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中國銀器
| 銀器歷史 |
中國銀器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每一時期的銀器都具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內涵。 中國最遲在商代（距今3000餘年）出現了金製品，而銀器的出現較晚，目前所見較早的銀製品出土於春秋戰國時期。從出土地點看，在南、北方都有發現。中原和南方地區的銀器，大體看來，與北方匈奴少數民族地區銀器的風格截然不同，多為器皿、帶鉤等，或是與銅、鐵、漆、玉等相結合的製品，其製作技法仍大多來自青銅工藝。 秦代銀器迄今為止極為少見。曾在山東淄博窩托村西漢齊王劉襄陪葬器物中，發現一件秦始皇時期的鎏金刻花銀盤，製作精細，裝飾講究。根據對秦代銀器的研究，已能證明秦朝的銀器製作已綜合使用了鑄造、焊接、掐絲、嵌鑄法、銼磨、拋光、多種機械連接及膠粘等工藝，而且達到很高的水平。
漢王朝是充滿蓬勃朝氣的大一統封建帝國，國力十分強盛。在漢代墓葬中出土的銀器，無論是數量，還是品種，抑或是製作工藝，都遠遠超過了先秦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朝代更替頻繁，社會經濟亦遭受破壞。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長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漸相互融合，對外交流進一步擴大，加之佛教及其藝術的傳播，使這個時期的文化藝術空前發展。這些在銀器的形制紋樣發展中，都曾打上了明顯的烙印。從考古發掘的情況看，這個時期的銀器數量較多。銀器的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製作技術更加嫻熟，器型、圖案也不斷創新，較為常見的銀器仍為飾品。 唐代銀器製作有了重大發展。近幾十年來的幾次大宗發現，銀光熠熠的銀器，又成了顯示唐王朝富麗堂皇、燦爛奪目的標誌之一。可以說中國古代銀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後興盛起來，而銀器皿又代表了金屬工藝的最高水平。唐代銀器從器物種類來說，可以分為食器、飲器、容器、葯具、日用雜器、裝飾品及宗教用器。 唐代銀器的工藝技術也極其複雜、精細。當時已廣泛使用了錘擊、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鏨刻、鏤空等工藝。
宋代隨著封建城市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各地銀器製作行業十分興盛，有銘款的銀器顯著增多，亦為宋代銀器的一大特點，並對元、明、清的銀器製作產生重要影響。 宋代銀器是在唐代基礎上不斷創新，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嶄新風貌。雖不及唐代銀器那樣豐滿富麗，然而卻具有典雅秀美的獨特風格。這種風格與宋代藝術的總體風格是一致的。有人認為，宋代藝術沒有唐代的宏放魄力，但是其民族風格卻更為完美。與唐代相比，宋代銀器的造型玲瓏奇巧，新穎雅緻，多姿多彩。相比之下。唐代銀器顯得氣勢博大，而宋代則以輕薄精巧而別具一格。宋代銀器在造型上極為講究，可謂花式繁多。 宋代銀器的紋飾總的說來，以清素典雅為特色，雖沒有唐代紋飾那樣細膩華美，然而其洗鍊精純亦非唐所及。素麵者，講究造型，光澤悅目；紋飾者則以花鳥為大宗，並使豐富多彩的裝飾紋樣，與變化多姿的器物造型巧妙結合，達到和諧統一。比之唐代，宋代紋飾的題材來源社會生活，其表現內容更為廣闊，亦更為世俗化，具有很強的寫實性和濃郁的生活氣息。 宋代銀器已非常發達。據記載都城汴梁已有銀鋪，南宋朝廷及王公貴族對金銀器的需求有增無減。從記載及考古發掘來看，宋代銀製品，多為酒器、茶具和裝飾品。
兩宋時期的遼、西夏、金、大理等國的銀器也有較多發現。大體上看，其做工和形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宋銀器製作的影響，同時又具有濃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從而使這一時期的金銀器展現出異彩紛呈的景象。 元代金銀器在宋代的基礎上，其形制、品種都有進一步發展，並形成了比較明顯的時代風格。與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為止見到的元代銀器為數不甚多。然而從文獻材料上看，當時的銀器飾品並不稀見。
