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發展中的問題與挑戰
文/老陳﹠小何
盛夏的一個涼爽的晚上,同為基督徒的老陳與小何相聚在咖啡館,就中國教會未來要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探討,包括影響教會發展的四個因素,我們所面臨的各樣挑戰以及對策,等等。討論中,一個頻頻發問,一個娓娓道來,展開了一幅中國教會現狀和未來的全景圖。
小何:老陳,你怎麼看中國教會的發展?是否存在一條必然的道路,以至於我們可以進行預測?還是說,因為各種外部和內部的不確定性,中國教會未來的形態和神學特徵並不確定,要看我們努力的結果?當然,在神永恆的旨意中教會的發展道路是確定的,但我想問,從人的角度看,我們能否在神學上做一個推斷——或者通過回顧西方教會的歷史——而看到中國教會大致的未來?
老陳:我感覺,未來中國教會的發展——它的模式,它的神學形態——將是過去和現在各種外來的因素和內部的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這些國內和國外的因素又可以分為教會內和教會外的兩種,所以塑造未來中國教會形態的因素大體上有四種。
小何:四種因素?
老陳:是的。第一,海外的、世俗的因素;第二,海外的、基督教的因素,也就是說宣教士和在中國服務的外國基督徒所帶來的影響;第三,中國本身社會、文化的因素;第四,就是國內教會在過去50多年間所形成的傳統。
小何:你所說的海外基督教的因素是指歷史上的還是當代的?
老陳:都有,兩者都有。
小何:你可否談談這四種因素各自的特點和影響方面?
老陳:首先是外部世界的世俗因素。當代中國和世界同步進入後現代,其特徵包括對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執著,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家庭的瓦解,後現代式的相對真理觀,等等。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中國也身處在這樣一個全球性的世俗文化潮流之中。但是,這種世俗因素同時包括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中國社會文化在後現代性之外還顯示出很多現代性的特徵,比如科學主義,唯物論,無神論等等。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現代性還是主流的。
小何:這樣一種以現代性為主流特徵的後現代社會文化對於教會有些什麼樣的影響呢?
老陳:這樣一種局面使得教會必須同時面對兩個方面的衝擊。一方面信仰要面對現代性中理性和科學觀念的質問,同時在護教和佈道中又要顧及到後現代一代國人的「迷思(myth)」(注1) 以及對真理追求的冷漠。後者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心血,教會要細心地去聽每一個生命的聲音。這要求很大的工作量和愛心,意味著大量的時間和人員投入。這是中國教會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小何:讓我問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我們知道,諸如美國這樣注重人權,標榜自由的西方國家會從其理想主義的外交理念以及非常實際的國家利益出發而關注中國的發展,包括基督教的發展,並且可能試圖通過採取實際行動的方式來干涉或者說影響到中國的發展。比如小布希前段時間在白宮會見了三位來自中國的基督徒。那麼,外部世界這樣一種政治或者經濟運作,這樣一種有意識的介入行動對於中國教會而言是好事呢還是壞事?
老陳:雖然教會對於未來生存空間的期待可能會因為一些國際事件的發生而獲得某種暫時的滿足,因而這些事情看上去有一些好處,但是同時也要看到,諸如美國這樣的行為實際上是使中國的教會被強迫性地捲入了國家間經濟和政治利益鬥爭的漩渦中。總的來說,我認為這對中國教會的影響負面多過正面。
小何: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中國教會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本身的發展上,應該通過內部的建造而獲得發展,而不是藉助於外部力量特別是政治力量獲得社會、政治權利意義上的自由空間,然後期待教會可以在這樣一種自由的空間里獲得空前的發展?這是否意味著即使在中國目前這種狀況之下,教會仍然應當尋求從內部獲得發展動力?
老陳:教會發展的動力從來都是從內部發出,然後延伸到外部的。對於生命重建的關注對我們的信仰而言是第一位和義不容辭的。
小何:可是,教會難道不是存在於世俗社會中的么?教會的難道不是在與社會的互動,包括在與政治的互動中成長起來的么?
老陳:(嘗了一口冰激凌)嗯~~,絕對是!教會需要在社會上包括政治上發出先知的聲音,要行公義、好憐憫,做好鄰居和生態的好管家。可是如果沒有內部信仰生命的動力和神學思想的根基,教會對外部社會動態的回應肯定是軟弱無力的。
小何:那麼,這種區分在哪裡呢?我們如何又可以對外積極扮演先知的角色,同時又不至於陷入一種把信仰世俗化的境地,像南美的解放神學或者社會福音運動搞的那樣?
