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上海人

上海人開口閉口「阿拉上海人」，說來正宗的本地人原本都是鄉下人；而今日的上海人，最不放在眼裡的就是鄉下人。

上海人喜歡把自己的黃浦江(也稱春申江)，跟古代門客三千的春申君連在—起，喜歡源遠流長。其實上海到近代還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城廂，只是有個蠻熱鬧的港口。清代道光年間，上海—帶才五十多萬人，算是平常的江南縣城。開埠之後，上海成為西方進人長江內陸的門戶，投資冒險、尋找機會的人大增，滬上人口暴增到一百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竟接近了四百萬。

如今的大上海，再次經歷破天荒的都市人口大爆炸，一下就突破了維持四十年的—千萬，驟升到—千六百萬，其中起碼有三百萬是各省來的新移民。

上海—向就是移民的天下。移民分兩極，一種是帶著錢和勢力來的，在這裡成為大亨；一種是赤手空拳，帶著苦力和聰明勁來的，從底層做起，—部分人變成城裡的中產階級，大部分變成日子過得不錯的小市民，十年八年後，他們都離開了城市的最底層，因為那裡又填進了不斷湧來的新移民。

上海就是這樣一個一代代移民的台階，老移民比新移民地位高，但不如新移民的競爭力強，稍一自滿鬆懈，就會被搶了飯碗。最沒機會的反而是原先老城廂的本幫人，大部分是農鄉小城的性格，手工業者、小生意人，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西方式大都會，只好躲進自己那些紅木板的江南小屋，小街和城隍廟—帶自成一區，近乎變成了「上海古迹」的—部分。

從早年公共租界和華界的人口統計而知，一九三0年的上海人當中，本籍人口已少於百分之三十。語言學家曾把龐雜的上海語言分為四類，寧波話、廣東話、蘇幫話、北方話各居其—。

今天，走在梧桐樹下的馬路上，講著一口嘰里呱啦上海話的年輕人，不過是寧波人、無錫人、常州人、四川人、江西人、山東人、福建人等上海移民的後裔，還有形形色色的洋人。

每一個地方來的人，都帶來一種文化、一種腔勢和做派，把這大都市的格調搞得五花八門，也精彩十足。

這樣才有了大上海。

精明的寧波人

說起上海的寧波人，都是—些厲害的角色。

別的不說，南京路那幾家著名的老字號----培羅蒙西服店、亨生西服店、邵萬生南貨店、三陽南貨店、樂源昌銅錫五金店、亨得利和亨達利鐘錶店、中華皮鞋店、老正興菜館、蔡同德國葯號、泰康食品商店、協大祥綢布店等，家家都是寧波人創下的。

現在上海人講的寧波人，已是廣義的「大寧波」，包括寧波府城所屬的鄞縣、鎮海、奉化、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後劃入的餘姚、寧海，有時也把紹興一帶歸於其中。

寧波自古就是繁盛的商埠，承襲了精打細算的生意頭腦，寧波商人有本事能在每一個地方賺進大把鈔票，以「無寧不成市」聞名遐邇。

早在上海開埠前後，寧波人在滬上的糖業、沙船業就佔下地盤。還依恃其「過賬碼頭」的財力，在錢莊業創下—片江山。十九世紀末，寧波人在上海參與新式銀行，還跨入中國最早的重工業，在近代機器和船舶業中，寧波人就三分天下有其—。

二十年代初，上海有四十萬寧波人。

三十年代，上海工商名人錄近兩千人，寧波籍人士佔了四分之一，「寧波幫」勢力鼎盛----葉澄衷、朱葆三、黃楚九、項松茂、虞洽卿等寧波人的名字在上海商界如雷貫耳。

寧波人是一個性喜漂流的族群。來自喧鬧小城鎮的寧波人儘管善於打江山，但依舊保持一點骨子裡的小農意識，成為生活在傳統和現代雙重價值體系中的人。

寧波方言對於上海語言也大有影響，本是寧波方言中的第一人稱「阿拉」，取代了上海方言中的第一人稱「我」。而上海人喜歡在稱謂前加「阿」字，如「阿舅」、「阿婆」、「阿姐」等，也是受寧波稱謂的影響。

至於寧波菜，似乎比寧波人還要出名。狀元樓、鴻運樓是滬上久負盛名的寧幫菜館；上海人喜食的黃泥螺、鰻魚、苔條餅及水磨年糕，原是寧波習俗。

很多上海人嗜好寧波菜，只要是吃得慣的，少有不上癮的。比方醉蝦，把烈酒和調料倒進裝了活蝦的玻璃缸，蓋上蓋兒，還不能馬上吃，得等一會兒，等到蝦半死不活了，才動筷子，牙咬到蝦的時候，可以感覺到蝦的生動，這樣的蝦堪稱美味一絕。有人認為，這是寧波人用來專門練北方人膽量的。

