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支那（China）」一詞的不平與困擾

[轉載：希望可以解決一些對於這兩個字的不平與困擾]作者: 方漢文，原文載於《尋根》雜誌。長期困擾學界的一個難題是：世界相當多的國家，特別是古代西方對於中國的稱名「支那（China）」是從何而來的？它與西方接觸中國的歷史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有重要現實意義的研究，因為歷史並不是過去，在一定意義上正如西方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而國家名稱則是其歷史符號，它所指與能指都與這個國家的歷史直接相關。直到近年，關於「支那」一次的爭論仍然很激烈，當有人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人時，海內外華人都對於它是不是有貶低中國人的含義十分關注，這方面的爭論一直不斷。因此辨明這一名稱的來源時十分重要的。筆者認為，以往研究這一問題的主要是根據零星片斷的史料，沒有古代語言史上的相關資料證明，沒有能從西方與中國交往歷史過程來考慮，特別是脫離開東西方文化交流背景――其中相當重要的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這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進程――所以研究中往往吉光片羽、不成系統。在這種研究方式中，沒有考慮到雖然同樣是歐洲國家，但由於與絲綢貿易的關係不同，與中國交往的歷史時代不同，所以對中國有不同的稱名。也就是說，在中西稱名的歷史演變中，要同時考慮歷史接觸與語言系統等不同因素產生的影響。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歐洲重要語言系統中，斯拉夫語系與印歐語系對於中國的稱名是完全不同的。俄國人稱中國人為Китай「契丹」（Khitan）。這是由於俄國人把中國人與其擔任混在一起。中國人與契丹人在同屬於黃色人中。契丹人較早與羅斯人發生交往，據《多桑蒙古史》記載，契丹是10世紀之初行其餘中國遼東之北的民族，先居住在韃靼地方，然後佔據了中國北方土地，公元1125年，北女真人所滅。雖然契丹人存在的時間並不太長，但這一段時間恰好是古代羅斯人建立起自己的公國的時代，根據俄國著名史詩《伊戈爾遠征記》等記載，這一時期是古代基輔公國等斯拉夫國家興起的時代。而中國與黑海地區的斯拉夫人的交往從古代起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阻礙，以後斯拉夫人東遷，來到伏爾加河流域與亞歐草原上，與中國直接交往相對更少。羅斯人最早接觸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國人看作是契丹民族。在這種歷史接觸中，是斯拉夫語言使得中國民稱固定為「契丹」的讀音，而沒有採用「支那」的讀音。也就是說，由於歷史原因，斯拉夫民族在中國與西方民族的絲綢貿易中距離較遠，而沒有以絲綢之國來稱呼中國。稱中國為China的古代民族則是印度人與歐洲人，所以「支那」（China）包括「印度支那」一類稱呼實際上來自兩個方向，一個是歐洲，一個是印度，學者們根據歷史接觸來研究，往往不能確定其來源方向之間的關係。但是，這兩個語系在19事迹之後北歐洲的比較語言學家發現是屬於同一語系，這就為中國之名的歷史索解提供了關鍵的條件。無論是古代印度還是希臘，都處於中國古代絲綢之路上，因此考察中國稱名這一問題宜從中國與西方絲綢貿易這一總體思維來研究。作為一種有影響的大國的歷史稱名不是某個個別國家民族所能決定的，它只是一種歷史過程的產物。這是我們考察的主要出發點。 http://www.intlshop.com目前關於中國「支那」讀音的稱名中，有一下主要的看法。其一，中國秦朝說。認為中國稱名China來自「秦」的發音，這是一種流行廣、擁護者多的說法。發過學著鮑狄埃（M·Pauthier）等人提出此種見解。他認為支那稱名起於梵語，而梵語中支那是因為中國古代秦朝而得名，所以稱中國為「秦」（Sin、Chin），而China後的a是葡萄牙人加上的。這種說法後來得到了發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支持，伯希和認為：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用Sinoe來指中國，用「塞里斯」來（此處可能燒了一個「指」字――筆者注）絲（serm這是用以指「絲」的一個中文詞的古代形式），用Tobgatch（桃花石）拓跋氏；另一方面是中國用「拂林」來指羅馬，用「犁干」來指亞歷山大城（Alexandrie），用「安都」來指安條克（Antioche），用「汜復」來指比凱『Bambyke*，不是幼發拉底河上的赫埃羅波利斯（Hieropolis*）』，用「罐潛」來指花刺子模（Klwarism*）。（【法】伯希和等著，耿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記》，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伯希和的《支那名稱指起源》發表於《通報》1912年）按伯希和的看法，西方的中國稱名中，中國與「塞里斯」是分開的。中國從「秦」的音譯，而「塞里斯」指絲綢。由於伯希和是西方聲名顯赫的漢學家，所以在他之後，「支那」之名起於秦，以成為相當有影響的一種學說。中國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張星良先生也支持這種看法，這一說法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影響甚大。