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物學當年的大論戰具體是怎樣的？

4 人贊了文章

自由派一聲鼙鼓，波士頓突起狼煙，巨匠被辱，學界失陷，眾小將摩拳擦掌，諸元老怒髮衝冠。道金斯結「自私基因盟」，歐美教授奔走馬前，路翁亭鑄「納比英雄令」，哈佛豪傑願聽調遣。論英雄，誰是英雄，正是：有才未必真名士，無私方為大英雄。

故事背景：風起雲湧的70年代，美國左派知識分子在經歷了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60年代的嬉皮士運動之後，佔領了全國各大高校。在眾多政治經濟社會議題中，反對各種歧視的呼聲日益高漲。

攻方代表人物

理查德·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

時任哈佛大學生物系系主任，遺傳學家，進化生物學家，39歲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後來憤而辭職），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活動家。

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Gould)

哈佛大學著名古生物學家，明星級科普作家，馬克思主義生物學家（語出David A. Noebel），推崇黑格爾辯證法。

理查德·萊文 (Richard Levin)

哈佛大學人類生態學項目主任，公共健康系教授。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生物學家（美國「工人世界」網站Workers World與其女兒在萊文的訃告中這樣稱呼他）。

守方代表人物

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

這位已經介紹過無數次了。社會生物學的創始人，當代最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種群生態學家，兩次普利策獎得主，傳奇中的傳奇，人稱「螞蟻王」，名動天下縱橫江湖60多年的一代宗師，哈佛大學教授。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這位大家也很熟悉。牛津大學動物行為學家，進化生物學家，明星級科普作家。

吃瓜群眾

梅達沃（Peter Medawar）

1960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反對威爾遜；

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

1970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略微偏向威爾遜；

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

以前出過場（乾草堆老鼠假說），英國著名進化生物學家，反對威爾遜；

邁爾（Ernst Mayr）

哈佛大學泰斗級進化生物學家（威爾遜的前輩），比較支持威爾遜；

無數無名之輩（包括我等）。

木小衲免責聲明：在左右撕裂、水火不容的當今美國社會，有關話題依然極其敏感。2007年超級著名諾貝爾獎得主、現代分子生物學奠基人、DNA結構發現者，吉姆·沃森，因為發表極其錯誤的言論（大概的意思就是黑人的有些基因不好），被工作單位開除，全國媒體口誅筆伐。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小弟不敢亂說，以下敘事全部摘抄自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當年的媒體文章，小弟無一字增減。

其實論戰雙方的觀點可以從各自的成長經歷和70年代的社會大環境中找到思想根源。比如攻方的三人都是紐約猶太人，而威爾遜生長在南方白人家庭（了解美國現代社會的讀者應該知道我想說什麼）。但是小弟學養不足，也不敢多言，所以這方面的分析還是留給文科生和歷史學家去做吧。

不過小弟的立場還是可以亮一亮。我是溫和右派，在政見上反對美國極左分子，前面說的那個「美國工人世界」的網站，我是一眼都看不下去（雖然我認為真正的左派值得佩服，社會也需要真左派）。在學術上，小弟也極其佩服威爾遜（這系列的讀者應該都看得出來）。但是，在今天要講的這個問題上，我堅決反對威爾遜和基因決定論（或稱生物決定論），因為我認為人類的行為自有其來源，不完全與基因有關。

01

論戰的緣起是因為1975年威爾遜出版了一本書，《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

在這本700多頁的巨著中，威爾遜用26章描述動物的社會行為，而在最後一章里，他談到了人類社會。在這章的開頭，他煽情地說（「煽情」二字是他自己說的）：「人文學科以及社會科學將縮小為生物學裡特化的分支；歷史、傳記及小說，則是人類行為學的研究報告；至於人類學和社會學加起來，也只不過構成單一一種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生物學而已。」

威爾遜試圖用基因解釋人類的行為，包括利他主義、亂倫禁忌、對陌生人的懷疑、部落主義、統治階級、爭鬥性、婚姻制度。他說：「雖說人類擁有自由意志和諸多方向的選擇權，但是我們在心理發展方面的渠道卻依然受基因影響（不論我們多麼希望不是如此）。」

