,自稱是已經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25年的大學教授。以往,他在數學、物理學、化學、進化論、農學、軍事學方面都發表過相關哲學思考和思想史總結的論文。2005年10月,他把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領域向醫學拓展,寫出了《告別中醫中藥》一文,並於當年11月在武漢理工大學召開的全國「科技文化與社會現代化」學術談論會上宣讀。此後,這篇文章在北京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網站上貼出。2006年4月,在大連醫科大學主辦的《醫學與哲學》雜誌上,以傳統學術媒體形式公開發表,「它又成了一篇可供後人閱讀的歷史文獻」。「中醫偽科學論」者這篇「歷史文獻」的「批判精神是顯而易見的」。而在由此引發的主要以網路為陣地的越來越激烈的相互批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歷史文獻」的批判精神,只是作者批判精神的冰山一角!有史以來,沒有誰能夠迴避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而近代以來的中醫存廢之爭,除涉及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之外,更深刻的本質是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衝突這種特殊的文化交流態勢。每次論爭,中醫學總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在西方文化的參照系中,接受論爭雙方的觀察和思考,最終得到截然相反的評價。而這些評價往往摻雜著沖淡理性的情感、成見,表現出一定的盲目性和極端性,所有這些,在「中醫偽科學論」者公開發表的「歷史文獻」和他後來的一系列網文中,都有突出的體現。「中醫偽科學論」者首先在與其他各文明古國醫學史的比較中,得出了中華醫學起源晚、巫醫分立時間難以確定、《傷寒論》之後沒有進步和求實的探索、內容不如希臘醫學豐富等結論,進而指出:希臘醫學的歷次革命,「居然沒有觸動中國傳統醫學的任何方面。因此,從文化進步的角度看,我們有理由告別中醫中藥」[4]15。這段涉及中外醫學歷史的論述,顯然不是對醫學史認真研究的結論。因為中醫學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在晉唐以後都有十分顯著的發展和進步。儘管中醫學不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醫學文明,但經過中國先賢的臨床積累和理論創造,到約當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明代,不可能如其所言:「希臘醫學比中華醫學的內容更豐富」。更重要的是,依據什麼歷史規律,可以要求中國傳統醫學必須隨著希臘醫學經歷的革命而發生改變呢?中醫學在外來醫學的衝擊面前表現出的穩定性,標誌著本身的成熟性和一定的優越性,按照常人的思維規律,絕不應該成為被人「告別」的理由。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醫的評述,基本上不是對中醫認真研究的結論,而是為積極引進西學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矯枉過正的表現。而21世紀的中國,不再有引進西方文化的阻力,至少中醫學的存在絲毫沒有影響現代醫學在中國的發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醫偽科學論」者竟然妄發此等崇西非中的反傳統宏論,其初始動機與近代文化名人迥然不同,得自於社會的回饋也必將與文化名人大異!「中醫偽科學論」者「從尊重科學的角度」指出:中醫不是科學醫學,算不上經驗醫學,也不是理性科學[4]15。這種「磨去了稜角」的為中醫學定性的結論,在後來發表的網文《給全國網路讀者的公開信》中,變成了再也按捺不住的真心話語:「我可以負責地說,中醫既不是什麼積極的文化,更不是什麼科學,甚至還不夠格稱『偽科學』,而是中國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們『病急亂投醫』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騙局。什麼『三陰三陽』、『五運六氣』、『七經八脈』(筆者註:當是「奇經八脈」),全都是熱混了的胡話,沒有絲毫的科學價值和文化價值」;「在科學的照妖鏡面前,中醫不但不科學,而且簡直就是文化垃圾。我們甚至應該不只是告別它,而是應該把它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5]誰能相信這些話會出自一位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的教授之口,誰還會相信教授的那句自白——「我是一個謙卑的人」呢?「科學」,這個應用頻繁而富含歧義的詞語,經常表達著不同的概念。自從「科學」由日語引入漢語以後,漢語中的「格致」一詞便逐漸被取代了,所以漢語中的「科學」首先包含了「格致」即「格物致知」的意思,也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以獲得知識。