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落幕 (葉辛 )

部隊轉按：知青下鄉，固然有解決就業的因素。但如果認為這就是原因或目的，我看是太小看了新中國一大批領導人的雄才大略深謀遠慮良苦用心了。此時，共產黨中國人口國民黨中國多了許多，但同時工業規模也大了許多，說純粹是為了解決就業壓力不符邏輯。國民黨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國民黨難道就完全放任不管，讓知識青年爛在城市裡自生自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當有很宏大的目的。其首要目的是針對農業大國農業是基礎的國情，總體思路是文化下鄉科技下鄉觀念下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廣大農村貧窮落後的思想文化科技思維，走一條農業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從而根本上整體上改變中國的面貌。看看歷史上江南地區是如何開發起來的，就會明白這個舉措有多麼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其二，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改變數千年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培養知識分子紮實熱愛農業熱愛農村熱愛農民的感情。上山下鄉是知識青年完成學業的一個繼續，而不是終止。新中國的教育方針是「德智體三好」「科學知識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後來人們把「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成笑話，說貧下中農什麼也不懂，不知道是誰教育誰，這就屬於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了。以己之長去比農民之短，恰恰顯得愚昧可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將麥苗當韭菜有啥值得炫耀的？知識分子至少在思想品德上應當是農民的學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後患無窮。曾經所向披靡的八旗兵，最後變得連馬也不會騎，就是歷史教訓。如果沒有上山下鄉，城市青年的紈絝虛浮，不知會早好多個年頭在中國就已出現。人們常讚賞美國學生動手實踐能力強，難道就不去想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是要培養造就這樣的人才，形成這樣造就人才的教育機制？任何學問任何科學任何技術，與改造社會與生產勞動屁關係沒有，那就只適合自娛自樂或玄虛炒作欺惘世人。這樣的學問這樣的人才還是越少越好。論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落幕葉辛一、「文化大革命」結束了，知青青年上山下鄉沒有結束在一般公眾的心目中，中國知青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落幕，是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聯繫在一起的。甚至很多當過知青的過來人，談起那段歲月，也自然而然地說：隨著「十年動亂」的結束，千百萬知識青年的大返城，城市知識青年中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便也就跟著結束了。歷史地籠統地講，這句話沒有錯。沒有「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也不會有上山下鄉的結束。但是細究起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結束，是「文化大革命」畫上句號好幾年以後的事情。1976年l2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有208名知識青年的代表出席了大會。一來這固然是因為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時，只有l2名知青代表參加，毛澤東主席曾經批示：「下次應多來一些。」①為實現已故領袖的願望，這一次整整來了二百多。二來這樣的舉措，也顯示出粉碎「四人幫」以後的黨和國家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視。l2月27日晚上，黨和國家二十幾位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知青代表。根據隨後報紙的報道，接見時許多知青代表激動得熱淚盈眶。l2月31日，與會的知青代表給華國鋒主席和黨中央寫了一封致敬信，信中表示：要紮根農村學大寨，成為普及大寨縣的生力軍。正如我在上一篇論文中已經提及的，到1976年底，滯留在農村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還有809萬人。而其中的188萬人，正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中去下鄉的。而在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還專門提到：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須貫徹執行。