在威爾遜看來，人類是動物的自然而然的延伸，人和動物有連續性。人的解剖構造，生理狀態以及基本的社會行為，都和其他靈長類動物相通。他相信生物學會成為社會科學的部分基礎。「畢竟，人類也是一種生物。」

此書一出，支持者當然不乏其人。生物學家，「由於他們一向和『人類』沒有太多瓜葛」，很多都給予好評。「研究路線傾向生物學的社會學家也持欣賞態度。」

但是那是一個什麼年代？人類行為的來源本來就有「先天」和「後天」之爭。而「後天派」已經大奏凱歌。在學術界，「大多數社會理論學家都認為，人性完全建築於經驗之上。在70年代，它根本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哲學思想。美國學者尤其喜愛這種人類行為是由環境決定，因此幾乎具備『無限彈性』的想法。」（抄自威爾遜的自傳）（木小衲註：所謂「無限彈性」就是指可以隨意改變，因為沒有刻在基因里。）

這種後天決定論「藏有重大的政治含義」，威爾遜說，如果人性沒有來自遺傳（基因）的成分，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不同的文化在道德上必定是等量齊觀的。在道德和意識形態上的文化差異都值得尊重。受壓迫民族的文化尤其更有價值。（抄自威爾遜的自傳）

而威爾遜的「基因決定論」則挑戰了上述的推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威爾遜的學說不僅有科學上的漏洞，也有道德上的錯誤。他們指出，如果人性根植於遺傳，那某些社會行為，比如犯罪行為，就可能很難駕馭，很難改變。所以，部落制度和性別歧視都有可能被說成是無法避免的，而且階級差異和戰爭也將被說成是「人類本性」。（也抄自威爾遜自傳）

抄書抄到這裡，小弟還是忍不住發一下議論哈。不知道大家對前蘇聯的勞改制度有沒有了解。勞改制度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人性是環境造成的，因此是可以改變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無限彈性」），而勞動是改造人的最佳方式。這個理論又被蘇聯科學院院士李森科大力提倡。

02

李森科乃是大學霸，在他的把持和斯大林的扶植下，蘇聯科學界一度擯斥摩爾根的「遺傳學說」，不承認基因的作用，並將基因遺傳學說斥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偽科學」。直到赫魯曉夫下台，李森科才被逐出政治舞台，科學界重返摩爾根（小弟很想調侃一下，不過還是忍住了）。

在後面聊進化論醫學時，小弟還要談到「環境決定論」也不是完全錯誤的，至少在生理上，現在很多實驗證明環境的影響也可以遺傳，此乃後話。在當年威爾遜所處的環境里，西方很多知識分子受蘇聯的影響很深，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生物學家們雖然不至於否定基因和遺傳在生理上的影響，但是要讓他們承認人的行為（和文化）由基因決定，那是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古爾德在其雜文集《自達爾文以來》中說道，人類雖然與猩猩之類的動物有相似的行為，但是相似的結果並不代表相似的原因。他的意思就是說，猩猩的行為是基因決定的，但這不代表人類類似的行為也是基因決定的。他舉例說，進化中有趨同現象：鳥有翅膀，昆蟲也有翅膀，但是這兩種翅膀沒有任何關聯。所以，結果相似（人和猩猩有相似的行為），不代表原因相同。

當食物減少，愛斯基摩人的家庭不得不遷移時，年邁的祖親自願留在後面等死，而不是冒險隨整個家庭經歷漫長而危險的旅程。有些人認為這是我們以前講過的「親緣選擇」出來的基因造成的。「自私」的老人沒有「利他」的基因，硬要隨全家一起走，阻礙了家庭的遷移，導致了家庭的滅亡，所以這種「自私」的基因就被淘汰了。剩下的就是「自願等死」的利他基因。（摘自《自達爾文以來》）

古爾德說，嗯，也有道理，但是這個解釋不是絕對的，還有一個更簡單的非基因非遺傳的解釋：不存在這種「利他基因」。這是一種文化特性。家庭以歌曲和故事的形式紀念老人的犧牲行為；老人留下來不走，成為了家族中最偉大的英雄。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普遍記住了這種犧牲是光榮和榮譽的事情。

