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公報》與中日甲午戰爭

《萬國公報》是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對戰爭進行報道、評論最具影響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聲鵲起。但其報道、評論，是非參半，真偽互見。就其以英美在遠東的利益為價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為日本侵略張目而言，它是應當受到譴責的；但是，當它以較為客觀的立場比較中日，尖銳地指陳中國致敗的深層原因，並從中引出教訓來，疾呼清政府幡然改過，革故鼎新時，顯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種是非真偽的互見，也決定了《萬國公報》的宣傳得失兩分。戰後清政府親俄，既反映了英美遠東利益的受損，也說明了《萬國公報》前一取向的失敗；而此時勃然興起的康梁維新派，視《萬國公報》為啟蒙的教科書，並對李提摩太諸人深抱希望，則反映其後一取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歷史是多樣性的統一。《萬國公報》的這種兩面性說明，林樂知諸人終究無法超越自己畢竟代表本國殖民主義利益的局限；但是，於其關於熱愛中國的表白，不可輕信，卻也無需苛求。

《萬國公報》創刊於1868年，原名《中國教會新報》，為周刊。1874年起改名《萬國公報》，其間一度停刊。1889年復刊後，改為月刊出版，並成為剛成立不久的英美傳教士團體廣學會的機關報，一直到1907年7月停刊。美國傳教士林樂知長期主持《萬國公報》，參與編輯和撰稿的李提摩太、丁韙良諸人，也多是一些著名的英美傳教士。它是外國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中歷時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家。《萬國公報》雖屬教會刊物，但教義宣傳不是主要的，它實際上是以評論中國時局與介紹外國情況為重點的綜合性刊物。

學術界對於《萬國公報》雖不乏研究（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的王寧同志的博士論文，即為《萬國公報研究》。），但就其與中日甲午戰爭的關係而言，卻尚付闕如。值得注意的是，《萬國公報》名聲鵲起，產生廣泛的影響，恰是以其積极參与報道、評論中日甲午戰爭為起點的：「其最足歆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則為甲午戰爭之際所刊載之中東戰紀。《萬國公報》遂引起朝野官紳之廣泛注意。」（註：華文書局編輯部：《影印「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緣起》，見《萬國公報》(1)，台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萬國公報》於1896年底也不無自豪地公開聲言：經甲午之役，本刊發行量「從每月一千本逐漸加增，今已盈四千本。且購閱者大都達官貴介名士商紳，故京師及各省直閥閱高門清華別業案頭多置此一編，其銷流之廣，則更遠至海外之美澳二洲。」（註：《萬國公報》(26)，卷94，第16483頁。）這也並非虛言。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影響既深且遠。作為外國在華傳教士的重要刊物，《萬國公報》是怎樣報道與評論這場戰爭的？這自然是十分有意義和饒有興味的研究課題。它不僅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萬國公報》的立場，而且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甲午戰爭及其所由發生的那個時代。

（一）

1894年初，朝鮮南部發生東學黨起義，5月底全州陷落，京城震動。6月初清政府應朝鮮國王的要求出兵幫助平叛；而日本居心叵測，以中日《天津條約》為口實，也同時增兵朝鮮，從而形成了中日軍隊在朝鮮對峙的局面。這是中日戰爭爆發的導火索。《萬國公報》於此十分敏感，1894年7月卷3上便發表了《朝鮮紀亂》，初次報道了中日軍隊在朝鮮對峙的嚴重事態。其後每月一紀，定名「亂朝紀」（後改稱「朝亂紀」），前後共16篇，較為系統地跟蹤報道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全過程。與此同時，《萬國公報》還配發了主要是由林樂知諸人撰寫的為數甚多的評論文章及記述各國反應的消息等等，從而形成了自己頗為鮮明的立場與態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戰爭的前後期，它的立場與態度曾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戰爭的初期，《萬國公報》支持中國，譴責日本的立場十分明顯。上述《朝鮮紀亂》就指出：「中國出師為藩邦戡亂，實屬名正言順」，而日本以《天津條約》為借口，拒絕各國調停，「則是日本自知其曲而思圖逞志於戎行，中國於此豈尚甘於退讓哉」！（註：《萬國公報》(23)，卷66，第14555頁。）林樂知等且認為，中國應邀出兵朝鮮，並無利人土地之心，其主張不干涉朝鮮內政，中日同時退兵以保全太平大局，是完全合理的，故深得「五洲萬國之所共諒」。而日本借口幫助朝鮮改革內政，拒絕退兵，虛偽之至：「然而日本之心，豈真厚愛乎朝鮮哉」！（註：《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萬國公報》(23)，卷68，第14646頁。）與此相應，《萬國公報》不但相信中國必勝，而且積極為之出謀劃策，主張狠狠教訓日本。1894年9月發表的《亂朝紀三》甚至主張厚集兵力，遠征日本，一槌定音。文章說，「愚見所及，中國有亟應措置者五端」：一曰「厚集海軍」。中國南北兩洋及閩廣等省，兵艦之多遠駕日本，又有北洋水師，威望素著，「區區島國，豈敢爭衡」？由是，「將得其人，船得其用，征東之大本定矣」。二曰「大發陸軍」。海陸並進，聚而殲之，「一彈指間耳」。「韓都恢復可期，保存藩之大局可成矣」。三曰「以攻為守」。不能固守，當主動出擊，進兵東京，長驅進入。「東京唾手而可得，彼自稱為明治天皇者，行見為拿破崙第三之續矣」。四曰「以戰為和」。五曰「以存為滅」。即不必滅日本，但要賠款，「日本償銀，但有一絲一毫之未繳，中國戍卒，即無一日之離防」。（註：《萬國公報》(23)，卷68，第14684頁。）林樂知在另一處也憤慨陳詞：「若居今為中國計，則有二策焉：一曰力保朝鮮，一曰痛剿日本。」日本狂妄，不加痛剿，定然為禍天下：「浸假而得志於朝鮮，又將覬覦中華之重地矣；浸假而再毒於中華，又將欺侮歐洲之雄國矣。肆意妄行，何所不至！」（註：《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萬國公報》(23)，卷68，第14648頁。）直到同年10月，《萬國公報》卷69還發表了《英將譚兵》，即對曾在北洋水師任職的英水師副提督琅威理的訪談錄。這位英國將軍斷言，中國海軍的實力不容低估，不僅足以戰勝日本，即與西方大國戰亦覺綽綽有餘。（註：《萬國公報》(23)，卷69，第14747頁。）

應當說，《萬國公報》取上述的立場與態度自有其合理性。其一，中日甲午戰爭全然是日本奉行對外侵略擴張政策蓄謀挑起的，尊重事實的明眼人都不難看出這一點。人所共知，美國在其時中日交涉中一直是站在日本一邊的，但其駐朝鮮公使西爾向他的政府報告中日對峙時，卻也十分明確地指出：「中國人贊成同時撤出，日本人固執己見。疑其別有用心，日本似乎要戰爭。」又說：「日本在這裡的行動被指責為輕率的、無理的好戰行動。雖然從來沒有一次國際爭端比這個更缺乏正當的理由，但兩國軍隊間的衝突似乎是迫在眉睫了。」（註：〔英〕菲利浦·約瑟夫著、胡濱譯：《列強對華外交》，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4、46頁。）足見《萬國公報》此時是正視了事實的。其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降雖國勢衰墮，但在西方人的眼裡，仍不失為東亞的大國。中日相較，就國土與人口論，中國占絕對優勢，固不待言；即就軍力而論，中國行洋務運動30年，購艦練兵，在在進行，北洋水師聲威尤著，至少當不在日本之下。因之，西人推論，兩國開戰，中國可操勝券，也在情理之中。但問題在於，他們高估了緣國之大小所決定的諸多有形因素，而低估了包括清朝統治者的腐朽程度、日本統治者勵精圖治及其處心積慮等諸多無形因素，因之對中國優勢的估計，不免失之樂觀；至於上述顯然不負責任的誇大其詞，更多地還是流露了參與撰稿的中國士人傳統的虛驕心理。