「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按照《辭海》對「科學」的這一定義,中醫學這種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與自然、社會密不可分的人體生命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理所當然地屬於科學。由於「科學」具有「知識體系」的涵義,所以人們常常把正確的、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東西稱作「科學的」。這裡的「科學」是廣義的「科學」。自19世紀從西方哲學中分化出「科學哲學」這一獨立學科之後,科學哲學家用哲學理論所研究的「科學」,通常特指誕生於近代歐洲的建立在實驗方法基礎上的研究體系。這裡的「科學」則是狹義的「科學」。在使用狹義「科學」的話語環境中,實證自然科學之外的知識體系統統被排除在「科學」之外,不但「中國古代無科學」,而且世界古代都無科學;不僅中醫非科學,所有醫學體系皆非科學。如果在學術爭鳴中明確了使用狹義「科學」的前提,那麼,關於中醫「是不是科學」的爭議也就失去了實際意義。而以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為業的「中醫偽科學論」者,「從尊重科學的角度「判定中醫學」不是什麼科學」的時候,所使用的「科學」概念,顯然不是狹義的「科學」,而是廣義的「科學」,所以,檢討其立論基礎和論證依據的可靠性是十分必要的。「中醫偽科學論」者指出:「衡量一種理論是否屬於科學,最簡單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關係或因果關係。中醫之所以不屬於科學醫學,就在於它的經驗判斷和理論陳述都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4]15。儘管這句話中的「原理關係」是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儘管「因果關係」本是不靠什麼「科學」建立的客觀存在,我們還是可以通過這些蹩腳的語句,猜測到他本要表達的思想:中醫的經驗判斷,沒有反映客觀的因果關係;中醫的理論陳述,沒有概括出「明晰可靠的原理」,所以中醫不是科學醫學。其實,中醫學的經驗判斷所反映的病因與疾病、治療與療效、養生與健康之間許多真實的因果關係,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如傷寒發熱、麻黃平喘、行氣強身等等;中醫學的理論陳述所概括的許多自然原理,是任何人都不可違背的,如「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等等。當然,決不能認為,也不能苛求中醫學所有的經驗判斷都反映了真實的因果關係;決不能認為,也不能苛求中醫學的所有理論陳述都是對自然原理的概括。科學史不是真理的一覽表!所有「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以及總括和貫穿於三大領域的哲學和數學,都是真理和謬誤交織而成的知識網路。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逐步擴展真理、糾正謬誤,正是科學不斷進步的標誌。如果把「中醫偽科學論」者所說的「明晰可靠」絕對化,並以之作為是否屬於科學的「最簡單的判斷方式」,那麼,包括科學哲學家們用哲學理論研究的實證自然科學在內,世界上沒有任何知識體系可以稱作科學。「中醫偽科學論」者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中醫偽科學論」者認為,中醫中藥缺乏經驗基礎和邏輯基礎。三陰三陽在經驗世界是不存在的;藥物的四氣五味,「不能在經驗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脈診的描述「不具有任何經驗性」,「這種描述不精確的診斷方法,羅列了14種『有病』脈相,卻沒有列出『正常』脈相。沒有『正常』作參考,又如何能判斷『有病』?可見,中醫脈診方法不具備起碼的可用來進行排中分析的邏輯基礎」[4]15。「中醫偽科學論」者曾告訴採訪他的記者:他本人從1973年就開始學習中醫,他妻子也是77級5年制中醫學院本科畢業生。他經常閱讀中醫著作。他從1985年開始,就經常與醫學界的朋友討論醫學哲學和醫學社會學問題。所以他是有充分的資格和信心討論中醫問題的。可實際看來,科學哲學的教授還遠遠沒有摸到中醫學的大門。三陰三陽說,是引入醫學領域的哲學陰陽學說在陰陽定量方面的一種發展,這類高度抽象的概念,就像「歷史文獻」講到「中醫不是理性科學」時所舉的「點」一樣,表面上看只存在於理性思維領域,遠離經驗世界,可是實際上具有經驗的還原性。四氣五味的概念最初都是可以直接感覺的經驗,後來作為藥物性質和作用的分類範疇,獲得了一定的抽象性,如藥味的「苦」,就不再局限於「嘗之口苦」的經驗特性了。中醫的脈診的確是一種繁難的技術,絕非蜻蜓點水般翻閱幾頁脈書便能理解其中的真諦。歷代醫書對脈象的論述,種數不一,並非都是羅列了14種病脈,而對正常脈象卻大多有明確的記載,所謂「平脈」、「常脈」,即是正常脈象;「有神」、「有胃」、「有根」,都是對正常脈象特徵的表述。只可惜,科學哲學的教授對此好像從無所聞。「中醫偽科學論」者「為了進一步說明中醫的非科學特徵」,「以《黃帝內經》中關於水腫病的論述做一次具體的解剖」,指出:「開鬼門,潔凈府,精以時服,五陽己布,疏滌五臟『之類的醫療措施,則沒有任何明確的操作含義。