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隆武帝的戰略問題——看南明朝片面抗戰

徐曉望內容提要：隆武帝在其登基詔書中宣告將派出閩軍20萬，克複南京，其實是虛張聲勢。他真實的意圖是打開西進通道，到湖南依靠何騰蛟。為此，他部署閩軍大舉出擊江西，但閩軍因缺糧缺餉，屢戰屢敗。隆武帝速敗的主要原因是其戰略決策失誤。關鍵詞：隆武帝戰略閩軍南明史 在南明史三大政權中，隆武帝是最有雄心的一個皇帝，他積極籌劃恢復南京的戰略計劃，并力圖付之實行。從清朝以來有關隆武帝研究的著作與論文，都對隆武帝的復興戰略給予較高的評價[1]。本文並非對隆武帝的大節持有異議，而是認為：隆武帝的戰略是一個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隆武政權的速敗，與他的戰略規劃與當時的軍事形勢嚴重不符有相當關係。一、 隆武帝轄下軍隊的數量與質量 自古以來，戰略方針的制定，必須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對隆武帝來說，他「五路出兵，克複南京」的戰略也要和自己擁有的力量相匹配。因此，在評價隆武帝的戰略之前，有必要評估隆武帝依靠的基本力量——他指揮的軍隊及其盟友魯王的部隊。（一） 隆武帝轄下的閩軍 鄭芝龍所部閩軍是隆武政權的主要支柱。關於閩軍的數量，今人多引用江日昇《台灣外紀》（又名《台灣外志》）的記載，其原文云：（隆武帝）「令人築壇郊外，拜鄭鴻逵為大元帥，率周鶴芝、張明振、楊濟時、陳秀、郭曦、陳霸、鄭陞等領兵五萬，諸葛倬等為監軍，道出仙霞關，往嚴、衢，接應張國維、方國安，恢復浙東；鄭彩為副元帥，率施天福、鄭聯、鄭斌、張進、朱壽、劉全、江美鰲等領兵五萬，以張家玉為監軍，道出五福杉關；聯江撫楊廷麟、會楚撫何騰蛟合師。」[2]《隆武紀略》一書載有隆武自稱監國後的登基詔書，詔書也說自己將派閩軍20萬，五路分兵，攻擊南京[3]。這樣看來，《台灣外紀》的記載似乎「於史有據」，但在實際上，隆武帝根本沒有20萬大軍！ 要了解閩軍的真實實力，我們應從明末福建軍隊的演變過程來看。崇禎年間，由於北方的軍事局勢嚴峻，關外有大金之兵，關內有李自成與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明朝已將全國各地所有可用的軍隊都調至北方作戰。不過，福建由於海寇問題，一直保留著一支水師，由鄭芝龍率領。從明代的一些檔案中可知：鄭芝龍所率水師數量並不多。崇禎四年，鄭芝龍與山寇鍾凌秀作戰，其部下不過二千餘人。[4]隨著北方戰事日益緊張，崇禎帝想調福建水師去北方作戰，「但議調粵將鄭芝龍、閩兵一萬，船三百號」，其後，知福建方面無法備足，又降為水兵三千[5]。儘管這樣，鄭芝龍仍然認為：「閩無餘兵，一撥三千，伍虛必亂。」[6]因此，他提出另召軍隊赴北方。按，其時鄭芝龍轄下水師的軍餉，皆由鄭氏自備。黃道周在明末曾經與張肯堂說到鄭芝龍招兵，「曩時嘗聞鄭帥損貲六萬，得長鬣三千」[7]。可見，鄭芝龍直轄的軍隊不過三千人而已。對一支私人出餉的軍隊來說，這一數量也已相當多了。明末福建另組的軍隊，弘光時調至江南，《南天痕》云：「江南立國，肯堂（福建巡撫）選兵三千，令副將周之蕃率以助防江。」[8]我們知道：其時鎮江的總兵是鄭芝龍之弟鄭鴻逵。鄭鴻逵在明末任南贛副總兵，他於南明弘光時奉調鎮江守江，可見，鄭鴻逵所率水師，即是福建省在明末組織的那一支準備北上的水師，兵員多來自臨時招募，戰鬥力不強。清軍渡江南下，鄭鴻逵在鎮江作戰失利，由陸路退往福建，途中，他開始擁立唐王。其時他身邊尚有殘兵。史料記載：六月，唐王「進衢州，收散卒得千餘人」[9]。其後，唐王在建寧府，「令靖虜伯鄭鴻逵給守關兵餉二月。諭文曰：『昨據先生啟請關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嶺等關。』」[10]可見，唐王入閩時，即將原隸鄭鴻逵的兵留在仙霞嶺守關。這就是鄭鴻逵真正的實力，不過二千人而已！由此可知，明末鄭芝龍與鄭鴻逵所部閩軍合共只有五千之數。 隆武政權成立後，由於形勢的需要，鄭氏諸將大肆招兵。可是，由於軍餉來源的限制，閩中軍隊的數量一直不多。鄭芝龍的部隊主要由鄭彩與張家玉率領，隆武帝曾經為其定營額，「永勝准兵六千，與張家玉各將三千人」[11]。文中的「永勝」即為永勝伯鄭彩。可見，擴張後的鄭芝龍嫡系閩軍，其總數不過六千人而已。鄭鴻逵的部下可分為兩支，其一由周之蕃率領，其二由黃光輝率領，黃光輝所部即是仙霞領的駐軍二千，而周之蕃與陳秀一起在江西作戰，《思文大紀》一書雲，隆武帝「敕汀州副總兵陳秀援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銀一萬兩，准給陳秀召募。