但是，自1894年11月卷70起，《萬國公報》對中日戰爭的立場與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首先，林樂知等人由中國必勝論者轉變成了中國必敗論者。9月，經平壤之役，清軍兵敗如山倒，戰火燒到遼東之後，《萬國公報》驚呼事出意料之外，對中國頓失信心。林樂知寫道：「中國昔日自誇之處，至此而掃地殆盡……總而言之，中國至今日，實已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萬國公報》(23)，卷72，第14910頁。）「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國之懦弱孱怯，竟至於斯也。嗚呼，惜哉！」（註：《亂朝紀六》，《萬國公報》(23)，卷70，第14811頁。）而1895年2月《萬國公報》卷73刊載的對前英駐華公使威妥瑪的長篇訪談錄，則已是在強調中國之敗，事有固然了。其次，由肯定中國的正義性，轉而極力混淆是非，甚至不惜顛倒黑白，為日本侵略者張目。如果說，隨著戰爭的進程，時移勢異，《萬國公報》由看好中國變為看好日本，這自有根據，無可厚非；那麼，其後一種的轉變，則完全暴露了《萬國公報》最終信奉的仍無非是「強權即公理」這一殖民主義者的信條。

1895年1月，林樂知在《以寬恕釋仇怨說》一文中說：「至論中日兩國之是非曲直，則中國任朝鮮之敗壞，而不加整頓，固亦有不是處，亦有曲處，然日本之甘為戎首，而以強詞奪理，則其但有曲處，而無是處可知……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論理而論勢。今中國亦既敗矣，遂有偏於日本者。」（註：《萬國公報》(23)，卷72，第14914頁。）在這裡，林樂知強調中國也有不是處、曲處，已經是在有意模糊是非了，而且這種傾向愈往後則愈露骨。5月《萬國公報》刊載《追譯中東失和之先往來公牘》，其中包括由西文譯出的戰前中日雙方交涉公牘9件。林樂知在按語中說，從這些文件看，雙方互相咨照，詞意和平，惟中國始終堅持朝鮮是其屬國，「輕蔑日本之意，實於言外見得。從此釁隙漸開」。日本堅持「斷難坐視朝鮮沉淪苦海」，要求改革朝鮮內政以免亂圖治，但是，「中國仍力駁之，而兵禍成矣」。林樂知意猶未足，最後還特彆強調指出：「又按中國素輕日本，謂為不過朝鮮之流亞，故日本與朝鮮立約，稱為平等之時，毫不過問，豈不曰中國固加於日朝一等哉……中國不諳外事，惟知高自期許，於他人蔑視之恥，偏淡焉其若忘。嗚呼，惜哉！吾甚願中國化其視日朝為平等之心，並化其自視加人一等之心，遂化泰西視我為降等之心，則中日可為同等者，東西亦無異等，恥辱雪而等威定矣。」（註：《萬國公報》(24)，卷76，第15193、15194頁。）很顯然，林樂知將中日衝突的起因，最終歸結為中國自大，蔑視日本。同時，復將日本說成是欲登朝鮮於衽席和敢於與中國爭平等的仁勇之國。其顛倒是非，莫此為甚！這不僅與《萬國公報》前期的立場相矛盾，即是與上述「中國有曲處，日本無是處」的說法相較，也已是大相徑庭。所以，毫不奇怪，有中國士人指責林樂知「不正日本之罪，而反招中國之過」。但後者一意孤行，隨著中國敗局漸趨明朗，其偏見也變得更加赤裸裸了。6月，《萬國公報》卷77發表《中東失和古今本末考》，內含明萬曆年間豐臣秀吉兩度侵朝所引起的中日交涉的部分文件。明軍援朝，兩敗豐臣秀吉，久成中朝聯合抗敵的歷史佳話。（註：參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3冊第八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樂知不是藉此去揭露日本擴張侵略的歷史根源，相反，目的卻是要強調現實中的中日戰爭不過是兩國歷史上恩恩怨怨的延續，從而進一步抹殺了是非，實際上是為日本的侵略行徑做掩飾。不僅如此，他在「總跋」中甚至公然歪曲歷史，說：據所譯日方的文件，「幾疑曲在中國」。特別要指出的是，文中還收有譯自西文的張佩綸與李鴻章的奏疏各一通：《前左副都御史張幼樵副憲奏請豫防東患疏》和《合肥相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林樂知如獲至寶，據此強調說：近30年來，中日「詐虞未泯，猜忌漸深，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具備兩造各執一詞，雖具老吏斷獄之才，而竟委窮源，豈能爰書之驟定」？張、李二疏說明，自琉球被滅後，中國不動聲色，「實有圖日之意」。林樂知稱，有人說「中日之役，日本有心以圖中華，中國無意而遇敵」，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若必欲區分是非曲直，中國固然可以自以為有理，但日本又何嘗不可以振振有詞？實際上，數年前有西人問日本大臣何以備戰，後者就曾回答說：「防中國也，不得已也。中國屢思泄忿於我，我若偶不經心，禍不旋踵矣。」林樂知再一次顛倒黑白，乾脆將日本說成是受害者了。

人所盡知，自16世紀末豐臣秀吉初步統一日本和兩度入侵朝鮮起，日本便開始了醞釀對外擴張的「大陸政策」，而其最終形成正是在明治維新之後。這集中的表現即在於「征韓論」喧囂一時，並實際上成了日本部分軍閥所奉行的國策。故有人提出：「朝鮮國北連滿洲，西接韃清之地，綏服此地，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成國今後經略萬國之基石，倘被他人佔先，國事休矣！」基於此一考慮，一些軍閥叫囂：「首先要積蓄實力，把朝鮮置於日本的支配之下，並抱持（控制）中國」。（註：轉引自苑書義等《中國近代史新編》中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頁。）從19世紀70年代起，日本先後侵略中國台灣，侵犯朝鮮，吞併琉球，小試鋒芒，屢屢得手，使其擴張野心倍受鼓舞，從而更加處心積慮和急切地推進它的「大陸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對於這一點，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洋洋自得，不僅不諱言，且力加宣揚，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東亞同文會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了鼓吹侵略而組織的一個半官方團體，成立於1898年，即甲午中日戰爭後第3年。1934年，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3年，該會特在其下設置了一個對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纂輯自明治改革至「九一八」事變為止大約70年間日本侵略中國過程中的大事和「有功」人員的傳記，《對華回憶錄》就是它的產物。該書在第1編第1節「總說」中，這樣寫道：「這本回憶錄將略述在這個時期的中日外交關係，總括大要，明示趨勢真相。並將附加對華先驅者列傳，俾使其留芳千古。凡此不畏困難，不避危險，出生入死，慘淡經營之事迹，雖懦夫一讀，也會感奮而興起！今滿洲建國之業已成，皇威廣被宇內，大東亞的曙光，正燦然照耀於東方。當此時際，每一念及我們的所以能有今日，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益感對於前輩志士的宏規遠謨，不能不有所紀念。姑請先述七十年的風雲，藉以報效前輩的偉績。從明治7年（1874年）征台之役起，以後琉球問題、朝鮮事變、天津條約等中日間的交涉事項，接踵而至，以至於我朝野人士，活躍於中國大陸，探究根源，實在兆瑞於明治6年震撼朝廷的征韓論爭。由於這種意義，我們對華問題的回顧，要先從征韓論的爭辯起筆，明示它的真相，然後再及其他。」（註：《對華回憶錄》第1編第1節，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5、6頁。）本書將日本70年侵華的「偉業」，歸功於所謂明治初年的「宏規遠謨」即「征韓論」所彰顯的「大陸政策」，可以說，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自暴真相！