它是不是巫術,我們姑且不去斷言,但至少它為江湖醫生施行巫術留下了一個廣泛的空間」[4]15。學過《內經》的人都應知道:「開鬼門」,即發汗;「潔凈府」,即利小便。發汗、利小便作為有效的治療方法,至今仍在臨床上廣泛應用,體現著中醫的特色和優勢,怎可說它「沒有任何明確的操作含義」?怎麼能視為「姑且不去斷言」的巫術?更怎麼能妄言「至少它為江湖醫生施行巫術留下了一個廣泛的空間」?「開鬼門」的「鬼門」是「汗孔」,「鬼門」的「鬼」,古通「魄」,萬萬不可一見「鬼」字,就像見到了鬼!「中醫偽科學論」者認為:「從維護生物多樣性的角度看,中醫中藥在倡導不科學施治的同時,破壞了生物的多樣性」。這是對歷史和現實的嚴重歪曲。難道中藥的使用曾經或正在導致某些物種的滅絕嗎?實際上,倒是現代科學對狩獵手段的改進和生存環境的破壞,給生物多樣性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同時也使藥材質量不斷下降,藥用資源日漸匱乏。「中醫偽科學論」者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呼籲應去尋找真正的對象。2005年修訂出版的《中醫大辭典》(第2版),特意在虎骨、犀角等藥名後面加上了禁止入葯的明顯標記,說明中醫界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採取了十分積極的態度和措施,「中醫偽科學論」者聳人聽聞的觀點,顯然缺乏必要的證據和起碼的公允。「中醫偽科學論」者大發惻隱之心,對患者的利益表示了充分的關注。指出:「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中醫中藥蘊含著裝腔作勢的醫理解釋,推行毒物、異物、污物入葯,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告別中醫中藥」。醫療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社會活動,面對託付健康甚至生命於自己的患者,盡量作些醫理解釋應當是醫生的責任和義務。「中醫偽科學論」者難以容忍的是:「中醫生所接觸的疾病不管是已經認識的還是尚未認識的,中醫生都要煞有介事地『辨證』和『施治』。不僅如此,中醫生還往往要為自己的施治行為做些莫名其妙的醫理解釋」[4]16-17。「中醫偽科學論」者所謂的「已經認識」和「尚未認識」,都不是指中醫的認識;已經認識和尚未認識的「疾病」,也不是通常被中醫作為診治對象的臨床單位。「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重要特點之一。中醫學的「證」與西醫學的「病」都是對疾病狀態的概括,都是對疾病本質的反映,只是著眼於不同的層面,應用了不同的方法。西醫對於「病」的診斷是以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變化為依據的,但「病」的形成必然經過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現有的診察手段所能查知的病灶和病理變化出現之前,患者可能已經從整體層面上反映出西醫理論無法解釋的癥狀和體征。這種情況下,中醫師按照中醫學理論,通過分析四診獲得的宏觀資料,用"證"來概括疾病狀態,並處以對證的治法和方葯,常能收到較好的療效。如果中醫師就自己的思維過程,對患者作些通俗易懂的解釋,難道不正是應該或必需的嗎?「裝腔作勢」或「莫名其妙」,那只是業外人士容易產生的一種感覺,絲毫不足為奇。如果面對著外行,研究科學哲學的教授講一通「相對論革命」,或者知名的院士講一通粒子物理理論,不知有多少人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呢!「中醫偽科學論」者舉出《本草綱目》收載「狗屎」的例子來指責中醫推行「污物入葯」[4]17。其實污物入葯不一定都是應當指責的。假如有人在荒郊野外誤食了可以致死的毒物,在無計可施之際,若能順手取得一泡狗屎絞汁令服催吐,則或許不至於斃命,難道這就算是「『不仁』的特徵」嗎?《本草綱目》載葯1892種,「中醫偽科學論」者無意了解各色各類藥物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而是匪夷所思地專挑「污物」論事,誠可謂「慧眼識珠」!「中醫偽科學論」者指責中醫「以毒物入葯」,「濫用礦物,讓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屬或其它有害成分最為普遍」[3]17。其實中國古人對礦物葯的毒副作用早已有充分的認識,現代《中藥學》教材中用於內服的礦物葯已寥寥無幾,可以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的臨床常用藥物反倒以植物葯為多。近幾十年來,不少學者對常用中藥進行了毒理學研究,今後這方面的研究仍待加強。但是,任何藥物,無論中西,都是一把雙刃劍,對所有人類個體都有益無害的藥物是不存在的。正確的態度是,積極研究藥物的治療作用與毒副作用之間的關係,正確認識藥物的量效關係,研究減毒增效的配伍方法,嚴格掌握適應症和治療時程,在充分發揮藥物治療作用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藥物中毒事件的發生,而決不能因噎廢食,草率地拋棄一切有毒的良藥,更不能拋棄使用有毒良藥的醫學。