務令兵精餉節，以益金湯」[12]。可見，其數量也很有限。其後，隆武帝在福州將當地的衛所軍編入御營，其數量也不過數千人，由鄭芝龍任統帥。黃道周曾說到鄭芝龍轄下的部隊，「臣計諸貴人所統師，合召四關之士，不能二萬人。臣所募十二營，四千三百二十人」[13]。黃道周文中的「諸貴人」，即指鄭氏諸將。在他看來，鄭氏軍隊最多不過二萬人左右，可能還不到二萬。再加上黃道周所召兵，就是閩軍的總數了。（二）隆武轄下的粵軍、贛軍 隆武帝的管轄範圍遍及東南諸省，在他的命令之下，各省軍隊從各地調向前線，張家玉在隆武元年九月十日所上《報明江省情形疏》中提到：「閩粵現到之兵，如周任鳳之五千，周之蕃、陳秀之三千餘，而又以虔撫之舊額五千，新額四千，整頓而操縱之。」[14]可見，當時在江西作戰的除了閩軍之外，尚有粵軍與贛軍。陳秀為鄭芝龍的部下，周之蕃為鄭鴻逵部下，因此，陳、周所率三千人應為張家玉所提到的閩軍，而粵軍應當就是周任鳳所部五千人；他如贛軍約為九千人左右。可見，隆武之初，所部閩粵贛正規軍總數約為三萬四千人上下。在這裡附帶說一下，明末崇禎年間，鄭芝龍被任命為廣東的總兵，率粵軍在粵東方面剿匪，而鄭鴻逵任南贛副總兵，在贛州剿匪，所以，上述粵軍與贛軍，早期都是鄭芝龍系統的軍隊。（三）魯王轄下的軍隊 魯王轄下的軍隊主要由方國安統領，號稱十萬，但其中敢戰之士卻不多。在溫州任職的盧若騰說：「寧紹官兵、鄉兵皆聚守西興關，靖夷伯方國安之兵屯紮富陽，通計得十餘萬，虜之在杭州者不過四千，又皆黃得功、高傑之潰卒附於彼；其中真虜，不過二三百耳。夫以十萬之兵當三四千烏合之眾，勝負之數，愚者辨之。而識者反以為危急，兩大可憂；則何以故？兵多而不精，食難為繼；將多而無統，渙不可使也。方紳士之起義也，惟患人不為兵，見略似人形者，輒收之；強弱老少，都無揀擇。」[15]由此可見，方國安軍隊的數量雖多，卻無法對付杭州的四千清軍。隆武帝期望他發揮更大作用，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們清點了隆武及其「盟友」魯王所部聯軍實力後，可知其總數約為十三萬四千，其中多為剛剛組建的新軍，訓練極差，而且糧餉供應不足，士兵沒有戰鬥力。隆武要憑這樣一支部隊發起戰略進攻，勝利的希望很小。反過來我們看清朝的軍隊。清軍進入江南，幾乎沒有經歷大的戰役，江北四鎮與左夢庚所部明軍主力便投降。其後，清軍主力北旋，清廷主要依仗投降的明軍主力來對付江南的抗清武裝。這些降清的原明軍隊雖然不能與清軍作戰，但對付江南民眾卻綽綽有餘。因此，杭州的清軍雖然只有四千來人，卻能對抗方國安所部十萬餘人；而進入江西的金聲桓所部清軍，總數不過二萬人，卻攻略江西大多數府縣，僅留下贛州在明軍手中。在這一背景下，隆武帝要舉行戰略反攻，顯然是一個不合時宜之舉。二、隆武帝五路出兵戰略的策劃 隆武帝入閩與五路出兵計劃。隆武帝從杭州抵達衢州時便自稱監國，這一舉動，最關鍵的是要得到當時各省督撫的支持。在當時東南數省中，浙江與江西都面臨清軍的大舉進攻；江西的督撫在清軍抵達南昌後，紛紛投降，這可以證明他們並無抗清的決心。而廣東太遠，隆武身邊的官員與廣東官場聯繫不夠。在這一背景下，他入閩其實是最好的先擇。由於黃道周對福建巡撫張肯堂的影響，以及鄭鴻逵對鄭芝龍的影響，隆武帝最後得到閩中大臣的支持。他入閩後，起用了諸如蔣德璟、黃道周、黃景昉、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駿、鄭瑄等一大批閩籍重臣，這些人中有不少在崇禎、弘光時就已經是大學士了，隆武將這一部分人納入帳下，又引來廣東何吾騶、江西傅冠這些外省籍的舊輔臣，便使他的統治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這些人在政界尚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承認隆武政權，各省督撫便跟著走，於是，隆武取得了明朝的正統地位。所以，隆武政權的建立，與其進入福建有關。其入閩的策略是正確的。 隆武帝閩中即位，這使南中國結束了自弘光帝被俘後二個月沒有皇帝的歷史，一時江南士氣大振，到處都有人發動抗清起義，他們都希望隆武能早日發兵拯救江南民眾。其時，戶部侍郎李長倩上疏：「急出關，緩正位」，反映了多數大臣的共識。隆武帝對這一戰略也是認可的，以故，他即位不久，便在七月六日宣稱：「誓擇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夷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16]七月十二日隆武起行，然而，在芋江驛，他卻遇到了麻煩，「以父老遮留，不得已復返乘輿」[17]。