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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作者:滄海孤礁 2010-09-12 09:05:51 發表於:博客中國

要真正研究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史學史,有一個人是絕對不能避開的,因為他實在太重要,他是那個時代中許多行當里的先鋒,是高舉大旗衝鋒陷陣的勇士,是舉足輕重的大師,這個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是胡適的高足,又是終生的朋友。雖然傅的影響沒有他的老師胡適大,但他卻是一個讓胡先生佩服到五體投地的人物。胡適一生,在許多領域裡都有開創性貢獻,道德文章,天下聞名,眼界自然很高,他不會輕易去讚美一個人。

然而,對於傅斯年胡適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適之先生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胡適一連用了十幾個「最」來評說他的學生,這是從來沒有的。想當年,他胡適剛從美國回來在北大教書時,也不過二十多歲,比學生大不了多少,而對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知識,那課堂下面坐著的一些學生,也不比他差,甚至有些方面還高於他,傅斯年的國學根基就差於那位長年在美留學的胡博士。有時,胡站在講堂上,被有個性的學生髮問,一時難以答上時,很是難堪。但他沒有被趕走,慢慢適應了,並越來越受學生的歡迎,這背後的大量工作是傅在做的,傅為他支起了「保護傘」,因為那時的傅斯年是學生領袖,在同學中有極高的威信,以其學習好、有組織才能、有活動能力而著稱。

胡適後來回憶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能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字孟真,生於1896年,山東聊城人。其先祖傅以漸曾是清順治年間的狀元,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掌宰相職,權傾一時,所以他在山東算是世家,是典型的書香門弟。

傅斯年自小聰明異常,十三歲前讀完四書五經,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有「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稱。1916年他考上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在四年考試中,有三次為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8年,他與同學羅家倫等創辦《新潮》雜誌,其影響一度與《新青年》相提並論。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北大學生上街遊行的旗手與總指揮,是風雲一時的著名人物。

五四後,他考取官費留學,先是到倫敦大學,後轉到柏林大學,在國外苦學了七年。傅斯年在外國讀書時,所學甚雜,涉及到哲學、史學、語言文學、地質學,還有實驗心理學、化學、物理學、數學及量子學等,可以說他是文理兼顧,全面開花。在柏林大學時,後陳寅恪與俞大維也從哈佛轉學而來,從而他們三人不僅成了好朋友,而且還發展成了親戚關係,俞大維的妹妹、也是陳寅恪的表妹,後來成了傅斯年的妻子。

在德國期間,在眾多留學生中,傅斯年與陳寅恪最是認真讀書而沒有其他歪風邪氣的人,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曾回憶說:「有的終日連飯都不好好吃,只想買書,傅斯年大約就是其中一個……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干,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乾淨的。」

從精神氣質到好學不倦、到嚴守自律、到只為求知不為學位等多個方面,陳與傅都基本一致。陳前後在海外十六載沒有拿任何學位,而傅留洋七年也沒有取得什麼學位,但他們兩個卻是最有學問最有識見的人,以後的成說也最大。

雖然傅在海外沒有拿學位,但他1926年回國,卻受到廣泛的關注,北大、清華幾所名牌大學都爭相邀請他前去執教,不過他後來被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搶去,並任命名他為教授、文學院院長、歷史系兼中文系兩的主任,幫助朱謀劃學校建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後因招來顧頡剛與魯迅來該校任教,而發生矛盾,導致魯迅負氣離開,去了上海。

從1928年11月起,傅斯年辭去在中山大學的任職,又在新創辦的中央研究院任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主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從此開闢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新天地,他也在這個職務上一直幹了二十多年,直到擔任台灣大學校長時還兼任此職。

在這個位置上的傅斯年,以其非凡的組織才能,網羅了國內大批史學人才,對中國各個時期的歷史、對商代甲骨文都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當時的歷史語言所,可謂人才濟濟,碩果累累,影響巨大,所有的一切,點點滴滴,無不凝聚著所長傅斯年的心血。

傅斯年有「大炮」之稱。「大炮」這個綽號,意味著他心直口快,心無藏掖,敢說敢做,激情澎湃。胡適說得好,傅是最富有才能的人,是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他不僅學問好,悟性高,而且最是能任事敢任事,有擔當有氣魄,這方面的能力是許多人都無法與之相比的。

但是,傅又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對一事非曲折他心時非常明白,遇到關鍵時刻、在原則問題上又決不妥協退讓。搞戰勝利後,他被委派到了北平,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一職。他在重慶開會時,就發表聲明,拒絕漢奸進入複員後的北大。1945年10月底,他飛到北平時,陳雪屏到機場接他,傅問陳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交往,陳說只是在一些必要的場合時寒暄一下。傅聽後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在日本人佔據北平時,還任教於北大的教職工堅決不再錄用。

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在日本侵佔北平時,死命不南下,最後當了漢奸,就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抗戰勝利後,他還呆在北平,聽說是傅斯年來收拾殘局,他自以為是傅的師輩人物,又同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盟友,認為傅斯年不會把他怎麼樣,還會將他招到北大任教,竟然理直氣壯地命令傅把他當成一個特殊人物給予關照,大言不慚地給傅發信說:「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

傅看後,當即回答:「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這就是傅斯年的剛直性格,他不怕得罪任何人。