古爾德說：「我不能證實我的觀點，就像我的同事不能證實他的觀點（基因決定論）一樣。但是在現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兩種觀點至少同樣合理。」

更重要的是，古爾德旗幟鮮明地反對「生物學決定論（什麼都是基因決定的）中的社會及政治含義」。在他看來：「生物學決定論總是利用生物學的必然性來捍衛現存的社會等級，從『窮者永遠貧窮』，到19世紀的帝國主義，再到現在的性別歧視。」

窮人受窮，那是因為他們基因不好？黑人受歧視，那是因為他們基因不好？女人不該和男人平等，那是因為他們基因不同？在古爾德和他的同志們看來，基因決定論有這種危險的傾向。革命群眾怎麼能容忍這種胡言亂語。

於是，威爾遜在自傳中寫道：一切都失控了。哈佛是自由派的聖地。「應該是一處能容許人們文明地交換意見，不受政治意識形態詆毀的學術討論園地。然而，這裡充滿了左傾意識形態分子的事實，卻使這項崇高的目的受到威脅。」

攻方三健將與學生組成了「社會生物學研討小組」（實際上是社會生物學批判小組），聯合一個名為「人民的科學團體」的民間組織，向威爾遜等人發起了攻擊。

攻方三健將全都是威爾遜的同事，路翁亭還是威爾遜的系主任。批判小組將總部設在路翁亭的辦公室，就在威爾遜辦公室的正下方，定期開會討論，但是威爾遜毫不知情。秘密會議進行了三個月之後，批判小組在《紐約時報書評》撰文宣稱：

社會生物學不僅缺乏足夠的證據，而且有政治上的危險性，因為這個學說「想要為現存的某些決定於階級、種族、性別的特權分子，尋求遺傳上的正當性。縱觀歷史，有權有勢的國家或是管理階層總能（用類似的學說）來維持或進一步擴張其權力」。最典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納粹德國的優生法：有一些人種的基因不好，所以應該被滅絕。

小弟再忍不住夾議一下哈：革命者的心是相通的。大澤鄉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明確反對了基因決定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帝王將相是基因遺傳決定的嗎？）不知道三位馬克思主義生物學家有沒有借鑒過中國古代無產階級的學說。在這個問題上，古今中外全世界無產者真的聯合起來了。

民國時期，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便有用遺傳來解釋家族興衰的嫌疑，因此左派旗手魯迅在短篇小說《理水》里對其大加諷刺：「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我曾經搜集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結論：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作遺傳。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這拿拐杖的學者就是潘光旦了。

03

回過頭來說威爾遜。

威爾遜失落地發現：在哈佛大學，「保守的教授就好比修道院里的無神論者一樣默默無語」。他在同事中基本得不到什麼支持。（現如今也是這樣，在大多數高校，特朗普的支持者必然是悄聲無息的）。

路翁亭等人不止在媒體上揭批威爾遜，而且到處作報告試圖說服公眾。這之後，「波士頓地區的激進分子便組織起來，四處散發傳單，舉辦時事討論會，以反對人類社會生物學。」當這種活動在1976年初愈演愈烈的時候，威爾遜甚至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有一名示威者曾經好幾天跑到哈佛廣場，用擴音器喊話，要求我辭職。又有一天，兩名密西根大學的學生侵入我的進化論生物學課堂，高呼口號，並且發表反對社會生物學的長篇大論。」（抄自威爾遜自傳）

然而事件的最高潮還在後面。1978年２月，威爾遜應邀參加「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在華盛頓舉辦的社會生物學研討會。會議開始之前，演講廳的氣氛變得很緊張。國際反種族歧視委員會計划了一場示威活動，該團體領導人向全國的成員發出通報：威爾遜本人要來。

當主持人介紹威爾遜時，八名男女衝上講台，一字排開站在演講者身後，高舉抗議標語牌，聲稱社會生物學是納粹主義。一名男青年搶走主持人的麥克風。會場大亂。有些人開始往外走，有些人想涌到台上維持秩序。但是因為座位爆滿，連甬道都站滿了人，結果擠得水泄不通，誰都動彈不得。