雖然隆武帝自身出關受阻，但隆武帝馬上有五路分兵、出關作戰的計劃。「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18]關於隆武帝的五路大軍，現在已經成為學者們重視的問題。有一些文章就此展開討論。其實，無名氏《隆武紀略》一書載有朱聿鍵於隆武元年七月初發布的登基詔書，書中載有其五路出兵的詳細計劃： 故今大出二十萬之雄兵，先欽差御營御左先鋒定虜侯鄭鴻逵統領大兵百（五？）萬，內令前都督府總兵官施福道出廣信，後都督府總兵官黃光輝一軍道出金衢。該爵親領右都督府總兵陳順等，及中軍文武監紀推官等副參游擊兵八十員馳赴前適中調度。再欽差御營御右先鋒永勝伯鄭彩大兵五萬，內令前都督府總兵官陳秀、周之蕃一軍出汀州，直抵南昌；王秀、林習山一軍出杉關，直抵建昌；該爵親領都督副將洪旭督運及中軍文武監紀推官等副參游等八十員，馳赴軍前，適中調度。再差都督總兵官鄭聯、林察領兵一萬，舡三百號，出惠潮，直抵南贛；再差副將李一、崔芝領水兵一萬，舡三百號，由福寧直抵溫台。此水兵二枝，俱聽定虜侯節制。上以勛臣兵將自七月二十八日御營御中軍平虜侯鄭芝龍、總兵鄭泰、武英殿大學士將德璟、黃道周及文武五府六部大小諸臣共一百四十六員，盡起福州三衛戎政五營兵二十萬，正天討之親征，為四路之後勁。[19] 可見，隆武帝計劃中的五路大兵是：鄭鴻逵、鄭彩各帶二路大軍，從陸上遠征浙江與江西；其中，鄭鴻逵部施福、黃光輝主要在贛北與浙江作戰，而鄭彩部陳秀、周之蕃、王秀、林習山諸將分為兩支出擊江西，主要在江西中部作戰。另有二支水師分路出兵，一支北上，一支南下；再次，隆武帝在鄭芝龍軍，作為殿後。考察隆武帝的五路大軍，給人的印象最深的是隆武帝的虛張聲勢，例如，北上的水軍號稱一萬，其實，這支水師後來由黃斌卿率領，其真實數量僅數百人。他們長駐舟山，毫無作為。而「鄭聯、林察領兵一萬，舡三百號，出惠潮，直抵南贛」的一路，最是莫名其妙，因為：從惠潮到南贛完全是陸路，鄭聯與林察先率水師出兵廣東，然後經陸路北上江西，其中必置水師於無功之地，不如直接率勁旅從陸路到江西為好。實際上，鄭聯所部後來由鄭彩率領，由陸上出江西，在杉關一帶作戰。所以，隆武帝五路大軍中的水軍大都是虛設的。當時閩中軍隊雖以水師著稱，但隆武帝卻不將主力從海上出擊，其中肯定有原委。因為：福建水師的主力早在弘光年間即由鄭鴻逵率領到江南作戰，但在清軍渡江戰役中，此水師全軍覆沒。從鄭鴻逵等人從陸上逃回福建來看，他的水師應是在長江陷入清軍包圍，所以，鄭鴻逵連一艘船都未能帶出來。福建水師遭此重擊後，其實已經沒有可用的大船了。若要大舉出擊，非得再從民間調發。而此時福建商船都在外經商，一時無法調集。更為重要的是風向，古代的帆船一定要順風才能作長途航行，福建的沿海，春夏多南風，而秋冬季節多北風。黃斌卿軍人數較少，於隆武元年八月份出發，此時尚有微弱的南風，他們北上舟山之後，風向轉變。黃斌卿僅僅出擊過長江口一次，便無法更多作戰，這其實與風向有關。等到閩軍大舉出擊的隆武元年十月，海上風向已經轉為北風為主，海船只能從北向南，不可從南向北，所以，此時閩軍無法從水路上大舉北上。另一原因是：鄭芝龍所部此時散佈於全省各處，其主力在陳秀的率領一在汀州一帶剿匪，鄭鴻逵部回閩時駐紮在仙霞關，將這些部隊集中於福州，若再從海上北上，不如讓他們就近作戰。 從陸上三路大軍看，鄭芝龍部福州三衛軍也是一句空話。因為，明代的衛所軍迨至明代後期都已轉而為民。隆武帝即位後，將福州衛所軍重新編組起來，但這些人僅能成為隆武的儀仗隊，數量也不過數千人。他們佔用巨額經費，其實卻無力作戰。因此，閩軍五路大軍，算有點真實內容的是鄭鴻逵與鄭彩所率的兩支軍隊，但總數不超過二萬人。《明史?唐王傳》記載：「鴻逵出浙東，彩出江西，各擁兵數千，號數萬」，這一段記載不應為錯。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隆武帝的五路大軍其實是一張畫餅。對隆武帝來說，發布這樣一個告示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當時的江南民眾紛紛起義與清軍苦戰，非常盼望有人支援他們，因此，隆武帝的布告一出，便引起了江南民眾極大的興趣，「四方望閩中兵如在天上」[20]，這正是隆武帝虛張聲勢所要追求的效果。但他這一空頭支票，最後只能落在無法擺脫的困境中。三、隆武帝西進戰略的籌劃與內在問題 一般認為：隆武帝是在進攻南京計劃失敗後，於隆武二年改籌西進戰略。實際上，隆武帝很早即有西進的打算。 隆武帝西進戰略的確定。錢飲光（澄之）的《所知錄?隆武紀事》一書提出，早在隆武元年十月，金堡即向隆武帝建言西進。