其時，在清政府內部，張佩綸等一些感覺敏銳的官員，實已注意到了日本擴張侵略的威脅。光緒八年八月，張佩綸上《密定東征之策以靖藩服折》（即上述《豫防東患書》），指出：「日本憑寡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歸，朝鮮禍起蕭牆，殃及賓館。彼狃於琉球故智，劫盟索費，貪婪無厭。」（註：《光緒朝東華錄》（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4頁。）請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督撫，迅練水陸各軍，以備進規日本。清廷也覺事關重大，上諭交李鴻章先行通盤籌劃，迅速復奏。李鴻章旋上《議復張佩綸靖藩服折》（即上述《遵議豫防東患兼定征東良策疏》）。他說：跨海遠征，勝負難有把握，「第征東之事不必有，征東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註：《李鴻章全集》(3)，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9頁。）作為清流健將，張佩綸雖不乏敏銳，但不免視事太易，流於書生意氣。李鴻章終究老成，「第征東之事不必有」一句，實已明確地否定了前者，但他復借「征東之志不可無」的高調，巧妙地將前者尖銳的意見，轉換成了「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的議事常項，使被駁者也不便堅持。要言之，李鴻章的議復，不贊成張佩綸的意見，而清廷顯然也認可了，故張的所謂征東說遂告擱置。但是，甲午慘敗說明，事實上李鴻章連這一議事常項也並未真正落實！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羅豐祿在光緒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寫給兄長的信中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二哥大人如見……海侄既願在船，甚屬好事。合肥在此作督，海上斷不用兵。祈勿廑。」合肥即李鴻章。孔祥吉先生據此評論說：「羅豐祿寫此信時，已在北洋任職幾乎達10年之久。他算把准了李鴻章的脈搏，故能做出『海上斷不用兵』的結論。一個『斷』字，道出了李鴻章內心的玄機。這個『斷』字，也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所推行的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註：孔祥吉：《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上層人物的心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此一判斷是對的。甲午戰爭爆發後，張佩綸在與人書中所說的話，也印證了這一點：「日本姦宄，防不勝防。鄙人自壬午以來，屢以日本必噬朝鮮為慮，屢上章疏為曲突徙薪之計，海軍疏更切言之。」日人知之，恨之入骨。後被劾去職，復與合肥締姻。現在甚悔，未能應邀代治公事，否則，「以我之猛濟其寬，淮將、海軍何至如此？日本即不寢謀，亦堪一戰……此地是鄙人不老辣處。所以然者，一肚皮線訂書為害耳。」（註：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4、225頁。）張佩綸所言，雖不免於好自高標，但他慨嘆自己的先見之明未被採納，卻是合乎實際的。

耐人尋味是，英國學者菲利浦·約瑟夫在1929年出版的《列強對華外交》一書中，對此也做了評論。他說：日本人「他們很早以來就能看到中國總理衙門的秘密檔案，並且準備著在最有利的時機實現他們的大陸政策」。「他們從中國的秘密檔案中獲悉：中國打算就琉球問題向日本尋釁，以便恢復它在遠東的霸權。早在1882年，中國大臣們就商定了這個計劃。可是，中國官場的腐敗，使中國未能進行對日作戰的必要準備。另一方面，日本的海軍和陸軍已經準備就緒……並且他們急盼在中國未動手之前下手。因此，他們決定了對中國的戰爭。」（註：參見該書第40頁。）此一判斷與上述張佩綸的說法，也正相符合。故據此，可以提出兩點：其一，是日本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擴張迫使清政府謀求應對，而非相反；其二，清政府根本沒有徵東計劃，甚至也沒能形成積極的防東計劃；退一步說，即便有這樣的計劃，也並不能改變日本挑起侵華戰爭的事實。所以，林樂知費盡心機進行所謂的「中東失和古今本末考」，試圖進一步掩飾日本的侵略本質，甚至於強調中國先有「圖日之意」，才引起了日本回應，這說明其囿於偏見，不惜歪曲歷史，顛倒黑白，已是心勞日絀。

不僅如此，《萬國公報》還編譯了大量西方報刊的言論，以證明自己的觀點乃屬「公見」。例如，它曾轉譯《泰晤士報》云：「中敗而不自承其敗，猶可說也，及至遣使議和，則已自知不敵，然仍含驕傲之意，此豈局外人所能測哉！中國將謂他國皆湖塗蟲哉，及觀其待各國也亦無不然。各國之所以讓之者，蓋一敬其為古大國，一念其語言文字之末節，不必緣之而多事耳。日本則不然，且業既開釁，戰亦甚易，非平空宣戰可比。為中國計，自宜先知日本於我藐視之心，素不甘服，則辦理和局自易奏功。乃不但不知，且仍視日本為邊寇，故不能以兵威而去之，即姑以財力賄而出之而已……此和議之所以難成也。」（註：《朝亂紀十》，《萬國公報》(24)，卷75，第15155頁。）事實是，1895年1月初清政府在十分屈辱的情況下，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議和大臣赴廣島與日本議和，但後者卻借口中國代表全權不足，實際上是將之驅逐，從而破壞了廣島和議。日本是有意拖延時間，為了能佔領劉公島並最後消滅北洋艦隊，以便使自己在和談中占更有利的地位，同時，也是要迫使清政府派出李鴻章來日本議和。這裡，《泰晤士報》卻誣中國傲慢，破壞了和議，公然顛倒黑白！這些轉譯的西方報刊言論，無疑增強了《萬國公報》宣傳的惡劣影響，同時也助成了某種定格，即在中國士人的眼裡，《萬國公報》及英國偏袒日本的形象。林樂知對此深以為憂，曾做這樣的解釋：「今日之時局，理不能與勢敵，勢苟弱，理即與之俱弱。即如中東交戰一役，歷觀西報，比比皆然。然本報不表而出之，中國豈知其命意之所在？故一年來所譯各報，絕不願稍從粉飾。及至和局粗定，俄法德三國，起而阻日本之割地，英國則效寒蟬之噤聲，彼華人之無識者，必將感三國之助我，而疑英之陰袒日本。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註：《裒私議以廣公見論》，《萬國公報》(24)，卷77，第15266頁。）然而，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辯解，結果只能是欲蓋而彌彰。