從總體上看，元代銀器與宋代相近似，銀器數量多。銀器品種除日用器皿和飾品外，陳設品增多，如瓶、盒、樽、奩、架等。元代大多數銀器均刻有銘款，這對研究元代銀器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從造型紋飾看，元代銀器仍講究造型，素麵者較多，紋飾者大多比較洗鍊，或只於局部點綴裝飾。然而，元代某些銀器亦表現出一種紋飾華麗繁複的趨向。這種趨向對明以後銀器風格的轉變，顯然有著重要的影響。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文化發展趨於保守。其銀器製作一改唐宋以來或豐滿富麗，生機勃勃；或清秀典雅，意趣恬淡風格，而越來越趨於華麗、濃艷，宮廷氣息愈來愈濃厚。然而，明清兩代的銀器，其發展軌跡可謂明晰可見，但其分野是如此鮮明。大體上說，明代銀器仍未脫盡生動古樸，而清代銀器卻極為工整華麗。在工藝技巧上，清代銀器那種細膩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在明代銀器的紋飾中，龍鳳形象或圖案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這一變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極至。與宋元相比，明代銀器中素麵者少見，大多紋飾結構趨向繁密，花紋通常布滿器物周身，除細線鏨刻外，亦有不少浮雕類裝飾，對以後清代的銀器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清代銀器保留下來的極多，大部分為傳世品。從風格上看，清代銀器既有傳統風格的繼承，也有其他藝術、宗教及外來文化的影響。正是在這種繼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營養因素的基礎上，清代銀器工藝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從而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觀和多姿多彩。 清代銀器的器型和紋飾也變化很大，已全無古樸之意，同時反映了宮廷制銀藝術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麗華貴的傾向。其造型隨著器物功能的多樣化而更加絢麗多彩，紋飾則以繁密瑰麗為特徵。或格調高雅，或富麗堂皇，再加上加工精緻的各色寶石的點綴搭配，整件器物更是色彩繽紛、金碧輝煌。清代銀器的加工特點，可以用精、細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紋飾、色彩調配上，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 清代的複合工藝亦很發達。銀器與琺琅、珠玉、寶石等結合，相映成趣，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貴與華美。 清代傳世品中，亦保留了不少各少數民族的銀器。這些銀器反映了當時各少數民族的傳統風俗與愛好，具有明顯的地方色彩和濃郁的民族風格。
【評價】 縱觀銀器的發展，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這種風格既是那個時代審美意識的反映，亦能展示出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從歷史長河的縱向發展看，銀器的發展有其歷史傳承性，而在同一時代中，銀器的發展也會受到來自其他文化藝術領域的橫向滲透和影響。銀器是在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土壤上產生並發展的，它從其他文化藝術領域中汲取營養，並形成了自身獨具的藝術風格，成為中國文化中一枝奇葩。
| 銀器使用 |
以白銀為原料製成的器皿、首飾、擺件等金屬工藝品。有的全部以銀製成；有的以木、瓷等為胎，外麵包銀；有的在銀器上鑲嵌珠玉；還有的為銅胎鍍銀。 中國銀的使用始於器物的裝飾。戰國時期就有在銅器上鑲嵌、裝飾金銀的金銀錯工藝。漢代稱銀為白金，除用作器物裝飾外，也有少量銀器，如碗、碟以及銀印等。十六國時已有用銀制的餐具。唐代是中國銀器發展的鼎盛時期,全國有銀作56處,主要產地有陝（今河南陝縣）、宣(今安徽宣城)、潤（今江蘇鎮江）、饒（今江西鄱陽）、衢(今浙江衢縣)、信(今江西上饒)等州。當時銀器生產分官作與行作兩種。前者屬官營的作坊院,後者為金銀行業的工匠作坊。銀器品種繁多,有碗、盤、杯、碟、盆、盒、壺、瓶、鍋、匜以及熏爐、熏球等。唐代銀器，形體豐盈，氣勢博大，紋飾繁密，富麗堂皇，反映出盛唐時期的時代風貌，多為王公貴族們所享用，其中許多銀器是地方的貢品。不少銀器設計頗為巧妙。