寧波人是一個不大好對付的族群，因為太會算計，特別是紹興來的，上海人有個說法，稱他們是「紹興師爺」。

寧波人現在成了一個形容詞，從某種意義上解釋，還隱約帶點貶義，通指計較、門檻精、老謀深算、自以為是、自私等等。寧波人多是不肯吃虧，也不大會吃虧的那種人，喜歡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恰恰在很多方面符合上述概念的「上海人」性格。

現在的上海人實際上很贊同寧波人的世故，這種人多一些，可能這個城市就更文明些，不過，也可能讓別的地方的人更嫌上海人。

過客「小廣東

上海人習慣把廣東人叫做「小廣東」，可能是因為廣東人身形多半不高大的緣故。不過，上海人對於「小廣東」，一點不敢輕視。

在洋人來上海之前，晉商、徽商最早在上海登台亮相，晉商以票號逞威，徽商則在鹽業、典當、茶葉、木材四大行業中佔盡優勢。開埠初期，粵商挾外貿之長進軍上海，後來寧波商人也逐步崛起滬上。

山西人被人認為是最單純的商人，他們刻苦節儉，注重枝微末節，又因為太過單純，不夠深謀遠慮，終於逐漸衰微；徽州人的善賈，從其「徽州算盤」的別稱中便可見—斑。和山西人的鄙視讀書相反，徽商則「賈而好儒」，出了很多儒商，但安徽人賺了錢後，就有點滿足現狀，不願意擴展事業，大多打道回府，廣置田宅，編修族譜，自己斷了自己的後路……

所以，明清時期蓬勃的晉商和徽商算是舊路子的商界領袖，而後來居上的粵商和甬商算是近代商界之首。

和穩紮穩打的寧波人不同，廣東人更加果敢決斷，敢為天下先。廣東人是絕對的現實主義，對商機的掌握超人一等，即使在戰亂期間，廣東人卻多在南洋做生意，或去海外發達，然後再回來發展。以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就是粵籍華僑家族的，穩佔上海灘頭號大馬路的半壁江山。

在上海的廣東人是外來族群中最有過客心態的，他們都是那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能人，還有各種海外關係，隨時準備到別處開闢新的天地。

儘管廣東人的海外關係保障了他們的經濟來源，但在逼仄的小巷弄堂里，也常常成為眾矢之的。別人家的親戚來自寧波、蘇北的鄉下，穿著藍布衣服，拎著粗糙的編織袋；他們的親朋則乘小車來，穿筆挺西裝，拄著一根雕龍頭的手杖，身邊跟一個妙齡少女，小車還開不進狹窄的弄堂。

這時，躲在一邊誠惶誠恐的廣東人，只好在鄰居的指指點點下，快步上前迎接客人。廣東人大多不事張揚，這樣的場景對於事先毫不知情，喜歡蜚短流長說閑話的隔壁鄰居來說，無疑是某種刺激。

在上海的市井生活中，廣東人算遠道來的，沒什麼人員基礎，又常出頭，故而一遇風吹草動，被人整得也凶。

所謂有「海外關係」，在革命時代是很要命的。也因為「外邊有人」，廣東人常會想著要離開，他們是標準的「吃著碗里的，望著鍋里的」的那一類，總想著將來的事，想著要移動。

廣東人因為不安於室，拙於深耕，使他們在上海外貿、買辦行業中的優勢很快就被寧波人超越了。

雖然廣東人在上海的商界不及從前顯赫了，但多少影響了這座城市的生活態度，譬如他們對於吃的近乎苛刻的講究，又譬如他們動不動就要搬出一套有關養顏保健的哲學，他們加了枸杞、洋參，用慢火燉出來的乳鴿湯，不知讓多少鄰居又妒又恨。

總之，廣東人在上海人眼裡一貫生活得很滋潤，他們對於生活的孜孜不倦，也許是令上海人艷羨的。

在上海的廣東人喜歡獨善其身，缺少熱絡往來，在城市各個角落過著自己的小日子。從某方面來說，廣東人在上海還是廣東人，並沒有成為上海人。

藏拙無錫人

無錫本來就是上海的近鄰。雖然無錫這地方有太湖，有錫山、惠山，山傑地靈，但無錫人絕對是不顯山不露水的那種，門面總是清清爽爽，裡面有多少曲折你是看不見的。

無錫人在上海也不認為自己是外地人，可能認為自己比本地人更正宗。上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還算江蘇省的一部分。江蘇當時僅有的一點工業都集中在無錫、常州。