（二）

信奉「強權即公理」的殖民主義信條，固然是《萬國公報》與林樂知好言「理不敵勢」、偏袒日本的一個原因；但是歸根結底，作為廣學會的機關刊物，《萬國公報》的宣傳取向代表了英美主要是英國的利益，這才是最為根本的原因。

從西方列強全球爭霸的格局看，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是列強衝突的焦點集中於朝鮮一隅的必然結果。1894年11月《萬國公報》卷70上發表有《中東之戰關係地球全局說》一文，實際上已指出了這一點。文章說，從全球看，世界各地除中國、日本之外，已盡入歐人之手。英俄法三國全力爭奪世界「威柄」即霸權，原先集注於中亞，今則衝突轉至於朝鮮。英於印度，法于越南，俄於西伯利亞，都有由西漸東之趨勢。俄因在中亞受阻，正修西伯利亞鐵路，爭謀控制朝鮮，以求獲得東部不凍港。英為阻俄南下，故於10年前有據朝巨文島之舉，「陽為自保商務，陰實預杜俄謀」。後俄許英不謀朝鮮，英師旋撤，但彼此猜測防範之心不減。法據越南，覬覦暹羅，以通亞洲的利藪，威脅英在印度的利益，故英決不肯稍讓。俄法合縱，英必與中合，日又必與俄法合。「然則中英俄法日之戰，始於亞東矣。東亞之既開，歐西之局大震。德奧意連橫諸國，將趁機而齊起。萃中英德奧意五國之全力，以伐俄法日三無道之國，勝負之數即曰無待蓍龜，而烽火連天，為患豈可思議。」（註：《萬國公報》(23)，卷70，第14779、14780頁。）是文指出了朝鮮已成為以英俄對抗為主軸的列強爭奪的焦點，這是對的；但它顯然迴避了此一背景與中日戰爭爆發間以下更為深層的內在聯繫：其一，英俄諸國為各自的利益都曾利用中國對朝的宗藩關係。英俄為了能通過中國控制朝鮮，曾不約而同地都希望中國加強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特別是英國甚至還一度慫恿中國「吞併」朝鮮。而日本在策動甲申政變失敗後，愈益感到要吞併朝鮮，首先必須打敗中國。無奈時機尚未成熟，遂改韜光養晦，伺機而動。但日本擔心俄國對朝鮮的野心，一改常態，也慫恿中國加強中朝的「宗藩關係」，以便將清政府推到台前，更有利於自己在幕後操縱朝鮮的內政。日本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時變，全然取決於自己縱橫捭闔以控制朝鮮的策略。（註：參見戴逸等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其二，英俄美諸國站到日本一邊，是日本敢於最終發難的重要原因。英國為抵制俄國，始終拉攏日本，樂觀日本坐大。英國《聖詹姆士官報》曾著文露骨地說：「在今後許多年中，日本對於我們不會有任何損害。我們不必反對它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量。無疑地，它將威脅和震動俄國，但這和我們毫不相干。讓日本和俄國一決勝負，如果它們高興的話。就我們自己說來，如果日本對於正向亞洲北部伸出一個長爪的令人可怕的帝國形成一種對抗力量，我們並不吃虧。同時，假如日本打開中國的巨大領土對外通商，儘管有橫濱和東京方面的競爭，我們在全世界各族人民中因此而獲得的利益最大。」（註：轉引自《列強對華外交》，第72頁。）事實上，英國在戰爭爆發前已與日本正式結盟。俄國對英國的策略自然是清楚的，但是俄國想吞併朝鮮，卻苦於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成，軍事準備不足，復受英國牽制，不敢貿然行事。因此它也樂於讓日本打先鋒，以便從中漁利。而美國從支持日本侵略台灣時起，就一直站在日本的一邊。這樣，日本利用大國間的矛盾，使英俄美諸國都站到自己一邊，國際上的顧慮消除了，最終發難的時機已經成熟，只需要找到一個借口，而這個借口自然是不難找到的。其三，英國對中國的策略。英雖袒日，但它仍然希望中國能在自己的遠東政策中發揮某種工具的作用。在戰爭爆發前，它曾建議清政府締結「中英同盟」，以與法國在華南的勢力抗衡；而它與俄國因阿富汗東北邊界問題正發生衝突，也需中國的合作。此外，英以為中國作為大國具有巨大的潛力，它很有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緣是之故，在戰爭初期，英袒日多隱而不顯。（註：參見劉培華著《近代中外關係中》上冊第五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明白了上述關係，便不難理解，何以《萬國公報》與林樂知諸人開始極力鼓吹「中國出師為藩邦戡亂，實屬名正言順」，後來卻轉而攻擊中國堅持視朝為屬國，促成了中日的決裂，公開袒日，出爾反爾，虛偽之至。要言之，《萬國公報》與林樂知諸人對於甲午戰爭，前後立場與態度的根本性變化，歸根結底是體現了英國在遠東的戰略利益。

《萬國公報》的此種取向，其後在極力鼓吹中國當無條件接受日本提出的不平等條約，竭力抨擊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和《中俄密約》中，表現得愈加明顯。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日本雖答應與清政府議和，但蠻橫之至，幾乎是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迫使李鴻章接受條件極為苛刻的、包括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賠款兩萬萬兩等條款在內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國內嘩然，彈章交至，無不指斥李鴻章禍國殃民。但是，《萬國公報》卻公然宣稱：中國既然戰敗，就應當無條件接受日本條件，況且後者提出的要求十分公道。京內外臣工彈章紛至，無非昧今狃古，並不足道。「中國一敗塗地至此而極，日本要求之事只此數端，尚不失為公道。」（註：《朝亂紀十二》，《萬國公報》(24)，卷77，第15304頁。）中國有四萬萬人口，賠款兩萬萬兩，為數區區，人出一金，尚多富裕。「華民雖貧，少此區區，豈即不能謀朝夕哉！」（註：蔡子：《新語十一》，《萬國公報》(25)，卷83，第15713頁。）《萬國公報》更極力攻擊台灣軍民的反割台鬥爭。林樂知說，李經方割台禮成，「而台民偏斷斷然抗之，是非抗日本而抗朝廷也。忠義之士豈宜出此」！（註：《朝亂紀十二》，《萬國公報》(24)，卷77，第15305頁。）至於劉永福，不能遵朝議，全師以退，「違制據地作俑自主固屬可恨」。（註：《台灣東歸》，《萬國公報》(25)，卷82，第15644頁。）他甚至還教訓清政府當守和約，嚴令台灣官員內撤：「台灣之畀敵也，藏諸盟府，歷歷可稽，誠宜趣撤守臣，以昭大信於天下，乃噤口默坐，漠然清ｂì＠①之上，則將明讓朝鮮非華屬，而陰許台灣為海外夫余耶！」（註：《險語對中上》，《萬國公報》(25)，卷83，第15659頁。）《萬國公報》的立論，顯然是站在日本侵略者一邊，欲誘逼中國接受不平等條約。