老陳:這在於我們如何以聖經為基礎建立對社會和文化使命的認識。上帝創造亞當,吩咐他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同時管理大地。亞當犯罪墮落之後,上帝差遣「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來完成了亞當應當完成卻沒有完成的使命。因此,我們所信仰的贖罪救主同時就是文化使命的榜樣和領袖。文化使命與福音使命自始至終都是同一個使命,因為我們的救贖主只有一位,不是兩位。
小何:你說第二個因素是海外的基督教。西方教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明年是馬禮遜來華兩百周年,可以說兩百年來,中國教會就是在西方教會的帶領和影響下建立和成長起來的。1949年之後似乎中國教會不再受西方影響,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還有西方宣教士來中國,但是似乎中國教會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教會和神學傳統。在這種情況之下,西方教會對中國教會今後的發展還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老陳:76年之後,特別是89年之後,西方教會恢復了對華的關注和服務,它的神學和思想形態又大量進口到中國,中國教會近年的發展其實很深地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福音派神學的影響。西方教會發展的趨勢包括:第一,靈恩派已經成為「非自由派」中的大多數。他們對敬拜形式,對於神跡的看法以至於神學,都影響著國內的教會;第二,福音派從「基要派」轉化為「新福音派」,開始關注西方學術界,包括哲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等課題,他們已經不再像以前基要派那樣不關注世俗事物,卻又失去了從前批判世俗思想的精神。現在給人的感覺,似乎他們努力要趕上世俗潮流,但是又追趕得很乏力。美國教會上一代的精神在沒落。葛培理每一次佈道,他的佈道團都宣布這是最後一次,這象徵著上一代福音派的沒落。這就是西方教會的兩大趨勢:靈恩派的興起和福音派的世俗化或者說內在精神的沒落。
小何:靈恩派在當代中國教會中已經有了一定力量,而城市教會也開始有追隨西方教會而變得世俗化的危險,體現在部分城市知識分子和白領教會的「俱樂部化」傾向。中國教會如何可以一方面繼續和西方教會保持接觸,同時又不至於受到這兩方面的負面影響?中國教會怎樣可以獲得「免疫力」?
老陳:對西方福音派教會的不良影響,中國教會一定要具有「免疫力」。如何做得到?這要看國內的教會領袖們對神學裝備問題的思考和行動的決心。問題的關鍵還是對真理的認識。
小何:以目前中國的現實,大規模正式的神學教育顯然不太可能。教會如何能培養足夠多的,在信仰上堅定,在神學上又有深度的傳道人?
老陳:隨著網路和媒體的廣傳,一些內容紮實又輕巧便攜的教育材料對於教會而言將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選擇。但願海外的教育和出版機構放棄往日的做法,不再總是向中國推銷程度比較淺的材料,而努力地去製作一些既嚴格忠於聖經教導,又有相當思考深度,且敏感於時代脈動的神學教育資料。目前北美人數最多的靈恩派和福音派教會機構還沒有在做這件事。應該是一些新的和小的教會與機構會起來做這類事情。
小何:那麼從傳統而言中國教會受哪些西方神學流派的影響呢?
老陳:中國教會主流受自由主義和新正統主義神學的影響一直很微弱,有影響的主要是受二十世紀的基要主義,包括敬虔主義(避開文化與社會使命)、律法主義(以行為而自義)和反智主義(反對深入探討神學)等。目前國內家庭教會有很大部分還停留在神秘主義的屬靈模式中,典型的心態就是反智主義。
小何:80年代之後進入並影響中國的這些西方神學流派——比如改革宗——與中國業已形成的教會與神學傳統恐怕會有一些衝突,包括對事情的看法,一些具體的做事方式。你認為我們如何面對並調和這些衝突?還是說中國不可避免會走西方教會歷史的老路,教派紛爭會比較明顯?有合一的可能性么?
老陳:以我很有限的經驗,基要、敬虔派教會的領袖正在迅速地年輕化,他們對自己團契的領袖培訓工作非常關注。改革宗和任何其他福音派一樣要面對龐大的教會領袖培訓工作,上帝逐漸把神學教育的門越開越大。在這些教會中我還不覺得改革宗是一個倍受排斥的神學體系。所以機會和可能性是越來越大的。
小何:在當下的城市教會中,改革宗神學在一些知識分子圈子裡似乎很受關注。你認為除了因為改革宗強調理性,它的神學非常的系統嚴謹之外,還有什麼其它的原因?
老陳:除了神學的理性與縝密,改革宗的吸引力肯定在於它對文化使命的強調。
小何:我們剛才講了海外世俗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講了中國教會自身的傳統,那麼在中國社會和文化因素這一塊,除了政治環境很明顯影響很大之外,還有什麼?