出身魚米之鄉、富庶之地的無錫人，頗會打理自己的生活，經營人脈，所有的事都弄得滴水不漏。無錫一帶的江蘇人是上海人的中堅。在上海的無錫人以五金、棉紡業起家，即使沒成為大富大貴，也多爬上了城市的小康階層。至少，過起了很實惠的上海日子。

滬上無錫人最出名的便是榮氏家族。

一八九六年，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父親榮熙泰的的帶領下，出資一千五百元在上海與人合夥開設廣生錢莊，邁出榮氏創業的第一步。

在其後的二三十年里，家業不斷擴大，先後開辦了一系列麵粉廠、紡織廠以及機器廠，在三十年代初成為工業巨子。

一九四九年後，榮家一部分轉移到香港及海外，而榮德生、榮毅仁父子留在中國，一個是「紅色資本家」，一個是「紅色小開」。

一九七八年，榮毅仁創辦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它成為中國海外融資最大的窗口。截止二000年九月，榮毅仁家族在其公子榮智健創辦的香港上市企業中信泰富公司擁有百分之十八的股份，價值十九億美元。

三十年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現華東政法學院）的榮毅仁娶妻楊氏，榮楊聯姻，人稱是富貴結合。榮家辦實業、辦廠，富甲商界；楊家亦是無錫的名門望族，乃書香門第，一富一貴，可謂珠聯璧合。

據說榮毅仁總是一再叮囑他才貌雙全的妻子，要她「藏拙」。而擅長「藏拙」即是滬上無錫人的一大特點。

無錫人善於表現自己好的一面，懂得玲瓏，從來不讓自己露出缺點。其實無錫人是有點智能的，不尖銳，方式宛轉。不管是當徒工學生意，或者讀書，常比別人更機靈。至於在人事上，無錫人有本事把三教九流、各條道上的朋友擺平，這樣的手腕幾乎是無錫人與生俱來的。

無錫人樣樣事情都很通情練達，就算生活在家長里短的石庫門房子里，跟無錫人交往也沒負擔。無錫人既不想別人來打擾他們，更不會開口有求於人。

可能，許多人想像中的上海人，就是這樣的。

地道本地人

本地人也叫本幫人，是最地道的上海人。

上海是從一個渺小的漁村發跡的，滄海桑田，當年的小城鎮，如今成了繁華的都市。曾看過一則圖片資料，描述鬧市中靜安寺的當年景象，南京路還是一條潺潺的小河，河邊是幾棵纖細的柳樹，而老城廂里出名的街以前是條叫方浜的河。

幾代遷徙之後，一小部分本地人生活在老城廂里，而大部分則繼續守望在祖輩家園上，在浦江兩邊的南匯、川沙、嘉定、江灣，都是大上海的周邊郊區。

現在的「上海人」，基本上把本地人歸為「鄉下人」，覺得本地人不擅和別人打交道，喜歡鑽牛角尖，有點憨，小家子氣。這些在北方人的相聲里，老說上海人家的飯菜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飯是淺淺的一小碗，菜也就有幾根。其實，這是上海本地人的做派。

本地人種菜的多，他們大多是農民。上海的土地是他們的根，也成了他們的牽絆。膽小的本地人非常節儉，過於謹慎，有很強的防衛心理，即使待在老城廂里，也最多是做做小生意，很少有人能弄出什麼局面來。

腦筋靈光得不得了的杜月笙應該算是本地人的一個異數。

聽說過一個故事：在浦東，江鎮因為建了雄偉傲人的新國際機場，修了路，造了房，景色怡人，重振江鎮人的信心。此地縣長在招待市裡的客人時，一邊慷慨地描繪未來藍圖，一邊不停地說：「要向你們上海人學習」。

本地人對上海，是一種很複雜的心情，上海最早是他們的土地，可是現在，他們和真正的上海城如此隔膜，他們退縮在這個城市的邊緣。

伊是蘇北人

從前上海人罵人最厲害的一句話大概就是：「伊是蘇北人」，丟過來就像一把刀子把你的臉面划出了一個破口，這句話里的貶義成分是全城皆知的，表達了對一個人出身、習性的種種鄙視。