《萬國公報》竭力透逼中國接受《馬關條約》，歸根結底，並非為了日本，而是反映了英國的利益。實際上，由於英國佔中國貿易的50%以上，所以一開始它也擔心日本與中國訂約，有可能排斥自己在華的利益。精明的日本為了緩和英國輿論的猜忌，有意透過媒體向英國示好。1895年3月8日倫敦《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來自東京的重要聲明說：「下面這篇聲明，是從最高方面得來的，並且絕對可以視為代表日本目前的看法：『……關於議和的條件，目前全部都說出來是不得當的，但是，可以說：日本要使中國全境開放通商，並非企圖為自己獲得較任何其他國家更有利的條件。』」（註：轉引自《列強對華外交》，第67頁。）無論如何，4月4日日本發表了和約條款，4月8日英國內閣召集會議，決定不加干涉，原因是媾和條件與英國利益無損。當天的《泰晤士報》說，遼東領土的割讓沒有損害英國的利益，「而按照協定的其他部分，英國的利益可能有所增進」。（註：〔英〕伯爾考維茨著，江載華、陳衍譯：《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15頁。）菲利浦·約瑟夫在《列強對華外交》中這樣評論道：《馬關條約》注意到了英國的利益，「而且是有意地要博得英國政府的贊可。儘管日本在華貿易是較為不重要的，它卻提出了廣泛的通商利益的要求，這些通商利益正是英國商人們渴望已久，而至今未能獲得的。如果它獲得這些利益，英國人根據他們的最惠國地位，也將獲得這些利益。事實上，由於英國在華貿易的優勢，從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要求中，英國商人或許較日本人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註：《列強對華外交》，第85、86頁。）實際上，當時英國商人們看得更遠，《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的作者伯爾考維茨在書中寫道：「像前任中國承審公堂英國審判長理查·瑞尼在那次晚宴上所說的」，在戰後，中國也許需要一筆借款，當它以一個巨額借款人出現在歐洲市場時，歐洲的金融家便會問「用什麼擔保」？那麼中國就不得不給與鐵路、電報、礦山等特許，而這正是商界一向夢寐以求的迫使中國改革工商業的絕妙機會。在1895年2月，使商人們感到興奮的，不是日本侵略或俄國競爭的威脅，而是那英國貿易和投資的「絕妙機會」。（註：《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209頁。）其後的歷史證明，英國商人判斷並沒有錯，甲午戰後列強掀起了競相瓜分中國的狂潮，英國果然大獲其利。緣是以觀，《萬國公報》為《馬關條約》大唱讚歌，一再誘逼中國接受這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它究竟為誰辛苦為誰忙，不是很清楚嗎！ 1895年4月《馬關條約》訂立，其中割讓遼東半島的條款，直接威脅了俄國在華的侵略利益，首先激起了俄國的強烈反對，它要求日本吐出遼東半島。法、德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同意共同干涉。三國干涉還遼的目的不是為了中國，但它不符合英美的利益。《萬國公報》強烈地反映出了這一點。《朝亂紀十一》寫道：「俄羅斯糾約法德二國，力扼日本，俾不得逞志於滿洲，陽托於仗義執言之例，實則各自保其利益，初非有愛於中華也。俄人之浸浸圖南者，已非一日，日本之福，俄羅斯之憂也。其必抗之者，勢也。法既得安南，即圖台灣，今忽焉而折於日本，法人之不能甘心者，亦勢也。獨德與法為世仇，俄與法合，德即聯奧意以拒之，今助俄法，事出意外……總之，各有深意，絕不肯為中國援手，則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這裡的揭露是對的，但其命意只在排俄，也絕非有愛於中國。所以，作者最後竟荒唐地勸告中國說，既要割讓土地，最好還是關給日本：「奈何其助外人，而抑鄰國哉！吾請以一言決之曰，中國能自強，寸土尺民，不可與人也；否則，與其歐洲，無若日本！」（註：《萬國公報》(24)，卷76，第15227、15228頁。）三國干涉還遼與英之袒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輿論因之對英不利。對此，《萬國公報》強辯說：「若夫我英，當中日戰禍大開之頃，有以未曾助中敗日之說進者，特其人之偏見然耳」。又有人說英未能逼日停戰，試問日兵所以不能攻上海，入長江，豈非我英國之功？（註：關心時局人譯：《中俄訂約論》，《萬國公報》(27)，卷100，第16868、16869頁。）為將英國裝扮成高尚無私的國家，《萬國公報》上竟然有文編造故事說：中日戰爭將畢時，清政府為拒日，寧願將台灣讓與英國，曾通過中國駐英公使一再表示要讓台，但都被婉拒了。（註：林榮章譯：《讓台記並序》，《萬國公報》(26)，卷96，第16617-16619頁。）其用心可謂良苦！

但無論如何，俄國帶頭干涉，使遼東半島失而復得，清政府於此感恩不盡，並最終形成了親俄聯俄的外交政策。這自然也為俄國進一步擴大對華侵略，提供了新的空間。1896年6月李鴻章參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時，與俄國秘密簽訂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不啻是俄國從清政府那裡索得的一份豐厚的回報。通過這一密約，俄國不僅奪得了中國東北的路權，而且打開了此後俄國海、陸軍進入中國的通道。這對中國來說，固然是權益的重大損失，但對於英美來說，讓俄國捷足先登，控制中國東北，卻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泰晤士報》稱之為「無比大膽地對於現有勢力均衡的破壞」，並且提醒英國政府需要「根本改變辦法來保持它現在的地位和商業利益」。該報引用了美國的意見說，「俄國的行動，如果證實了的話，是對中國擔負起保護權，而且只能解釋為意在打破在東方的現有勢力均衡。」（註：《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224頁。）《萬國公報》充分表達了英美的憤憤之情。1896年4月，《萬國公報》轉載了上海《字林西報》所披露的《中俄密約》，並在按語中指出：「中國之於各國誠宜一視同仁，斷不肯徇一國之私，而召列邦之大妒」。它以為此事不可思議，不敢相信會是真的，故強烈要求「中國政府賜書敝館，實指其作偽之據，俾得代為傳播，於以破歐洲人士之疑團，即以表中國官家之卓識也」。（註：《照譯中俄密約》，《萬國公報》(25)，卷87，第15984頁。）事實得到證實之後，《萬國公報》即發表了《密約謠評》一文，其中引「京信」，指斥清政府簽訂此約，喪權辱國，遺臭萬年：「君閱此約，知中國誤墮俄之彀中，必將憂悶不堪。余（寄書人自謂）則以為中國王大臣乃竟訂此約，不啻棄本國於無何有之鄉，賣國辱主之名，必遺臭於萬年，永遠不能洗滌矣。俄國幸而得此，再益之以心力，不第東三省全歸掌握已也，北五省亦必折入於俄，且安坐可待，不必曠日持久矣。」（註：《萬國公報》(25)，卷88，第16036頁。）《萬國公報》一向看重李鴻章，當李因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備受彈劾時，它曾極力為之辯解。但現在《中俄訂約論》一文，卻指名譴責李鴻章「目光短視」，「昧昧從事」，「暗墮彼術而不知」。文章認為，中國的三千萬兩贖遼費，只為俄人出而已，因為東三省終將落入俄人之手。中國疏英而親俄，甘心受騙，愚昧殊甚！（註：《萬國公報》(27)，卷100，第16868-16870頁。）