如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莊出土的一件唐代銀熏球，球體兩半有鉸鏈相連，開合自如；球內有一盛香料的小金碗，用套環與球體相連，不論球體如何轉動，小碗始終保持平穩，碗內香料不致翻倒，技藝精湛。宋代，銀器業也很發達，銀器形體比唐代的小巧，胎體輕薄，紋飾風格趨向寫實，並出現鏨刻詩文等題材。元代，瓷器廣泛使用，使銀器生產逐漸衰落，但宮廷中仍有不少銀器。元代朱碧山是著名的文人兼金銀工藝家，他製作的蝦杯、蟹杯、龍槎杯等均為傳世精品。明代，北京的銀絲鑲嵌已有較高水平。清代，宮廷有大量的銀餐具和銀炊具。康熙六十一年(1722)，廣東向清廷貢奉的銀器有茶壺、燭剪、墨汁罐、匣、文具、耳挖等物，其中匣和文具來自歐洲。道光年間(1821～1850)，御膳房的金銀用具多達3000餘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全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都有銀器生產，主要產地有北京、雲南、成都、上海、天津等。
| 銀器品種與工藝 |
銀器品種很多,工藝多樣,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銀器有首飾、胸針、頭飾、服飾、餐具、茶具、酒具、煙具、文具、燈具、罐、盒、盤、瓶，以及壁飾、擺件等。工藝技法有鑄、鍛、刻、鏤、焊、編織、堆壘、鑲嵌等。花絲以北京、四川成都為最著名，其中四川成都的銀絲製品不用模具，全憑藝人用手將細如髮的銀絲運用填絲、壘絲、穿絲、搓絲等工藝，製作出各種造型的器物,花色品種多達400多個。上海和天津的銀器是將熔融的銀料碾軋成片後，用手工錘製成型，再將接縫及附件（如碗底、杯把、壺嘴等）進行焊接，然後通過鏨刻、鏤空、堆焊、鑲嵌、壘絲等工藝，在器物表面加工出各種裝飾紋樣，最後進行打光或鍍銀；也有的以素亮為主，只打光不加紋飾。80年代還出現了銅胎鍍銀的餐具。中國藏族和蒙古族使用銀器較多。藏族的銀器主要包括餐具、酒具、盤、盆、罐，以及酥油燈、凈水壺、護身符、銀塔、銀帽等。蒙古族的銀器主要有洗手壺、女乃壺、碗、筷、罐等。此外，銀首飾是許多少數民族婦女所喜愛的飾品。以前銀器的工藝技術極其複雜、精細。全是以家庭作坊內的手工操作完成。
| 早期游牧民族金銀器 |
遼西地區是魏晉時期鮮卑文化的中心，本文介紹的金銀器主要出土於該地區魏晉以前尤其是三燕時期的墓葬中，它們見證了當時的金銀器製作工藝水平，同時也揭示了匈奴、鮮卑、漢諸民族文化的鮮活特徵及其相互交融的史實。 從目前的出土情況看，我國金銀器生產始於青銅器時代，主要在北方草原地區以及與之接壤的中原邊陲地帶，這些地區的古代居民主要是以游牧為主的少數民族。在青海卡若文化、甘肅四壩文化、陝西淳化、山西離石以及北京平谷等區域發現了商代至西周時期的金器，有桃形金片飾、金耳飾、包金貝、金耳環、金鼻飲、金耳墜、金弧形飾、金弓形飾、金笄、金臂釧等，器型種類較少，做工也比較簡單，均為隨身系佩的耳、鼻、胸、腕等裝飾，說明當時的製作者對金的延展性、耐蝕性已有所認識，並創造了捶打金葉金片、拉絲、盤絲等工藝。銀器出現的時間略晚於金器。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出現了金銀器皿。 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北方地區被強悍的匈奴佔據。在內蒙古阿魯柴登、準噶爾西溝畔等地匈奴墓葬出土的金銀器，如鷹紋金冠、豹噬野豬紋嵌寶石金帶扣、虎咬牛金飾片、卧虎形金飾片、羊形金飾片等，工藝嫻熟，可分為鑄造、錘鏨、鑲嵌寶石以及金炸珠焊飾等多種金工技藝，散發著中西亞草原騎馬民族的藝術氣息，是中華文化與匈奴文化相融匯的產物。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凌源縣三官甸子青銅短劍墓和西豐縣西岔溝墓地出土的金飾品反映了匈奴金器的特點。
戰國虎形鹿形金飾(圖1) 1976年遼寧省凌源縣三官句子青銅短劍墓出土。虎形金飾長5.6厘米，高2.8厘米，鹿形金飾長4.9厘米，高3.8厘米。分別鑄製成側視的虎形、鹿形。虎作伏卧狀，尾下垂而微卷，身軀健碩，盡顯山中之王的氣派；鹿匍匐於地，回首顧望，張口豎耳，短尾上翹，收腹抬足，似欲騰起，將鹿受驚欲逃之態表現得栩栩如生。正面凸起磨光，前後大腿肌肉隆起處鏨V形圖案。背面內凹，未磨光，焊接兩個扳鼻，用以縫綴固定。 西漢金耳飾(圖2) 1956年遼寧省西豐縣西岔溝墓地出土。長6.8～8厘米，以兩股金絲穿配若干粒紅色瑪瑙珠和白石、綠松石及玉石管珠，擰扭成兩段繩狀。頂端為一鼓形紅瑪瑙珠，中部為珠或管珠，末端一股金絲捶揲成葉狀，另一股彎曲成鉤，用於鉤耳眼，金玉交映，絢麗奪目。據考古發現，這種金耳飾主要系男性佩戴，且只佩一枚，當為匈奴游牧民族的特殊習俗。