過去，在上海被人說成是蘇北人，或是「蘇北腔」，這輩子就很難翻身了。

上海人觀念中的蘇北人，大都指長江以北的江蘇部分，連帶安徽北部地區。其實，蘇北人從來沒有得罪過上海人，只不過因為飽受戰亂的蘇北曾是貧困粗蠻的地方，和魚米之鄉的江南幾乎天壤之別。

因為窮，出門討生活的人也多。近代史上蘇北難民潮多次出現，僅一九三一年大水，蘇北就有大約七萬多難民進入上海；日軍侵華，又迫使大批蘇北人逃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鹽城和阜寧人。

蘇北人大多是沒多少文化、赤貧的農民，背井離鄉，還有方言差異，在上海只能做最簡單的勞工和本地人不屑的低等職業。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黃包車夫十有八九是蘇北人；在煙草業，蘇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煙葉部門，工資卻低於江南女工；在麵粉廠，蘇北人只能幹扛麵粉袋的苦活；即使是妓女，第一等的「長三」一定是江南人，第二等的「幺二」來自揚州，蘇北妓女則被叫做「野雞」。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來形容「伺候人」的蘇北人：切菜刀（燒菜的）、修腳刀（澡堂子的）和理髮刀（剃頭的）。

生活困苦的蘇北人聚集在城郊和沿蘇州河岸邊，住在用竹席、氈布土塊搭建而成的「棚戶區」，受江南人和洋人的歧視，被人用「蘇北腔」、「江北佬」、「江北豬玀」之類的蔑稱吆喝著。

蘇北人在上海低人一等，過去蘇北人只能和蘇北人通婚，在蘇北人和其他地區人的混合婚姻中，多數也是蘇北新娘。

有一位美國的漢學家特地研究過上海的蘇北人，得出一個精闢的結論：「蘇北人並不是在蘇北的人，他們只是在上海，才成為蘇北人」。如今的上海，棚戶區大量拆遷，蘇北人的後代已經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完全「上海化」了。上海蘇北人的概念也該漸漸地淡漠，成為歷史了。

上海灘上多洋人

上海這地方很「洋派」，因為洋人出奇的多。

早在一六0八年，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P. Lagarus Cattane,1560~1640）就曾居滬兩年。鴉片戰爭之後，租界一開，形形色色的洋人就紛紛登陸，搶佔上海灘的一席寶地。

最早來的殖民者是英國陸軍參謀巴富爾，一八四三年被指派為首任駐上海領事。他帶了商人和傳教士二十五人，來開闢租界，地點就在上海城牆外的江灘上（後來的外灘）。一年後，此地出現了十一家洋行。接踵而來的是美國人和法國人，還有德、葡、西、意、荷、日本、俄國人，到一八五四年已有一百二十家洋行，一九四二年時，在滬各國僑民多達十五萬人。而在心態上，這些來上海的西方移民並不覺得他們是外客，反而認定自己是此地的主人和城市的創立者。

他們飄洋而來，在上海開拓西方人的遠東天堂，來尋找冒險和暴利。踏上上海土地之時，他們有的帶著巨資，有的只有一個皮箱，但許多人後來都建立了規模驚人的企業。

要論做生意和開銀行，英國人是最厲害的，特別是有英語背景的猶太人，比如上海灘鼎鼎大名的地產大王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和沙遜(David Sassoon)。

最初的英國勢力主要在外灘和南京路，當時叫大馬路，還有二馬路、三馬路、

四馬路，都是從外灘向西伸出的新造馬路，英國人的租界也就這樣不斷地西移，擴大了再擴大。

租界的跑馬場也不斷移動，搬了三次。當時的英國人經常騎著馬，為它圈下新的土地，也是一種擴張勢力的借口。

英國人還在山東中路、漢口路、山西中路、九江路一帶買下了塊土地，用來安葬死於上海的外國人，名為「山東路公墓」。以後的上海人一度把這裡叫做「外國墳山」。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人是上海的老大，連他們從印度帶來的錫克族巡捕也在上海灘招搖過市。

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里有印度來的巡捕五百多人。上海人把這些扎一塊紅頭巾、皮膚黝黑的印度巡捕叫做「紅頭阿三」。

阿三這個說法是有來歷的，原來這些人是講英文的，人稱他們阿Sir，慢慢走音了，就變成了阿三。另外，那時上海街上耍藝的安徽人手裡的猴子也叫「阿三」，上海人常嚇唬那些猴子說：「阿三，老鷹來了！」而跟這些巡捕說：「老鷹來了」，指的當然是「老英」，因為這些人平時最怕英國人。