老陳:最大的問題還是價值觀的轉移和家庭的瓦解。我們必須帶著無比的恩典與憐憫之心來牧養當代和未來的教會。破碎生命的重建不在於使用世俗心理學的理論與治療技巧,而在於真理與恩典的結合,在敬拜、教導、關懷、彼此的交通與代禱之中,在個人與神的相遇之中。
小何:傳統文化和幾十年來共產主義教育呢?有影響么?在港台很多人在研究「處境化」的問題,在尋找一套使福音適合於傳統中國文化土壤的方法。大陸如何呢?
老陳:使我吃驚的倒是中國五十年來教育模式和意識形態的式微。我本來抱著很大的希望去和一些有高度辯證思維能力的知識分子對話,但是我所碰到的情況令我在向那些人傳福音的時候不得不提醒他們:「請你們信了耶穌之後不要變成一個基督徒反智分子」——這種趨勢太過普遍了。其實,真正影響教會的社會趨勢不是共產主義,乃是後現代的物質主義文化,對生命的頹喪態度對國人的影響。至於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否仍然有影響呢?我看對三十歲以下的青年而言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
小何:你剛才提到物質主義,我們會發現中國社會這些年正在以一種令人吃驚的速度物質主義化。
老陳:嗯,是的。
小何:在如今的教會中——不論是在農村教會還是城市教會——信徒的人生與物質主義化的、城市化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越來越緊密地捆綁在一起。越是在生活富足的城市中的教會,信徒往往越顯得非常的軟弱。在信心,在奉獻,在各個方面,「軟弱」成了城市教會中經常聽到,信徒時常掛在嘴頭的一個詞。我想這絕不是「基督徒式的謙卑」這麼簡單而已。作為基督徒,在信仰上如何抵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物質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
老陳: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任何城市化很發達地區的教會都面臨這樣一個挑戰。不論是在亞洲比如新加坡,還是在北美比如「矽谷」、西雅圖、紐約,莫不如是。其他地方如歐洲、澳洲就更不在話下了,因為那裡教會的世俗化和「後基督教化」更為徹底。出路在於教會的生活,特別是彼此代禱、彼此支持的團契生活。也就是對個人生命的責任感。信徒要彼此負責,彼此關懷,彼此支持,存恩典的心,托住我們的弟兄和姊妹。當然有很多因素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比如工作所需的時間,晚上會加班到九點十一點的基督徒不限於北京和上海,新加坡和西雅圖都不例外。
小何:如果提到東方的、亞洲的國家,本身有很深厚的文化傳統,同時又受到基督教深深的影響,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國家,就不能不提韓國。雖然他們同樣生活在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生活非常物質主義化的社會中,但是看上去那裡的基督徒,從傳道人到平信徒都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奉獻心態,好像是沒有太多受到經濟和物質的影響。這是一種表面現象呢,還是他們有什麼特別?
老陳:至少過去這不是一種表面現象。但是目前,我感覺是一種強烈的領袖的個人意志與魅力在支持著韓國教會的活力,再加上來自韓國文化和民間宗教中的那種順服意識,那種對非理性層面的、屬靈權柄的看重。我想韓國教會對於世俗化並沒有「免疫力」。
小何:這對中國有什麼鏡鑒?比如你提到的個人權威等「非理性因素」。
老陳:中國和韓國最大的不同在於它都市化變遷的速度,以及儒家、道思想的沒落。雖然中國民間宗教正在復興,並快過基督教會的增長。但是我所看到的中國,是世俗而不是傳統在影響教會。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教會,是城市教會對農村教會有影響而不是反之。
小何:你剛才講了影響未來中國教會形態塑造的四種因素。面對這四種因素,在神學上和教會事工中我們有哪些挑戰是必須面對,必須解決的?
老陳:在對聖經的解釋和神學上第一個挑戰是如何使用嚴謹的查經方法去讀經、解經和講道。雖然參考書的使用很重要,但是比較獨立的、歸納式的、觀察/分析式的查經方法有待在中國發展和流行。
小何:你指的是在北美校園查經班流行的「歸納法查經」?
老陳:是。當然「歸納法查經」並不是校園團契的發明,其歷史可追溯到1950年到1952年「紐約聖經神學院(Bibl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一位教授的著作。而尋求其遠因,就要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紀清教徒的解經和講道方法。第一步是「誦讀聖經」;第二步是「經文要點複述」;第三步是「列出教義和事實」;第四步是「列舉應用」。這看起來就很像歸納法查經「觀察、解釋和應用」的三步法,只不過前者比後者早了三百多年。
小何:這是在解經和神學問題上,那麼在教會治理模式上呢?是否存在一個較好的西方傳統可以借鑒,還是中國要生成自己的治理與教導模式?