可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一段時間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落幕，還沒有什麼明顯的跡象。當年，也就是1977年，又有171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同期因為招工、招生、病退、參軍離開農村的有103萬人。這樣，到了1977年底，留在農村的知識青年共有864萬人。「文革」結束一年多之後，知青人數反而比1976年底更多了。二、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重新思考和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落幕出現一點跡象，或者說結束上山下鄉這件事情發生重大的歷史轉機，是在不同尋常的1978年。正是在這一年，那些已經下鄉八年、十年的知識青年們，失去了忍耐心，他們把多年積聚下來的口糧欠缺、不得溫飽、醫療無保障、住房和日常生活困難、大齡未婚、前途無望等等的怨氣，化成了對上山下鄉不滿的言行。可以說是嚴酷的生活現實造成了他們心態的不安和躁動、不滿和焦慮。正是在這一年，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已意識到了知識青年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在3月28日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鎮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問題，現在是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四川一億人，平均一人不到一畝地。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糧吃。我們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歸納起來，就是要開闢新的經濟領域，做到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其它領域也要這樣做。」②話說得實實在在，真正做起來在當年卻是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一提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總是同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聯繫起來，總是同反帝反修聯繫起來，總是同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聯繫起來。而鄧小平的這一段話，則又實事求是地把知青上山下鄉回歸到容納更多勞動力的本質上來，也就是回歸到安置城市青年就業的本質上來了。順便說一句，我本人是一個下鄉已經十年的老知青，在我當時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中，我也只是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寫了知青來到缺糧的農村，客觀上形成了和農民「爭」糧食吃的情形。但是小平同志則用了一個形象的搶糧吃的「搶」字，可謂一針見血。7月3日，胡耀邦在同國務院知青辦主任許世平談話時指出：「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要逐步減少，以至做到不下鄉。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著眼於城市，先抓京、津、滬三大城市。」話很短，卻明確指出這是一個安置問題。9月l2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陳永貴召集國家勞動總局、知青辦、團中央等有關部門負責人專門討論知青問題。lO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會議，第二次專題討論了知青問題。lO月l8日，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一次詳細討論了知青問題。鄧小平在第三次討論中說：「現在下鄉的路子越來越窄，總得想個辦法才行。」李先念在第二次討論中說：「那種認為只有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歷來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兩年再整上來，是『公公背媳婦過河，出力不討好』。如果說只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那我們的黨就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而是貧下中農先鋒隊的黨。」紀登奎跟著說：「下面都在等著，到了必須解決問題的時候了，再不解決會造成大問題。」李先念在第三次討論時又說：「社會上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嘛。對女孩子，母親都擔心，實際上也出了不少問題。」葉劍英也在第三次討論時說：「同意這個文件，開會時要討論，提出具體辦法。要因地制宜找出路。」聶榮臻說：「知識青年問題是很大一個問題，處理不好，影響國家建設，影響安定團結。」