印度阿三在上海的地位有點尷尬，他們是洋人帶來的，但並非洋人，偏偏上海人又是鼻子最尖的那種，最看不起膚色很黑的人，還有人叫他們「紅頭黑炭」。

據說有個時期，印度阿三的競爭對手是在上海的山東人。山東人生就北方人的壯闊體格，直來直往，不像江浙人那麼圓滑，讓英國人覺得安全，大批地征來當警察和保安，後來英國人撤離時還帶來了不少去倫敦。

那時的上海，英美移民生活於公共租界；日本人集中在原美租界的虹口區；法國人和俄國人則生活在法租界。

法國人做生意雖沒有英國人靈活，卻締造了十里洋場的華麗、奢靡之風，成為上海人最崇拜的洋派生活標杆。當年上海灘上最高級的地段就是法租界西區的幾條林蔭馬路，數百棟風格浪漫的花園洋房。

一八四九年，出現了最早的法租界，從英租界外灘往南延伸，到老城牆下的護城河為止。到二十世紀初，法租界三度向西擴張，把直到今華山路以西、徐家匯路以北地帶全部歸併在內。法國人企圖在上海土地上造出巴黎的縮影，法國城的歐風在今天還很迷人的。

上海的淮海中路（霞飛路）和復興中路是當年租界里最重要的、也最美麗的兩條馬路。有人說上海這地方是有法國情結的，筆直的法國梧桐樹，在馬路兩邊伸展而去；麵包房早上新出爐的是鬆脆的牛角麵包，還是三十年代的法國配方；而這些麵包房當年的店主則可能是一個來自白俄的流亡貴族。

當時上海洋人中的最大族群，並非英國人、法國人，而是流亡來的白俄人，他們大都住在法租界里。辛亥革命後，特別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後，大批忠於沙皇的白俄從海參崴逃離蘇聯，平均每年有千餘名白俄抵滬。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白俄達二萬餘人，都住在法租界霞飛路一帶的小巷裡。一部分人就在白俄開的DDS舞廳當舞女，也賣身，也跳舞。

上海人把這些白俄叫做羅宋癟三，建有好多俄式商店的霞飛路也稱做「羅宋大馬路」。羅宋是RUSSIAN的諧音。後來，上海人愛上了俄國人的鮮奶蛋糕，也愛上了俄式大菜中用牛肉、西紅柿和洋蔥燒出來的羅宋濃湯。

落魄的白俄也好，狂妄的法國人也好，各地的洋人給上海帶來了不同的文化。

日本人在上海，以前是外國移民中的「二等」，因為他們不算真的洋人。

明治維新前，日本人來上海開眼界、學藝和經商，如學國畫的安田老山、經營陶器的田代屋，心態上還有點崇拜的余影，一艘名為「千歲丸」的日本船經常往來於上海與長崎間。

明治維新後，日本人氣勢節節高漲，來上海擴張通商，人數增到六七百人。

到甲午戰爭後，日本資本就大舉進入中國，在滬日本人暴增，滬西、滬東大辦棉紡廠。一九二0年在上海的日本人達萬餘，從官吏、大小老闆、自由職業者到間諜、浪人、妓女，無奇不有，成為上海最龐雜的僑民群體。

當時虹口一帶幾乎全是日本僑民的地盤，很多有留日背景的文人、學者，如魯迅也住在那一帶，去日本人書店，看日本醫生，雖然沒有看法國大夫、德國醫生那樣高貴，也算跟普通平民不是一個階級了。

但在上海，日本人從來就沒離開「二等洋人」的位子。到了抗戰時期，日本人的勢力鋪天蓋地而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幾乎成為孤島，上海人對日本人的敵視也愈來愈甚。直到抗戰勝利，所有的日本人，連同士兵和僑民都被遣返，趕出了上海。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商重來上海，或者上海人去東京淘金，總覺得還是跟英美不同，感覺日本人雖然有錢，但氣質上不能跟歐洲比，很多從東京回來的上海人，還是覺得那裡有點土。

上海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某種程度上是跟東京同時起步的，但沒有東京那麼有系統，顯得更亂而開放。她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崇拜西方，而且隨時把這個掛在嘴上，決不含糊。

各國列強進駐上海，原來大清子民的上海灘成了「十里洋場」。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國內移民形成了「始自關外，旅居蘇州，漸及上海」的人潮。而在海外，對於巴黎、倫敦到紐約的冒險商人們來說，那時的上海是更具吸引力、更刺激的東方熱土。於是，「阿拉上海人」就變成了一個囊括五洲四海的大熔爐，內涵非常深厚。

(周燕萍摘自《上海面孔》 作者張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