金作為一種貴重金屬，自古就被當作財富的象徵和交換的媒介，漢代的馬蹄金就是其中一種。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西漢馬蹄金於1986年在遼寧燈塔縣西馬峰鄉出土，直徑5.1厘米，高3厘米，底厚0.6厘米，重246克。鑄制，形似馬蹄，中空。表面未經打磨，保留鑄造時金水凝結的原狀。底部正中有一個細劃的圓圈，內刻「上」字(圖3)。 鮮卑原是東胡的後裔，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次建立強大的地方政權，鮮卑中的一支，慕容鮮卑以遼西的朝陽地區為中心，依次建立了前燕 (337～370年)、後燕(384～409年)、北燕(409～436年)，統稱「三燕」。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在遼西發現的北票房身村石槨墓、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等，反映了3世紀初慕容鮮卑進入遼西地區之後，鮮卑文化與漢文化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交流與融合，形成以慕容鮮卑文化因素為主體的具有自身特點的三燕文化。北票西南房身村發現的石板墓群，大約即是3世紀中葉以後南遷到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鮮卑族的遺迹，下面介紹的就是1 956年遼寧省北票縣四花營子鄉房身村二號墓出土的幾件金飾品。 前燕透雕四鳳紋金璫(圖4) 長9厘米，寬9厘米。原不知其用途，在日本奈良新澤千冢126號古墳中出土了一枚龍紋方形金璫，始知其為冠前飾物——金璫，為漢晉以來高級官吏冠前的飾物，通用者為山形，方形金璫較少見。此器為方形金片，留出四周方框，並以對角線十字形為梁，分割出4個三角形，在每個三角形框內鏤刻出一隻鳳紋，鳳展翅飛舞，形態優美。在周邊方框和十字樑上均鑽小孔，並以金絲穿綴圓形搖葉。
前燕花樹狀金步搖(圖5) 通高28厘米，基座長5。2厘米，寬4.5厘米。以金片捶揲成樹狀，下部基座似山形，鏤飾4組雲紋圖案，在基座邊緣及鏤空雲紋的輪廓周邊均捶出粟粒紋，四角各有一小孔。基座以上分出16枝，每枝打成金絲並扭出四五個小環，環上穿綴桃形金葉。「步搖」是中國古代婦女的一種頭飾，因上面穿綴珠、葉，「步搖則動」而得名，考古實物中，以三燕慕容鮮卑遺物最為多見。
前燕花蔓狀金飾(圖6) 已殘斷成4段，最長者28厘米，最短者2厘米。在長條形金片上鑽孔，從孔處穿金絲並在金絲上懸綴圓形金葉，金絲與金葉互相纏繞似花蔓，可能是圍於冠上的裝飾。 前燕新月形嵌玉鳳紋金飾(圖7) 長14厘米，最寬處5厘米。器體以金片剪成月牙形，中心挖一長方形孔，從背後嵌一青色玉石片，再在其外麵包一塊長方形金片作補釘，四角加鉚釘固定。在玉片的兩側各刻劃一隻鳳紋，雙鳳相對而飛，線條流暢飄逸。新月形的周邊捶揲18枚凸起的連珠紋，兩端各有 4個小孔，可與其他材料綴連或懸掛使用。它可能是冠飾、項飾或頭飾。 前燕嵌寶石金戒指(圖8) 直徑2.5厘米，最寬處1.7厘米。在長方形戒面上打制出9個凹槽，中部3個為較大的長方形槽，每個長方形槽的兩頭各有一個半月形槽。在戒面部分的兩端各有3個小三角形凹槽。這些凹槽內都是鑲嵌寶石的，現在大部分寶石已經脫失，保存的僅有戒面長方形槽內所嵌蟬形綠松石、半月形青金石和三角形青金石。凹槽的周圍均焊接兩重粟粒狀金珠。此器採用了打制、鑲嵌、炸珠、焊接等多種工藝，色彩斑斕，反映了北方民族高超精湛的金銀器製作技術。
前燕金頂針(圖9) 直徑1.8厘米，最寬處1.2厘米。以一中間寬、兩端窄的長條形金片彎成，表面邊緣鏨刻出兩條邊線，中間刻幾道平行斜線形成菱形和三角形，在菱形和三角形內填飾魚籽狀圓點紋。金質頂針既可實用，又具有美觀效果，應是慕容鮮卑上層人士的用品。 前燕金鈴(圖10) 大者腹徑2厘米，小者腹徑1.1厘米。以金片捶成兩個半球，用金箍焊接固定，頂端焊「U」形鈕，下端切割出長條形鈴口，腹內有鐵丸，搖動時叮噹作響。出土21件，其中大者13件，小者8件，當時可能是串連在一起使用。 1959年遼寧省義縣保安寺發現了一座石槨墓，此墓形制與慕容鮮卑墓葬相似，隨葬品兼具慕容鮮卑和拓跋鮮卑器物的特點，金飾品多與慕容金飾相類，陶器和各種珠飾則與拓跋相近，特別是鹿紋飾牌的內容和形象，與札賚諾爾、二蘭虎溝拓跋遺迹中所出三鹿紋銅飾牌完全相同。看來，這座墓葬可能比北票房身村的慕容鮮卑墓為早，介於札賚諾爾、二蘭虎溝兩處拓跋遺迹之間。拓跋、慕容同屬鮮卑族，拓跋南遷以後與慕容經常聯姻，這就是義縣地區出現上述情況墓葬的主要原因。下面介紹這座墓出土的幾件金銀器。 魏晉三鹿紋金牌(圖11) 長8.5厘米，寬7厘米。牌飾為長方形金質薄片，四角及上部均有可供縫綴的穿孔。器表周邊捶揲凸起的連珠紋，主體捶揲凸起的三鹿紋。鹿作回首觀望狀，鹿角多枝歧出，12足並立，五官細部含糊不清。有學者認為鹿神是鮮卑族或古代草原民族的高襟神，即生育神；三鹿紋牌飾則是男女結婚的紀念品。 