紀登奎再次說：「知識青年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現在城裡的不想下去，農村的800萬都想回來。都呆在城裡沒有事做，是一個很大的不安定因素。」③正是由於決策的上層領導有了這些和以往截然不同的認識，知青政策也開始作出了一些調整，諸如鼓勵上山下鄉知青積極地參加高考，不再一味地強調紮根農村鬧革命，不再宣揚「紮根派」。河北、甘肅、青海、湖北、四川、江蘇六省的知青辦提出，有條件的縣鎮，不再動員上山下鄉；在回城政策中，新想出了一個「子女頂替」的臨時性辦法，那就是父母退休離休時，可以安置一個還留在農村的子女回到城市裡來工作。上海市作為一個大城市，共有lll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壓力更大，乾脆提出，適當放寬困退、病退的條件，對符合規定的，3年之內，有計劃地招回十六七萬知青，安排適當工作。對於尚留在農村的十幾萬插隊知青，擬給予補助，並建議兄弟省市、區協助解決知青的探親假和招工問題。同時，對於新的畢業生，再也不提「一片紅」、「一鍋端」地下鄉，而是又提出了「文革」初期就提過的「四個面向」。正是有了這些變通的政策措施，從l978年秋冬開始，一直延續到1979年的春夏，上海的各級知青辦門前，都擠滿了探聽回滬消息和具體政策的知青，特別是下鄉多年的老知青們。每天從早到晚都擠滿了人的，就是經辦具體手續的街道知青辦門口和區知青辦門前，來訪、來詢問的人實在太多，當天接待不完，就改為第二天，故而有的區知青辦的門前，經常是連夜連夜地排著隊，詢問像自已這種具體情況，能不能回到城市裡來。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爭著回城，還有的地方已經提出了新問題、新要求。也是在這一年，江西省農場知青提出，他們在離開農場回到城市重新工作時，在農場工作的時間應算作工齡。經江西省勞動局向國家勞動總局請示，得到明確的肯定性答覆。這一系列鬆動的政策措施，使得到了l978年底的統計表格，出現了這樣一個結果，原計劃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人數，應是l34萬人，實際下鄉的人數是48萬人。豪言壯語不說了，「反修防修」的大道理不講了，人們就尋找出種種不下鄉的理由來表達自己不想下鄉去的心愿。來自全國各省市的反映也顯示出，在這一年，動員上山下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阻力。而各地知識青年通過種種途徑返城的人數，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255萬人，已經顯示出了退潮般的大勢頭。這些回到城市的知青，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敘述著下鄉以後的種種遭遇，更給當年的動員上山下鄉，增加了阻力。我本人作為一個老知青在回上海修改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和《蹉跎歲月》時，遇到家庭所住地的基層知青辦幹部，就聽他們抱怨過：我們現在做的，不是人乾的工作。有一個當年以全部的激情，動員畢業生和街道青年上山下鄉的知青辦主任，在到小菜場去買菜時，被回滬的知青用菜籃子扣在頭上，狠狠地打了一頓。打人的知青說，當年就是聽了他的話，把插隊的地方說得花好、稻好、樣樣好，上了他的當；而如今，他竟然還要繼續騙人，不把他打一頓，實在出不了這口氣。他被打得不輕，在家裡足足休息了兩個多月。奇怪的是，當派出所民警聞訊上門去慰問他，向他打聽是哪幾個回滬知青動手的，他卻閉口不言，請派出所的民警不要追問了，他也不會說的。從這件不了了之的事情也能看出，到了l978年，不但是千千萬萬親身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在反思，黨和國家的上層在反思，就是具體做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人士，都在對這件事情進行反思。就是這麼一個基層做具體工作的知青辦主任，聽說了我當時正在寫作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特地找上門來，好心地勸說我：「你寫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寫知青上山下鄉。我替你想想，你怎麼寫啊，像以往那樣，為知青運動唱讚歌么，眼面前千千萬萬知青正在退回城市，講的都是下鄉以後吃的苦、受的難，怨聲載道，太不合時宜了；可是，你要真實地反映知青們在鄉下吃得那麼多苦么，那就是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方向，過去叫反革命，現在也是絕對不允許的。我勸你算了吧，別想著當作家了，還是想個辦法病退回來吧。」這就是一個真誠地做了十幾年具體知青工作的街道幹部當年最為真實的想法。同樣的話，出版社的編輯，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的編輯，也都推心置腹地對我講過，勸我寫農村題材也可以、寫歷史題材也可以，寫少數民族題材也可以，就是不要在這種節骨眼上寫知青題材作品了，寫了沒法出版。確實，1978年，一些領導部門和涉及知青工作的機構，從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一方面仍要肯定知青運動的大方向和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他們又不願昧著良心說瞎話，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實事求是地指出知青運動帶來的很多問題。