「中醫偽科學論」者指責中醫推行「異物入葯」,浪費了患者的錢財。妄言:「幾乎所有的中藥方劑,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葯都沒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4]17。中醫施治,復方為多。君臣佐使、七方十劑等方劑理論,是古人用藥經驗的總結,因證配伍,靈活加減,體現了中醫治病的圓機活法,蘊含著古代醫家的知識和智慧,值得認真繼承和發揚。當然,如果把所有中醫師開具的所有處方作為考察對象,可以斷言,並非每一味藥物都是必需的。因此,醫學界應當提倡「方精葯少」的組方原則,同時用多種方法研究中藥方劑的配伍規律,力求提高使用中藥復方的水平。但是,如果把復方中的大部分藥物說成「穿腸而過的異物」,而把治療作用完全歸於「所喝的水」,則純屬喪失理智的惡意毀謗,不值得辯駁和理睬。在「歷史文獻」的末尾,「中醫偽科學論」者拾魯迅「成對蟋蟀」之類的牙慧,指責中醫「以嚴格的『奇方』追求『奇效』為難患者,並為醫生的無效施治開脫責任」[4]17。毋庸諱言,這種說法決不是無中生有,就連前面所舉事例,教授在自己家中或許就有親見的機會。但是,個別不能代表一般,事實未必就是現實,不要說研究哲學的教授,就連一般的學者,都應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四「中醫超科學論」和「中醫偽科學論」,分別從對立的兩端,否定了中醫學的實踐基礎,歪曲了中醫學發生髮展的歷史過程,對中醫學的繼承和發揚都會帶來嚴重的危害。人腦的高度發達和人類活動的社會化,使人體生命運動成為最複雜的運動形式。以人體生命運動包括健康、疾病、療養等為研究對象的醫學,必然依賴其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認識成果為其奠定進步的基礎。在不同自然科學背景和社會科學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醫學體系,蘊含著不同的認識成果和不同的認知方法,表現出不同的缺陷和優勢。關於科學體系的科學性或曰合理性問題,在科學哲學的各個學派之間一直存有爭議。如科學實在論者認為,科學的目的是求「真」,相信某種理論為「真」,是接受這個理論的前提;而反實在論者卻認為,一個科學家提出一個理論,並不是相信這個理論就是符合實際的真理,對於科學家來說,只要理論是「好的」、「適當的」,他就可以接受這個理論。科學哲學家的不同觀點之所以都能得到相關證據的支持,是因為人類的知識體系,本來就有不同的類型,表現為不同的存在形態。不同類型、不同存在形態的知識體系的並存和互補,反映了客觀世界的多樣性與和諧性。以綜合、演繹、整體觀為特點的中醫學,強調人體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強調人體各局部的整體聯繫,強調整體考察和宏觀把握,強調病情的階段性變化與相應治療手段和方葯的圓機活法,突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總體文化特徵。雖然以實證科學的標準來衡量,並非所有中醫學概念、命題、論述都能為「真」,但是,在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方面,在指導中藥和中醫治療方法的應用方面,中醫學一直是最「好的」、最「適當的」理論,具有不可置疑的科學性、實用性和一定的優越性。當然,2000多年前形成的中醫理論,不可能具有永久的先進性。比如,過於強調整體觀察和宏觀把握,而對分析、歸納方法的意義估量不足,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醫認識的深化。相信隨著自然和社會的演變,中醫理論必能通過今人和後人的努力得到豐富和發展。醫學追求的目的是療效,臨床療效的高低是衡量醫學和醫生優劣的首要標準。以個體診療為特點、個案記載為寫照的中醫療效,幾千年來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肯定和信任;而隨著以概率為尺度的統計學尤其是以多中心、長時期、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為特點的循證醫學的應用,使中醫有效個案的證據效力受到質疑,使中醫療效的傳統判定方法受到嚴峻的挑戰。現知最早的中醫醫案淳于意「診籍」,對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都有記載,體現了中醫先賢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而「中醫超科學論」者,往往崇信所有古書醫案記載的真實性,否定動物實驗的可行性,忽視統計學和循證醫學的先進性,觀察和記述臨床療效時,缺乏嚴格、嚴謹、嚴肅的科學態度,甚至有意誇大療效,神化崇拜對象,把中醫學吹噓成能夠治癒所有疑難病症、達到了最高境界的醫學,這就違背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損毀了中醫的形象,對中醫學的發展極為有害。「中醫偽科學論」者與之相反,把統計學和循證醫學的先進性絕對化,以「不可重複」為由,否定個案研究的科學價值,把中醫治癒的病例全部定為自愈病例,把所有中藥方劑統統視為安慰劑,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推定。