老陳:教會治理模式不外三種:監督制、會眾制和長老制。監督制是將權柄主要集中在一位監督(或者主教、牧師、長老)身上,對於教會事務他有最後決定權;會眾制是一種民主制,大量教會事務由投票或者共識決定;而長老制則是代表制,會眾選出長老,彼此負責,對教會進行團隊領導。教會在每一個時代都徘徊搖擺於監督制和會眾制之間,但願更多的教會開始採用一種彼此監管的,團隊性的領導方式。顯然在這方面聖靈的光照大不缺乏,我看見活用的長老制越來越多。
小何:假設一個中國教會意識到了教會管理模式的問題,並且也願意選擇長老制,但是在沒有任何具體措施借鑒,沒有傳統,沒有外來帶領的情況下,他們如何建造出自己的教會管理體系?
老陳:對應辦法分為正式和非正式兩方面。非正式方面,教會需要培養「我需要弟兄姊妹」的觀念,要深化建立小組生活和一對一的代禱支持。正式方面,每一個小組或者堂會都可以釐定所選出的多位領袖的責任,也學習把決定的權柄交給他們。而有責任、有權柄領導的人,他們的權柄又向誰負責呢?當然是向選舉他們的會眾。那麼,如果所選舉出來的小組或堂會領導者和會眾之間產生了摩擦怎麼辦呢?在沒有更高一層宗派結構和管理機構的前提之下,每一個小組或堂會的會眾應當考慮請臨近的小組或者堂會中有經驗的領袖幫忙做顧問,負責衝突的調停,包括在長遠發展方向的問題上提出建議。
小何:曾有一個弟兄講過,如果在下面的十多年中,中國基督徒的人數達到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那麼按照一百幾十個會眾需要一位牧者計算,中國需要上百萬個傳道人。如何可能在下面的十多年中把這一百萬個傳道人培養出來呢?如果沒有這麼多牧者被培養出來怎麼辦呢?
老陳:我們相信聖靈的帶領和光照,但是我們在領袖培訓方面必須不斷的努力,特別是在「訓練訓練者」的方面。
小何:「訓練訓練者」?
老陳:我的意思是說,除了要培養、訓練教會的牧養者之外,我們還要投資於培養、訓練那些能夠培養、訓練教會的牧養者的人。
小何:這讓我想起了保羅在《提摩太後書》2章2節所說的話。
老陳:是,是。我們「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好使他們能夠教導別人。所以牧者在教導的時候要注意甄選一些有恩賜能教導他人的人。
小何:我注意到存在這樣的傳道人,他們有強烈的犧牲精神,把全部的時間和情感投入在教會的事奉中,甚至一點閑暇都沒有。這當然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但是如果一個牧師過於忙碌於具體的事務中,事必躬親,以至於沒有時間規劃教會的未來,這是否合適呢?如何做一個牧者?
老陳:這正是現代、後現代都市型教會傳道人所面對的挑戰。牧者必須承認自己的有限,特別在時間、精力和屬靈能力方面,必須對神負責,意識到長期投資於自己的「有效性」的重要性,規劃時間出來進行學習和發展。拒絕做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周七天的消防員。要懂得分辨什麼是「緊急的」,什麼是「有生命重要性的」。
小何:教會也有類似的問題。一個教會有很多功能,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什麼是教會健康、持續發展的動力?什麼原則是我們要緊緊抓住的?
老陳:兩方面:第一,能教導的去教導;第二,能關懷的去關懷。在教會中,很多能關懷的信徒在開會,在忙碌於事務,我們要釋放他們去做真正憐憫和關懷的事工,不要被日常事務所捆綁住上。
小何:講講宣教吧。有些人理解主耶穌的命令說,我們要「直到地極」作耶穌基督的見證,這個「地極」站在主說話的耶路撒冷看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很久以來就有一個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運動,比如當年的「西北靈工團」就是朝這個方向走的。很多人相信中國未來將是一個宣教的大國,我們要向西,向伊斯蘭教國家宣教。你認為中國什麼時候適合開始做這件事,我們要為此做什麼準備?
老陳:每一個國家、文化的教會都必須從事宣教的工作,必須同時「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這四類環境中從事福音的傳播和教會的建立。教會必須建造強有力的基地,才能長期有效地差派宣教士而不至於短期耗儘力量。因此,相關的教導和事奉操練要發生在每一個堂會,每一個會眾身上!