於隆武元年十月金堡來到福州晉見隆武帝，「勸上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在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營，皇上親入其軍，效光武擊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以中興……上大喜，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先遣大學士蘇觀生赴南安募兵，中途接應」[21]。似乎隆武帝定西進戰略是元年十月因金堡進言而作出的。其實不確。隆武元年七月，李自成殘部在李過的率領下於湖南降明，兩湖巡撫何騰蛟的部下陡增十餘萬戰士。這對隆武而言，真乃天大喜訊。隆武帝原就相識何騰蛟，隆武帝乃河南南陽人，何騰蛟曾在南陽當過縣令，所以隆武帝稱何騰蛟為南陽故人。得知何騰蛟在湖南的消息，隆武帝馬上就封他為湖廣總督。何騰蛟的實力遠勝於鄭芝龍，東南諸臣對他抱有極大希望，錢飲光在隆武元年十二月的《擬上行在疏》中分析道：「今三衢候駕已久，而江右之楊廷麟請幸贛州，長沙之何騰蛟請幸湖南。臣以為聖駕不必出衢州也。宜敕守衢諸將與江東上下策應，要同一體。陛下直宜出閩趨贛，巡行江楚。東南半壁之大勢固在楚也。騰蛟精忠老成，所將之兵，皆經百戰，新附之眾，不上數十萬。軍聲丕振。此上谷之耿弇，可為陛下北道主者也。」[22]可見，當時隆武諸臣都有入湖南依何騰蛟的想法。而據金堡在《嶺海焚余》一書中所列的奏疏，他自稱隆武元年十月入閩的主要目的，是為鄭遵謙與隆武帝聯繫，并力促隆武帝出兵浙江，以支持江南搞清軍隊，他怎會去勸說隆武帝西進呢？故《所知錄》所載金堡事與事實有違。我們知道：隆武帝是南陽人，此地正是漢光武帝劉秀的故鄉，劉秀在西漢末年，因收編河北銅馬農民軍，最終光復漢朝。隆武帝一生最佩服漢光武帝，很想仿效光武帝的事業，借農民軍的實力，恢復明朝的山河。從出兵江南到西征的戰略轉變，可以認為這是隆武帝自身完成和確定的。而且，他應是七月份知道何騰蛟收編李自成余部後，便有了這一計劃的。 為了實行西征計劃，隆武二年正月，隆武帝將內閣大學士蘇觀生派到江西，並將這一著「比方鄧禹之行」[23]。鄧禹是漢光武帝劉秀遣往招撫銅馬的先行大臣，隆武帝以鄧禹比作蘇觀生，其實便是以漢光武帝自居。其後，隆武帝還給何騰蛟下了手諭：「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復江省，繼靖南京……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與卿今年金陵握手。」[24]可見，當時隆武帝的想法是：「與何騰蛟夾擊江西，攻略南京。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隆武帝希望何騰蛟派一萬精兵到江西迎駕，隨後自己駐蹕江西，以擺脫鄭芝龍的控制，再轉而依靠何騰蛟。 這樣看來，隆武帝雖然發布了發閩軍五路、克複南京的告示，但實際的想法是西進湖南與何騰蛟合兵，然後克複南京，因而他並不真心去實施這個計劃。那麼，該怎樣看待他出兵閩北、並許諾向浙江方面進軍？我們只能說，這是隆武帝瞞天過海的戰略部署之一。如錢飲光所說：「上所部署皆陽順鄭氏意移蹕建寧，其實信堡，將相機出贛州趨長沙也。」[25]可見隆武帝進駐建寧府向浙江金華、衢州的佯動，其目的是迷惑他的大臣——鄭氏家族。隆武元年閩軍的作戰主要在江西方面，其原因也在這裡。所以，隆武帝的兩個戰略規劃中，五路出兵、克複南京的計劃是空的，真實的戰略意圖是西進湖南。然而，被隆武帝視為救星的何騰蛟，也有自己的難處。他在湖南沒有一支可靠的部隊，李自成余部雖然依附於他，但並不怎麼服從命令。從李自成余部的立場來說，他們從北京一直敗退到湖南，萬里轉戰，疲憊已極，在大敗之後，尚待喘息，一時無力進攻江西。因此，儘管隆武帝發布了許多詔書，何騰蛟只是敷衍，並不真的派出軍隊。而隆武帝個人的西進計劃，也因為多種原因一直無法付諸實行。 早年力主隆武西行的錢飲光在晚年回憶當初計劃時說：「說者謂當棄閩而入楚，舍鄭芝龍而依何騰蛟，是時湖北賊新降騰蛟，眾數十萬，拊而用之，即光武銅馬之眾也。然而閩可棄也，楚未必可入也。騰蛟可依也，新降不可用也。夫銅馬之眾，惟光武有以大創之而後降降之，而後能用之。今之降者，皆有所逼而來，非我能降之也，狼子野心，其足信乎？」[26]錢飲光在隆武政權失敗後進入永曆政權轄下的西南，對湖南的情況有了親身的體會，也看出了何騰蛟的處境。從而可見即使隆武帝當時進入了湖南，也只能像永曆帝一樣，被人奉為傀儡，而無法真正作主。所以，隆武帝收編李自成余部、並仗以收復南京的計劃，也是畫餅充饑。