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 | 疲於奔命的美國霸權

07-15

美國在十九世紀領土擴張時，有句響亮的口號：「明擺著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使命感，認為領土擴張是命定的命運，一種充滿自信與野心的教條，認為并吞所有鄰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國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詞廣泛地應用，始於期刊編者歐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稱包括英屬俄勒岡在內的整個北美大地是屬於「我們的」（此文刊載於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義早於殖民地時代即已有之。從新英格蘭到喬治亞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選民，命定擁有新大陸廣大的土地，並將民主自由與基督福音在遼闊的荒原傳播，最後遍布全世界。美國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於1801年就職演說中就提到，美國需要讓千萬年後子孫有足夠居住的空間。誠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很像以色列古國，也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彌賽亞國家』（messianic nation），獨立宣言與我們的憲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們生來就要推行民主、擴張疆域，將自主政府原則向全世界，作為示範。」美國的「彌賽亞自覺」（messianic consciousness）極具活力，其能量除來自傑斐遜所標舉的「天選之國」（chosen country）之外，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所表達的「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 England Puritanism）同樣有推波助瀾之功。認為新大陸將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國，點亮獨立、革命、民主的熱情。所以「明擺著的命運」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熱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選民只能是「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顯然也具有「種族主義」(racism)的內容，我族優於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範形成強烈的美國「國族主義」（nationalism），擴張主義的動力來自情緒性的國族主義，而落實於美國的「最高利益」（paramountinterest）,勢必走上帝國主義之途。

堅信自己的制度極其優越，而且自以為善意地要別人採用，就涉及「明擺著的命運」是不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國著名史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邊疆理論的影響，認為西進運動是民主向邊疆的擴張，並無額外的領土要求，所以與帝國主義無關。牟克作此論斷時，因未能生見十九世紀末美國向海外的擴張，以及星條旗飄揚到菲律賓的情況，足見邊疆可以從陸地再擴張到海洋的。「明擺著的命運」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優越感的民族情緒，到了1890年代就成為擴張行動的精神後盾。耶魯教授亞當斯（Ephraim D. Adams）在1913年面對美國在海外擴張的事實時，特別為「明擺著的命運」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釋，說是要與世界分享美國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與快樂。但另一位美國學者弗萊明（Denna F. Fleming）　不以為然，斷言「明擺著的命運」根本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名詞。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厭惡並反對歐洲的帝國主義，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覺地成為一丘之貉。美國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最為嚴厲，卻在任內擴充領土最多；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901年高唱門戶開放，實際上是要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利益均沾；威爾遜總統出兵歐洲是要為確保世界的民主而戰，已見到美國有領導世界的野心。美國霸權以道德自詡，自認為具有至高的社會價值、與眾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運用其道德原則的特殊權力。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假議題，因道德是個人的品德與行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國際上美國最重其本國的利益，要求擴大其本國利益而損及他國利益，正與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幾個思想淵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賦人權」之說，所謂「天賦權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賦予的包括道德與真理在內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據自然律訴求諸如財產權、民權、民主權、主權之合法性。自然權利後來發展到國族主義的訴求，十八世紀的革命運動就是受到國族主義的啟發。更奇特的發展是「天賦權利」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道德依據」（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權作為在新大陸擴張的依據，更露骨的是「天賦的安全權」（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這是自我免於任何禍害的權利，卻不顧踐踏到別國的安全。類似雙重標準對上帝選民來說就是他們享有的命運，他們標榜政府必須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shase)大塊土地時未必得到當地居民的同意。美國政府在1786年也曾保證不會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著有計劃地被強迫遷走，清空而後奪其地。連當時的美國內政部長都承認「我們」對待印第安人極大部分的記錄包括毀約、不公義戰爭與殘酷剝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裡，他們被認為是「墮落的民族」，必須征討而後奪其地。

但美國擴張主義者的道德天性從來沒有承認過任何暴行，反而認為疆界的擴張是文明的擴張、自由民主的擴張。美國總統傑克遜在離職演說中有句名言：「上帝選擇美國人作為自由的捍衛者，使全人類獲益。」

另一個淵源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論，成為強者勝出的理論依據。擴張主義者很容易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用之於國家的存亡，唯強國才能生存。此又是「種族優越論」的依據，所謂「種族優越」指的是白人至上，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種族之優越性，特別表現在所謂「公眾自由」（civil liberty）和「基督精神」（Christianity）上。居住在美洲大陸上的土著被視為「劣等民族」，需要由白人拓墾者加以「消毒」（fumigated）而後「美國化」（Americanization）。不過美國化的重點並不在提升「劣等民族」，而在發展「優秀民族」。美國著名史家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自認「（我們）美國人對劣等民族根本無感」。史家費斯克（John Fiske）更公開宣稱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優於其他文化，英國人殖民北美，註定要將地球上舊文明尚未覆蓋的土地用英國語文、行英國宗教、遵行英國政治習慣與傳統。有一位美國聯邦參議員公開說，白人知上帝的意志，所以是最有權力利用土地者。連講人道主義的大詩人惠特曼（Walter Whitman）也說「美國領土增加的意義是人類幸福與自由的增加」。優秀的民族必然要控制整個世界，就與美國與生俱來的使命感有關，美國的傳教士也帶有向世界傳播「優秀文明」的使命感。伯吉斯（John Burgess）曾把希臘、羅馬、斯拉夫、條頓等各族文化加以比較後，也得出強者有權干涉弱者的結論。他的結論是，地球表面大多尚未建立有文明的國家，故世界應由盎格魯撒克遜與條頓民族來掌控。其意無非是征服者有利於被征服者之接受文明，「種族優越論」之偏見昭然若揭。

隨著美國國力的增長，這種優越論越來越得到宣揚。馬漢（A. T. Mahan）宣揚著名的「海權論」，強調霸權紮根于海軍實力。他於1890年發表一本論述海權史的專書，極具影響力，指出海上交通在國際競爭中越來越重要，要保護海外勢力，建立霸權，就要控制海上的主要通道，甚至認為海權決定國家的興亡，即所謂「海權至上論」。馬漢的海權至上論在西方得到很大的重視，當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時，西方大國果然大力發展海上實力，無論海軍或商船隊伍都有很大的增長。海上貿易得到海軍的保護，亦因而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的海軍基地、補給站、船塢等等，作為一步步向海外擴張的基地，美國自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