小何:每一個人?宣教並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老陳:對,每一個人!對於信徒而言,在工作場所,在社會上活出基督的恩典、憐憫和智慧,發出先知的聲音,隨時隨地注意到別人的需要,這正是最好的宣教訓練。在都市化的中國,城市本身就是最好的宣教工場。至於伊斯蘭教國家特殊的挑戰,需要我們有忍耐,有智慧的探討。在甄選宣教士方面要特別留意能夠長期服事的人才。
小何:所以,現在是中國教會為了宣教而打基礎的階段,不一定要走得很遠才是宣教,城市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宣教工場。你認為哪些城市非常重要,將來可以對整個中國產生很大影響?
老陳:任何有眾多學生和專家學者的地方都是發展城市教會最好的地方。
小何:向這些人傳福音和造就他們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老陳: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對福音的誤解,對「傳福音」概念的曲解。我們過分看重一次性決志的意義,沒有看到每一位慕道朋友在理性和非理性兩方面對真理,對基督的回應需要一個過程,中間會有很多波折,而決志之後又會面臨各樣生命和社會的挑戰。過去兩百年西方福音派過分強調決志,這種觀念對中國的福音化不利。
小何:所以你對那種「奮興佈道會加決志呼召」的傳福音方式並不認同?
老陳:我不反對——只要有個人的栽培在呼召與決志之前及之後。
小何:就是說要和日常的傳福音和關懷培訓工作結合起來?
老陳:對。
小何:存在一個問題。雖然「決志」現在看來是一種過於簡單而表面化的方式,但是畢竟提供了一種辨認信仰身份的方法:從今天起我是一個基督徒了。如果不再強調「決志」的行動,我們如何分辨一個生命的狀況呢?
老陳:早期教會有一個「學道者」制度(catechumen),指人在領受洗禮之前一到兩年在教會學習的階段。「學道者」參加教會禮拜,在聖餐之前,執事會為他們禱告,然後他們會離開,只留下可以領聖餐的人。這樣的制度適用於慕道者,也包括孩子們甚至接受教會勸懲的人。
小何:(正在吃三明治)……
老陳:一個今天所謂的「決志」行動其實可能基於以下幾種不同的情況:(1)我以前是無神論者,現在不再是了——僅僅如此;(2)我有生命的需要,耶穌可能是解決我問題的那一位;(3)基督徒的禱告是有效的,我也感受到了愛心的力量;(4)我今天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主耶穌,求他赦免我的罪;(5)我之前已經在心裏面有真正的信心與悔改,這一次的決志是內在信心的表達。決志者至少有這五種可能,傳福音者要分辨在每一個生命中究竟正在發生什麼。
小何: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今後的傳福音方式要轉變,要像早期教會那樣,用一到兩年的時間去向人講福音,去造就他,向他講……
老陳:(接話茬)……其實,與其說要「講」,不如說我們需要花更多時間去「聽」。我們要去了解每一個生命。講是必須的,但是聖靈會引導我們,只要我們願意「聽」聖靈的聲音,並且我們要用心去「聽」每一個生命的故事和心聲,不僅僅是迫不及待地去「講」。
小何:我用一個兩面的問題來做結束:總體而言,在中國教會中我們看見最寶貴的是什麼?最需要改進的是什麼?
老陳:最寶貴的是基督徒之間的那種彌足珍貴的愛,是我們在愛中的交通、團契;中國基督徒最需要改進的,是要記得主耶穌愛我們,接納我們的事實,學會讓這種顯出莫大恩典和憐憫的愛成為我們生命的真正動力,而不僅僅是追求別人對我的看法,不要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這上面。有才幹的基督徒不能夠太過在意別人怎麼看,而需要從心靈深處領受主的恩典,知道自己是被接納的,雖然軟弱而有限,但是仍然被主所使用。一個領導者也是,他需要釋放自己,放下他戴在世人和信徒面前的「面具」——那種從來不犯罪,沒有軟弱,沒有掙扎的假象——這是肉體和血氣的表現。我們需要聖靈的光照和感動,徹底承認自己的軟弱。
小何:你相信中國最終會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嗎?
老陳:什麼叫基督教國家?如果這意味著「基督教成為文化的主流」,目前看有這種可能性。有人說基督教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主流社會的邊緣」了。基督教的價值觀有沒有可能成為國人普遍追求的對象?這種尚微弱的可能性目前正在增加,至少它已經從不可能進入到可能了。
注1:這個詞在這裡指一類對事物庸俗化的,似時而非的,口號宣傳式的認識和說法。雖然這些說法本身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真理或者說正確的觀念,但是因為它們以極度簡化的形式出現,所以會引起誤解和混淆。往往人們堅持這類說法的時候並不真正明白那到底是什麼意思。—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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