四、閩軍的「戰略進攻」與其失敗 無論是五路出兵還是西進計劃，隆武帝的戰略意圖都是大舉進攻清軍。閩軍在其指揮下，參加了江西方面的大戰。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隆武帝在江西的戰事，除黃道周部，以鄭氏家族為首的閩軍在後方不肯參戰。其實，這與史實不符。鄭鴻逵與鄭彩確實有消極避戰之意，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指揮的閩軍都沒有作戰。實際上，由於江西形勢的變化，閩軍早在隆武元年八月即捲入了江西方面的大戰。 閩軍中，最先參戰的是鄭鴻逵下轄的施福部。據《思文大紀》一書，八月，隆武「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27]。張家玉在其奏疏中說到：「若夫副總施福守大關也，以孤軍深入弋陽（隸屬江西廣信府），斬其虜使，擒其偽官，忠勇之名，震於浙直。不謂胡人飲恨，大舉報仇，聞其差往九江，與所云童賊者，借湯郝郭之兵一萬，而又陷有江省五營之兵二千，劉一鵬之兵二，郜國本之兵一千，王體忠之兵二千，而金聲桓之三千不與焉。今欲以全力注信（廣信府），與施為難。」[28]從張家玉這段生動的敘述中我們知道：當時施福部閩軍進入江西攻佔廣信府的弋陽縣，給江西與安徽南部極大的震動，清軍集結二萬餘人來攻。後來，張家玉率閩軍遠道赴援，經過一番角逐，張家玉與施福等人掌握了廣信府多數地區。 從隆武帝五路出兵的詔書中我們知道：施福所部是鄭鴻逵的部下，而張家玉所督王秀、林習山、洪秀等部是鄭彩的部下，此外，周之蕃、陳秀所部也是鄭彩的部下，他們從汀州進入江西，以後長期在贛州方面作戰。因此，實際上在隆武元年八九月間，閩軍就全面捲入了江西的戰事。 黃道周部出擊江西的時間。施福所部捲入江西方面的戰鬥後，閩軍分道支援，大都捲入江西的戰鬥。黃道周部出占贛北的廣信府，史冊多有記載。不過，後人因某種原因，故意壓低鄭鴻逵、鄭彩二部閩軍的作用而抬高黃道周。如《明史?唐王傳》記載：「仙霞守關兵僅數百人，皆不堪用。聿健屢促芝龍出兵，輒以餉拙辭。久之，芝龍知眾論不平，乃請以鴻逵出浙東，彩出江西，各擁兵數千，號數萬。既行，托候餉，皆行百里而還。先是黃道周知芝龍無意出師，自請行。從廣信趨婺源，兵潰死事。」這段記載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如前所述，實際上鄭鴻逵、鄭彩部閩軍出擊江西是在八月份。而史料表明：黃道周到江西廣信府是在十月份！ 隆武帝原來部署的五路大軍中沒有黃道周部，因為黃道周是文臣，隆武帝在登基之初，當然不會讓自己的首席文臣去前線帶兵。然而，黃道周進入隆武政權後，因與鄭芝龍的矛盾，於七月底決定到前線招兵作戰。他的這一決定在隆武發布詔書之後，所以詔書中沒有提到黃道周部。據黃道周年譜，黃於七月底宣誓出征，八月初三在南平樹旗招兵，八月十八到建陽，發陳雄飛二營到崇安，九月十九日同諸將出關，十月十二日在廣信府[29]。如此，黃道周出關比施福要遲一個半月。其原因在於：黃道周赤手空拳，他是到閩北招兵的，所招兵士要進行二個月基本訓練之後，方可出戰。而此時，張家玉與施福所部已在廣信府作戰獲勝，打開了局面，黃道周便順理成章地將部隊帶往江西。因此，真實的情況是：鄭鴻逵部前鋒先進入江西，而後黃道周跟進。傳統史書在這一問題上大都顛倒鄭氏與黃道周的戰功，其原因當是黃道周為明朝而殉節，而鄭氏諸人中，鄭芝龍與施福都有降清的行為。《明史》在這方面的記載顯然有謬。 閩軍主力的作戰行動。閩軍主力進入江西後，獲得初戰的勝利，掌握了廣信府。十一月，張家玉與王秀、林習山、洪秀等人在滸灣鎮再次與清軍大戰，閩軍獲得了在江西戰場上最大的勝利：「殺兩總兵，獲級四百，奪馬四十匹，器械無算。」後來，又引清軍入伏，「大破之，步兵五千殆盡，騎兵舍馬渡河，溺死過半。撫州圍解。論者以是役為福州戰功第一」。其後，張家玉又與撫州的永寧王部夾擊清軍，「大軍死者五百餘人，馬死者三百餘匹」[30]。由此可見，張家玉所率領的閩軍，由崇安出關，轉戰江西，是有一定戰績的。不過，閩軍的勝勢並未待續下去，在清軍的反擊之下，十一月底，張家玉部遭到重挫，撫州也最終失陷。 黃道周、鄭鴻逵部在浙江與安徽南部的作戰。鄭鴻逵是隆武帝的先鋒官，隆武帝讓其出仙霞嶺作戰，但因戶部尚書何楷彈劾他在殿上打扇，故避居不出，一直到隆武帝放逐何楷，他才出兵。因此，他一直到十月份才從福州出發，月底部署所部向浙江南部進軍。據金堡於隆武元年十月的記載：「福京倚新安為北門，而臣前至仙霞，見鄭鴻逵方遣兵出關，臣度其駐三衢耳，不能長驅也。徽州既陷四十餘日，我師逗留觀望，未有爭先之氣。」[31]鄭鴻逵為何如此怯戰？其中有鄭氏家族與隆武帝矛盾的原因，也和他實際的兵力有關。