一方面說要統籌解決知識青年紛紛反映的許多實際困難和問題，另一方面則強調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實在太多太多，頭緒紛亂，也難理清，故而只能是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解決知青問題。一方面允諾要想方設法為知識青年們的回城打好基礎，或就地安排工作，或宣傳擴大招兵名額、讓大家積極去考大學、進一步放寬病退、困退返城的條件，縮小當年的下鄉名額；另一方面還在大力宣傳知識青年中湧現的先進人物和他們的光榮事迹，並仍說在以後的若干年裡還要動員和安排部份應屆畢業生上山下鄉。同年l0月31日到l2月lO日召開了整整4l天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既充分肯定了成績，又大膽揭露了矛盾，同時根據當時的國情，提出了一些具體辦法，力爭要把知青問題解決得好一點。簡單地說就是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就是這樣，會議一面在說解決具體問題，一面還在說仍要實行包括上山下鄉在內的「四個面向」。恰是在會議期間的11月23日，當時頗有影響力的《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該報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那就是：正確估計十年來的上山下鄉。正確理解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正確認識縮小三大差別的途徑。在充分肯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情和貢獻的同時，文章也實事求是地提到了知青們下鄉以後生活不能自給，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問題無法解決，很多地方缺少學習政治和文化知識的起碼條件，很多知青的現狀是消極低沉，群眾怨聲載道。在大話、空話、假話的掩蓋下，少數壞人侵吞和揮霍知識青年工作經費、收受賄賂、勒索禮物、大發「知青財」，他們壓制知青的民主權利，以泄私憤，摧殘知識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慾。他們利用竊取的決定知青抽調去留的大權，搞交易、做買賣、「掉包」頂替、安插親信，使「走後門」等不正之風盛行。這種腐朽醜惡的現象，極大地毒化了社會風氣，腐蝕了一部份青年的思想意識，誘惑甚至脅迫其中極少數無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文章指出要充分地揭露這些問題，還要積極妥善地給以解決。文章還指出，林彪、「四人幫」口頭上唱著青年要同工農相結合的高調，實際上天天都在誘惑青年同工農脫離，同工農對立。他們破壞招工、招生、徵兵等政策，大搞知青下鄉，農民進城，衝擊國家勞動計劃，要調整政策、改進做法，清算這些流毒和影響。文章的第三部份論述了縮小三大差別的途徑，並指出要熱情關心知青們的疾苦，努力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堅決同一切危害知青利益的現象作鬥爭，要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千方百計地廣開就業門路。總之，這篇文章在當時許可的情況下，針對近十年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說了不少真話和大實話。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激起很大反響，也引起了軒然大波。贊成這篇文章的人們奔走相告，爭相傳閱報紙，認為這篇文章審時度勢，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第一次把上山下鄉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講清楚了，把真相告訴了廣大讀者，說出了知識青年和廣大家長的心裡話，正在上海修改長篇小說稿的我聽說有回滬知青在人民廣場、中山公園、北火車站貼出了標語，我還特意跑去看了，標語的態度十分鮮明：「擁護評論員文章!」幾位陪同我一起去看的同學對我說，看來知青問題快要解決了，你也該回上海了。不贊成這篇文章的觀點也很清楚，認為其對上山下鄉缺乏歷史地分析，把上山下鄉完全歸咎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破壞，使統籌解決知青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口徑不統一，以後的工作更難做。據《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簡報》反映：江蘇、福建的同志說，評論員文章同中央精神不一致。上海、雲南、山東、黑龍江、吉林等省市的同志說，這篇文章像一個炸彈，給我們的工作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後果是嚴重的。上海的同志看到這篇文章後，立即給市委領導打電話，要市知青辦做好思想準備，可能要受到上訪青年的衝擊。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重新思考和認識，在不斷地爭論和「拉鋸」中逐漸地為全社會的人們所關注。三、回城的勢頭引發雪崩但是，就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進行期間，由於農閑季節的到來，各地的知青已經等不及了，他們的思想更為波動、不安和激憤。