魏晉金耳墜(圖12) 全長8.9厘米，環徑0.3厘米。兩件一對，每件耳墜由環、半月形板和流蘇三部分組成。環由金絲盤成；半月形板上有一孔，穿細金絲與環相接，下有6或7個承接流蘇的小孔；流蘇上半部為金絲鏈，下半部為長條形金片，穿孔連接金絲。這種耳飾非中原傳統，而是受到了西域大月氏耳部牌飾的影響。 魏晉銀髮箍(圖13) 高3.8厘米上徑3.4厘米，下徑4.2厘米，枝長13厘米。出土於屍體頭部，應為發箍。其下部為上細下粗、開口向後的圓筒形，圓筒的中段有一周凸棱。在開口處兩側鑲兩支弧曲向後的彎枝，樣式奇特。《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云：「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髮以為輕便。婦女至嫁時乃養發，分為髻，著勾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出土此器的墓葬屬於東胡系的鮮卑或烏桓，此器可能就是文獻中所說的髮飾—— 「勾決」。
1965年在遼寧省北票縣西官營子發現了兩座石棺墓，一號墓出土的金印「范陽公章」、鎏金印「車騎大將軍章」「大司馬章」和「遼西公章」4枚印章，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是十六國時期北燕的馮素弗；二號墓人骨屬於女性，應為馮素弗的妻屬。據《晉書·馮跋傳》記載，馮素弗是北燕天王馮跋的弟弟，立國時的第二號人物，曾經任范陽公、侍中、車騎大將軍等職務，死於「跋之七年」，即415年，是為數不多的有明確紀年的三燕墓葬之一。學界一般根據《魏書》《晉書》等文獻的記載，認為北燕的馮氏為鮮卑化的漢人，近來日本學者內田昌功通過考證，認為馮氏是鮮卑出身，但接受了較多的漢文化影響。從馮素弗夫婦墓的墓葬形式和隨葬遺物中，既可以看到較多的鮮卑習俗，又可以看到傳統的漢文化遺風，對於其中的蔡鎏銅器、錯金鐵器、金銀裝的刀、劍和玉器等豪華用品，有的認為是漢族高級士族的特徵，也有人認為這些東西「與其說是漢人的特徵，不如說這取決於墓主人的經濟實力」。除了鮮卑和漢文化因素，還要考慮中亞、西亞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社會影響力。在漢代張騫通西域前後，中國與中亞、西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就已經開始了，從考古出土情況來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是從器物的造型還是紋樣，都可以見到西方文化的因素。 北燕「范陽公章」金印(圖14) 通高1.98厘米，印面長2.2厘米、寬2.35厘米。經鑒定，純度為80％～85％。龜鈕方座，龜四足粗壯，在座的上面刻划出爪紋；頭部寥寥數刀，刻划出口、目；背殼邊緣刻劃一圈疊弧紋，表示龜的裙邊；背脊中部刻一列8個小圓圈，象徵銀河；其兩側分別刻劃以雙線曲折連接的6個和7個小圓圈，代表南斗和北斗。印面刻鑿「范陽公章」四字白文，外刻邊欄。通過此印及同出印章反映的官爵，可確定其主人為北燕大司馬馮素弗。據《漢舊儀》記載，漢代官印製度規定：「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日章。」十六國時期群雄逐鹿中原，所建立的各個小政權均以漢魏繼承者自居，在官印和官爵方面也紛紛沿用漢制。「范陽公章」印金質龜鈕，印文日章，正合漢制，且其主人、年代、國別都明確可考，堪稱毛角之珍。 北燕金步搖冠(圖15) 通高26厘米，冠頂步搖高9厘米。由下部冠架與頂部步搖兩部分組成。冠架是由兩條寬1厘米的金片以十字形相交並彎曲成冠形，前額部分較短，上面有針眼，用以與其他面料縫綴成冠。在冠頂十字交叉處安有一仰缽形座，其上插六枝形步搖，每枝上繞成三環，每環穿一片金葉。在冠頂裝飾步搖的冠，即步搖冠。此步搖冠出土於與慕容鮮卑有傳襲關係的北燕馮素弗墓中，又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件帶有冠架的完整步搖冠，彌足珍貴。 北燕附蟬金踏(圖16) 高7.1厘米，寬6.9厘米。器呈圓肩山字形，由主飾片和背後襯墊的兩片金片組成。主飾片飾蟬紋，鑲嵌兩顆褐色石珠作為蟬眼，焊金絲和粟粒組成蟬身圖案，在空地處鏤刻方形、菱形和三角形透孔。背後的襯墊素麵，原是與鏤空主飾片縫綴在一起的，上面還印有鏤空的紋飾。附蟬金璫是秦漢以來皇帝的高級侍臣侍中所用冠飾，北燕馮素弗墓中出土附蟬金趟，反映了慕容鮮卑族沿用中原漢政權輿服制度及民族文化融合的情況。