隆武手下的光祿少卿王忠孝曾被派到浦城前線視察鄭鴻逵所部軍隊，他說：「關外之兵，臣未盡見；關內之兵，惟施福營多舊兵，器甲粗備；郭芝英次之。余多新募烏合，不堪衝鋒，守未易言，可論戰耶？」[32]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王忠孝所說，能守住邊關就不錯了，但高高在上的隆武帝卻一直逼迫閩軍大舉進攻。 黃道周部首先響應隆武帝的命令發起戰略進攻。黃道周部進入江西後，主要向安徽南部方向作戰。由於以往的多數史籍未記載黃道周部在安徽戰事的具體情況，今引用長期被人們忽略的《隆武紀略》一書的記載： 十月十六日，督師黃道周遣總兵某統兵三千人與撫臣徐世蔭會於開化馬金嶺，遂復德興。 十月二十日，黃道周遣兵攻婺源，不克，參將李忠遠、王嘉封，游擊朱家策被獲死。 十一月初二日，督師黃道周攻休寧不克，師至高堰進攻休寧失利，總兵程嗣聖，參將應士克、游擊程金、都司李王達、監軍同知戴邦謨俱陣歿於高堰。 十二日，督師黃道周攻休寧不克，總兵李莞先、吳揚烈，同知應士龍，游擊徐大用、蘇良弼，俱被清督張天祿擒殺。 十六日，黃道周再攻休寧不克，總兵黃家貞、李映、陳雄飛、應天祥等俱陣歿。[33] 由此可見：黃道周在前線忠實地貫徹了隆武帝進攻的戰略，但結果是屢戰屢敗，連其侄兒黃家貞也戰死於陣上。此時的黃道周部，因糧餉供應不繼，士氣瓦解，實際上已經沒有戰鬥力。而黃道周本人也向隆武帝懇求：放他回鄉養老，所余部隊可交給其他將領。但隆武帝並沒有同意。 隆武元年末，隆武帝熱切盼望能打通與何騰蛟的聯絡，並相機克複南京。因此，他對鄭鴻逵等部在前線的停頓十分不滿。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福州誓師親征。他的要求是：自己到了建寧府，諸將便要到金華與衢州，自己到了金衢，諸將就要到杭州、徽州。在他的強令之下，閩軍諸路都有所動作。黃道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次發動的進攻，目標是徽州方向。我們且看他的戰略部署：著戚鎮方國安從嚴（州）、定鹵侯鴻逵從馬鈴嶺兩路進剿，以牽其後。[34] 臣思常（山）、玉（山）兩路既有定鹵侯之師協守馬鈴，又臣先鋒陳雄飛之師久出……施福、施郎所守河口、鉛山兵不能二千， 而河口、鉛山設防之沖不可撤，必以河口鉛山而援廣信，猶以嚴州、蘭溪而援衢州。[35] 今鄭兵一千、方機七八百，已至馬鈴嶺，陳雄飛二股必不敢過休寧，便可合攻婺源。[36] 以上史料表明：此時鄭鴻逵之兵進至馬鈴嶺（即馬金嶺山脈，位於徽州與衢州之間），牽制清兵；而黃道周之兵，直向婺源作戰；可惜的是：方國安兵未曾出動，使閩軍陷於孤軍作戰。很快，黃道周因陷入重圍而失敗被俘；而鄭鴻逵部也在馬金嶺大敗。《南疆繹史》云： 時大兵已破徽州，鴻逵乃遣都督施福出開化，林順出仙霞，黃光輝出馬金嶺，郭芝英出連嶺，鄭亨出白濟，鄭貞出二渡，程應璠出仰山。然所部不過千餘人或數百人耳。及明年正月朔，大清以偏師綴白濟、連嶺，而大兵攻馬金嶺。黃光輝等敗回，鴻逵退扼仙霞關，檄諸路回軍。上聞大怒，遣官封劍即軍中斬黃光輝。鴻逵惶恐上疏謝，械光輝至行在……上乃赦之。[37] 閩軍屢遭挫折，尤其是督師大學士黃道周被俘，使隆武政權大受打擊。金堡曾謂：在黃道周失敗以前「臣初謂江東可以坐定，浙西可以力復，杭州可以間取，義師可以驅策」。但此時「黃道周既敗於前，鄭鴻逵復退於後，四方為之喪氣」。「今事機即失，關外動搖，僅一督撫坐鎮三衢，為已壞之封疆收拾殘局，尚恐不支」，「萬乘不可輕行」[38]。由此可見，隆武帝的戰略進攻，結果並非是所希望的。 然而，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隆武帝不顧敵強我弱的條件，於二年二月再次部署鄭餓彩部閩軍出擊江西。結果導致更大的失敗。據清方的文件，順治三年（隆武二年）二月，「梅勒章京屯泰奏報，偽永勝伯鄭彩遣偽總兵劉福、副將林引等，領眾來援江西撫州。副將王得仁等，率兵馳入賊陣，擊敗之。斬賊千五百級，生擒賊將。又敗其偽副將趙珩等於高山嶺，斬獲無算。下所司知之」[39]。三月，「江西巡撫李翔鳳疏報，浮梁、余乾等縣逆寇，勾連閩賊倡亂，直犯饒城。副將鄧雲龍等率兵擊敗之。副將王得仁等進兵水口，擊敗閩賊，克光澤縣。復旋師撫州，剿殺東鄉、安仁一帶逆孽。俘斬甚眾」[40]。這一仗，閩軍大敗潰散。隆武二年三月，隆武帝「敕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41]。其後，隆武帝更換閩軍統帥，由鄭成功替換鄭彩率領閩軍，並由軍師蔡鼎負責實際指揮。但是，該軍在江西黃土隘一仗中，再次被清軍擊潰。