幾乎所有的知青都在考慮著回城、期待著回城。準備辦理病退、困退的知青回到了城裡，積極地四處活動。心裡巴望回城的知青也回到了城裡，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回城的理由和門路；嘴上不說回城的知青也借著探親和過春節的理由回到了城裡，至少也想聽聽風聲，「軋軋苗頭」，盼望著最好能給個明確的說法。隨著255萬知青成功地將戶口辦回城市，隨著近一年多來報紙上不斷地報道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消息，隨著到處都在為「文革」中的冤魂昭雪開追悼會，特別是自l978年5月開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以來，身心敏感的廣大知識青年，也以自己這些年或長或短的親身體驗，檢驗著上山下鄉這一運動，實事求是地說，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確實也是，這一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廣大知青的回城要求提供了理論準備。回城，回城，到了這個時候，似乎回城成了所有知青共同的心愿，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聽不進任何大話、套話和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他們已經聽不進任何讓他們耐心地繼續呆在農村的勸告，誰要以任何理由好心勸勸他們，他們一句話就把這些好心勸告的人頂了回去：「你講下鄉好，你去啊!這麼好的事情，我已經去了十年，也該輪到你去了。」往往把勸告的人戧得啞口無言。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不但牢騷滿腹、情緒激烈，而且已經不願意被動地等待下去。他們等不及了，為了共同的命運，他們不約而同地採取了自發的甚至是大膽的大規模的行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爆發了今天人們普遍都知道的「雲南知青抬屍遊行、集體下跪」、「新疆阿克蘇知青絕食罷工、上訪請願」等事件。事情起源於一個叫徐玲的上海女知青，因為在橄欖壩農場場部醫院生產時，由於明顯的醫療事故，導致難產母子雙雙死亡，知青們聞訊紛紛趕來，幾十輛手扶、鐵牛55、豐收35拖拉機開到了醫院門口，停靠在那裡，繼而引發了令人震驚的抬屍遊行。事態迅速蔓延擴大，一場罷工、絕食、請願、上訪的風潮就此形成。那個年頭，我作為一個知青作家已經為人所知，事態平息以後，參與大返城行動的好幾個知青，都給我寫信詳盡地描繪了他們在那一個冬春所經歷的日日夜夜。有的信寫得特別詳細，差不多有二十多頁。又過了多少年之後，很多文章里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這件事。其中最為詳細的，是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無悔》中「我們要回家」的紀實，和四川成都市的作家鄧賢的《中國知青夢》，他們詳盡的文字將當年雲南知青大返城的整個過程，告白於世人。受雲南知青影響，新疆阿克蘇的上海知青也在墾區14團開始醞釀採取行動，同樣的請願、同樣的絕食、同樣的罷工、同樣的在上訪中傾訴、同樣的露宿街頭——但新疆知青經歷的回城之路更為漫長、更為艱辛，很多人的問題，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得已解決。到了現在，事隔二三十年，人們普遍認為，面對的幾乎是同樣的知青鬧返城，但云南和新疆採取的是截然相反的措施，故而造成了兩種解決的結果。二十多年之後，親身參與處理這兩個事件的高層領導趙凡和劉濟民，也都寫了書來回憶雲南和阿克蘇知青返城的整個過程。趙凡的書名《憶征程》，劉濟民的書叫《秋韻集》。在他們的書中，都寫到了知青們為爭取回城而向他們集體下跪、令他們震驚不已、終身難忘的鏡頭和事實。在那個年頭，全國每一個省都有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每個省的知青都巴望著早日回城，每一個知青都有著強烈的回家的願望。那麼，為什麼恰恰是每月發一點工資的雲南和新疆的團場知青引發了風潮，而僅靠掙工分度日、生活更加窮困不堪、難以為繼的插隊落戶知青卻沒有鬧事呢?上個世紀的90年代，因為要把長篇小說《孽債》改編為電視劇本，我再一次踏上了西雙版納的土地，走遍了西雙版納的山山水水，車到之處，州裡面陪我下鄉的老知青情不自禁地會告訴我，你看，那是水利4團，過去一點就是水利3團，原來知青們集聚的l師l團到20團，全都鋪展在景洪、勐臘、勐海三個縣的範圍內，十分密集，知青們一有什麼動作，消息風一般傳遍了農場大地，比廣播還要快。2005年的盛夏時節，我應阿克蘇旅遊局的邀請，一個縣一個縣的考察阿克蘇的旅遊資源，一路之上，陪同的同志指著大片大片的棉田告訴我，你看，這都是當年的知青們墾植的，這裡是7團，那裡是12團，剛才開過去的是6團，從l團到l6團，l6個團場全都分布在塔河兩岸。我猛地一下子醒悟過來，這種特定時期准軍事性質的屯墾方式和密集的安置，連隊接著連隊，團場挨著團場，使得幾萬知識青年高度地集中在一塊兒，他們往來方便，接觸頻繁，交流信息極為便利，為知青們的聚集、商量事情、製造輿論並形成共識，創造了別處不能替代的條件。特別是連隊、分場、農場、農場局這樣一種准軍事性質的組織結構本身，同樣也形成了回城風潮中有效的組織體系。不但遠在雲南和新疆的知青在鬧事，同一時期，上海街頭的回滬知青們也趁元旦、春節兩節探親之際，在市革委門前靜坐、集會、要求接見，解決知青回滬問題。