當示威者振臂高呼時，「其中一名女子提起一瓶水就往我頭上倒。示威者們立即高聲呼喊：威爾遜，你濕透了！兩分鐘後他們離開講台返回座位。沒有人要求他們離開會場，沒有人招警察，也沒有任何反對他們的行動。古爾德稱這次事件為一場『幼稚的騷動』。關於這一點，他說得倒十分正確；我很清楚，我該提防的是那些成年知識分子。」威爾遜在自傳里，以小標題「這是美國，還是前蘇聯」回憶這段往事。

花開花落，花落花開，轉眼到了70年代末。撒徹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贏得了英國大選（撒徹爾夫人那是工人階級眼中的惡棍）。有人又拿社會生物學開涮。這回，身在英國的道金斯按捺不住了。1981年，老道在頂尖學術刊物《自然》上發文，重申基因決定論，給予了威爾遜有力的支持（想起二人近年來的紛爭，令人不勝唏噓）。

老道說，反對者可能想做這樣的指控：社會生物學使人認為種族主義是基因進化的結果，所以種族主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擁有的，而且應該在政治架構中被正式確定下來。老道接著說：「我想說的是：種族主義不是值得擁有的。即使它確實是基因進化的產物，我們也應該更努力地同它抗爭。」

我一向對老道頗有微詞，但是我覺得他上面這話還不算太離譜（雖然他還是強調了基因決定論）。他的文章貫穿著這樣一個意思：很多惡劣的行為（比如歧視）很有可能是基因決定的，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就應該順從這些基因，聽之任之。

沒承想老道的文章又引出一場鬧劇。

04

攻方健將（路翁亭，萊文，可能還有古爾德）署名「伊薩多爾·納比」投書《自然》反駁老道。這篇題為《基因的倫理》的短文痛批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所說的「我們是盲目的機器人汽車，是為了給基因提供服務而設計的」。（木小衲註：意思就是人的生理和行為是基因決定的，為基因擴散服務。）

這位「伊薩多爾·納比」的作者單位是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這廂惹怒了威爾遜。我老人家在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工作了N年，我怎麼不知道我的同事中還有個叫「納比」的？威大師寫公開信給《自然》的編輯，題為：「誰是納比」，要求編輯公開真名。

編輯說，納比就是路翁亭。路翁亭在《自然》雜誌上回信說，據「美國科學名人錄」，這個納比已經七老八十了，怎麼會是我？（美國科學名人錄里的「納比」詞條也是這幾個人編出來的。）

估計《自然》的編輯也是醉了。好，是你逼我出絕招的：各位觀眾，納比就是路翁亭，范偉倫（芝加哥大學進化學家），以及萊斯特的筆名。

萊斯特馬上在《自然》上宣稱他從來就沒有捲入過這場論戰。

大家正在納悶，從來沒聽說過這個萊斯特啊。《自然》編輯又不得不指出，你還裝什麼裝，萊斯特就是你，萊文。

各位看官，《自然》雜誌乃全球頂尖學術刊物。中國國內的很多高校規定，在《自然》或《科學》（平級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獎勵作者20~50萬人民幣。（小弟幾年前發過一篇《科學》，但是在美國一分錢獎金都沒有）。這麼高檔的一份刊物，就被這幾個大牛視為兒戲之場，教我輩情何以堪。

這場納比公案最後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關於社會生物學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路翁亭與合作者於1984年出版《不在我們的基因里》一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們的觀點。另一方在道金斯、威爾遜等人的帶領下，發展了「基因－文化」雙演化，發展了「覓母」學說（文化基因），發展了進化論心理學，等等如是。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在很多行為上，人們還是無法指出哪個基因（或哪一組基因）有何種程度的影響。所以，有人將其斥之為唯心主義也未嘗不可。

對於這場爭論，小弟想說兩點。

第一，平衡，平衡，平衡。大家就不能擁抱二元論嗎？科學爭論真的是非此即彼嗎？威爾遜的這段話說的有些道理（雖然他沒有說清楚環境是如何起作用的）：「我猜測，人類的基因中，可能存在某些能影響爭鬥性、利他行為以及其他性的單一、尚未被發現的基因。我當然非常明白，這類特性通常是由散布在多條染色體上的許多基因共同調控的，而且在個人及社會的表現上，環境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遺傳和環境兩者能交互作用，創造出一股導向固定途徑的引力。這股引力把來自各個社會的人們齊聚起來，送進一個被我們定義做『人性』的狹窄範圍。」