北燕佛像紋金璫(圖17) 高6.8厘米，寬8.4厘米。此器為片狀聳肩山形，為金璫的常見形式。表面捶揲一佛二脅侍像，佛為坐佛，背後有火焰狀背光，左右脅侍為捧持供養物的人物立像，器周邊捶揲鋸齒紋帶。捶揲圖案後又在全片上扎9行小眼，以金絲穿綴圓形小金片，使表面布滿糯葉，這是這個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佛像。十六國時期各族統治集團混戰，人民生活極端困苦，東漢已傳人的佛教乘勢傳播，4世紀中葉已盛行河北，至5世紀，北燕成為北方佛教傳播的重要地區之一。此器在北燕墓中發現，反映了中原文化和佛教文化對鮮卑文化的影響。 北燕金刀柄飾(圖18) 大、小兩件，大者長16.4厘米，小者長11.2厘米。薄金片製成，表面滿鏨密布的魚籽紋，亦即唐代的珍珠地紋。用於包裹木刀柄，接縫處釘小金釘，既起保護作用，又是高檔裝飾。 北燕喇叭形金管(圖19) 長2.7厘米，直徑O.6～1.3厘米，兩件相同。以梯形金片捲成一頭小、一頭大的圓筒，採用炸珠技法，在器表以一條金絲附兩道粟粒狀金珠，焊成由縱、橫、斜線組成的幾何紋。此器與附蟬金璫同出，可能是《晉書·輿服志》所記載的侍中冠上用以插貂尾的「金竿」。 從上述遼西地區三燕文化墓葬出土的這些金銀飾品可以看出，在魏晉時期，不僅金銀器的數量大大超過前代，而且金銀器的製作工藝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金片上捶揲和刻劃圖案等前世已有的技法應用得更加嫻熟，炸珠、鏨刻珍珠紋等工藝也臻於成熟，對後世金銀器工藝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正是在魏晉時期各地金銀器藝術的基礎上，加之接受了西方傳入金銀器風格的影響，唐代才出現了金銀器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象。
| 鳳凰古城--苗族銀器 |
鳳凰的銀器跟這座古城一起經歷著風雨的摧打，看著古城的變化，它見證了鳳凰古城百年的滄桑與變化。祖先遺傳下來的精湛手藝被周圍老百姓所喜愛，以一把小錘錘出了一件件做工精細收藏價值高的銀器作品，後人一直繼承著老一輩留下來的手工銀器坐坊，不斷創新，繼續扞衛銀店的百年聲譽，將銀器的製作工藝和質量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優良的產品質量才能使鳳凰的銀器銀飾繼續發展壯大。鳳凰的銀器主要有手鐲、戒子、項鏈、手鏈、酒具、銀筷子、銀制工藝品。以其獨特的設計理念和經典的外觀，獲得遠近遊客的一致好評。
苗族銀飾是通過苗族銀匠師精心設計、模具造型、錘鍊、打壓、拉絲、焊接，而後洗刷而成，具有極高的文化品位和經濟價值。苗族銀飾的產生和製作在苗族部落形成時就初具雛形。苗族人民原始的生活生產方式，如下地勞動沒有遮陽擋雨器具，隨手采來樹葉、樹條戴在頭上遮陽擋雨，又把野花、貝殼掛到自己的衣上，苗族自古以來都是一個愛美的民族，喜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在那原始的時代，只能以野花、樹葉、貝殼來裝飾自己。當苗族先祖蚩尤發明冶煉和製作勞動工具和兵器時，苗族銀飾就應運而生，雖然在當時僅僅只是一些粗糙的製品，但它反映了苗族人民的聰明和智慧。苗族銀飾簡單的可分為頭飾、頸飾、胸飾、手飾、盛裝飾和童帽飾等，都是由苗族世代相傳的男性銀鐵匠精心做成。苗族銀飾藝術萌芽於巫儺圖騰活動之中。苗家堅信銀器能夠驅邪逐祟，防陰氣戕害。在苗族不斷遷徙的歷史長河中，銀飾文明得以一脈相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苗豬金銀神話的古老傳說，成為鳳凰古城的一大文化特產。
「以銀為結，以銀為彩，以銀為榮，以銀為貴」的苗族人一生用銀極多，即使是在不斷遷徙的時代，也在手腳雙耳等處佩戴適量的銀飾以求長命富貴，驅鬼辟邪。苗族獨特的響鈴銀飾伴隨著苗族人遷徙的腳步響徹在山水之間，穿越歷史，至今依然回蕩在鳳凰這塊神秘的土地上。鳳凰苗族銀飾自明代盛行至今，已有400年歷史。銀器已成為苗族人生活當中最為重要的器物，銀飾也成為青年男女定情信物。從鳳凰苗族銀飾中折射出的不僅僅是苗族銀飾工藝的獨特，更多的是承載了苗族獨特的民族文化，圖騰信仰。一件件銀飾構成一幅苗族千年遷徙征戰的歷史畫卷。
鳳凰苗族銀飾藝術在世代傳承的銀匠手中得以發揚，如今，隨著旅遊經濟的發展，鳳凰古城苗族銀飾不再僅僅作為日常飾品來加工生產，更多的是作為藝術品隨八方遊客走出鳳凰，走向世界，成為鳳凰旅遊經濟一個亮點。
| 雲南白族銀器 |
隨著交通、通訊及旅遊業的開發與發展，雲南銀器行業存在著亦喜亦憂的局面。滇西、滇西南、滇北、滇西北地區各少數民族銀器加工正處於退化階段，而滇中、滇東北、大理洱海地區銀器行業發展卻如日中天。尤以大理州鶴慶縣白族新華村為代表，其產品覆蓋了雲南全省及周邊省份地區的銀器、銀飾需求市場。 目前，白族銀器主要產品包括漢式銀器、藏式銀器和其他一些民族的銀佩飾等三大部分。因為涉及面廣，其形制、工藝、紋樣等方面都各有其特定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內涵。
