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種植了「希特勒草莓」（下）

三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樂黛雲教授曾說過，一位德國學者想與她合寫一本比較納粹罪惡與「WG」的書，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間，東西方兩大最優秀的民族會發生同樣令人髮指的暴行？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至今這個願望未能實現。

對於這樣深刻的歷史反思，或許有各種各樣的答案，但筆者作為一個經歷過「WG」動亂的見證者來看，答案反而顯得十分清晰。這就是：當J*權*磚製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覺悟並認識到自己是否在犯罪與作孽！

毋庸置疑，當生活在J權體制下，每一個人都被說成「人民才是一切，個人是微不足道」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公民被灌輸：「國家利益之上」，個人只是整個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與螺絲釘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成員渺小到沒有個人意志和權利，只能依附於國家機器的時候，一旦這個國家被某個政黨，或被某個毒*菜者綁架，將其變為殺人機器時，機器上的每一個齒輪與螺絲釘也只能隨著整個機器的轉動而運轉，絲毫無法擺脫這部機器的控制。

美國學者亞特蘭認為，J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匐在觀念腳下的民眾。德國人民的悲劇告訴我們，當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暴力、恐懼的J權制度下；一切信息來源受到封鎖，或是只有經過篩選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一切文學、藝術被當作被洗腦的工具的時候，即使是一個文明與修養極高的民族，它也無法具有衡量善與惡的標準，也無法具有明辨真偽與是非的能力。這時候，人再不是作為一個充滿靈性的人而存在，而是僅僅作為物質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作為某個政黨的工具、國家的工具、某個統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就曾打算通過宣揚自己的學說，把它當作一種指導和團結人民行動的工具，作為達到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不客氣地說，他確實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通過戈培爾指揮下的納粹宣傳機器喋喋不休地灌輸，德國人民完全接受了納粹磚*制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規律的價值根據；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於各種辭彙所賦予的新的註解，諸如「人民」「民*煮」「道德」「正義」「法律」「善良」「罪惡」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則的本意全都給顛覆了的解釋。

在這種情況下，難道還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嗎？此時，對於他們來說，善良與殘暴，有罪與無罪，正義與邪惡，這類名詞已經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所謂「有罪」「邪惡」就是任何阻礙他們實現「日耳曼人統治世界」的歷史過程的行為。

1938年，希特勒幾乎是用一種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國人的方式思維，以德國人的方式行動，他們（指德國青年）什麼也不用學習」。正如這位毒*菜者所言，德國人10歲開始加入少年隊，14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然後加入納粹黨，加入青年義務勞動軍，加入德國國防軍後，立即又被吸收進衝鋒隊和黨衛軍。他們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們的整個一生也都不再會有自由了。

《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部書中，真實地記載了納粹是如何通過教育將「法西斯精神」從小就灌輸到每一個德國兒童的心中。宣揚「雅利安人血統優良」與「猶太人血統低劣」，是希特勒種族主義的核心。為了達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矯揉造作的」宣傳效果，納粹分子在教科書中向孩子們講述：在自然界中，同類物種與同類物種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絕不會讓一頭鹿來領隊，一隻公椋鳥只跟一隻母椋鳥交配。同類物種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種。只有人類違反自然規律，進行干預，進行「人工雜交」。而雜種、混種、會把最壞的特徵集於一體。接著，他們又將這樣的例證引述到「種族與猶太人問題」上。在當時的學校中，經常會出現老師借題發揮，侮辱猶太孩子的現象。魯道夫.巴努什爾回憶說，老師把他叫到全班同學的面前，然後問道：「知道什麼是雜種嗎？」班上無人說話，孩子們只是在生物課上聽說過這個詞。沉默片刻，老師指著魯道夫.巴努什爾說：「他就是雜種。他媽媽是猶太人，這就說明一切。」

為了煽動孩子們仇恨猶太人，納粹分子們還編了許多兒童讀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綠色荒原上的狐狸》等來毒害與污染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古德倫.寶澤旺說，她至今也忘不了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講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媽媽要她到牙科醫院看病。她與另外一位女同學共同到了診室，醫生先叫那個女同學進去看病。當然，這個醫生長著一張猶太人的臉，彎鉤鼻子，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袋。這時候，坐在外邊的女孩，忽然聽到診室里剛進去的同伴發出尖叫：「不，醫生，請不要這樣！」然後，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後來，醫生出來，示意要她進去，她嚇得跑掉了。古德倫.寶澤旺回憶道，那時，作為孩子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猶太人對那個女孩究竟幹些什麼？這個故事讓我整個青年時代都無法擺脫。【《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人民文學出版社133、165頁】

在這樣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種子就潛移默化地種下了，並慢慢地開始發芽、開花、結果。當他們長大成人，參加衝鋒隊、或是黨衛軍屠殺猶太人時，已經感覺不到有任何內疚，有的只是仇恨的發泄和崇高的歷史責任感。

一個吃「狼奶」長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和道德行為。

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邪惡勢力，在干罪惡勾當的時候，會告訴世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見不得人的。如果邪惡勢力公然以邪惡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難有邪惡勢力存在了。任何邪惡必然與謊言相伴，只有摻雜了謊言的罪惡，才會顯得高尚，只有披上正義外衣的邪惡，才會蠱惑人心。但邪惡勢力本身對自己的罪惡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知道如何才能讓善良的人們甘心情願地接受他們的罪惡。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才會有悲劇，而最大的悲劇就是被邪惡勢力所欺騙，助紂為虐，卻一直以為在維護正義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慾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於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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