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三十年代的雜文——現代文學史上寶貴的文學財富

魯迅三十年代的雜文——現代文學史上寶貴的文學財富　　三十年代的魯迅，經過了目睹「四·一二」政變後的廣州事件，轟毀了舊的思路；又經過了同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學習了馬列主義，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雖然反動派的壓迫是日益加強了，但這時的魯迅，已一掃過去的猶豫和彷徨，思想明朗，對未來新社會的出現，充滿了信心，而他的雜文寫作，也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終他去世前的不到七年的時間裡，他一共寫了八個雜文集，即：《二心集》(1930—31)，《南腔北調集》(1932—33)，《偽自由書》、《准風月談》(1933)，《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1934)，《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且介亭雜文末編》(1936)，這還不包括他的三個《集外集》中的篇目。誠如他自己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所統計的：「我從《新青年》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後九年中所寫比前九年中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這就是說，僅1933—1935的三年間，他所寫的雜文，已超過了他整個前期的數量。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三十年代的魯迅，可說是越戰越勇，所向披靡。　　魯迅認為，在那個迫切的時代，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對自己的雜文，他雖自謙為「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其實，正是他的雜文，接觸了三十年代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最尖銳的問題，可以說是「詩史」，在其中是可以看出時代的眉目的。　　魯迅三十年代的雜文，反映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特別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所造成的威脅著民族生存的危機。雖然直到魯迅去世為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建立，全面抗戰尚未開始；但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起，民族矛盾就在逐步上升。正因為如此，如何實現全民族的一致抗日，在當時也就成為特殊重要的問題。　　但是，國民黨反動派，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壓制言論自由，鎮壓學生運動，進攻革命根據地，實際上是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全中國掃清道路。特別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反動理論，把扼殺最堅決的抗日核心力量，作為他們所謂「禦侮」的前提條件，這就使魯迅不得不把對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作為揭露的重點，為此，他前後寫下了幾十篇雜文。《學生與玉佛》，從日軍未到而先搬遷古物的事實，說明國民黨早已在作著逃跑的準備，而決不會去「攘外」。《賭咒》又從另一角度進行揭露，什麼「誓殺敵，誓死抗戰，誓……」的叫喊，同實際行動相對照，實質上還是像「天誅地滅，男盜女娼」之類的賭咒，「總之是信不得」。《對於戰爭的祈禱》，則是揭露國民黨的失敗主義的。《文章與題目》，通過對「安內與攘外」的相互關係的全面分析，指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實質，無非是「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和「外就是內，本無可攘」三種意思而已。《天上地下》一文揭示出，要安內(進攻革命根據地)，決不可能去攘外。《中國人的生命圈》說明，「安內」的結果，必然是引狼入室，最後是「這『生命圈』便完結而為『生命』」。　　繼「九·一八」事件之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發動了上海戰爭，接著在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一九三三年更進兵山海關，企圖進一步侵佔華北。同年七月，魯迅編完《偽自由書》，說：「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舉行會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魯迅就明確宣布：「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揭露國民黨的投降政策，和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方向上原是一致的。　　三十年代也是左翼文藝運動興起的時期。從一九三O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直至一九三五年底這個聯盟自行解散，魯迅始終是左翼文藝運動的領導者，他的雜文也反映了左翼文藝陣營突破國民黨文化圍剿的戰鬥業績。左聯成立後，先後同「新月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等反動文藝派別及錯誤文藝主張作過鬥爭。鬥爭的實質是：保衛左翼文藝的生存權利，發揮左翼文藝的戰鬥作用。魯迅先後發表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論「第三種人」》等文章，揭露了敵人，教育了群眾，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鞏固了左翼文藝的陣地。　　當然，為保衛左翼文藝運動，魯迅的矛頭不得不主要指向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作家的鎮壓和屠殺。一九三一年二月，柔石、殷夫等左聯五作家，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魯迅先後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和《為了忘卻的紀念》等文章，指出他們逮捕並秘密處死左翼作家，不過「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而先烈為之獻身的事業則必將勝利，他滿懷信心地說：「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的，再說他們的時候……」魯迅還寫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國民黨以「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作家」等手段，摧殘左翼文藝。到壓迫日益加緊時，魯迅寫了《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等文，以借談論明、清文字獄為名，揭露國民黨韻文化專制主義。　　致力於左翼文藝自身的建設，是魯迅三十年代雜文的又一重要內容。　　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文中，魯迅就提出了「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的意見。作為這方面的反映之一是，魯迅十分注意向社會推薦青年作家的作品，以鼓勵青年作家，增強他們的信心，擴大他們的影響。他先後為葛琴的《總退卻》，葉紫的《豐收》，肖軍的《八月的鄉村》，肖紅的《生死場》，曹靖華的譯作《蘇聯作家七人集》等作品寫了序言。作為這些序言的總的特點是：深入揭示這些作品的尖銳的時代的意義，以使這些作品為更多的讀者所理解和接受，發揮更為廣泛的影響從而為作者的活動開闢更為廣闊的天地。他說：「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魯迅也十分關心發展中的左翼文藝的理論建設。在這方面，許多理論問題中，有關文藝「大眾化」的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魯迅認為「文藝本應該並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鑒賞」的東西，因此「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與此相聯，要解決文學的大眾化問題，就有一個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問題。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魯迅提出，大眾能懂的文學語言，應該是「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這白話得是潘的，……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裡面去」。而在文學的樣式方面，則存在著批判與繼承的問題。對於舊的文藝形式，魯迅既反對割斷歷史的全盤否定，也不主張不作革新的「整個捧來」。他認為「舊形式的採取，這採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當然魯迅也清醒地看到，當時對於文藝大眾化的提倡，只「是使大眾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這些主張都是十分精闢的，有著巨大的實踐意義。　　在三十年代，魯迅不僅要為左翼文藝的生存和發展而戰鬥，也要為雜文這一文學樣式的生存和發展而戰鬥。由於雜文作為匕首和投槍的銳利的攻擊力，連雜文本身「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說雜文「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說寫雜文，不但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而且使「作家毀掉了自己」。但魯迅相信人民需要雜文，相信它是「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魯迅以自己的行動對那些對雜文的攻擊作了最好的回答，雖然如魯迅所說，雜文「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但無庸諱言，魯迅大大地發展了雜文這一形式，豐富了它的表現力，他的三十年代的雜文，無論就數量還是質量，無論就內容還是形式，都是前無古人的。雖然「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見一種叫作Tsa—wen的東西」。但雜文卻確實因魯迅的成就而侵入了「高尚的文學樓台」。魯迅三十年代的雜文成了我們現代文學史上的寶貴的文學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