如果說，上述二文還僅是代英國宣洩憤懣之情的話，那麼，李佳白的《東三省邊防論》則提出了防範俄國人的具體建議，已是上呈清政府的條陳了。李佳白首先提醒清政府注意：俄人干涉日人還遼，卻無意於阻割台灣。以中國形勢言，遼東顯然重於台灣；以萬國公法言，阻割台灣，其辭復嚴於阻割遼東。俄人所以顧此而舍彼，其意甚明，即為控制東三省預留地步。所以，中國於俄，「盟不可信，交不可恃」。伊犁之變，殷鑒不遠。俄人甚至無需敗盟興戎，只需一日借口取東三省於內寂之手，中國將無辭以相詰難。「而陵寢所在，列祖創業所基，竟淪異族，間嘗獨居深念，事蓋在不可言者。」他復表白說，俄在中亞受阻，轉謀東亞，其雄長全球的野心，歐美各國共知。自己居中國十多年，衣食住行，無非華化，亦自視為華人矣。食毛踐土，每思報稱。李佳白因之提出四條防俄建議：一曰「興農政以靖姦宄」。二曰「設口岸以固險要」。旅順、大連乃軍事要地，僅靠中國軍隊不足防衛，當開大連為通商口岸，使各國群沾應有利益，不容一國壟斷，「掣一國橫噬之肘，是為無形之防」。三曰「開鐵路以宏規模」。俄西伯利亞鐵路成，則中國危。東三省應亟修鐵路，否則俄必取道滿洲。可請外商修路，美國乃修好之邦，從不干預他國內政，若能將修路事托諸美商，「則內無紊政之虞，外杜強鄰之口，實為善策」。四曰「興礦務以收利權」。俄必覬覦東北礦藏，故當加緊與西國商人合作開礦，「以先聲奪人，使我絕念」。（註：《萬國公報》(26)，卷92，第16282-16283頁。）李佳白對於俄國圖謀染指中國東北野心的剖析，可謂入木三分，但其本意卻並非像他自己所標榜的，為報稱中國，而在於為將美國的勢力引入東北充當說客。

從林樂知到李佳白，《萬國公報》的主要代表人物都一再表白自己愛中國，將中國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故絕無二心。然而，就其在甲午戰爭中應乎英美的遠東戰略需要、袒日排俄而言，此言不足信。

（三）

應當承認，《萬國公報》所以經甲午戰爭而名聲鵲起，絕非因其袒日排俄的宣傳取向，甚至也不是因它的跟蹤報道為時人提供了比較詳備的戰爭信息；真正的原因在於，它結合對戰爭的評論，十分尖銳和無所顧忌地抨擊了清朝封建統治的顢頇腐朽，並疾呼中國當變法圖存，從而為正在驚醒的中國人提供了一份清涼劑。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竟然敗於蕞爾日本，且潰不成軍，一敗塗地，是中外人士所始料未及的。平壤潰敗後，《萬國公報》對於清軍的腐朽之極大為震驚，以為不可思議。《亂朝紀四》寫道：平壤華軍，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平日不孚以恩信，戰時復剋扣軍餉。所執之槍，葯不配彈，子不配槍。「凡此種種，皆必敗之道也。嗚呼哀哉！吾不忍再書矣。」（註：《萬國公報》(23)，卷69，第14760頁。）到《朝亂紀六》，作者則進而將清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五：一「兵多而不精」；二「勢分而不合」；三「權雜而不專」；四「倒執而不化」（刑賞不明）；五「事虛而不實」。（註：《萬國公報》(23)，卷71，第14880頁。）隨著敗局漸定，《萬國公報》對於中國失敗原因的分析，也超越了單純的軍事層面，而擴大到了對這個老大帝國愈趨衰敗之深層原因的指陳。

1895年2月《萬國公報》曾刊登《廣學會第七年綜記》，其中特別提到，堂堂中國凌夷至今，幾成病入膏肓之人，卻不自覺其所失之三大端：一曰「失地」。50年間，中國陸續割讓土地，面積已達六省之廣。中國失地人盡知之，但多至如此之數，恐知其實者百無一人。二曰「失民」。50年前中國生齒已有四百兆，按正常計算，今當有民人六百兆，但考其冊報，仍不過四百兆。不知尚有二百兆人謂歸何處。失民之多至於此極，世界未有，知其事者千無一人。三曰「失財」。中國財政至少年可增四萬萬兩，而今卻一文莫名！然而知其理者萬無一人。在作者看來，土地、人口、財政，是治國之基，三者大量流失，國將不國。中國之危，不言而喻，但清政府卻無所容心，依然故我。「凡此三失，誤在一端，一端者何？」京師袞袞諸公，不知今昔何年，守舊而不知通變之故也。（註：《萬國公報》(24)，卷73，第14997-14998頁。）具體說來，在《萬國公報》的眼裡，華人有八大積習：一曰「驕傲」。尊己輕人，對他國善政不屑一顧，以為戎狄而已，「中華不尚也」。二曰「愚蠢」。既不關心世界，安肯就學遠人，徒潛心於詩文，「識見終於不廣」。三曰「＠①怯」。不知科學，惟尚迷信，久成怯弱之性，於人於物皆然。故於西人，「非怵之為異類，即畏之為凶人」。四曰「欺誑」。虛文應事，不知實事求是之道；祈天求福，妄聽妄信而已。五曰「暴虐」。官府腐敗，不問民間疾苦，重刑訊，草菅人命。六曰「貪私」。人多自私，一盤散沙。七曰「因循」。得過且過，「今茲未能，則曰以待來年也。今吾尚病，則曰以望後人也」。八曰「游惰」。徵逐歌舞，優遊度日。（註：《險語對上》，《萬國公報》(25)，卷82，第15621-15627頁。）這八大積習，「其禍延於國是，其病先中於人心」。所以，歸根結底，「朝鮮之役，非日本之能敗中國也，中國自敗之也」。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林樂知寫的《中日兩國進止互歧論》和威妥瑪對問題的分析。林文從中日比較的角度，探討中國的致敗之由，給人以歷史的縱深感，因而也更具啟發性。林樂知說：我初到亞洲時，中日皆徒知率由舊章，與西人格格不入。1860年後，中國開始設總理衙門、京師同文館等，采西學，延西師；日本也有倒幕之舉，並遷都東京，開海口，創西學。後美國駐華大臣蒲安臣歸國，中國首次有二旗員隨訪歐美，適日本也派二臣赴歐美。「雖雲分道揚鑣，不啻同條共貫。萬不料自此以後，中日同異之途顯，中日進止之境遂於以定也。」日使歸，告以西法善，日主喜之，「不能自己」。由是，訪西使臣、留學生絡繹於途。復積極延聘西員，改革教育，培養新式人才。全國向化西學，蔚為風氣。日本非無守舊者，但時勢所迫，銷聲匿跡。「維新之治，蓋至是而名副其實矣」。30年來，因君臣鼓勵振興不遺餘力，舉凡電線、鐵路、郵政、開礦、通商諸大政，日本無不行之。同時復踵西法西立議院，許其民公舉議員，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感奮，國勢緣是日盛。但中國卻不然，選幼童出洋肄業，遽爾中止。守舊大臣如倭仁等極力阻撓，且發為謬說：堂堂中國，而學於外夷，恥也。結果爭論紛起，采西學難得真正進展，守舊之思依然瀰漫國中。「中國乃曰，我自有嘉果在，無藉於外也，又豈知中國之果，不可充饑，一旦饑饉荐臻，而始悔移根之不早，嗚呼，不亦＠②乎！而彼日本者，三十年來，移他邦之嘉種，以成本國之良材，迄於今，柢固根深，果實已垂垂熟矣。」（註：《萬國公報》(23)，卷71，第14837-14842頁。）在林樂知看來，中日學西方謀維新，起步是相同的，但30年後日本終成偉業，而中國凌夷至今，究其原因，端在前者勇於革故鼎新，後者則「但守祖宗之舊訓，不諳經濟之新猷」，對一切改革格格不入。他指斥「臨民人者，尸居餘氣，一竅不通」，其所謂「恪守祖宗成法」，所謂「成例不準更張，西事不可則效」，無非是加在中國這隻千里馬身上的「鐵索」。（註：《險語對中中》，《萬國公報》(25)，卷84，第15727-15730頁。）林樂知以為，戰敗未必是絕對的壞事，中國若能痛定思痛，從此奮起擺脫守舊的鐵索，其強盛當在不遠：「余以為此正天之所以福中國」（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萬國公報》(23)，卷72，第14912頁。）。《萬國公報》早在甲午戰爭前，就已陸續報道日本變法維新的消息，不過較為零碎，更缺少評論。林樂知此文是第一篇系統比較中日成敗得失的長文，觀點尖銳，具有震憾性。