此後，蔡鼎被閑置，閩軍殘部由鄭成功率領，堅守杉關，以防禦為主。至此明軍在江西的戰略形勢急轉而下，再也無力向清軍主動進攻了。清軍不再顧慮閩軍在其側後的牽制，將主力進攻堅守贛州的楊廷麟，江西明軍的失利，最終不可避免。 閩軍失敗的原因在於實力與清軍有較大的差距。閩軍諸部，除了施福所部老兵有戰鬥力外，其他諸軍的戰鬥力遠遠比不上清軍，甚至比不上降清的明軍。錢飲光說：「鄭氏之兵，陸戰非其所長，躍馬彎弓，則鳥獸散耳。」[42]其時施琅（郎）在閩軍中供職，他以為閩軍「所帶海兵，習水戰而不習陸地，父母妻子悉在海上，烏合之眾，動輒離心。本朝兵初下，兵勢銳，先聲已厲，如何能敵？」[43]隆武帝以未經訓練的新軍正面攻打清軍，實際上是加速其失敗，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此外，當時的閩軍都有缺餉的問題，黃道周缺餉已為世人所知，其他閩軍各部缺餉情況實不亞於黃道周。王忠孝在其奏疏中提到：「額餉宜核。用兵伊始，日費萬千，生節無道，困窮立見……迨糧餉不繼，捐助藉助，同時並行。」[44]《明季南略》記載：「大學士蔣德璟見鄭師逗留，因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因嘆息，告病去。」[45]閩軍缺餉到如此地步，其實已經無力作戰。俗話說：「皇帝不差餓兵」，但隆武帝卻屢屢派遣這樣一支「餓兵」大舉進攻，閩軍的失利也是意料中的。 綜上所述，隆武帝登基之初的戰略計劃十分粗略，乃虛張聲勢，目標大大超越了其實力所限。其後，由於得到湖南何騰蛟收編李自成余部的消息，他開始有了真實的戰略計劃：與何騰蛟合兵夾擊江西，因此，閩贛軍隊在江西方面陷入苦戰。由於缺糧缺餉，閩軍不敵對手。但隆武帝為了實現自己西進的戰略，仍然強令閩軍進攻，結果導致屢戰屢敗。隆武帝此人，雖然飽經風霜，但其一生主要在王宮中與監獄中渡過，對社會缺乏真正的了解。我們若將他與崇禎帝相比，會發現二人有許多共同點。崇禎在其執政的17年中，主要的事便是督促諸軍與強敵作戰，結果一次又一次葬送了明軍的主力。隆武帝也是這樣，他並不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或者說，只是從紙面了解前線的情況。所以，他也制定了一個又一個脫離實際的計劃，多次葬送了明軍的主力。從當時的戰略形勢來看，清強於明的大勢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江淮四鎮與左夢庚余部降清後，為其南下攻明，明朝的正規軍除了鄭芝龍一支外，已經全部為清朝所有，清朝方面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已經建立。在這種背景下，明軍應當以防守反擊戰為主，爭取積小勝為大勝，將對清軍的戰略進攻轉變為戰略相持，最後才是戰略反攻。然而，隆武帝好大喜功，不顧敵強我弱，在多數士兵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卻部署閩軍發起戰略進攻。他的失敗是肯定的。〔作者徐曉望，1954年生，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隆武帝死後，文士中對他的批評很多。但自從黃宗羲的《行朝錄?隆武紀年》給予較高評價後，其後凡涉及隆武帝的著作，諸如《明史》、《明史紀事本末》，《續明史紀事本末》，《小腆紀年》、《南疆繹史》、《靖海志》、《南天痕》、《台灣外紀》等，都給隆武帝以好評。今人所著三部《南明史》，在對隆武帝的觀點上，基本沿襲清人。近有楊海英《隆武政權的中興戰略及其破滅》一文，亦對隆武帝的中興戰略給予較高評價，見《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2]江日昇：《台灣外紀》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頁。[3]無名氏：《隆武紀略》，光緒十八年抄本。此書不著作者，但其第32頁記載：黃斌卿之妻「蔡氏今陷辱虜營中」。從其口氣看，作者是當時人。又，該書第72頁記載：六月二十四日，「予大學士熊開元妾徐氏祭二壇。以遭遇嵩口賊，赴水而死也」，對熊開元之事記載十分詳細，看來作者可能是熊開元的幕僚。此外，該書常以「路氏曰」的口氣評論當時的事件，所以，作者應為姓路的一位士人。[4]《會剿廣東山寇鍾凌秀等功次殘稿》（檔案），錄自台灣文獻叢刊第157種，《鄭氏史料初編》，第54頁。[5]《福建巡撫蕭奕輔題本》（檔案），《鄭氏史料初編》，第178頁。[6]《兩廣總督沈猶龍題本》（檔案），錄自《鄭氏史料初編》，第176頁。