至於把中醫收到的療效歸功於「所喝的水」,則更是喪失了實事求是精神的怪論奇談。中醫療效的判定標準,是一項亟待研究的重大課題。「不可重複」常常被當作否定中醫療效的根據,所以正確評價有效個案的證據效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一般寓於特殊之中,但特殊畢竟是特殊,就像沒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樣,真正的、完全的、絕對的重複是不存在的。「重複」驗證,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個性的一種認識方法。儘管探討共性對於總結規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臨床上特異的個體化醫療仍然應是醫學追求的最高境界。探討共性,總結規律,是人類認識世界必然遵循的原則,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都對人類疾病的共性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二者的區別在於:中醫關注的共性是整體狀態的「證」,而西醫關注的共性是分析基礎上的「病」。整體綜合與還原分析方法的互補性,決定了辨證與辨病並存的合理性、必然性、優越性。中醫的治療效果也是可以重複的。沒有重複,就沒有經驗的積累,就沒有理論的總結,就沒有技術的傳授,就沒有醫學的發展。只不過中醫療效的重複,不是以「病」為共性觀察對象的重複,而是以「證」為共性觀察對象的重複。個體診療、個案積累的方法是中醫臨證和研究的主要方法。但中醫的療效總結和經驗積累,都是由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醫患個體組成的群體實現的。當一位面對疑難病患者的中醫師,查閱歷代醫案,借鑒前人經驗和理論,並以親身實踐來檢驗前人經驗和理論記述的時候,他實際上就已經作為從事研究工作的一員,自然地加入了一個共同研究的群體。只是這個群體,沒有課題組的名號,沒有劃撥的研究經費,沒有可供統計學處理的數據,因而也就沒有了登上大雅之堂的機會。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具有較高證據效力的「大樣本」可以有不同的類型,一類是同時同地的大樣本,即現代醫學經常使用的大樣本;一類是異時異地的大樣本,即中醫歷來使用的大樣本。異時異地大樣本的選取也是相對隨機的,其證據效力不容否認。只是異時異地大樣本的集成需要較長的時間,相比之下,似乎同時同地大樣本的研究更具先進性。總之,中醫學是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與自然、社會密不可分的人體生命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中醫理論是科學理論,中醫經驗是寶貴的財富,中醫的療效是肯定的而且常常是優異的。中醫學在中國醫學的殿堂里擁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就像醫學具有多元性一樣,研究醫學包括中醫學的方法也是多元的。誦讀經典、刻苦臨床的方法不應具有排他性,使用其他任何方法研究中醫藥的各界學者,都應該得到中醫界的歡迎、配合和支持。中國科學哲學家引用過的一位外國科學哲學家的話實在富有啟發性:「決不要輕易對自己說:什麼是絕對正確的,什麼是完全錯誤的;決不要成為某種方法程式的俘虜,作繭自縛。方法不過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它是為一定的認識任務服務的。在我們的思想中,應當允許互補的觀點、方法、程式同時並存,重要的是善於比較和作具體的取捨」[6]。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哲學家的風範!願有更多的學人,能用這樣的「哲眼」,看待中醫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看待中國醫學乃至世界醫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參考文獻[1]漢森著,邢新力譯.發現的模式.第1版.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8[2]劉力紅.思考中醫.第2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3]鄭恩元.中醫是成熟的科學訪德國中醫藥學家波克特博士.科技中國.2006,(2):86[4]張功耀.告別中醫中藥.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6,27(4)[5]張功耀.給全國網路讀者的公開信.[2006-06-19]http:∥columnbokeecom[6]劉大椿.科學活動論 互補方法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535536(收稿日期:200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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