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管理：仁、禮、和為貴

職場領導的「仁」本管理關於「仁」，人們一般認為是儒家德性中的全德之名，其最基本的含義是「愛人」。愛人是人本精神的集中體現。「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仁」：「仁，親也。從人二。」意思是仁是親近的感情，發生於人與人之間，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係。葛晨虹也指出：從"仁』的基礎結構看，它的主要功能是"愛人』。（葛晨虹：《德化的視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比如，孔子在對待馬棚失火的事件中，就充分體現了這種人本精神：「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鄉黨》)雖然在當時一匹馬的價格非常昂貴，但孔子問的是有沒有傷到人，而不是馬，表現出鮮明的人本關懷。那麼，在管理的過程中如何履行「仁」呢?首先，儒家強調管理者應該修養自己的「仁」德，並且主動履行「仁」的道德規範。先修身正己，再推及於他人、家、國和天下，這是儒家踐履道德規範的基本思路。《大學》講「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以「修身」為本，為出發點。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孟子強調：「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基於這樣的思路，那麼，要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建構和諧的人際關係，管理者自然也要從我做起。孔子講「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意思是從自我做起就會遠離怨恨，從而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產生。而以「仁」進行自我道德修養，從我做起並不難。「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儒家認為，在職場管理中管理者要帶頭垂範，主動去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其次，儒家強調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以對等的態度對待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哪怕是處於社會低層的人。儒家早就發現了這一點，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所以儒家很強調尊重別人。要尊重別人，就應該對等地對待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是管理者就高高在上，傲視下級。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意思是作為君主要以禮對待臣子，相應的，臣子才會對君主忠心。孟子進一步指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上》)「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勤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荀子·王制》)作為管理者，雖然你主動去尊重被管理者，愛他們，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在這種情況下，儒家主張，管理者仍然要反思自身：「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孟子·離婁上》)而不是去責怪或處罰被管理者。如果管理者能夠對等地看待被管理者，那麼，必然取得好的效果。正如《郭店楚墓竹簡·緇衣》所說：「故慈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遜心。」再次，儒家主張管理者應從被管理者的角度出發，將心比心地處理問題，即以「忠恕之道」待人。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解釋為「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恕之道有兩層含義：一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正如《中庸》所講：「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總的意思是說，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不要對別人做；自己要成人立事，也要讓別人成人立事。這一思想的突出特點就是從別人的角度出發，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講「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則是對第二層意思的具體說明。忠恕之道可以使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互相理解、有效溝通，從而協作起來，推進事業的進展。儒家的「仁」蘊涵著豐富的人本主義精神，對於現代管理學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首先，儒家要求管理者修養自身，從我做起，這是從人的角度提出的非常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者的修養是管理的重要方面，沒有管理者自身素質的保證，再好的管理規範也是一紙空文。其次，儒家強調對人的管理首先要尊重人，付出愛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是對等的。這種柔性管理能使被管理者從內心深處服從，從感情上親近。而感情在許多情況下都是一種重要的行為驅動力。儒家的這些理念，對於「泰羅制」中把人僅僅看成是「經濟人」、「機械人」，而不注重人的情感需要的理念，能夠起到較好的補弊糾偏作用。再次，儒家的忠恕之道，提醒管理者，其管理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要換位思考，要以己度人，推己及人。這能夠有效地考察被管理者的思想動機，發現有效的激勵切入點，從而激發被管理者的積極性。職場領導的「禮」性管理「禮」是體現儒家規範化管理的最重要的概念。「禮」最初的含義是祭神求福，因為祭祀時需要一定的儀式和規定，於是就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等級規範、禮儀制度和統治措施。儒家一再強調「禮」的重要性，把「禮」看作是管理社會的重要手段，主張「為國以禮」(《論語·先進》)。因為禮能夠形成秩序，協調人際關係，「君臣、上下、兄弟，非禮不定」(《禮記·曲禮上》)。「禮」就如同規矩準繩一樣，「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記·經解》)所以是絕對不可缺少的。那麼，究竟怎樣運用「禮」來進行管理呢？首先，管理者應正視和維護人際差別。人與人的差別有多種，有自然的差別，也有社會的差別。儒家對此早有發現。在他們的著述里，也涉及很多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諸如男女、長幼、親疏、貴賤、貧富、賢愚、社會分工等。用今天的話來說，既有財富的不平等，也有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還有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亦有個人道德才能的不平等。對於這些差別，儒家採取的方法是正視並維護它們，而不主張消弭它們。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即包含有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意思。孟子進一步指出：「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差別是自然現象，如果要消除它，天下就會大亂。儒家特別注重尊卑貴賤的差別，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禮記·樂記》)認為是人道之大，「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別，人道之大者也。」(《禮記·曲禮上》)可以說，與先秦諸子其他各家相比，儒家學說最突出的方面就在於強調差別。正如司馬談所說：「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指出了其強調差別的思想特點。當然，今天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已沒有高低貴賤尊卑之分，但從個人能力和工作關係上看，差別是顯然的。