[7]黃道周：《與張鯢淵中丞書》，錄自《黃漳浦文選》卷四，台灣文獻叢刊第137種，第244頁。[8]凌雪：《南天痕》卷一五《張肯堂傳》，台灣文獻叢刊第76種，第247頁。[9]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唐王聿鍵》，台灣文獻叢刊第96種，第2頁。[10] 《思文大紀》卷一。《思文大紀》一書，清代只有抄本，民國元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收入《痛史》十七種之一。此書未署作者之名。但從其內容來看，應為隆武朝少詹事福州人陳燕翼所作。本文所引《思文大紀》，為台灣文獻叢刊第111種。[11] 朱聿鍵：《敕家玉等持節斬逃將》，隆武二年二月，引自《張家玉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頁。[12] 陳秀為芝龍手下大將。《思文大紀》卷二，第35頁。[13] 黃道周：《再述關外情形以決趣舍疏》，《黃漳浦文選》卷二，台灣文獻叢刊第137種，第141頁。[14] 張家玉：《報明江省情形疏》，隆武元年九月十日，《張家玉集》，第15頁。[15] 盧若騰：《微臣已入浙境恭報確聞情形兼陳制勝要著疏》，隆武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具題，錄自盧若騰《島噫詩》附錄《留庵文選》，台灣文獻叢刊第245種，第63頁。[16] 《思文大紀》卷二，第21頁。[17] 《思文大紀》卷二，第24頁。[18] 《思文大紀》卷三，第55頁。[19] 無名氏：《隆武紀略》，第31頁。[20] 金堡奏疏，引自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台灣文獻叢刊第96種，第9頁。按，金堡這一段奏疏，不見於他的《嶺海焚余》一書。[21] 錢飲光：《隆武紀事》，錄自荊駝逸史本《所知錄》，第5頁。[22] 錢飲光：《擬上行在疏》，《藏山閣集?文存》卷一，第2頁。[23] 《思文大紀》卷四，第59頁。[24] 《思文大紀》卷四，第71頁。[25] 錢飲光：《隆武紀事》，錄自荊駝逸史本《所知錄》，第6頁。[26] 錢飲光：《閩論》，《藏山閣文集?文存》卷四，第4頁。[27] 《思文大紀》卷二，第24頁。[28] 張家玉：《報明江省情形疏》，《張家玉集》，第15頁。[29] 洪思等撰：《黃道周年譜》附傳記，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44頁。[30]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第9—10頁。[31] 金堡奏疏，引自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第8頁。[32] 王忠孝：《上唐王賜劍巡視仙霞關安輯及戰守形勢疏》，《王忠孝公集》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頁。[33] 無名氏：《隆武紀略》，第51頁。[34] 黃道周：《孤軍莫救危疆難支疏》，《黃漳浦文選》卷二，第151頁。[35] 黃道周：《續報情形疏》，《黃漳浦文選》卷二，第154頁。[36] 黃道周：《諭諸監紀總兵》，《黃漳浦文選》卷二，第201頁。[37] 溫睿臨：《南疆繹史》卷五四《雜傳》，台灣文獻叢刊第89種。[38] 金堡：《繳敕印疏》，《嶺海焚余》卷上，台灣文獻叢刊第302種，第15頁。[39] 《清世祖實錄》卷二四，順治三年二月。[40] 《清世祖實錄》卷二五，順治三年三月。[41] 《思文大紀》卷五，第83頁。[42] 錢飲光：《藏山閣文集?文存》卷四《閩論》，龍潭室叢書本，第4頁。[43] 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八《歷代》，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70頁。[44] 王忠孝：《上唐王條陳六事疏》，《王忠孝公集》卷三，第122—123頁。[45]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一《閩記》，第324—325頁。<PIXTEL_MMI_EBOOK_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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