對於這種觀點也有不贊同者，如德國學者赫曼·雅各比（Herman·Jacobi）的反駁就十分有力，他指出這樣的歷史事實：早在公元前300年，也就是印度丹陀羅笈多王朝時期的歷史學家考鐵利亞（Kautiliya）曾經寫過一本《政治論》，其中就使用了「支那」一詞，記載了支那的絲綢販運道印度的歷史。而秦朝始建於公園前247年，也就是說，在此之前，印度已經使用了「支那」來稱呼中國（考鐵利亞，即考塔里亞，亦稱考提利亞、者那迦，丹陀羅笈多·毛里亞的宰相。曾著《政治論》一書，此書現在被考證為公元前2～3事迹所著。雅各比的論點發表於其論文《從考鐵利亞論著中所見的文化及語言學資料》，載《普魯士科學院學術報告集刊》第44期，1911年）。第二種看法是「支那」為越南「日南」音譯。「日南」（Jih－nan）使越南的一個郡，在漢唐時期是通向中國的海上交通重鎮，所屬來中國的船隻都在此處停留。德國學著利克托分（Von Richthofen）提出這種說法，並且得到了西方漢學界不少學者的贊同。法國學著拉克伯爾（Lacouperie）對這種說法提出反駁，認為這種說法有不少漏洞。其一，漢代日南郡並不像利克托分所說是在越南東京，而是南部。其二，漢代日難的讀音不是Jih－nan，其讀音是nit－nam，在廣東讀音中是yat－nam，這就與日難的讀音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是日南。第三種其實是一種古老說法，由古代希臘人提出，即支那之名可能來源於「賽里斯」國，而「賽里斯」國則與絲綢有關。但這種說法語焉不詳，本身缺乏明晰論證，在伯希和之後就逐漸被人拋棄。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看法，我們不一一詳述。筆者認為，中國古代稱名「支那」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賽里斯」，但是其形成「支那」一詞，卻另有一種語言傳播的原因。由於中國與希臘之間沒有直接商貿關係，經過梵語、敘利亞語、東伊朗語等古代語言的轉譯，形成了中國稱名的不同讀音。這一稱名起源於中國的「絲」，語辭的意義就是「絲國」。比較文明學與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新發現可以支持我們的看法。茲簡單說明如下：1、從時代來說，中國絲綢遠在公元前6世紀之前就傳到印度，隨後道中東與希臘羅馬，隨之出現產地中國稱名，這是世界貿易史上的必然過程。這在秦建國之前，而且與越南日南無關。日南只是羅馬人來華所經過的港口，必然在此之前已經知道中國，才有羅馬皇帝遣使來華之舉。而且，日難這樣的小地方不可能成為中國絲綢這樣舉世聞名產品的產地代表，這可以說是歷史的常識了。簡單說，就是西方先知「支那」而不會因日南而知中國，更不會把日南附會為中國。2、最直接的證據是印度經典與文學中中國的梵文稱名Cina，梵文經典《摩呵婆羅多》（Mahabharata）中已經提到了Cina（Mahabharata，Sabhaparvan，9，26，ed.by P.Edgerton.Poona,1943~1944）。《摩呵婆羅多》的成書年代為公元前4世紀，上文所提到的考鐵利亞《政治論》的成書年代在公元前3世紀，都遠在秦國或者秦朝之前，而且，這一稱名不會是從西方傳入印度的，因為《摩呵婆羅多》中同時提到，與中國人相關的阿另一古代民族是基拉塔斯（Kiratas），這一民族應當是最早與印度產生交往的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民族。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通過把基拉塔斯人和中國人聯繫在一起的情況來判斷，古代印度人最早是直接通過東方路線來接觸中國的。他們把中國人看成與基拉塔斯人一樣的東方人。」（）Asthana，Shashi，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sest Times to 300 BC,P.154.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8）估計這個民族是古代居住在中國西藏或是雲南的少數民族，他們最早於印度發生交往。 http://www.intlshop.com3、希臘文獻中早已出現「賽里斯」（Seres），意為「中國人」。據公元前4世紀希臘人亨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記載，這種稱名就是起於「絲（Ser）」（參見前文所引的米勒【Mu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書店版本，轉引自【法】戈岱司編《希臘拉丁作家遠東文獻輯錄》，耿升譯，中華書局，1987年版）。也有可能如公園2世紀的羅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臘志》中所說，就是「他們國內生存的一種小動物，希臘人稱之為『賽兒』（Ser*）」。我們可以肯定，希臘文中是以Seres來稱中國的，其起於蠶與絲的本意。與此相異的是，關於紅海、波斯灣、印度半島的有關文獻中，出現了Thinai，《厄利垂亞海航行記》（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中又寫道：經過這一地區之後，就已經到達了最北部地區，大海流到一個可能屬於賽里斯國的地區，這一地區有一座很大的內陸城市叫做泰尼（Thinai）。那裡的棉花、絲線和被稱為Serikon（意為絲國的）紡織品被商隊陸行經大夏運至婆盧羯車（Barygaza），或通過恆河而運至利穆利。（《厄利垂亞海航行記》，本書作者佚名，據說是埃及之希臘人，大約成書於公元1世紀末，記述紅海、波斯灣與印度半島的航行。