介紹 白族銀器加工的基本技法有捶揲、焊接、拋光、鏨刻、花絲、剔空等，其中以鏨刻和花絲工藝最具特色。 1.鏨刻工藝。鏨刻工具一般包括一把鎚子和一套鋼製鏨子。根據鏨刻對象的器形變化、圖案大小以及肌理的不同，鏨頭也被磨製成尖、圓、方、平、凹槽、月牙、花瓣等多種形狀。加工時，操作者左手執鏨，右手握錘，隨時選用適形的鏨子，將紋飾鏨刻在銀片器形的表面。白族鏨刻工藝主要有陽鏨、陰鏨、平鏨、鏤空等方法。陽鏨普遍用於大中型銀制器形上，表現出凸面浮雕效果。批量製作流程如下：首先，用鉛錫製成陰模，將銀片退火，反覆鍛壓，形成器皿的大形和大致的花紋起伏。然後，在這種器型粗坯中間灌膠，膠的粘性要適中，保證鏨刻時有一定的彈性。最後，根據圖紙紋樣，選用鏨子逐步找出高低起伏的細微變化。鏨刻的線條流暢與否、形象飽滿與否、氣韻生動與否將充分體現出銀飾做工的優劣。白族工匠一般從十二三歲就開始學習鏨刻技術，通常需要學習3—4年才能成為熟練工。2.花絲工藝。用極細的金銀絲進行編織、堆壘、掐花、焊接，做成各種平面或立體的圖形紋飾，叫做花絲工藝。白族花絲工藝主要用於藏族佩飾、旅遊產品和首飾中，其中以藏族佩飾要求最嚴，工藝最精湛。藏飾個體都較大，以花絲工藝結合鑲嵌工藝為主，紋樣複雜、精美絕倫。以藏族女乃勾為例：長260毫米，寬150毫米的女乃勾大約用銀750克，造型為藏族傳統形制，用花絲掐成大小對稱的漩渦紋，輔以麥穗紋和圓圈紋，四周邊線是花絲擰成的粗螺旋紋，中間有花絲編織的突起10毫米高的立棱。包鑲立面與底板連接處焊接一圈圓形攢珠。所有的花絲都是由3—4股細銀絲纏擰而成，再將擰好的花絲剪成長短適合的線段，用鑷子彎曲成各種紋樣，掐絲工藝類似景泰藍。花絲對於焊粉的要求也十分嚴格，熔點過高或過低都會直接影響到成品質量。
加工手法 從紋樣上看，白族銀器銀飾主要紋樣有龍紋、鳥紋、魚紋、蟲紋、卷草紋、寶相花紋、蓮花紋、回紋、弦紋、雲紋、山紋、水紋、雷紋等。 1.龍紋，是最為常見的紋樣。龍紋有須有角、鱗片飽滿、四爪張揚，神態威猛跋扈，常與山紋、水紋、雲紋並用。表現題材多為二龍戲珠、龍出東海、九龍壁等。銀制器形上的龍紋大都採用陽刻凸面浮雕手法，戒面和手鐲上的龍紋一般採用陰刻鏨線方法。 2.卷草紋。手鐲上應用卷草紋極多。一般在寬18毫米、厚8毫米的窄銀片上，用線形鋼鏨陰刻，運用重複和相似構圖，虛實空間均衡，沒有多餘的紋。工藝嫻熟的銀匠根據銀片的寬窄長短打好腹稿，鏨線時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 3.花紋，以寶相花和蓮花紋為多。寶相花瓣一般是6—9瓣，以單層花瓣為主，花心鏨刻放射狀排列的小直線。寶相花經常作為首飾裝飾紋樣的主紋，以卷草紋為輔紋，重複排列，通常以底板為基準來確定花型大小。蓮花紋多數出現在大中型銀器皿上，用做輔紋，浮雕形式雕刻於器物底座，常與弦紋搭配。佩飾中也存在其它花紋，纏枝花卉呈S 型重複構圖，蔓葉齊備，花瓣為4—6瓣的小花型。 4.蟲紋和魚紋。這兩種紋樣應該屬於白族本民族的傳統紋樣。蟲紋以蝴蝶紋為主，常以輔紋形式出現於纏枝花卉的上下左右，風格大體與花卉保持一致。年代久遠的手鐲上常有造型抽象的魚紋，左右對稱不斷重複，魚頭魚翅呈菱形，軀幹收縮修長，尾部成三角形放射，整體造型為封閉的曲線，線條簡潔明快，弧度內斂而外張，極具中國繪畫之精韻。 5.鳥紋。以仙鶴紋出現頻率最多，主要應用於大中型銀器皿裝飾，處於圓形適合紋樣內，雙翅張開，鳥身旁輔以水紋。在圓形構圖外，常用雲紋鋪地，雲紋大小不等，流暢捲曲，呈對稱圖案。紋樣高出器皿表面5—7毫米，滿圖布局而主體突出。 6.各類地紋。根據銷往地區的不同，形制上也相應採用不同的地紋。雲紋、山紋、水紋、雷紋等出現在漢族銀器上較多；回字紋、望不斷紋則廣泛應用於藏族銀器裝飾；點紋、弦紋、珍珠紋、圓圈紋、三角齒紋等常用於佩飾裝飾紋樣。 紋樣作為裝飾的基本構成因素之一，審美意象只是其表層含義，而在更深層面上則包含和體現了它得以存在的歷史地理背景、人文風俗、宗教信仰、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 白族裝飾紋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表達歷史的延續性。例如，手鐲上的抽象魚紋，與新石器時期原始彩陶魚紋有異曲同工之妙。距今六千多年的早期半坡魚形紋樣一般是兩兩相對的魚形，以橫式的直邊三角線形為主，魚頭大致呈菱形，沒有軀幹，魚尾呈放射狀三角，點綴圓圈形魚眼。白族手鐲上的魚紋，基本為單體魚紋，兩兩相對，較之半坡魚紋而言，它的魚頭菱形略呈外鼓的弧線，軀幹部分過渡自然，線條優美流暢，至尾部再呈放射狀打開，也是圓圈形魚眼。比較兩者驚人的相似，是否說明白族的這種魚紋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地域性變異呢？而原始陶器魚紋至今仍應用在白族首飾上，是否也說明了這是一種古代圖形的延續呢? 