在正視差別的前提下，儒家才提倡用禮治來協調因差別帶來的人際不和。提倡禮，本身就意味著承認差別，並且要維護差別。其次，管理者要對人進行有效分工。人之所以能夠組成團體或社會，是因為他們是有差別的，有分工的，否則，就會出現混亂。他還說：「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即為了使得天下不亂，先王才制訂禮義將人類加以分工，「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得其宜。」(《荀子·榮辱》)早於荀子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談到分工問題。他認為，社會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因而有「勞心者」或「君子」，有「勞力者」或「野人」。大人或勞心者的事情是治理社會，小人或勞力者則從事物質生產，「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雖然儒家所說的分工有貴賤之嫌，但作為一個組織，大到一個社會，小到一個企業，沒有有效的分工的確不能做成事業，而禮就是分工的規定。再次，是正名分。孔子主張正名分，即主張恢復西周的等級名分制度。這種制度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歸屬等級及社會角色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行事，不可僭越，即各安其分，這樣才能使社會正常運行。他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齊景公曾經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意思是做君要像個君，做臣要像臣，做父要像父，做子要像子，亦即各安其分。儒家對各類人等都規定了相應的名分，歸納起來，不外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從、君仁、臣忠、朋友信、萬民順等，在《禮記》的《大學》和《禮運》篇都有較為全面的表達。儒家的理想就是父子君臣各類人等都按照自己應有的名分去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儒家的正名分主要是從道德角度發論，但它啟示我們，管理企業與管理家庭、社會一樣，要求每一個人都盡到自己的責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禮」在本質上是一種規範或制度，它規定了社會上各色人等的地位以及各自的責任和義務，要求人們去遵守和履行，屬於外在的他律的範疇，有一定的強制性。儒家的禮治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種規範化的管理方式。首先，他們承認並維護人的各種差別，是面向實際的。我們今天的管理者同樣要從這一實際出發。同時，維護差別不是維護某一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使得這個組織或系統有序運行。其次，社會分工歷來是不可取消的，關鍵是如何有效地進行分工。這需要洞察每一個人的差別，然後分配以不同的工作崗位，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天賦及才能。再者，只有分工而沒有相應的責任規定也是不行的，這需要規章制度，「不依規矩，無以成方圓」就是這個意思。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要求，但有一點，不論在哪一個崗位，都應該盡職盡責。這就是儒家禮治思想對我們現代管理學的啟示。職場領導「以和為貴」的管理「仁」與「禮」屬於儒家管理方法或手段方面的內容，就管理的目標而言，儒家所追求的是「和」，正如孔子的弟子所說，「和為貴」(《論語·學而》)。因為儒家早就認識到，只有「和」才能夠凝聚力量，成就事業。他們認為，這是天下萬事成功的必然法則，「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中庸》)具體來說，「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即「和」能使萬物化生，生機勃勃。孟子也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荀子說：「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人「和」才有力量，才有凝聚力，才能成就偉業。人際關係的和諧與否直接影響到社會生活中每一個人的工作態度、效率、積極性和個體的心情。只有和諧的人際關係才能使人協調一致，取得成功。後世的儒家大多都有相同的認識。如東漢的仲長統說：「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昌言·法誡》)「和」實際上就是協調組織中各要素的關係，使他們能夠各自充分發揮自己的功能，並且凝聚起來，增值人力資本，創造更多的效益。為了實現「和」的管理目標，儒家認為，單獨用「仁」或「禮」的管理方法或手段都是不夠的，應該「仁」「禮」並用。首先，「仁」就是「克己復禮」：「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如果一個人想做到仁，他就必須時刻反省自己，自覺按照禮的要求規範自己，克服自己不合理的私慾，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這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內在的道德修養。其次，要達到「仁」的境界，又要有「禮」來規範：「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記·曲禮上》)二者從人的內外兩個方面發揮作用，缺一不可。其中，孔子尤其重視人的內在的方面：「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總之，「仁」是由人心之內發顯出來的一種道德品質，最終要外顯為行為；「禮」是由社會制訂出來的一種道德規範，最終要內化為人的品德。「仁」「禮」並用的同時，儒家又提出了「中庸」的管理理念，以調劑「仁」「禮」管理方法在具體運用中的偏頗。「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主張人做事中正適度，恰到好處，主張執兩用中，認為「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孔子把「中庸」看成是一種處理問題的最高境界，「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中庸」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根據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採取恰當的方法，做到隨時以處「中」。這也正是孔子所言很少有人達到「中庸」境界的原因。在具體的管理工作中，怎樣才能夠協調好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以及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以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片面的採取嚴格的規範管理，就會壓抑人的創造性，甚至導致被管理者表面上積極而暗中消極，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如果片面強調以人為本，給以仁愛，只從被管理者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又會出現各行其是、組織鬆散的問題，同樣不能實現效益的最大化。這就要求管理者具備高超的管理技巧，採用「中庸」的方法，找到規範性與人格感化的最佳結合點，從而達到最優的管理效果。「中庸」在實踐中就是一個適度問題，對被管理者的管理要適度，應做到規範性與人本性的結合。至於怎樣在具體的管理過程中達到「中庸」的境界，則因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高低和具體的管理情景而定。毫無疑問，「中庸」作為一種管理理念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儒家思想雖然產生於古代社會，但是，其中有許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特點，可以跨越漫長的歷史，保持頑強的生命力。「仁」告訴職場領導如何以人為本，有效溝通；「禮」告訴職場領導怎樣制訂和制訂什麼樣的規章制度；「中庸」告訴職場領導硬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的完美統一。三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如果職場領導能深昧其理，運用於管理的實踐，定能產生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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