事態愈演愈烈，發展到l979年的2月5日，終於在上海火車站共和新路道口，發生了攔截火車的卧軌事件，無數的圍觀者又將滬寧、滬杭鐵路的咽喉要道堵塞了十多個小時。那個年頭雖還沒全面的開放，但是被堵的列車上都有外賓，故而這一事件當時就在國內外造成了影響。同樣，南京市委門前，蘇北的知青在要求回城。杭州市委大院里，也聚集了成群結隊要求回城的知青。江西南昌鐵路局職工子女中的知青們，在局機關上訪，要求回城。重慶知青圍住了勞動局的幹部。天津知青……哈爾濱知青……④。全國很多地方都在請願、靜坐、遊行、集會。回城的勢頭形成了雪崩，問題都暴露到表面來了。四、落幕值得慶幸的是，也更為主要的是，l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實事求是的好傳統又回來了，全社會上上下下都開始正視知青問題，切實解決知青問題。l979年，還留在農村的600多萬知識青年中的395萬人，通過招工、招生、病退等多種途徑，回到了城市。國家計委已經列進國家預算的80萬知青的上山下鄉計劃，經過費勁地動員，只有上海、寧夏、西藏三地的24萬多人下去。到了年底，在鄉的知識青年尚有247萬人，其中插隊知青是近76萬人⑤。也是到這一年，知青中的冤假錯案，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其中最有名的案件，就是因寫了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而入獄的張揚、寫了在知識青年中傳唱一時的《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判lO年的任毅。步入晚年的張揚現在是湖南省的專業作家；而任毅則在經商做外貿，他曾詳盡地向我敘述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中的點點細節。1980年，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指示，對當年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不再組織和動員上山下鄉。1981年11月，經國務院批准，國家勞動總局和國務院知青辦合署辦公，具體為國務院知青辦、農副業辦公室和勞動司就業處合併，成立就業司，把知青工作的遺留問題和善後事宜統管起來。國務院知青辦的牌子對外保留。各省市及各級知青辦也隨即撤併。至此，曾經轟轟烈烈lO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國大地上延續了前後27年之久的知青問題，終於宣告了它的收場。從那以後，有關知識青年的遺留問題，統一由勞動部門本著負責到底的精神，逐步地給以解決。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還想補充三個「最後」的事實，來把和中國知青有關的情況，說得更完整一些。其一，謂之最後的風光。1979年8月l7日至29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在北京召開2l省、市、自治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先進代表座談會，一共有34名先進知青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中年齡最大的39歲，最小的23歲，其中28人下鄉的時間在lO年以上。這些代表當中有文革之前就名聲響亮的知青，也有文革當中湧現的知青先進，當然不乏紮根典型和後起之秀。26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他們，並同他們合影留念。召開這次會議是要通過宣傳報道，發揮這些先進人物的模範帶頭作用，激勵青年志在四方、獻身四化。1981年國務院知青辦編寫的《真實的故事》一書，86名先進知青中，把這34名知青的事迹大都編選了進去。可說是一本全國性的知青群英譜。現在回過頭去看，樹立這些典型，還是著眼於政治上的正面宣傳，不得已地掩蓋種種不安定的因素，爭取逐步地解決知青問題的時間。其實，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的典型和名人，遠遠不止這86名，正如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之後，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總有一些人成為了歷史的犧性品，知青中一些人曾被捧得很高很高，也曾經爬到相當高的位置，自然到了跌下來的時候，也就摔得很慘。好在隨著這一運動的落幕，一切都成了過眼雲煙。其二，謂之最後一起返城事件。l985年4月22日到29日，在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在北京市委門前靜坐了8天，還拉出了「小平同志救救我們」的標語。此時，恰逢胡耀邦總書記在澳大利亞訪問，記者招待會上，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舉著附有山西知青在北京市府前靜坐照片的報紙問：「你們中國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嗎?」這次事件不但上了報紙，還上了廣播，受到中外記者的關注。原來這是l964年、l965年到山西插隊的老知青和文革當中的京津知青採取的行動，他們大多集中在忻州、原平、定襄三個縣市插隊，後來也分別在當地得到安置。但是，安置就業後的知青們，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婚姻、工作等等方面都不如意，遇到很多實際困難⑥。