地理環境也是影響裝飾紋樣的重要因素。白族主要聚居在蒼山洱海一帶，經歷了採集、漁獵、農耕的勞作生息方式的變遷。山上林間的昆蟲、江河湖海的魚蝦，無一不是觸目可見的。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些紋樣形象也就演變成為今天白族的傳統主導紋樣。 白族一直屬於雲南土著民族中的上層民族，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戰爭動蕩，經濟持續富庶，因此在其紋樣中找不到富含沉重歷史意義的題材，而以植物、花鳥、魚蟲為主。例如，白族手鐲上出現最多的是花卉和纏枝紋樣；白族婦女佩帶的銀鑰匙鏈條中間連接大的蝴蝶、花朵的造型，下多墜魚型飾片。不難看出，其裝飾紋樣總體傾向於自然輕鬆的風格，充滿了對日常生活的細緻觀察，反映出一種寧靜平和的生存狀態。 白族裝飾紋樣亦可體現與漢文化的關係。龍紋、山紋、水紋與漢族紋樣基本相同。尤以卷草紋最能體現漢文化對白族文化的影響。南詔大理時期，上層白族顯貴十分仰慕、崇尚漢文化，不斷派出子弟入京入蜀學習唐宋儒學。《新唐書》中《南蠻中?南詔傳》說南詔王異牟尋提倡「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弟子入太學，使習華風」，「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南詔與唐的關係破裂時，有時通過戰爭來掠奪漢族工匠以進行間接的文化傳播和接納。如太和三年，南詔軍攻入成都，「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 唐李德裕《等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記載此次戰爭「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盪盡」。這些被掠奪的漢人被充為工匠和奴隸使用，少數士人甚至可以為官，所以白族的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都充斥著漢文化，唐宋流行的紋樣也就大量被白族上至貴族下至百姓認同著。 同樣，佛教文化的傳入和興盛也極大豐富了白族的傳統裝飾紋樣。南詔時期，佛教各種教派分頭傳入大理，與白族土生的本主宗教互相滲透，形成了具有鮮明地方民族特色的佛教信仰。佛教盛行之後，以蓮花、寶相花為代表的佛教紋樣也開始廣泛流行。至今，寶相花紋仍屬白族傳統紋樣的典型，亦可看出佛教對白族民族審美傾向的影響作用。
紋樣 雲南白族銀器行業能夠形成如此大的發展規模是有其內在原因的。歸納起來，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歷史原因。自古滇東、滇中、洱海地區白族的金屬加工工藝就一直處於前沿水平。秦漢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方法有多種，其中適宜鑄造平板大型薄壁的地坑鑄造法，以及鑄造環環相扣又活動自如的鏈狀器物的套接鑄造法，至今仍是常見的白族銀器鑄造加工工藝。而白族工匠用鉛錫製作陰模，再將銀片放入鉛錫模中鍛壓成型，這種方法與晉寧江川李家山墓葬出土的手鐲、項鏈扣飾的做法同出一轍。可見白族特別重視祖傳的工藝技巧，古時優秀的技術幾乎沒有歷史斷層地被代代相傳，因此能夠被更加熟練地掌握和不斷完善。 2.現實原因。市場供求關係是影響白族銀器行業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它地區民族傳統銀器行業大多衰敗，而生活中銀器銀飾的需求又始終存在著，使得市場上求大於供。白族以其敏銳的經濟眼光觀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精良的製作工藝使很多少數民族難望項背，相當程度上限制約束著其它民族工業的發展。久而久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白族銀器發展的勢頭也就蒸蒸日上。 3.民族自身原因。白族是一個擅長學習的民族，唐宋時期對於中原文化的崇尚研習在前文中已有論述。同時它也是一個善於創新與改造的民族。白族工匠在為周邊民族加工飾品和生產生活用具的同時，將其它民族的工藝手段、造型特徵、裝飾紋樣以及文化內涵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吸收整合，並運用到自己的工藝體系中去，由此而使白族的金屬工藝體系更具文化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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