威妥瑪也批評中國守舊，不動不變，偶有急難，則似蝦一跳而水一動，及至事過境遷，則又相與淡忘矣。但他沒有停留於對中國守舊痼疾的簡單指陳，而是進一步分析了中國人身上存在著的「自相矛盾」的性格。他說，華人並不缺乏聰明才智，甚至於外事也並非不了解，但問題在於，「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似別有一人也」。自己常與中國大臣縱談外事，後者總是回答說：我朝深欲效法西國，從格致之學入手，以成各種機器，必將取而用之。至於中國風俗與道學德行，則當終守而不改，「此華人之見解也」。但是日本卻不然，風俗道德皆隨新法而變。日人相信，格致新理需要風俗新章與之相適應。「即此一端，可見日人之巧於華人矣。」中國之誤，在於墨守舊章的觀念，「譬之於人，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緊握舊物，則心必紛而不能安。故有時敦聘一西人，使教華人以製造之業，及至繪圖列說，鑄煉成器，即曰：吾事畢矣。問其既得此器，能行與否，則日久而仍未見其行也。」（註：《英前使華威妥瑪大臣答東方時局問》，《萬國公報》(24)，卷73，第14991-14992頁。）這裡，威妥瑪所謂的中國人「自相矛盾」的性格及其所謂的「華人之見解」，實際上就是洋務派所津津樂道的「中體西用」原則。所以，威妥瑪對中國癥結的見解，較林樂知諸人更顯深刻，因為，後者還僅限於對頑固派表示氣憤，而前者卻已在指摘洋務派及其觀念的落伍了。

但是，無論如何，《萬國公報》作者的共識是：中國不僅已經到了「不可不改，不能不改」的緊要關頭，且其當務之急，還在於必須明確此種求變改過的取向何在：古法尚可守乎？中國果能自創新法乎？或者說，改革之道專在中國之酌古准今乎？顯然，「殆非也」。中國變革的惟一取向，或叫救國的良藥，只能是求助於西方：「中國之迫而求諸外者，勢也」。（註：《險語對中中》，《萬國公報》(25)，卷84，第15727頁。）

《萬國公報》發表了許多文章，對中國改革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其中，林樂知與李提摩太的意見最為系統。林樂知在《險語對》中提出「五綱」說：一曰「意興宜發越」。中外交往，一向多阻，意興闌珊。今求變通，當自意興發越始。這包括皇上常召見各國公使，並派幹員出使各國，以敦進中外和睦。鐵路、電報、鑄銀局等一切益商之事，當大力推行。二曰「權力宜充足」。權力即國力，其強不在武備精良，而在人才興盛。故中國變通之要務，「當以育才為本」。要設各級學堂，鼓勵多讀西書。同時設譯書院，多派宗室子弟出洋留學。三曰「道德宜純備」。四曰「政令宜劃一」。宜合全國而權歸於一，如水陸軍務、關榷之稅務、書院之考政、銀局之圜法、信館之郵政、國家軍械局之工程、南北東西之鐵路幹線、官電局之報務，皆改使直隸於政府，由京師總攬宏綱，外省不得過問。辦學經費由民眾公捐，官不染指。路礦電信各公司，皆應由民間任意創辦，官加保護。發明新法，保護專利，不能抑勒。同時，汰冗員，重法治。「法律為一國之主，上自帝後，下及庶司百職，同隸於法律之下，分毫不敢盪佚」。百姓身家性命受法律保護，「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幹律以犯分」，更不容官吏舞文以弄法。許民間仿議局之例，凡明理通律者，任民公舉以入局。農工商各業有不便，「皆許局商諸官長，達諸部院」。五曰「體統宜整飭」。廢刑訊，去婦女不許讀書、纏足及娶妾等陋習。（註：《險語對下之中》，《萬國公報》(25)，卷87，第15955-15958頁。）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並序》中則提出「四綱領」：一「教民之法」。派宗室近支王公、京師各大員、各省督撫子弟、正途人員如翰林等，出國留學，以通中外。立報館、譯西書、建書院、增中西一科，並定額取士，同時設廣學部以例統管。二「養民之法」。修鐵路、設郵局、開礦、墾荒、制機器、開銀行、鑄銀圓、保商賈、發行政府公報。三「安民之法」。中國百姓不安者，其故有二：外患與內憂，所以安民之法也即在於「和外」與「保內」。「和則大安也，大利也，不和則大危也，大害也。」欲和外，需與各國通好，維持大局，共保太平，尤其「應暗聯有大權大德思保大局之國，以為己助」。保內之法就在於使民人各遂其生，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其道有四：中西學各適其宜，以免偏私；善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以求百業俱興；延請西人，改用西法，整頓海陸軍；創行新法，鼓勵發明創造。四「新民之法」。中國人多排外，當求改變，辦法是：多見西人，多讀西書西報，多派留學生出洋，多派使臣駐外，辦好京師同文館。（註：《萬國公報》(25)，卷87，第15937-15942頁。）