參見法布里西尤斯版本，1883年萊比錫出版）這本書中出現了「支那國」（Thinai），這是較早出現的與希臘人的「賽里斯」Seres稍有差異的中國稱名。我們注意到，這一名稱是與絲綢運往印度的記錄有關的。起於希臘羅馬人的中國稱名中，基本以Seres為本，並且衍生出各種稱名，如見於多種著作中中國絲綢Serikon，公元2世紀羅馬人阿克倫（Acron）的《頌歌》中所說的「賽里斯人織物」（Sericum），見於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Ptolemee）《地理志》中Sinai。4、我們比較一下集中古代文字中的關於中國的稱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聯繫。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東方古代文字當推梵文。梵文中「支那」為Cina（考鐵利《論政治》即「Arthasastra」，並且說明中國絲綢販運到印度），「支那」在梵語中也是Chinas（參見《瑪奴法典》Laws of Manu）。這樣我們可以斷定，梵語中的Cina與Chinas是一個詞，而不是兩個詞，都是起於絲綢的中國稱名。漢語中的「支那」其實是對梵文的音譯，《大唐西域記》卷五所說「摩呵支那」，《宋史》卷四九十《天竺國傳》中所載「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系來自梵文，Mahachinasthana是從古梵文所變化出來的。東方文字中，閃族語系是另一個最重要的古代語系，腓尼基語就是閃族語系，它以後影響到古代希臘的語言。在希伯來文中，《聖經舊約》的《以賽亞篇》中也有提到中國：看哪，這些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來，從西方來這些來自賽那姆（Sininm）。這裡的Sininm就是中國，明顯即「支那」，其讀音與希臘文中的「賽里斯」的第一個音節是相同的。我們可以說，閃族語是介於梵語與希臘拉丁文之間的一種中國稱名，其第一個音節「賽」同於希臘，而第二個音節「那」則通榆梵文，這說明它可能是從梵文向希臘文的過渡。其他中東與中亞的古代語言恰與希伯來文、印度文相呼應，如中國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用敘利亞文寫下了中國的名稱：支那斯坦Zhinastan。這一稱名基本同於希臘拉丁文中的讀音。栗特文（Sogdia）是中東的一種重要文字，英國斯坦因所整理的栗特文書中，據發過葛底奧特（M·Robert Gauthiot）的研究，中國記為Cynstn（的參見《通報》，1913，第428頁），這也可以證明，中國絲綢在西運中，曾經通過印度與西域，眾所周知，古代西域是眾多宗教匯聚地區，來自印度的佛教、伊朗的拜火教等都曾在西域流行，並且傳入中國。這就是漢代以後的絲綢之路三條要到。所以栗特文的記錄也是一個證明。這樣我們可以有一個總結，中國絲綢古代通向希臘最早是通過西域、印度和中東，最後才到達雅典與羅馬，因此，中國的稱名也隨著這些古代民族的語言而傳播。所以最早的中文稱名可能來自梵文與希伯來文，這兩種文字中都以「絲」的發音來稱呼中國，即梵文中的Cina與希伯來文中的Sininm，這兩種重要語言的稱名翻譯到希臘文與拉丁文，形成「賽里斯」Seres之名。這種稱名的形成除了語言的音譯外，相當重要的是絲綢貿易本身所形成的影響，名與實相得益彰，這就是「支那」一詞指中國的來源。這一過程的音轉關係與對音關係如下：古希臘文 Seres梵文 Cina 希伯來文 Sininm敘利亞文 Zhinastan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為Ch的，而與希臘文中的S實同一讀音，所以希臘文中的讀音與梵文中相同，印歐語系中的讀音基本是「絲」的讀音。而敘利亞自古以來由於地處中國、波斯和歐洲的中介地位，文字很可能受到波斯文的影響。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語，伊朗語中沒有送氣濁輔音，發生S－Zh的音轉。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讀音的來源，後人附會為秦的名。這樣，支那一詞的來源就基本清除了，順便說到，《聖經·舊說》的《以賽亞書》屬於後先知書，是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的先知們所發表的時事政論，從年代來看，也都早於中國秦朝的建立，甚至早於秦國的存在。這也是西方中國古代稱名支那不可能為「秦」的音譯的重要證據，前人多忽略了這一點，筆者認為尤其重要，有必要特別指出。 http://www.intlshop.com綜上所述，從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來看，「支那」本義為絲，說明中國絲綢之路是有世紀意義的。近年來關於中國絲綢之路的研究表明，早在張騫「鑿空」之前，中國絲綢可能已經遠行希臘與印度，因此，這條以後日益發達的絲綢運輸道路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日久彌深。證實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才可能索解中國稱名的歷史。另外要說明的是，這個詞從本義來說，是沒有貶義的。以後由於歷史原因，受到一些人的曲解，「支那」被認為含有貶低與歧視的色彩，要恢複本義，必須經過這種正名。這也正是當代中國人的義務，無須贅言。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