這些人本來來自北京、天津，現在又和這兩個大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比已經回到京津夥伴的情況，他們普遍地感覺不公、不平，於是就採取了行動。這一行動同樣延續了近三年時間，才在l987年年底，留在山西的一萬餘名北京知青得已大部份回歸。可以說，這是有報道的最後一次返城事件。其三，最後一個惠及知青的政策。那就是知青插隊落戶計算工齡問題。前面我已看到，早在返城之初，江西的農場知青提出他們在農場的勞動時間，應該計算為工齡，並被省勞動局批准。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國家開始調整工資，要計算工齡。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於是下農村插隊知青的工齡問題就被提了出來。知識青年碰到了就在一起議論紛紛，1982年7月，北京市新技術研究所等53個單位的92名原插隊知青，最先上書國務院知青辦，要求把插隊落戶時間計算為工齡，以便趕上國家難得一次的調資⑦。1982年10月7日，湖南株洲湘江機器廠辦公室秘書蕭芸，也根據周圍知青們的意見，給各級領導寫了一封信，反映知識青年無學歷、少工齡、缺乏技術特長，呼籲要使「下鄉吃大虧論」無立足之地，應解決工齡問題③。⑧同時，各地知青都有此反映，並通過多種形式反映給有關部門。經國家有關部門的深入調查研究，多方徵求意見，終於在l985年6月28日，由勞動人事部正式發文，解決了「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工齡計算問題。我認為，這一惠及每個上山下鄉知青的政策，應該被歷史記錄在案。我曾經遇到許多老知青，他們只知道插隊落戶可以算工齡，但是很多人都講不清這一問題是什麼時候解決的，怎麼解決的。故而我將這一情況補充在此。被稱為震撼20世紀，涉及l800萬青年，牽動lO億人的心，長達27年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曲曲折折的過程中，終於落幕了。在它落幕的過程中，沒有掌聲，沒有閃光燈和鮮花，也沒有歡呼，有的只是一代人付出的代價和他們的頹喪、迷惑和無盡的回憶。千百萬知青把他們的青春和熱血、汗水和眼淚、歡樂和痛苦、理想和無奈獻給了這場運動。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經受了難以想像的磨難，他們在這場運動中經受了慘痛的心靈創傷。好在，它已經成為了歷史。就讓它永遠地成為歷史罷。註：①、②顧洪章、馬可森：《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③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④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第769頁。⑤顧洪章、馬可森：《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l8l頁⑥參見李建中《回眸思考述評》。⑦《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209頁⑧參見《改變知青工齡政策的一封信》.《炎黃春秋》2006年第11期。跟帖：知青不是文革中的產物．知青是中國２０世紀中期提出來的，國家主要是解決隨著城鎮增大導致就業難的問題．從60年後國家開始有計劃的組織青年下鄉，解決就業難的問題。從６２年起－６６年，全國已下放１９9．9萬青年，從而緩解就業難的問題。當時，湖南省是做得好的，受到國家表揚．省里把江永縣比做＂南洞庭＂，說那裡有很大一片可開採的荒地．於是，長沙市就有幾千學生和社會知青下放在那裡。66年文化革命開始所有的學校停課鬧革命，一停就是三年，致使６６．６７．６８屆的高初中學生無法畢業．應進去的進不去，應出來的出不來，接下來還有６９．７０屆的學生也要畢業．當時要解決這部分青年的就業是相當困難的。文革中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破壞，企業不可能再增員；上學也不可能，毛主席說：要在工農兵中選拔有實踐經驗的上學，這條路又堵上了；最後，只有動員所有學生下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樣一來，一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進入高朝，下鄉人員之多，範圍之廣范是全所未有的．所以，改革開放後作家寫的知青小說都是反映文革時下放的知青，讓人們產生錯覺，以為知青是文革產物．其實是中央沒有能力解決國民就業問題，早在60年代就提出來一部分青年下鄉。文革時期要讓這些紅衛兵青年下鄉去不是一件容易事 ，於是帶了一個籠子，把下鄉與政治掛上鉤。「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在與他是否願意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接受貧下中農在教育。」文革中的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於是向主席保正，有的寫血書。。。。。。有了這幫人的表態，各大報紙大勢宣傳，各階層大勢做動員，軟硬兼使，不想下去的被形式所迫只得下去。下面有個數據　看看就知道了：69年1-2月2 個月時間全國就有155。6 萬人下鄉，其中湖南20。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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