縱觀《萬國公報》所提出的「新政策」，有三點值得重視：其一，提示了民權的觀念。林樂知在談到應允許民間自由集資興學、開辦鐵路電報工廠各公司，官加保護，而不容抑勒時，他強調的理由是：西方有君民共主與民主之國，中國雖難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無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獨不應略予以自主之權乎？」（註：《險語對下之中》，《萬國公報》(25)，卷87，第15955頁。）這裡顯然是在表達西方近代天賦人權的重要觀念。而他強調法治，以為上自帝、後，下至百官黎民，都必須同隸於法律之下，無人可以例外，百姓的身家性命受法律保護，不容侵犯時，則無疑是在提示同樣重要的平等的觀念。從民權、法治的觀念出發，議院的體制問題，自然呼之欲出。如果說，林樂知主張民間設議局，公舉明理通律者為議員，以與官府交涉，還僅透露某些端倪的話；那麼，狄考文強調「東西兩洋，國勢勃興，推厥所由，實維議院」，中國目前不僅少堪充議員之人，且少能舉議員之人，故難遽仿效。但今一旦興學，人才蔚起，「於是並設議院，以通上下之情」，便成必然之趨勢，則顯然是指明了，中國改革必將導致設立議院這一新的政治體制。（註：《擬請並設總學堂議呈譯署王大臣》，《萬國公報》(27)，卷100，第16860頁。）主張從民權平等這些西方近代觀念的層面上推進中國的變法，說明《萬國公報》已不滿足於洋務運動，而開始徑直要求清政府在政治領域進行某些改革。《萬國公報》登載《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章程》等維新派的文件，在「附記」中報道了李提摩太專門赴京與維新派接觸的消息，並寫道：「京師新創之強學會，固與廣學會氣求聲應者也。會中人多與先生游，得其序文，函屬刊諸本報。因附記其緣起，匪曰玉之自炫，竊幸德之不孤。」（註：《萬國公報》(25)，卷83，第15687頁。）其對康梁維新派的關注與支持，本身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其二，警告清政府，再不更法，民變將起。狄考文說，沿海各省通商既久，居民素與外人相習，「樂從彼法者，百倍內地」。自備資斧，往西方留學，卓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朝廷守舊不變，隱有攜貳之心。」惟有變法圖強，才能號召群才，「收拾人心，在此一舉」。（註：《擬請並設總學堂呈譯署王大臣》，《萬國公報》(27)，卷100，第16859頁。）林樂知講得更坦率，他說：沿海華人多於西方新政耳濡目染，「不免躍躍欲試」。今為日本所敗，更覺自慚形穢，而斥官府禍國殃民，「激昂慷慨，有不足為外人道者」。（註：《險語對中上》，《萬國公報》(25)，卷83，第15661頁。）故守舊不化，「誠大亂之根苗也，萬一華民齊起大呼，求設議院，以通君民之隱」（註：《東撫導民方命論》，《萬國公報》(26)，卷98，第16756頁。），國家勉從，固屬大幸，但事不出於君上之特恩，而迫於民間之嘩變，於國體已是大傷。何況更有甚者，相信西方「以民為主，官吏可任意廢置」，其憤於政府誤國，難免「有藐法違紀，妄思嘗試者……近日粵東之亂是也」。（註：《險語對中上》，《萬國公報》(25)，卷83，第15661頁。）所謂「粵東之亂」，無疑是指1895年10月興中會的廣州起義。這與康有為在上書中警告光緒帝，再不變法，金田之役將復起，「恐皇上與大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頗有相通之處。不過，《萬國公報》的此一警告尚另有一層意思：內亂將傷及外人，必引起西方報復。故李佳白要求清政府必須「格外謹慎小心，遇有外國之人，善為保護，不可輕啟隙，以致諸多失睦」。居內地之無論商人、教士，都要「盡心保護」，不然外人自行干涉，權柄自歸外人。（註：《亟宜防外患論》，《萬國公報》(26)，卷93，第16351頁。）由是可知：《萬國公報》不希望中國內亂，這與上述它要求清政府維護大局、共保太平是一致的；同時，它寧可維持清潮政權，而不願發生革命。這也正是列強尤其是英美的政治取向。

其三，強調中國的變法新政應由英美人士來主持。這一點，李提摩太講得最露骨。他建議清政府成立新政部，以總攬新政，其中華西人各半，主要應聘用英美人士。因為，「此兩國皆無忮心，皆不好戰，最宜襄助中朝」。他還明確要求讓這些英美人士負責總管軍事、學部、鐵路、籌款、報館等事項，並推薦了具體的人選。林樂知雖然沒有像李提摩太這樣，直截了當提出干預中國內政的要求，但他在所譯《印度隸英十二益》一文中，引一印度官員的話說：印度在英國的治理下，國富民強，中國也應選東南兩省之地，租歸英治，凡有利弊，聽其變置，50年為期，必結善果。（註：《萬國公報》(26)，卷94，第16441-16442頁。）這無異是主張瓜分中國了。林樂知諸人最終仍然是代表著英美的利益。

探討《萬國公報》與戊戌維新的關係，不是本文的任務，但這裡要強調的是，不僅前者所提示的育才為第一要務，進而實現設議院、改革政治、以變法避免內亂等新政主張，實際預設了後來康梁諸人明顯的維新思想的進路；而且它所鼓吹的新政當有英美人士來主持的主張，同樣影響了維新派，康有為強調英美是「救人之國」，甚至奏請光緒任命李提摩太為顧問，就反映了這一點。換言之，《萬國公報》的這一方面言論，有助於中國維新思潮的發展，但這並不改變它代表英美利益命意之所在。

《萬國公報》是其時報道、評論中日甲午戰爭最具影響力的刊物。戰後，蔡爾康諸人復將相關文章先後輯成《中東戰紀本末》初編8卷、續編4卷出版，一時風行，洛陽紙貴，以至於要勞動蘇松太兵備道出示嚴禁資版。而其廣告也赫然寫道：本書不僅是研究中國新政與中日戰爭的必備書，「且今歲秋闈禮部議准第三場兼問時務，歲科試經古場，尤重之此二編」，是為最重要的「揣摩秘笈」。（註：《萬國公報》(26)，卷99，第16853頁。）同時，也惟其如此，《萬國公報》關於甲午戰爭的報道與評論，其影響愈益擴大了。但它的報道、評論，是非參半，真偽互見。就其以英美在遠東的利益為價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為日本迫使中國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張目而言，它是應當受到譴責的；但是，當它以較為客觀的立場比較中日，尖銳地指陳中國致敗的深層原因，並從中引出教訓來，疾呼清政府幡然改過，革故鼎新時，顯然又具有自己的合理性。此種是非真偽的互見，也決定了《萬國公報》的宣傳得失兩分。戰後清政府親俄，既反映了英美遠東利益的受損，同時，也說明了《萬國公報》前一取向的失敗；而斯時勃然興起的康梁維新派，幾視《萬國公報》為啟蒙的教科書，並對李提摩太諸人深抱希望，則反映其後一取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歷史是多樣性的統一。《萬國公報》的這種兩面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它說明，近代來華的傳教士、商人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從總體上說，他們難以擺脫西方殖民主義政策的影響，但是，其思想、言行與本國政府及其政客畢竟又有所區別，不宜等量齊觀。所以，我們可以說，林樂知諸人終究無法超越自己畢竟代表本國殖民主義利益的局限；但是，於其關於熱愛中國的表白，不可輕言，卻也無需苛求。實事求是，還其本來面目，可也。由是可知，對歷史現象作簡單的定性，將冒絕大的風險。此外，蔡爾康等參與《萬國公報》合作撰文的中國士人，同樣也表現了自己的兩面性。他們不僅對後者顯然顛倒是非的觀點力為潤色，心安理得，甚且獨立撰文，為不平等條約叫好。這表明，近代長期與西方勢力合作的某些士人，儘管與守舊者不可同日而語，表現了強烈的維新的取向，但他們身上卻又往往沾染半殖民地的習氣，是同樣耐人尋味的。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忄加匡 　　＠②原字為亻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