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案」該如何追責？

07-15

近日，記者了解到，聶樹斌父親聶學生、母親張煥枝及姐姐聶淑惠已委託律師為其代為申請國家賠償。律師介紹，今天將前往河北高院正式提出國家賠償申請。此舉也引發了多方關注，很多人在問，既然國家賠償已經開始，那麼，追責何時啟動？

在後聶樹斌案時代，錯案既已確定，追責是很自然的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2006年以來，被平反或昭雪的多起冤錯案件均作了追責處理。最近的呼格案，除馮志明外，其他公檢法相關責任人全部受到黨紀和政紀處分，只可惜沒有人被以刑訊逼供罪或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也正因此，很多人擔心，聶案或亦會如此。

涉案法官責任必須追究

筆者從事中級人民法院刑事一審工作三十餘年，支持追責，既為過失行為得到懲戒，更為教育年輕司法者，生命財產當為首要。雖然同為法官，應當具有同理心，但既為裁判者，生殺在握，當戰戰兢兢，不應怠慢。審判，先審查，即查清案件事實後再裁判。即便說在那個年代，判決的最終意見經常不由主審法官或合議庭決定；但是，對事實要審查清楚的責任，卻是法官審案時要絕對保證的前提。

有種言論：「聶樹斌被殺了，按照現在的再審結果，是人為的悲劇。但如果我們想據此追究無辜法官的責任，就是愚蠢的悲劇」。果真是這樣的嗎？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從立法層面而言，早在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有明確規定。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在聶樹斌再審案答記者問上說，當年「兩個基本」（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與刑事訴訟法上「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並不矛盾，關鍵是如何適用。同時，證明標準並沒有降低，事實上，實務中也沒有讓你降低。即使說當年處於最後一波「嚴打」，此時的政策也早已從「從重從快」過渡到「依法從重從快」。

儘管有現在飽受詬病的《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俗稱「92決定」，但在1997年之前，刑事訴訟法規定法官開庭的條件必須是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不然是不能開庭的；法院對刑事案件還可退回檢察機關補充偵查，且依法可退兩次。記得當年，筆者剛剛辦案之初，有一起案件第一次開庭後發現還有事實，需再次開庭，內心相當慌亂，又被庭長狠狠訓斥一頓，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法官對案卷材料有嚴格的審查責任。如果是「誤」認為事實清楚的，那麼這就存在過失。

此案該如何追責？

從司法層面說，對法官來說，首先審查的是案發經過，由案發而獲知發案，從而審查全部的指控事實。從公布的聶案材料分析，此案先有現場，再有聶樹斌的口供，這中間的疑問消化了沒有、排除了沒有？這些事實在當年就根本沒有查清。現在說最初的口供沒有了，哪裡去了呢？遺失，銷毀？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獲取口供？均不得而知。

依筆者觀點，聶案全部是依據口供定罪，而不能以口供定案的規定早在1979年刑事訴訟法上就明文規定。有時候，比刑訊逼供更可怕的是指名問供，估計連辦案人員都不知其供述的真假。

如果將引導下的供述作為鑒別標準，那當然是在知道現場狀況後再作的供述「好像」更接近事實。這中間就有個先供後證、還是先證後供問題。而審查案發的義務也是死刑法官審查疑案的基本技能之一。同時，每一個單個證據必須查證清楚，且相互之間形成鎖鏈才是間接證據定案的基本規則。這是前提，如果前提錯了，那麼結論也就自然難保正確。況且，根據材料反映，被害人的屍體因高度腐敗，難以檢測，而現場也沒發現有關生物性物質，判決即認定強姦並判死刑，這在1994年當年就錯了。

此外，從技術層面分析，按法院組織法，審案有主審法官、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但現實中，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還有庭長。法官及合議庭有審查材料及提出處理意見權、提請審委會複議權、對處理意見保留權，最終對審委會決議堅決執行的義務，關鍵看審查的事實是否清楚、對處理意見是否保留。如果是，那麼可以免責，由意見的決定人擔責；如果沒有保留，則與審委會承擔連帶責任。

複雜的是，若審委會集體決定時，該追誰的責，以及怎樣追責？從聶案來看，當年一二審法官及合議庭是否發現了案中存在問題？如果說發現了問題，那有沒有保留疑罪意見？若沒有保留疑罪意見，那麼，這就是司法者的問題。

追責是天經地義

我們不要埋怨時代。實踐中，確實有那麼一些人，為了自己的前途，違背事實和法律，有些辦冤錯案的，張口就說大環境，身不由己，說到底還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丟失了應有的底線。

有人會說，法不溯及既往，不能拿現在標準要求當時的狀況。是這樣的嗎？翻翻1979年刑法就知道了，如果是刑訊的，那麼刑法第136條規定了刑訊逼供罪；如果徇私的，則刑法第399條規定了徇私枉法罪；如果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刑法第397條規定了玩忽職守罪……我們常說，刑法有時有預見性，就像聶樹斌案，你說，該不該追責？相信，每個人心中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