第二，「科學畢竟是人類的行為」，科學家的哲學信念必定對他的科學活動有所影響。這個影響有大有小，依不同的學科而定。

科學的基礎是邏輯和事實。邏輯的自恰和清晰是所有科學都必須具備的。然而，從實驗事實的「軟硬」程度，卻可以把科學分為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硬科學」。這種科學，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說三不四，說五不六。這科學的代表就是物理學。我上大學時，教我們量子力學的老師最愛誇耀的一個事實就是，量子電動力學的精度達到小數點後面17位。在這種科學裡，哲學的影響是很小的。一個科學家的哲學信念，無論有多麼美妙，多麼強烈，都敵不過鋼鐵般的實驗數據。

20世紀初，愛因斯坦曾與主流物理學界大戰一場。愛因斯坦信奉一個不賭博的上帝，生活在一個客觀與主觀可以截然分開的世界裡。他的這種哲學信念，驅動著他背離了整個20世紀早期物理學的主流，單槍匹馬地展開了他的大統一理論的研究。老愛在歷屆索莫非會議上，一次又一次敗給了玻爾，依然百折不回，孤獨地前行，然而他的假設，逐一被後來的實驗所證偽，最著名的就是EPR佯謬。支持老愛的，是他的哲學信念；而打敗老愛的，是說一不二的、清晰的實驗數據。

在這種科學裡，哲學就是馬後炮，哲學所能做的只能是科學實踐之後的總結與解釋，不僅不能指導具體的實踐，而且對科學實踐的影響也是非常小的。管你信什麼，事實就是事實，不服不行。

然而，這世上還存在著一種「軟科學」。這種科學同樣以邏輯為基礎，但是實驗數據通常只有統計水平的意義。在這種科學裡，通常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實驗事實。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科學家提出的建立在邏輯基礎之上的假說、理論、模型都可以找到他喜歡的實驗數據的支 持。

全球變暖到底是不是因為人類活動造成的？很多科學家說是，而且舉出了海量數據，而很多科學家認為不是，他們的論點同樣有很多數據支持。2017年1月1日，牛校喬治亞理工地球與大氣科學系系主任，著名氣候學家朱迪斯·科里公開發表辭職聲明。她老人家憤然譴責學術圈出於種種政治和經濟等非科學的原因，只支持「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暖化」假說，而打壓不同意見。她還在國會公開作證，質疑人類活動與全球暖化有關。

進化的機制，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還是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生物體的性質是選擇的結果，還是由於物理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結果。100多年來，不同的學派，在不同的理念的影響下，都找到了不同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學說。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進化學家古爾德曾經用大陸漂移說為例，講述了在這種軟科學的進步中，觀念（科學家的哲學信念）是如何影響人們收集和解釋證據的方式的。

更讓人抓狂的是，在這種軟科學裡，相互矛盾的證據在不同的假說、信念、理論的左右下，居然能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19世紀末，人們相信保留幼年的生理特徵是低等的表現，所以種族主義者搜集了很多黑人保留幼年特徵的證據，來證明黑人是低等的。到了20世紀初，人們又相信保留幼年特徵是進化超前的表現。所以種族主義者全然不顧他們前輩搜集的證據，又找了很多黑人發育超越白種人所保留的幼年特徵的證據，以此證明黑人是低等的。（抄自《自達爾文以來》）

所以，不僅「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政治、經濟、哲學、信仰等等非科學的因素作用下，很多時候連生物學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總之，小弟想說的是，科學（尤其是生物學）不完全是客觀的，套用一句老話：你所能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科學家畢竟也是人，咳咳。

這個系列的第三部分「社會生物學」已經寫了十節，結束吧，就這麼結束吧。接下來小弟要聊聊與每個人都相關的進化論醫學，從進化論的角度解釋我們為什麼會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