早在蔡元培離職後,任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在《憶孟真》一文中說「

「他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可是傅斯年就是一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上行、專敢摸老虎屁股的人。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任行政院長時,貪贓枉法,下面的人都怨聲載道,可沒誰敢動他。傅斯年通過認真的調查,搞清了他的罪證後,接連在報上發表文章,直接將孔拉下了馬;緊接著老蔣的大舅子宋子文上台,繼續胡作非為,傅雖原與他個人私交不錯,可還是照樣炮轟。他的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發表後,各大報刊紛紛頭條轉發,一時洛陽紙貴,輿論大嘩,朝野震動。之後,他大筆一揮又發表了《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必須剷除》等大論,深刻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是由於革命的勢力,而是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唯恐其不亂,如秦朝的『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宋子文在強大輿論壓力下,也只好下台。

而那時的傅斯年儘管擔任國民參政員,但不過是一個虛職,類似於現在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沒有實權。可就是這樣一個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正是憑著這股倔勁,這份真誠,傅斯年在三、四十年的政壇上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他的「大炮」之稱號也響遍中國大地,贏得了各界正直人士的欽佩。

傅斯年的名氣太大、勇氣太大、膽識太大,以至於老蔣對他也無可奈何。可是將他的兩位親戚從行政院長的位置上趕走,老蔣心裡感到很不自在,就想做做傅的工作,勸他收斂一下,至少是自己一個面子。

有一次,老蔣單獨請傅吃飯,席間,蔣對傅說——孟真,你對我蔣某人難道不信任?假若你對我信任,那麼也應當信任我所委派的人。傅馬上回道:我對委員長是信任的,但如果說因為信任委員長也讓我信任你所委派的人,那就是殺了我的頭,我也做不到。這不是書生意氣,這是英雄本色。壯哉,傅孟直!

傅斯年雖然外表上顯得風風火火,又長得大塊頭,好像很是粗獷,其實他最是一個明白人,在許多大問題上他十分清醒,始終不放棄自己的理念。他的好朋友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儘管在政治上他親近國民黨,可他的思想一直是獨立的、自由的,並努力在實踐著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應該擔當的職責,從他一生不加入國民黨,也不在政府里任職,就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多麼清醒的人。他同國民黨、同蔣介石始終保持著一種「疏而不離、親而不近」的關係,可就是不聽他的招攬。

40年代初,因為傅斯年的名氣實在太大,對國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眾所公認,蔣介石几次大動腦筋,要把他請他政府裡面任職。蔣知道他不肯做,還讓陳布雷發動一幫人去勸。換了當今那些愛國名士,還不是感激涕零,趨之若鶩。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範,他知道,一入宦門,苦海無邊,哪裡還有自由放炮的機會!他給蔣寫了一封信,力陳「斯年實愚憨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上蔣主席書》)最後,再三推卻而不得,勉強做了個立法委員,一來還在政府的外圍,二來放起炮來也方便。

傅斯年不但自己不加入國民黨,不在政府里當官,而且還告訴他的老師胡適也不要那樣,他要求胡適與他都應當做一個獨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典範,時時對政府起一種監督作用。

1947年,蔣介石改組政府,就想極力想拉胡適入閣,讓了擔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以此充門面。時為北大校長的胡適雖然對政治也僅是「不感興趣的興趣」,但他礙於情面,且對蔣尚存幻想,一度頗躍躍欲試。

傅斯年知道後,心急如焚,函電交馳,勸阻老師千萬不要上當。他對胡適說:蔣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實則缺乏起碼的改革誠意。借重先生您,全為大糞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堅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夠勉強。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廢於一旦,令親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這番話,讓胡適變得冷靜起來,別人的意見或許他不太在呼,可傅斯年的勸告他還是認真聽取的,所以最後他沒有前去就職,仍留在了北大當他的校長。

傅斯年是一個大知識分子,是讀過大書的人,但他絕非那種書獃子,他除了學問好外,最善於辦事,有著一般人無法相比的組織天才,這也是胡適及當時其他許多人看重他的地方。傅自己也曾開玩笑地說,在辦事能力方面,蔡元培與胡適都不如他。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傅的氣魄很大,講話富有感染力,長於謀劃,更善於發現人才、使用人才,特別能將一些幹事創業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圍,去共同向著一個大目標奮進,這一點在他擔任在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二十多年間,表現最為突出;而在收拾北大殘局,恢復因日本人佔領而受到重創的北大的過程中,也充分證明了他驚有的才華。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1948年底他又成了台胞大學校長的人選,受命於危難之中,很快將台大辦成有影響的大學,並贏得了師生的廣泛稱讚。

1950年12月,年僅54歲的傅斯年病逝,震動海內外,台大學生一片哭聲,而國民黨及當時台灣各人界名人都前無能為力悼念,給予他高度評價。就連蔣介石也給傅的夫人發去了唁電,說他「其生平始末,困學之勇,憂國之忠,嫉惡之嚴,信道之篤,允為學行並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鬥士。」是非常符合傅之一生的情況,並非什麼溢美之辭。

山東好漢傅斯年,一個最最典型的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是學術界與教育界的的一大損失。想到了他,我就想到了一個激情如火、洞若觀火、剛直不阿、敢做敢為、挑戰權威的高大形象。他的價值,還要等更多人去挖掘去理解去品味。

(另見我的文章《毛澤東為何抄那樣一首唐詩給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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